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实践与试错

进入共和国之后，文学创作的规范事实上已经完成，除了对外部资源的限制和对内部制度的建立之外，主流作家队伍的更替和对“传统”的继承，是形成共和国初期文学创作面貌最直接的原因。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和作协主要刊物负责人，不仅担负着作家协会及刊物的领导、组织工作，同时也经常是文学创作最具权威性的“裁决者”。而文学创作的主体力量，则主要是来自解放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作家，以及共和国培养起来的作家。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如丁玲、艾青、陈企霞、萧军、蔡其矫、秦兆阳以及共和国培养的作家如王蒙、刘宾雁、公刘、邵燕祥、刘绍棠、宗璞、高晓声、陆文夫等，在历次政治和文艺运动中，也曾先后出了问题。因此，初期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有明显的“试错”性质。

对于“传统”的继承，有鲜明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色彩，或者说，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强调的延安经验，被当作最正确的方向和最有价值的传统得到了倡导。文学的社会功能、思想情感、写作立场，仍然是被反复强调的第一性的东西；文学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现实生活，反映和歌颂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情感，是文学最根本和核心的观念。于是，延安的传统在共和国初期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中，得到了普遍的继承和发扬，这就是“颂歌与狂欢”。

那是一个名实相符的“颂歌”时代。在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1953至1955年和1956年两本颇具规模的《诗选》中，我们发现仅以“颂歌”作为题目的作品就占了相当的篇幅，如阮章竞的《祖国的早晨》、田间的《祖国颂》、戈壁舟的《延河照样流》、郭龙桂的《毛主席的光辉永远照亮》、臧克家的《这光亮不是来自天上》、魏传统的《长征诗草》、严辰的《红旗手》、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以及其他以“歌”命名的诗歌如《我快乐，我歌唱》《侗家本来爱唱歌》《我歌唱鞍钢》《勘探队员之歌》《云雀之歌》《苗家姑娘之歌》《刺绣歌》《铁匠的歌》《牧歌》《造林英雄之歌》《马路之歌》《热芭的歌》《听歌》《酒歌》《阿肯的歌》，等等。到了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则达到了巅峰。

许多作品无论涉及何种题材，作者的诉求最终都要将其同祖国、集体、荣誉等联系起来，它是抒情和叙事共同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闻捷（1923—1971）于1955年发表的《吐鲁番情歌》，是名重一时的作品。他用“牧歌”的形式书写“颂歌”，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别具一格而区别于李季、阮章竞、张志民等诗人。在《种瓜姑娘》中，那位“种瓜姑娘”对情人的选择，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看他胸前是否有一枚奖章，社会统一的价值标准已经融入到爱情观念中。傅仇在《蓝色的细雨》中同样叙述了一个久去不归的青年，是“森林占去了他的心，他已着了迷。阿里的爱情送给森林，森林把幸福也送给了阿里”；一首更为著名的爱情诗，是张天民的《爱情的故事》。事实上这首诗同爱情已没有什么关系，作者叙述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在敌人监狱中相互鼓舞并先后被敌人杀害的故事。“他们的情话是‘同志，坚持！’他们的誓言是‘不屈，胜利！’”最后作者悲壮地写道：“有了他们的生死别离，幸福和青春才有权利并肩坐这长椅！如果建设需要我们爬冰卧雪，分离那天让我们想想过去！”郭小川的《闪耀吧，青春的火光》，诗人对青春和爱情的理解更具有职业革命家的色彩：“然而‘青春／不只是秀美的发辫／和花色的衣裙，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珍珠／石头要化作黄金；青春的所有者／也不能总在高山麓，溪水旁／谈情话、看流云，青春的魅力／应当叫枯枝长出鲜果／沙漠布满森林；大胆的想象／不倦的思索／一往直前的行进，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青春的本分！”不能说这里没有真情实感，不能说它没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它的气势、纯洁和真诚的向往，都会在年轻人心中掀起难以抑制的冲动，它确实以诗的形式传达了那一时代青春的形象。青春为时代而降临，并在回答时代的呼唤中，在时代的流行话语里获得了存在的意义。比起冰心的人间温情、戴望舒的哀婉孤独、徐志摩的温柔雅致或艾青的苍凉磅礴，这些作品更以集体理性和献身精神呈现着时代特色，诗在精神层面上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

