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如何确立文化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是“新文化”，这个文化的提出者和权威阐释者是毛泽东。在毛泽东还没有走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时候，他也像许多杰出的政治家一样办过传媒，试图通过传媒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于“五四”时期创办的《湘江评论》，虽然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会刊，但气吞山河的气象不仅已经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抱负，而且也简单地构建起了他未来思想的雏形。在创刊宣言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最大”，一个是“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联合民众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强权。因此，号召民众造反，让被压迫者获得解放，是毛泽东建立的新文化的出发点。要建立新文化，首先要批判旧文化，新文化虽然是个不明之物，但旧文化却是清楚的，“不把这些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在这种“破坏”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凡是与“新文化”猜想格格不入的“旧文化”，都在批判和破坏之列。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说，“破坏”的欲望只要稍加引导便可迅速点燃，并以百倍的仇恨去实现它。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的领导权是通过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得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于“新文化”的阐释并不一定为民众所理解，他说：“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断裂式的文化变革，其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但形式却必须是民族主义的。对于没有文化的中国底层民众来说，要他们在理论上接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然是困难的。这时，新文化的提出者为了让最广大的民众接受这一想象，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事实上进行了两次同步的“转译”：首先是将抽象的理论“转译”为形象的文艺，同时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语言和感伤、浪漫、痛苦、迷惘的情调“转译”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因此，“新文化”又可以解释为“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在新文化的内涵被确定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形式的问题：德里克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涵？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30年代的民族危机中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这一资源后来衍生出了有关“新文化”的一系列理论。应该说，这是一条建设“新文化”的卓有成效的途径。在迈向这条道路的过程中，白毛女、小二黑、李有才、王贵与李香香、开荒的兄妹等，这些活泼朗健的中国农民形象，不仅第一次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起到了难以想象的作用。那一时代，共产党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毛泽东也可以抽出时间亲自过问他历来重视的传媒问题。1941年5月16日起，中央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毛泽东不仅为报纸写了七份“解放日报”报头供报社选用，而且亲自撰写了《发刊词》。此外，还亲自给报社社长打电话，亲自撰写社论，甚至亲自校对报纸清样。后来有人回忆说，延安《解放日报》出版六年，毛泽东为报纸写的按语最多。这些细节足以说明毛泽东对传媒和文化权力之关系的深刻理解。但是，在战乱的年代，对于落后的中国民众来说，即便是有能力读报纸的人，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街头诗、秧歌剧、朗诵诗、黑板报、战地通讯等，这些相当原始的传媒所构建的公共空间，却因它的民族形式有效地提高了它的传播效率。

毛泽东的新文化观念，正像后来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普通民众——他们绝大多数是贫困的，没有文化，受剥削和压迫——的价值观和愿望，怀有一种偏爱，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认为，这些人正是中国潜在的革命者。这的确是一种政治上的缘故，但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内在动力，对于民众来说则是“偏爱”中蕴涵的道德力量。(www.xing528.com)

在毛泽东处理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所有表达中，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民众一边。他对民众运动的热情赞颂，对农民思想品质的想象性构造和倾心认同，都使知识分子相形见绌。而且，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建立起的“个人主义”在与农民的比照中，已经成为不可容忍的内部异己。在葛兰西那里，他对“有机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他们负有回答“卑贱者”提出的问题的义务。但是，在毛泽东那里，知识分子并不负有这样的义务。准确地说，他们没有资格，或者说在毛泽东看来他们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任务。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知识分子只负有阐释和宣传的义务。因此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只有毛泽东才是革命的导师，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理论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作宣告的规约和语境中，毛泽东才成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我们还注意到，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毛泽东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所塑造的可效仿的“典型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农民，或者是农民出身的军人。他们纯粹、透明、乐观，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这种“新文化”所期待的人物，在毛泽东自己的作品中，就是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这些人物在毛泽东的热情赞颂和诗性表达中，显示了道德理想无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在文学艺术领域，“新的人民文艺”也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建构起了新文化的道德理想的形象谱系。这些表达道德理想的形象在民众那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为他们是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民众那里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