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法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大约出现于同一时期，并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这一相同的理论工具，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发生互动作用。所有事件中，可以用来解释的事实是，当早期计量经济学集中于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市场时，波斯纳及其同事们却将相同的理论应用于非市场设定。但在20世纪80年代，更多的经济学家的兴趣转向非市场设定和制度，这一转变通常被称为经济学中的制度性转变。作为这一“转变”的一部分，经济学中诞生出一个新的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学派（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即“NIE”）。这一学派的一个分支，由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带头，在方向上是同时代的；另一分支，由诺思带头，转向历史并且也被认为是经济史里面的制度经济学分支——新经济史学派。
制度性转变，特别是其历史学分支，本可以打开法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但事实上，芝加哥法经济学学派，至少对于波斯纳，存在对新制度经济学中威廉姆森分支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它对于同属新古典主义门派中的分歧却没有分享共同的品质而深表遗憾，另一方面，法经济学又表现得与威廉姆森的研究不能辨别、难以区分（除了在指辞方面有所不同之外）。的确，两者就如同是同一硬币的不同方面。然而，它又几乎完全忽略了诺思的新经济史学分支。[2]这影响和阻碍了法经济学向历史的及时转向。有趣的是，威廉姆森最近声称他认为他自己的研究和诺思以及其他制度经济史学者的研究属于同一学派，即新制度经济学，而没有提炼出该学派中各分支之间或各分支学派之间的区别。[3]
所谓路径依赖的意思就是，你在什么地方结束可能取决于你从哪里开始，即使如果你不是从那里开始的话，一个不同的结束点可能会更好。经济学文献上最著名也最经常被引用但可能是虚构的例子是打字机键盘的发展。根据历史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的研究，键盘的设计是要限制打字速度，以避免打字键持续不断地挤在一起。随着电子打字机与文字处理器的出现，打字键挤塞的问题已经消失，但是我们仍然坚持使用旧键盘，原因就在于制造商之间就新键盘达成协议的成本和让数百万练习并且已经习惯旧键盘的人“更换新工具”（Retooling）的成本都太高了。因此，当转变的成本相对于变化带来的收益更高时，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路径依赖，并且当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合作时，转变的成本往往会非常高。换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即使变化会带来很大的正收益，但是如果改变现状要求很多人或制度立刻或多或少地改变其行为的话，收益就可能被成本淹没。例如，一个国家改变语言，比如从西班牙语改为英语，或者铁路轨道改变宽度，或者让一个国家的司机从靠左行改为靠右行，想想看，这些变化将会牵涉到多少事情。[4]
诺思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经济史研究创造了惊人的效果。[5]
（一）制度变迁轨迹路径依赖理论的形成
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史所要解释和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在探寻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关于路径依赖的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6]
为解释经济史变迁中的收益递增、多重均衡以及通过引入制度和时间纬度来把握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诺思和大卫在新生物进化理论、耗散理论、自组织理论和动态非线性数学分析所蕴含的路径依赖分析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生存了相当长的时期”两大理论问题，将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引入制度变迁分析之中，并建立起了分析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的一般理论框架。诺思认为，一般的制度变迁是渐进的，“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经济依赖的。”同时，由于个人、企业家为了从所选择的政治经济制度中获得更多的潜在利润，“制度都是逐渐地被修改的。”除了这种渐进的演进路径之外，诺思认为还有爆发式的制度变迁，他指出:“战争、革命、入侵和自然灾害，均是这种间断性的制度变迁的原因。”
（二）路径依赖分析框架(www.xing528.com)
所谓路径依赖，是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而所谓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则是利用动态非线性随机模型来分析路径依赖现象的理论方法。
诺思对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解，正是运用了路径依赖的思想。进一步探讨，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史上，在有的国家制度变迁能获得加速发展，而在有的国家制度变迁则长期徘徊不前。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交易费用高且不完备的市场；二是收益递增。就前者而言，市场总是复杂多变的，制度设计者的有限理性不可能事先掌握完全的信息，因此制度变迁的初始设计不可能与市场实际相吻合。制度变迁并不按照初始设计演进，事实上，可能一个偶然事件就改变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就后者而言，“路径依赖”出现了。一种制度矩阵的相互依赖构造会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而递增的报酬又会使特定的制度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7]
然而，报酬递增所决定的制度的长期变迁，并不必然导致经济长期增长的良性轨迹，而很可能相反。这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完全程度。在报酬递增的前提下，如果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或者是大致接近零交易成本模型的，制度变迁的长期轨迹将是有效的。而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的反馈又是分割的，且交易成本也是十分显著的，那么，在路径的分叉中，不良的绩效将居于支配地位。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收益递增的现象出现，从而形成了自我强化力量，促使制度变迁沿着既定方向在某条路径中不断发展，并自我强化。可是，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的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说明，路径依赖还与一个民族文化因素、宗教信仰因素有关。[8]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在技术变迁中实质上是分析具有递增报酬性质的技术的竞争，而竞争的主体是内含于技术间的竞争组织，因此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也能运用到制度变迁之中。诺思认为:“有两种力量会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收益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其中收益递增来自于制度矩阵相互依赖的构造所带来的成本投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而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使信息反馈分割，使市场不完全，使“行为者的主观主义模型被不完全信息反馈及规定路线的意识形态所修正”，从而使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脱即便是意识到的非绩效性制度变迁路径。所以，一方面是偶然性因素和上述两种力量决定了制度选择和变迁路径存在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闭锁状态而长期存在。在例证中，诺思列举了英国与西班牙、北美与南美不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
（三）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
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
其一，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中，会有一条适应性的有效路线，它允许在不确定性下的最大化选择，以追逐某些承担活动的真实模型，并建立一种反馈机制来识别某些相对无效的选择，并消除它们，从而引致经济的长期增长。
其二，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它会在现有制度下创造出一些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不仅会使社会的结构理性化，而且还选择了不佳绩效，并在经济中演进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使不佳绩效保持下去，直到进入“锁定”状态不能自拔。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这种轨迹和路径依赖，揭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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