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理论与技术、经济及法律制度

路径依赖理论与技术、经济及法律制度的变迁:从阿瑟到哈萨维

代　　序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概念及其相关原理先后被应用于技术、经济、政治与法律制度变迁的研究之中。这种应用，一方面，为上述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和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另一方面，路径依赖理论自身也在被应用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了补充、发展和完善。把路径依赖理论应用于技术变迁分析这一开创性工作，是由W.B.阿瑟（W.B.Arthur）和保罗A.戴维（P.A.David）首先做出的。道格拉斯·C.诺思（Doglas C.North）把这一方法应用于制度分析，创立了著名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艾夫纳.格瑞夫（Avner Greif）把路径依赖理论与博弈论分析相结合，着重论证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在路径依赖中的综合作用，尤其是文化传统对制度演进的影响，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波士顿大学法学院的欧纳A.哈萨维（Oona A.Hathaway）教授，则应用路径依赖理论对普通法环境下的法律变迁进行了规范性分析，提出了普通法环境下法律变迁中路径依赖的三种模式，为路径依赖理论在法律制度变迁和历史的法与经济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一、技术变迁与路径依赖:阿瑟与戴维

应用路径依赖的概念及其原理从事相关问题研究，最初始于对技术演进过程的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的研究，而这一开创性工作首先是由W.B.阿瑟做出的。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一种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技术，由于某种原因首先获得发展，就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扩大促成的单位成本下降，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许多相关、相近行业采用相同或相似技术的协调效应，以及市场上流行给消费者带来的良好预期等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和持续的发展。而相反，如果一种先进的技术出于某种原因而晚入一步，就没有机会获得先入者的诸多优势，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甚至会被“锁定”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难以自拔。总之，一些细小的事件或是偶然因素，常常会把技术的发展引入一种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技术变迁演进的路径依赖。

阿瑟认为，技术轨迹的路径依赖特征，是由于自我强化机制在起作用。技术演进中的自我强化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新技术在开发之初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初始成本或固定成本，而会随着产量的增加则会导致单位成本的不断下降；（2）学习效应，随着一项技术的流行，人们会在使用和推广过程中不断地改进这一技术，使之变为完善；（3）协调效应，随着一项技术的采用和推广，会产生一系列相关的技术和产品（或称互补性的技术和产品），也会产生相关部门的合作效应；（4）适应性预期，越流行的技术和产品，越容易产生该技术和产品将来会更流行的预期。

阿瑟还对自我强化机制所导致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其结果表现出以下四个特征:（1）技术演进的结果不是唯一确定的，它是多种均衡的选择，可能有多种解决办法；（2）发展的结果不一定是最佳的，一项技术在开始时可能很有效，但发展下去可能会失去效率；（3）发展模式固定化，选择某项技术容易，但放弃它却很难；（4）轨迹依赖，一次偶然的机会可能会导致一种解决方法，而一旦这种方法流行起来就会产生一种沿着原来路径走下去的趋势，要想改变这种方法或是选择其它路径十分困难。

1985年，保罗A.戴维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历史与QWERTY经济学”。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对计算机为什么至今还采用QWERTY键盘技术的分析，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技术变迁的历史路径依赖性质。

早在19世纪末期，克里斯托弗.肖尔斯发明了世界第一台带有QWERTY键盘的实用打字机。这种键盘的使用，克服了早期打字机所无法解决的一个技术性问题:键盘和铅字连动杆之间的机械联动装置运转速度太慢。QWERTY键盘的设计，使英语中常用的、并且在键盘上彼此相邻的字母串数达到了最小。从技术角度讲，这种键盘设计肯定不是最优的。因为，一些经常使用的符号键却被安排到较远的地方，并且要用力量较弱的手指去敲击这些符号键。

但是，肖尔斯设计的打字机由雷明顿公司批量生产后，很快占领了市场。戴维在分析其原因时指出，使QWERTY键盘能够打败其它竞争对手在市场中取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的先进设计，而是雷明顿公司在打字机市场的支配地位。由于雷明顿公司生产的打字机在市场上极为普及，以至于熟悉QWERTY键盘操作成为劳动市场上的大多数打字员都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也就是说，只有他掌握了这种技能才能成为大家都认可的合格的打字员。当然，打字员可以通过再培训去熟悉其它键盘，但那要付出额外的成本。而且，担任打字员工作的大多是女性，一般认为她们不会有在外长期工作的积极性，雇主承担其培训费用的激励就很小。结果，QWERTY键盘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一直到如今。今人惊奇的是，尽管当初设计QWERTY键盘的种种理由早已不存在了，但电子计算机键盘的设计，仍然沿用了这一方案。尽管人们完全可以为计算机键盘设计出好多种更为简捷更为合理的安排，尽管人们都在抱怨Alt、Ctrl和Esc等键的布局缺乏一致性，可大多数人仍然在不改初衷地使用着QWERTY键盘。

