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戏剧现代化起始于1944年

戏剧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标志性的开端，始于1944年。这一年延安评剧院上映了由杨绍萱、齐燕铭执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毛泽东看过演出后曾给剧院表示鼓励和支持。毛泽东对戏剧的理解密切地联系着他的文艺功能观、历史观。他希望包括戏剧在内的文艺能够直接服务于战时需要，并在最大的范围内实现民众的全员动员。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创造历史的主体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戏剧舞台的主体。《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松花江上》《白山黑水》等新编历史剧的成功，《白毛女》《蓝花花》《刘胡兰》《赤叶河》等现代革命戏剧的生产组织经验，部分地实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形象地表达了毛泽东的历史和文艺观。这一新的现象为戏剧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提供了最初的范型。

在戏剧领域内，对旧戏的“改造”一直被关注，是因为这一艺术形式拥有大量的观众，特别是文化不高的普通百姓。通过这一形式对他们教育，自左联以来就受到了许多文艺家的重视。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周扬为主任的“戏曲改进委员会”。但事实上，对传统戏剧的改造并没有取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宣布“传统之死”就是最简便的办法，“禁戏”是50年代经常出现的文艺政策。个别情况下，也曾有过重新改编旧戏的范例，比如对昆剧《十五贯》的改编，但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对传统剧目的禁演，意想不到地产生了社会问题和矛盾。这一问题和矛盾不只是对传统戏曲态度的分歧，同时还引起了文艺政策与社会生活、社会安定等问题。特别是各地对禁演剧目执行的情况不同，致使传统剧目在演出市场日益贫乏。

在“改造”传统旧戏的同时，制定新戏“规范”和创作新戏作品的工作相继展开，其方向是朝着现代“正规”剧场发展。1949年成立了中央戏剧学院，新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老舍的话剧《龙须沟》。老一代剧作家如曹禺、郭沫若、田汉、夏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宋之的等，虽然仍有新作问世，但这一时期的成功作品不多，即便是有一定水平的作品，也多为新编历史剧。如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曹禺执笔的《胆剑篇》《王昭君》等。而有过革命历史经历和新成长起来的青年剧作家，成为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主要力量。重要的作家作品有：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金山的《红色风暴》、顾宝璋、所云平的《东进序曲》、白刃的《兵临城下》、马吉星的《豹子湾的战斗》、于伶的《七月流火》、王树元的《杜鹃山》、杜印等的《在新事物面前》、夏衍的《考验》、崔德志的《刘连英》、安波的《春风吹到诺敏河》、胡丹沸的《春暖花开》、孙芋的《妇女代表》等；同时在“百花时代”出现了一批引起争议或讨论的作品，如：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岳野的《同甘共苦》、赵寻的《人约黄昏后》、鲁彦周的《归来》、苏一萍的《如兄如弟》等。

这些作品虽然因题材可能有不同的价值“等级”，可能因不同时期的中心口号得到过不同的评价和肯定，但真正能够称得起“经典”并经受了时间考验的，还是老舍创作于1957年的《茶馆》。三幕话剧《茶馆》以北京裕泰茶馆在清末、民国初年、抗战结束后三个时期的时代变化，表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变迁。但《茶馆》并不同于普遍追求的历史本质化的“宏大叙事”，它对历史的概括，是通过穿梭于“茶馆”的“小人物”来表现的。“茶馆”作为舞台的一个具体的场景，浓缩了社会历史和世道人心的变化。作为社会的缩影，“茶馆”展示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老舍对北京普通人生活和市井风情的熟悉，以及他幽默的风格和悲悯的情怀，使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人性关怀。也正是作品的这种品格，使《茶馆》成为当代话剧舞台上长盛不衰的经典之作。(www.xing528.com)

1964年3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受奖的16部多幕剧中，《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表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三出戏的戏剧冲突和主题有许多相似之处：每出戏都有一对性格对立的人物（《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春妮与陈喜；《年青的一代》中的萧继业与林育生；《千万不要忘记》中的季友良与丁少纯），他们分别喻示了不同的道德倾向，而对他们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上明确地表现了作者的立场。每出戏都表现了对“物”和“欲”的排斥：《霓虹灯下的哨兵》通过陈喜的变化反映了人物在城市“香风”面前品质退化的可能和腐化变质的危险；《年青的一代》通过林育生对大城市的流连表现了年轻人贪图享乐、背离艰苦创业传统的倾向。每出戏又都有一个道德楷模和精神导师，他们共同构成了时代的精神品格和道德目标。《霓》剧中的春妮、路华、鲁大成，《年》剧中的萧继业和未出场的先烈母亲，《千》剧中的季友良、丁海宽、丁爷爷等。其中较典型的是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

剧本最初发表时是一个象征性的、富于生活化的题目——《祝你健康》，经过北京汇演之后，改为《千万不要忘记》。剧本表现的主题是资产阶级对青年一代的争夺，其焦点集中在电机厂青年工人丁少纯身上。从生活细节洞悉思想问题，是《千》剧的是大特色。这出戏并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或惊心动魄的情节，无论是姚母还是丁少纯，他们的“问题”都是体现在生活细节或趣味上，或者说是对“物”的态度上。丁少纯作为“现代”之子，他试图超越和逃避“传统”的文化范畴，重新建立“个人性”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空间，他偏离了“父”的意志，因此他与丁海宽的冲突，在剧本中是“被腐蚀”与“反腐蚀”的冲突，丁少纯的生活方式的“现代性”初建是极其脆弱的，他不仅面对着势力强大的丁海宽、丁爷爷以及“父”的继承者季友良们，更重要的是丁少纯的偏离传统不具有“合法性”，他只有重新回归“父”的怀抱，由此实现了作家的“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创作期许。这种创作思潮事实上已经是“文革”文艺的先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