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序贯路径依赖

2.4.1　公共选择理论所形成的序贯路径依赖

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提供了另一个交叠却又清楚的路径依赖变形:序贯路径依赖。该路径依赖变形得益于这些简单而重要的观察:即使当行动者是理性的并且有非常专业的偏好，备选方案提交的次序也能够显著地影响结果。这个见识植根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一个早期但仍然处于中心的观察:肯尼斯·J·阿罗的“不可能定理（通常不可能之事定理）”。简要地讲，阿罗定理是说，当存在三个或更多的选举者和三个或更多的可能结果时，如果逻辑理性被定义为方案的排序具有完备性和传递性的话，“没有手段可以使得个体决策方法能够同时既能够使得在方法上公平理性又能够使得结果合论（逻辑）理性两者得到完美的结合。”换句话说，它告诉我们，当存在三个或更多的选举者和三个或更多的替代选择时，没有选举程序是能够既公平又合乎逻辑的。这对于所能设计出的任何团体选择程序也是相当正确的。的确，阿罗定理暗示:“结果非传递性的社会顺序能表示一个使用几乎任何程序对替代选择进行排序的团体的特征（注意这有别于专制国家中一个成员的偏好是决定性的情形）。”即使当所有的个体都是完全理性的，也就是说，每个个体的偏好是完全的和传递性的，这一个预测也仍然是正确的。存在社会排序非传递性的地方，路径依赖必然地存在，因为存在结果非传递性社会排序的地方，替代选择被呈现的路径一定影响结果。阿罗自己在他的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一书第二版的一篇文章中意识到这一现象。作为对交易成本的反映，他在第一版后增加了如下内容:将个人选择的禀性转向社会选择是没有规律性的。阿罗写道:“传递性条件的重要性”包括“沿着该路径所形成的最终选择的独立性”。“传递性”，他解释道:“将会保证这种独立性；无论是什么环境，都会有一个其他的选择方案，并且，在缺乏僵局的情况下，不会给不去选择历史上可供选择的结果留有余地”。他引证了罗勃特·道尔和威廉·利克的成果，并注意到，非传递性的社会选择机制可能形成“明显令人不满意的判决”。他因此得出结论，“集体理性”并非“没有规律性地从个体向社会的转变，而是转向一个能够完全适应变迁中环境的真正民主体制的重要属性”。^[38]

（一）设定议程的权力影响结果

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公共选择体系是非传递性的，结果依赖于决定它们程序的结构。设定议程的权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决定结果的权力。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描述。假设一个团体使用多数规则排列三个替代选择:A，B和C。个体1的偏好顺序为:A胜过B，B胜过C。个体2的偏好顺序为:C胜过A，A胜过B。个体3的偏好顺序为:B胜过C，C胜过A。每个个体的偏好是完美的和可传递的。然而，在一个多数投票系统里，假设选民是真诚地而非策略性地投票，这些偏好的结果却是非可传递的:A胜过B，B胜过C，而C又胜过A。这一个结果就是著名的孔多塞悖论。

许多文献调查了立法机构和委员会在议程结构和投票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该理论演示了孔多塞悖论的说法是如何从序贯投票的策略方面发生的。文献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如果选民们是真诚地而非策略性地投票，也就是说，他们宁可在替代选择之间表达他们真实的偏好而不是仅仅向前看到最后的结果，^[39]那么议程设定者（决定结果被选择的程序）几乎能指定结果。这也可通过以下的简单例子演示。考虑三个行动者存在下列偏好，从偏好最大到最小的顺序为:

这些偏好在一个连续地成对地多数投票系统中生成下列结果:在多数决定选举机制中，X会胜过Y，Y会胜过Z，而Z会胜过X。如果议程是不受约束的，则会产生大混乱。然而，请注意，有三个可能的二进制议程能够用来在这些备选方案之中进行选择:

1.比较X和Y，然后挑选出胜过Z的方案；(www.xing528.com)

2.比较X和Z，然后挑选出胜过Y的方案；

3.比较Y和Z，然后挑选出胜过X的方案。

每个议程都能够得出一个不同的最后优胜者。因此，谁决定议程，也就决定了结果。然而，当选民是策略性的或老练的时候，议程对结果的效果就显著地减弱了，一个老练的选民“通过连续地把确定不会发生的事件从选择集中排除出去的方式形成结论”。结果，老练的选民后向地在每个接合处从结果判断行动的最佳程序。因此，“在连续程序之下复杂的投票能够运转得和投票次序中最后两个提议和诚恳多数投票是成对的一样。”因为老练的选民具有前瞻性的性质，在连续程序之下的复杂投票决定常常导致“孔多塞集合”中的决定——一个社会选举行动结果的集合——以致于在一个成双成对的比较中，没有集合之外的点能够胜过或联结集合以内的任何点。因此，对于议程设置者，通过操纵议程达到实现一个孔多塞集合以外的设定结果的发生是不可能的。然而，议程的影响力仍然是不可抹杀的:议程仍然可能决定孔多塞集合中的哪一点经过公共选择程序会被最终选择出来。的确，在连续程序下复杂投票可能导致一份被采用的提议，即使当每一选民都偏好一些其他的提议时。

（二）先行者的优势影响结果

一种相似的现象能在理性运动员的策略博弈中发生。存在多重可能均衡的地方，博弈中运动员“移动”的次序影响哪一个可能的均衡将会是博弈的终端点。有关这一博弈的简单例证是古典协调博弈。在最基本的古典协调博弈中，有两个运动员和两个可能的相遇地点，如果两运动员都去相同的地点，每个运动员都得到一个正的得益，如果他们在自己偏好的地点相遇则能得到一个较高的得益，但如果他们无法相遇就没有得益。存在四个可能的结果或均衡。如果运动员A能够首先移动，而且运动员B知道运动员A偏好的地点，然后运动员A就能决定哪一可能的均衡将会产生。运动员B将会走向运动员A偏好的地点，即使如果两个运动员不是在A所偏好的地点相遇，运动员B的得益也会是更大，因为这是B能够确保得到正的得益的唯一的方法。在本例中先行者因此可以利用他设定议程的权力来获得一个对他来说最佳的结果。

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由此描述了路径依赖的第三种形式，这一形式提供了历史路径是如何决定变迁程序的另一视野。在演示路径依赖这一形式的系统中，替代选择被考虑的顺序——或他们被选举的路径——能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