戴维利用QWERTY键盘这一经典案例说明了技术变迁的历史路径依赖性及其原因。此后，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与探索，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使得历史变迁和路径依赖理论不断地丰富完善。^[1]

二、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诺思

在戴维对历史路径依赖研究的基础上，道格拉斯.C.诺思将路径依赖的思想引入到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之中，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诺思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关注，源自于他对其学说的一个核心问题的思考:为什么历史会选择那些经济绩效较差的经济制度并使其长期存在？这个问题是传统理论不曾思考也无法解释的。因为达尔文主义精神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科学家对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理解。自阿尔钦1950年的文章发表以来，经济学文献中无不渗透着这样的一种观念:“在历史进程中，无效的制度会被扬弃，有效的制度会存活下来，因此，更为有效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形式是逐渐演进来的。”^[2]然而，这种理论上的乐观预言与历史现实却大相径庭。那么，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得以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历史对更有效的制度的选择呢？诺思认为，关于路径依赖的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他指出，“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3]

沿着阿瑟和戴维的思路，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

诺思认为，决定制度变迁轨迹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报酬递增，另一个是由显著的交易成本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而阿瑟和戴维都没有注意到第二个因素的作用。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是不重要的。“但是，在存在报酬递增时，制度则是重要的，阿瑟的所有四个自我强化的机制是适用的，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4]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被诺思表述为:“当制度的创立如美国1787年的宪法一样是重新开始的时候，初始建立的成本就很高，由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其结果，组织将演进到考虑由说框架所确立的机会。与其他组织的合约约会产生直接的协作效应，通过政治团体的互补性活动会间接诱致投资。更为重要的是，正式规则将导致大量非正规制约的创立，它们会被用来修正正规规则，以及将它们延伸到具体的运用。还会产生适应性预期，因为随着基于某一制度的合约不断居支配地位，会诱致关于该规则永久性的不确定性。”^[5]

简言之，一种制度矩阵的相互依赖的构造会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而递增的报酬又会使特定的制度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诺思指出，“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样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6]

然而，报酬递增所决定的制度的长期变迁，并不必然导致经济长期增长的良性轨迹，而很可能相反。这主要取决于诺思在前面提到的被阿瑟和戴维忽略了的第二个因素——市场的完全程度。在报酬递增的前提下，如果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或者是大致接近零交易成本模型的，制度变迁的长期轨迹将是有效的。而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的反馈又是分割的，且交易成本也是十分显著的，那么，在路径的分叉中，不良的绩效可能居于支配地位。

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其一，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中，会有一条适应性的有效路线，它允许在不确定性下的最大化选择，以追逐某些承担活动的真实模型，并建立一种反馈机制来识别某些相对无效的选择，并消去它们，从而引致经济的长期增长。其二，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它会在现有制度下创造出一些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他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这类制度促进了政治团体与经济的军事主宰、宗教狂热或直接的简单再分配组织，但是它们为经济上储存与增加有用的知识所提供的报酬较少。参与人的主观精神构想会演进成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不仅会使社会的结构理性化，而且还选择了不佳绩效，并在经济中演进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使不佳绩效保持下去，直到进入“锁定”状态不能自拔。这两种制度变迁轨迹的划分，反映了路径依赖中的两种极端的情况。而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往往是两种情况的某种混合。

