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的转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乡村中国的文学被称为“乡土文学”。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形成了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这个主流文学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有关，20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几乎全部来自乡村，或有过乡村生活经验。乡村记忆，是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文化记忆；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农民，新政权的获得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不仅有中国本土的文化依据，同时有政治依据。或者说，它既有合理性又有合法性。但是，这个主流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左右下，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的转移，这个转移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一次是“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这个转移发生于80年代初期。

现代中国文学最初对乡村的叙事是分裂的：一方面，贫困的农民因愚昧、麻木甚至病态而被当作启蒙或拯救对象，他们是阿Q、华老栓、祥林嫂；另一方面，乡村平静的田园又是一个诗意的所在，它是《故乡》《边城》《一个多情的水手和一个多情的妇人》；乡村叙事整体性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动员这个阶级参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是被后来历史证明的必由之路。于是，自延安时代起，特别是后来反映或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的发表，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缝合，被完整地创造出来。乡村中国的文学叙事在这个时代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农村题材”文学的兴起。“史诗性”是这些作品基本的、也是最后的追求。《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都是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导下创作的。

柳青的《创业史》被普遍认为是代表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最高水平的作品之一。柳青在创作《创业史》之前，曾出版过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铜墙铁壁》。50年代曾长期生活在陕西长安县的皇甫村，对农业合作化的过程有深入的了解，《创业史》就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过程的一部作品。小说第一部以陕西渭南地区下堡乡的“蛤蟆滩”为典型环境，围绕梁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展现了合作化运动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教育和团结农民取得了胜利。第二部主要叙述了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过程。小说通过对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郭振山、郭世富等人物的塑造，回答了农村为什么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作品发表后好评如潮，出版后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就有50多篇文章发表，并围绕着相关问题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讨论。

但评论界对小说人物的评价并不一致。1960年12月，邵荃麟在《文艺报》的一次会议上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仅仅用两条路线斗争和新人物来分析描写农村的作品（如《创业史》、李准的小说）是不够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又提到：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邵荃麟的观点不止是对一个具体人物和一部小说的评价，事实上他对流行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产生了疑虑。(www.xing528.com)

这些材料尚未公开之前，严家炎对《创业史》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评价，他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对作品的主要成就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看来，《创业史》的成就主要是塑造了梁三老汉这个人物，这一观点与邵荃麟不谋而合。更多的人认为梁生宝代表了中国农民的发展方向和内在要求，认为作品反映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邵荃麟、严家炎则从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考虑，认为作品真实地传达了普通农民在变革时期的矛盾、犹疑、彷徨甚至自发的反对变革。梁三老汉在艺术上的丰满以及他与中国传统农民在精神上的联系，是这部小说取得的最大成就。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是一个具有“流派”性质的作家群体。这个群体不仅地域性特征非常显著，而且他们的写作与农村现实的关系、对民间文艺传统和接受方式的重视，也区别于其他写作农村题材的作家。山西作家群除了赵树理之外，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主要作品有马烽、西戎合作的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马烽的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传记文学《刘胡兰》、短篇小说《结婚》《三年早知道》《我第一个上级》等；西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丰产记》中的《灯心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影响较大，特别是《赖大嫂》，在“现实主义深化”和“中间人物”讨论中，曾反复被提及和援引，“赖大嫂”因此成为一个时期著名的“典型人物”。

赵树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成长的有代表性的作家。1943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周年的时候，赵树理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认为从《小二黑结婚》开始，赵树理成为实践《讲话》精神的楷模，是“方向”和“旗帜”，是一位“人民艺术家”。他作品被视为人民文艺的“经典”。当然，也正是从赵树理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活泼、朗建、正面的中国农民形象，中国最底层的民众才真正成为书写对象。但是，进入共和国文学的激进时期之后，对赵树理的评价开始发生了分歧和反复。这不仅与赵树理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有关，而且更与激进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1955年《三里湾》出版，这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之后，在得到基本肯定的同时，也受到了批评。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品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揭示还缺乏深度，对农民革命性的力量估计不足，等等。对赵树理的批评，到50年代后期再次被提出来。这次批评的缘起主要是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的发表。对赵树理评价的变化和反复，事实上是文学观念的改变。这个观念主要是塑造什么样“人物”的问题。当代文学批评中经常使用的“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等，已经将“人物”作了等级和类型化的区别和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