在这样的文学观念支配下，那些懵懂的文学实践者开始出了问题。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应该说是最早反映革命者进城之后生活和思想变化的小说。这一题材不仅是现实的，同时也是最富于现代性意义的。小说叙述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我们夫妇”进城后的矛盾／和解过程。主人公李克夫妇曾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虽然两人的文化背景和身份不同，但他们结婚后“不论生活上、感情上”，都“觉得很融洽，很愉快”。一年以后，这对“典型”吵起架来了；但通过夫妇的对话我们发现，他们的矛盾并不是在“夫妇”之间展开的，而是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之间展开的。这一矛盾事实上是对“现代生活”的态度。“夫妇之间”的矛盾／和好的过程，是共和国初期现代性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方案。事实上这个现代／传统的矛盾，在共和国初期的这篇小说中就已经被提出。虽然小说以想象的方式化解了矛盾，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矛盾一直是困扰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城／乡、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等在后来提出讨论的问题，在《我们夫妇之间》已经隐约地暗示出来了。

与解放区培养或在解放区成长的作家有很大不同的，是一批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名的作家和诗人，他们进入共和国之后的创作普遍地遇到了困境。他们也真诚地写过歌颂现实的一些作品，深刻地检讨自己的人生观和文艺思想，而且为了表明自己追随的真诚，改写自己旧作的现象经常发生。比较典型的是冯至、曹禺和艾青。(www.xing528.com)

新中国诞生的隆隆礼炮刚刚鸣放过，何其芳怀着无比的激动和喜悦写下了《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一诗，但此后的几年间诗人沉默了，他并没有持续他欢畅和变得年轻明快的歌唱，在读者的期待中他发表的却是一首思绪万端、矛盾重重的《回答》。从作者注明的写作时间看，开始写作到完成全篇竟用了近两年半的时间。显然这不是一气呵成的晓畅之作，诗人一再延搁也反映了内心的犹豫和诗情的迟滞，诗人甚至可能动摇过完成它的决心。《回答》毕竟发表了，但它不再是“歌”与“舞”，而是充满了沉重和复杂。那是狂欢的时代，何其芳也曾融会于它的序幕。时代要求诗歌充分表达人们的惊喜，并以昂扬的声音伴随又一时代帷幕的徐徐拉开。然而，《回答》却既不昂扬也不乐观，在狂欢的广场上，它更像一位心事重重、矛盾重重、满腹忧虑的“局外人”，他身置广场心在别处，与那狂欢场面形成的反差显得格外刺目。因此，它很快就被判定为“不健康的感情”，是一首让人“失望”的作品。

5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这些作品都获得了好评。特别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被认为是那个时代同类题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与上述作品不同的是路翎的同一题材的小说创作。从1953年到1954年间，路翎先后发表了一组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如《初雪》《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和《洼地上的“战役”》等。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以至于产生了一股小小的“路翎热”，其中《洼地上的“战役”》影响最大。小说虽然也正面描写了朝鲜战争，但战争在小说中仅仅构成了背景，主要内容还是志愿军战士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未被言说和无法实现的爱情。王应洪怀着眷恋和不安在后来的战争中牺牲了，因此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洼地上的“战役”》并不是一部多么优秀的作品，谨慎使得叙述拖沓而冗长，青年男女主人公没有交流的情爱关系，完全靠叙述来交代，阅读起来非常沉闷，与路翎早期作品的激情和尖锐比较起来，这篇小说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明显地倒退了。但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路翎仍然试图关注人物的心理现实，关注人的精神和情感领域，并以悲剧的形式作了处理，显示了路翎寻找新的艺术出路的努力，以及对新的文学范式和文学功能观的偏离和质疑。《洼地上的“战役”》遭遇了可以想象的激烈批评。路翎的探索和他遭遇的批判，事实上宣告了作为个人的思想情感和心理体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共和国初期就已经被排除于文学表现的领域之外。

与萧也牧、何其芳、路翎的文学实践不同的，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小说取材于1947年3月至9月保卫延安展开的战事。胡宗南指挥国民党的军队对延安大举进攻，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彭德怀先是主动放弃延安，然后又收复了延安。小说集中描写了一个英雄连参加青化砭、蟠龙镇、榆林、沙家店等战役，以连长周大勇的英雄事迹为中心，表现了保卫延安浴血奋战的过程。在解放战争的整体背景上，联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赓大军飞渡黄河，显示了延安战事重要的战略地位，并以此为转机，艺术地概括了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历史进程，作品描写的战争场面规模宏大，战事进程跌宕起伏，从高级将领的重大决策到基层连队的战斗场景，以及根据地人民和游击队的斗争等，都有真实、正面的描写。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和“一片土地一片血”的残酷激烈。作品对彭德怀的形象着墨不多，却是当代文学塑造革命家的最早尝试。

在初期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和“试错”过程中，最后是“颂歌”和“革命英雄主义”胜出。这一经验贯穿了“十七年”文学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