尽管制度变迁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但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路径选择中就无所作为。因为沿着特定演进方向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选择（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且这是真实的、实际的选择。路径依赖是一种使选择集合变窄的过程，它将不同时期的决策联结起来。从过去能清晰预言未来这一点来看，它不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概括地说，路径依赖性来自于报酬递增机制，它会进一步增强曾经给出的路径的方向；而路径的交替则来自于选择的无法预期的结果、外部效应以及那些外生于分析框架的力量；路径的逆转（从停滞到增长，或反之），则可能来自上面描述的路径交替的原因，但它一般是由政治团体的变迁导致的。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制度变迁中不同路径的选择是极为复杂的事情，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代理人不仅受到现有制度的选择的制约，而且在实现其目标时具有不完全知识。因此，即使目标是与生产率的增长相一致，无法预期的情况也可能会导致根本不同的结果。最终，在利润最大化方面的短期努力，可能会导致对持续无效活动的追逐。第二，渐进的制度变迁是持续不断的边际调整过程。这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组织将在特定的制度逻辑下演进，这一调整是建立在先前的制度安排下的。其二是指，需要调整的边际是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由于一个社会不同集团的谈判力量显然与另一个社会不同，每一社会的边际调整也就不同。第三，行动者的观念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因为意识形态观念对模型的主观建构的影响构成了选择。长期经济变迁是无数政治和经济企业家的短期决定的累积结果。它们直接和间接地决定了绩效。所作的选择反映了企业家对环境的主观模型，而这一模型又反映了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信仰，它们只有部分是由法律政策的实际结果所作的信息反馈所提炼与改进的。具体政策的结果不仅不是确定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预期的。

总之，由于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在一个制度下的选择更是多重的。因此，在制度变迁中，无论是路径依赖还是锁定状态都比技术变迁中更为复杂。“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影响制度变迁的谈判力量有差异的许多行为者，以及许多非正规制约赖以存在的文化遗产的作用，这一切都构成了这种复杂性。”^[7]综观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应该说它为我们理解长期经济增长或停滞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尤其是他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的存在和作用机理的揭示，以及对历史制度变迁两种轨迹的概括和分析，构成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的核心内容。

但是，诺思有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并不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相互关系在路径依赖中的综合作用论述不够，甚至在论及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关系时，有片面和偏颇之嫌；其二，对于意识形态、文化信仰和历史传统在路径依赖中的作用，尤其是如何发挥作用，缺乏深入的论述。实际上，诺思本人对上述的不完善之处，是有着清楚的认识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诺思才提醒我们:“路径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并在经济绩效的模型中确定它们）。但是，我们对路径依赖性的意义的严肃研究才刚刚开始。”^[8]

三、文化传统、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格瑞夫

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格瑞夫教授以博弈论为基本方法，对文化传统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不仅扩大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应用领域和范围，而且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总的来说，格瑞夫为路径依赖理论做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贡献:其一，他强调并证明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二，他把博弈论方法与路径依赖理论结合起来，开辟了制度变迁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其三，他在理论和经验上论证了文化传统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进行实证分析，格瑞夫选择了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两个地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一个是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另一个是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指出:“对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制度发展的比较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导致这两个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的诸多因素，并且揭示出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源。”^[9]

在对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与他们做出的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经验的考察后，他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影响社会制度选择和变迁的诸多因素中，文化不但重要，而且是至关重要。因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差异，都可以从独特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中找到根源。

在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中，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社会历史进程已经使它们形成了迥异的文化传统。具体说，热那亚形成了以个人主义文化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而马格里布则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社会。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在中世纪晚期诸多事关未来经济长期增长的制度安排上，都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例如，在面对海外贸易代理关系中的代理商“承诺问题”时，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商人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热那亚商人实行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而马格里布人却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的方式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则采取了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来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和经济的繁荣，热那亚逐渐孕育并建立了许多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如提货单制度，保险制度，具有无限连带责任和永久合伙制性质的家族企业形式，等等，而马格里布虽然也经历了相似的经济贸易繁荣，却并没有建立起类似的制度。在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热那亚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范经济行为，人们也习惯于通过法庭来解决争议和纠纷，而马格里布的政府和法律却很少能对经济行为提供有效的约束，商人们也习惯于非正式地签署契约和解决争端。这些完全不同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表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中，热那亚逐渐地建立起了一套足以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市场制度、相应的法律体系和保障体制，而马格里布却没有建立类似的制度安排。而由这种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不同的制度选择，就是导致两个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走上不同道路的深层次原因之所在。

那么，文化传统又是以何种方式影响了社会对制度的选择呢？格瑞夫的回答是:文化传统作为桥梁和纽带把历史上前后两个制度连接起来，从而决定了社会对多重均衡中某一特定结果的选择，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

