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青春写作与《青春之歌》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创作上确实出现了突破教条主义的新面貌，这可以称作当代中国文学的“解冻”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突破禁区的并不是资深的、在文学界已经确立了地位的作家，而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这些作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接受的社会信仰、文学影响，都与理想主义有关，因此是当代中国最早的“青春写作”。他们的作品多以短篇为主，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可以称作“干预生活”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爱情小说”。前者有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耿龙祥的《明镜台》、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耿简《爬在旗杆顶上的人》、荔青《马端的堕落》、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后者有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

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作者受到苏联作家奥维奇金“干预生活”观念的影响，并翻译介绍过他访问中国时的演讲稿《谈特写》。《人民文学》负责人秦兆阳为《在桥梁工地上》写的“编者按”和“编者的话”中对这篇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观点也是来自于奥维奇金。不久，《人民文学》又发表了《本报内部消息》及续篇。这些作品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者以采访的方式，揭示了老干部、桥梁队队长罗立正和青年工程师曾刚的矛盾与冲突。在作品中，罗立正是一个保守、僵化、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的人物，他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态度，就是不遗余力地“领会领导意图”，以维护个人的地位和利益。罗立正的性格特征与曾刚求新求变的思想要求必然产生分歧。发生在“桥梁工地上”的冲突和矛盾，实质指涉了共和国初期社会已经严重存在的“教条化”趋向。作品的锐气和勇气，显示了那一时代悄然涌动却又蓬勃生长的文学新潮。

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是一篇充满青春气息的小说，主人公林震作为制度和政治生活的“他者”，以年轻人单纯、理想和浪漫的情怀走进“组织部”。他曾尊敬的上级和同事对工作和人生的态度，却是以他不能接受的方式出现的，在他狐疑不解的目光中，刘世吾冷漠又消极，处世哲学是得过且过；韩常新世故而虚浮却得到重用；王清泉是典型的新官僚主义却被容忍；“组织部”处理日常工作的效率极低，而且流于形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使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充满焦虑不安，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年轻人浪漫的想象和观察到的一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认为是“干预生活”的代表性作品。

“爱情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宗璞的《红豆》。小说用追忆的方式叙述了女大学生江玫和学物理的男青年齐虹的爱情故事，小说写得缠绵缜密，语言带有知识分子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对江玫心理活动的细致描摹，在当时来说别具一格。故事讲述了爱情与革命的冲突，已经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在回顾个人情感历程的时候，想要表现的是个人情感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在革命尚未成功的年代，她理智地选择了革命道路而放弃了个人爱情。这与“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并不相同，《红豆》表现的是在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革命青年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道路而放弃个人情感。因此，江玫是带着检讨和反省的姿态回忆自己的情感历史的。但有趣的是，这一主观愿望在小说中并没有彻底实现。对爱情如诗如画和缠绵悱恻的动情追述，甚至使叙述者忘记了检讨与反省的最初动因。当年，一些青年大学生读过小说之后，甚至到颐和园寻找江玫与齐虹定情的确切地点，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红豆》对爱情描写的感人和成功。(www.xing528.com)

带有鲜明青春气息的写作，不久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他们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思潮和创作倾向”，此后的很长时间，“干预生活”和表现人性、人情、爱情的创作，因被视为“创作上的逆流”而成为禁区。但20多年过去之后，这些作品作为“重放的鲜花”再次面世。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小说于1958年1月出版后，除了个别文章予以批评否定外，绝大部分文章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茅盾亲自撰写了肯定作品及其主人公的文章。此后，《青春之歌》就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成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走向革命的一个范本。作者将林道静的婚姻与她的精神履历密切地缝合在一起，她的精神解放与婚姻成功是同步进行的，这也喻示了女性与政治不能分离的关系式。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历程，林道静是完成了，但却失去了作为一个女性的独立的精神空间，爱情的更换或转移事实上就是男性或权力话语对她发出的传唤，她每次新奇的体验与其说是情感的吸引，毋宁说是话语的吸引。在这个意义上，林道静的性别特征被严重忽略了，因此她的意义才更具“普遍性”。

《青春之歌》讲述的仍然是知识分子的话语，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自豪表白。与《沉沦》《莎菲女士日记》《财主的儿女们》相比，虽然后者也是知识分子的真实表白，但其沉重、痛苦、犹疑恰好证实了知识分子的可疑、动摇、卑微和不洁。对于一个追求精神解放和充满神性向往的革命者来说，那应该是耻于言说并应自觉改造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青春之歌》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