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确立了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指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它的不断倡导和广为传播，不仅为人民大众所熟悉，培育了他们独特的文学欣赏和接受趣味，而且成为支配作家创作的重要目标。这一状况，使当代文学积累了丰富的红色文学的创作经验。从50年代初期的《保卫延安》开始，革命历史的叙事和建构就已经开始，经历了革命战争或有过革命历史经验的作家，都积极地投入了红色文学的创作

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主流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等各文学艺术门类，红色文学是最主要的被述对象。比如小说有柳青的《铜墙铁壁》、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雪克的《战斗的青春》、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欧阳山的《三家巷》、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曲波的《林海雪原》、柳青的《创业史》等；诗歌有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闪耀吧，青春的火光》、贺敬之的《回延安》《放声歌唱》《十年颂歌》《西去列车的窗口》、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白云鄂博交响曲》、田间的《英雄赞歌》《赶车传》、王志远的《胡桃坡》，以及李瑛、公刘、白桦、邵燕祥、梁上泉、张永枚、傅仇、雁翼、严阵、张万舒、张天民、张明全等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的短诗；魏巍、刘白羽、杨朔、秦牧、巴金、吴伯箫、郭风、柯蓝等作家的散文，根据红色文学改编的电影。

红色文学对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本质化的叙述，以及对新生活的赞颂和认同，使红色文学形成了思想内容大致相同的取材范围，但在艺术形式上却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史诗化”的追求；一种是“传奇性”的表达。在“史诗化”的叙事中，革命历史以“拟真”的方式在重构中得以再现；在“传奇性”的风格中，又建构了民族化的现代叙事形式。红色文学不仅实现了意识形态要求的文学艺术功能，而且在这两种形式中创造了当代文学的新传统。

梁斌的《红旗谱》（第一部）1957年出版，此后陆续出版了第二部《播火记》（1963）、第三部《烽烟图》（1983）。《红旗谱》通过冀中平原朱、严两家三代与恶霸地主冯老兰父子的斗争，特别是开展“反割头税”的斗争、保定二师的学潮等，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北方农村和城市的革命形势，作了生动的艺术概括；第二部主要描述的是1932年发生的高蠡暴动；第三部写的是抗日战争刚刚发生时的斗争状况。小说塑造了朱、严两家三代农民与革命历史相关的、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农民形象。小说不仅解释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同时揭示了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成功的“必然规律”。值得提出的是，《红旗谱》的艺术形式对传统小说进行了改造和承继。作者自己的期许是创造出一部具有“民族气魄”的小说，他通过对《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以及对鲁迅、赵树理等作家、作品的学习和分析，认为对地域、风俗、风情的描述，是可以形成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的。在长期准备的基础上，作者掌握了冀中平原的民众语言。这是《红旗谱》的“人民性”的标示之一，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作者对不同时代农民英雄人物性格的把握。虽然这里试图通过三代农民革命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描述，来反映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但在具体的表达中，特别是对农村生活的具体描摹中，那里所体现的民间气息、江湖色彩和传统小说的侠义性，往往超越了小说主题和作者的理性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恰恰是在展现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丰富性上，比起它的“史诗性”追求更有值得肯定的文学意义。

吴强的《红日》，也是一部追求“史诗性”的宏大作品。不同是，《红日》的时代已经超越了对革命“发生”的合理性阐释：革命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声势浩大的正规部队正在为解放全中国而浴血奋战，并且作为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援助，它的“史诗性质”不容置疑。《红日》是一部将真实的历史战争与艺术虚构相结合的作品。小说以1946年夏天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为背景，以人民解放军在涟水、莱芜、孟良崮的三大战役为中心展开故事。塑造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的形象的同时，也生动地塑造了国民党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形象。在人物性格的把握上，小说在坚持人物阶级性的同时，也突破了脸谱化、漫画化、程式化的惯有模式。人民群众对战争支持的描写，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据和源泉。在描写解放战争的小说中，《红日》以壮阔宏大的场景、纵横交织的人物、复杂细致的心理刻画，为战争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新经验。(www.xing528.com)

《红岩》出版于1961年12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作品发行了400多万册，80年代，先后印刷20多次，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创下了当代小说的发行纪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在《红岩》塑造的英雄面前，每一位读者都会产生追随感和献身感。小说出版后还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和其他艺术形式。《红岩》塑造了众多的革命者的形象，他们的地下斗争和被捕后的表现，不仅表达了共产党人的意志和信仰，同时在敌／我两个阵营的对垒中，贯穿了作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该说《红岩》是一部表达“绝对化”和“极端化”的作品，在两个政治集团和两种精神意志的较量中，革命者的坚韧、毅力与敌人的狡诈、残忍，都以极端和绝对的方式得到了表达。江姐、许云峰格言式的陈情或独白，使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坚定信仰，在“舞台化”和“戏剧化”的同时，也被本质化。因此《红岩》在那一时代被视为是具有“教科书”意义的作品。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的民族性。此后有关“民族性”“民族化”“民族形式”的讨论，事实上都是对毛泽东关于民族文化论述的具体解释和落实的技术性处理。所谓民族的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文化。自这个时代起，有关文学艺术的思想路线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坚持民族性和大众化这一点上，始终没有变化。共和国时期的文学，严格地说，除了少数试图建构“史诗”的作品外，大都是通俗的大众文学。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如《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林海雪原》等，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同一性，就是传奇形式中的民族性的建构。

通俗小说之所以被普遍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模式化。事实上，所有通俗的、大众的文化都一定是模式化的。一个被大众熟悉的模式才有可能被大众所接受，他们阅读、观赏、倾听的过程中，就是他们的心理期待不断得到兑现和落实的过程，也就是获得快感和满足的过程。这一接受心理使新的通俗文艺在注入新的内容的同时，仍然在旧的模式内展开。民间接受心理的坚不可摧，使经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作家的观念、情感以及受到的写作影响和训练，必须以妥协的方式适应他们的接受对象。“五四”时期彻底否定的作为旧文化—部分的通俗小说写作模式，又逐渐得到了光大。因此，文学的现代形式，是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得到确立的，“五四”彻底反传统的路线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不可能被贯彻到底。像知侠、曲波、刘流等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家，大都是革命战争的亲历者，他们接受的是革命文化的哺育，这一经历本身不仅使他们具有了一种“身份”的优越，同时他们接受的文化，旧“形式”始终是相伴随的。当然，民族性的建构，最后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民众重新提供一个熟悉的、可供消遣娱乐的“形式”，它最终要实现的是文学民族化的要求。像《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等作品，读者在阅读中既体验到了神出鬼没、智勇双全、血腥暴力的快意恩仇，同时在这种津津乐道的刺激中，又受到了民族自尊自强、为维护族群不惜流血牺牲的无畏精神的教育。这方面，《烈火金刚》似乎更为突出。

强调民族的共同利益，在外来侵略面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思想路线和斗争策略。在《烈火金刚》出版的时代，维护民族独立的战争已经胜利完成，但动员民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则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似乎是一个现代化的要求，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国家行为，但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含有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诉求。在这样的时代通过文学作品强调民族性，是进行新一轮民众动员的现实需要。因此民族性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