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海峡两岸的文学战线

1949年7月，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北平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53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被认为是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讲话，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他们“长时间热烈鼓掌和欢呼”。大会的重要目的，是“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几个重要报告，不仅共同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而且高度评价和重申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这些报告是结合《讲话》精神和延安文艺经验来阐发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不仅在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上确立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目标，而且在组织形式上也为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建立，会员制度、报刊审查制度以及党的领导制度等，相当完备地建立起来，而且得到了与会代表没有疑义的认同。从这时开始，一个统一的文学战线在大陆开始形成并诉诸文学实践。

1949年12月7日，战败的国民党被迫迁往台湾，形成了大陆与台湾对峙的分裂格局。刚刚溃败的国民党当局面对的纷乱复杂的局势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国民党200多万军民迁台，导致了岛内人口剧增，为欠发达的岛内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一方面，作为战败的一方刚刚落脚，惊魂未定，内外交困；而来自大陆的政治、军事压力一刻也没有解除，失败主义的心态笼罩全岛。这种情况和大陆新政权建立后的欢欣鼓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岛内混乱的局面和低落的情绪，蒋介石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造”措施以“挽救危局”。这些改造措施的目标诉求，就是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其中以严密控制台湾社会思想、稳定社会情绪、激化两岸矛盾为宗旨的“文化改造运动”，就是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一方面，“行政院”于1950年2月27日以“官方”名义颁发了《反共保民总体纲要》，7月26日颁发了由蒋介石亲自核定的《反共抗俄救国公约》……动员台湾各界实施反共总体战略；一方面，“民间”也在当年成立了所谓“反共抗俄妇女联合会”“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等组织。反共政治成为台湾社会不容抵抗、质疑和超越的超级意识形态。

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强烈地反映到文艺领域，就是以“反共复国”为主要内容的“战斗文艺”运动的兴起。所谓“战斗文艺”与文学艺术无关，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台湾国民党当局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在国民党“官方”授意、指使并组织的一种文化生产形式和反共的文化部队。国民党“官方”控制的文艺刊物先后出笼：1950年3月创刊、由程敬扶为主编兼社长的《半月文艺》；1950年12月创刊、孙陵主编的《火炬》半月刊；1951年3月创刊、国民党“总政治部”主办、朱西宁主编的《新文艺》；以及《绿洲》《中国文艺》《晨光》《文艺月报》《军中文艺》等。特别是1951年5月由“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创办、张道藩任社长的《文艺创作》最具代表性。这些杂志不仅宣言“战斗文艺”理念，推出反共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而且形成了骨干的创作队伍。除了文艺杂志以外，报纸副刊更是推波助澜。一时间“反共文学”和“战斗文艺”蔚为大观，尘嚣尘上，形成了与大陆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文艺战线。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台湾当局强迫文艺为政治服务并诉诸文艺实践，比大陆统一的“文艺战线”的形成还要早一些。(www.xing528.com)

在推动“反共文学”和“战斗文艺”发生、成长的过程中，台湾当局几乎不惜一切手段，甚至达到了毫不遮掩、赤裸裸的地步。一个典型的做法，就是“重金收买”。1950年3月，张道藩亲任主任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每年由“官方”提供60万新台币的经费征集“蓄有反共抗俄”意义的各类作品。在这个委员会存在的7年时间里，曾奖励诗歌、曲谱、小说、戏剧、电影、宣传画、文艺理论、鼓词小调等10余种艺术形式，先后17次评奖，作品近万件，其中获奖作家120人，从优获得稿费者达千人以上。除此之外，还设置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军中文艺奖”、“教育部”的“学术文艺奖”、“反共救国团”的“青年文艺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中山学术文化奖”等。这些重奖激励下的“文艺创作”，一方面对作家有极大的金钱诱惑性，极大地激发了“创作”的积极性；一方面也满足了“官方”试图通过文艺对民众“励志”的幻觉。从1950年“权威”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首次公布的奖金得主名单和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台湾当局文艺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到了何种程度。其中反共、抗俄、反攻等极端政治化和概念化的空洞口号，是这些“作品”基本的“修辞”方式。它除了表达台湾当局的政治愿望之外，没有任何艺术性或美学价值可言。

“反共文学”“战斗文艺”极端的政治化和概念化，因单一和雷同必然导致公式化。就在这个文艺路线确立不久，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权威”阐释者张道藩沮丧地承认：“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便是反共的文艺作品一年比一年产生地多了，广大读者对反共文艺作品的兴趣却一年一年减少了。不仅是少数专家学者认为这些作品，是属于‘宣传’一类的东西；便是广大的读者，也把它当作宣传品看待。反共文艺的效用，在逐渐减削。”这一真实的告白，从一个方面预示了“战斗文艺”最后的命运。用台湾政界作家王蓝的话说，这是一种“只战斗”“不文艺”的创作。50年代末期，“反共文学”和“战斗文艺”已成强弩之末，难以为继，来自内部的反叛之声也不绝于耳。1959年，一篇署名李经的文章绝望地指出：“政治干预文学可能摧残文学，但无法提高作家的创造力。一个文艺政策如果尝试以政治的原则取代文学的原则，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这一识见真实地道出了台湾文艺路线本质的问题。

但是，台湾的反共文人和作家大多来自大陆，因反共需要建立的文艺意识形态，不可能完全置换他们过去对文艺的理解和全部文艺观念。反共文艺的兴起除了迎合台湾当局意识形态的要求之外，奖金制度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初到台湾的文人作家，因物资匮乏生活低下，很多应时之作也可理解为“稻粱谋”。因此，台湾文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相对来说还是较为松散的。5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的兴起，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台湾作家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以及台湾当局对文艺控制的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