格瑞夫主要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归纳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文化传统与制度变迁的关系。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将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博弈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不同的目标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与对手进行博弈，最后求得制度均衡的过程。而制度的演进和变迁，则被视为从一个制度均衡向另一个制度均衡过渡和转变的过程。一个社会或地区从一个制度均衡向另一个制度均衡过渡和转变的过程，便构成了其长期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和经济发展的特定道路。(www.xing528.com)

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人中独特的文化遗产导致了商人与代理商博弈中独特的均衡选择。马格里布达到了含有集体惩罚的“集体主义的均衡”，而热那亚人则形成了建立在双边惩罚基础上的个人主义的均衡。使人惊奇的是，博弈分析和经验分析都表明，一旦与这些战略相联系的有关代理关系的独特预期形成，它们就会上升为“文化信仰”而超越它们在其中得以形成的原有均衡，变成了连接两个博弈和两个均衡之间关系的纽带。

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特别重视对博弈者的预期及其作用的分析。由于子博弈完美均衡要求博弈者的策略必须令其在整个博弈和所有子博弈中都实现纳什均衡，因此，那些非纳什均衡的选择在实际的博弈中就注定不会出现。也就是说，那些非纳什均衡的策略选择及其后果，在历史的客观实际中是不存在的，当然也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它们只能通过博弈者的预期这种主观的方式反映出来。然而，历史上不存在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无法观察到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就不重要。恰恰相反，在历史的制度博弈和制度选择过程中，博弈者的预期（也即那些没有被选择的、我们无法观察到的非纳什均衡的策略选择及其后果），无疑对博弈者所做出的实际选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是影响制度选择与制度变迁以及理解长期制度变迁的关键。因此，在考察历史的制度选择时，我们不仅仅要了解历史为什么选择了这种制度，我们还应说明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那种制度。这也正是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重视博弈者预期的原因之所在。在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那里，预期与组织同样被视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当然，子博弈完美均衡概念的引入，也为这种研究提供了非常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格瑞夫等人运用子博弈完美均衡方法进行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10]

格瑞夫指出，在历史的制度博弈中，随着战略局势的变化而选择的均衡鲜明地显示出它与变化之前占优势的均衡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是以博弈者的文化信仰和对未来局势的预期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具体说，一个博弈均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博弈者的预期，而博弈者的预期又深受其文化信仰的影响，博弈者的文化信仰又是在历史的制度选择与以往的制度均衡中逐渐形成的。当博弈者根据当前的战略局势对未来的博弈做出预期和相关决策时，他在以前（历史上）的博弈中所形成的文化信仰就会深刻地影响其当前的预期和决策。这样，文化信仰作为链条和纽带，就在历史上不同的博弈和均衡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和承继关系。格瑞夫经过对中世纪晚期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商人在海外贸易扩张中对代理关系不同模式的选择的研究发现，在制度变迁的博弈过程中，人们对一种制度均衡的选择，“就已经预示了其与变迁之前占优势的均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说，在制度变迁之前占优势地位的均衡与历史上随后发生的组织演变的预先状态有着一定的联系。特别地，与过去的均衡相联系的预期，是博弈中随后发生的外生变化中占优势的预期的最好预言者。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预期成为文化信仰，随着它们从原来在其中得以具体化的博弈中超越出来，提供了在其它历史结果的战略局势中选择一种战略的最初环境。……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人的经历表明，与变化前均衡相联系的预期超越了原来博弈的界限，为一种新均衡的选择提供了关键之点。换句话说，这些预期并不是这一博弈的特征而是人的特征。它们成为最基本的文化信仰，为达到新的均衡所处的动态调整过程提供了最初的环境。”^[11]

从格瑞夫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出如下的观点和思想:（1）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或制度变迁，是其从一个制度均衡向另一个制度均衡转变的连续过程；（2）社会在向新的制度均衡过渡时其面对的选择不是唯一确定的，而是面临着多重的选择；（3）文化因素在社会的制度选择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的作用；（4）一个社会独特的文化信仰或文化传统影响并决定了制度博弈者的预期和行为方式，决定了其对制度均衡的选择，也决定了其制度变迁的特殊轨迹和历史的路径依赖。

四、法律变迁与路径依赖:哈萨维

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纳A.哈萨维（Oona A.Hathaway），应用路径依赖理论对普通法环境下的法律变迁进行了规范性分析，提出了普通法环境下法律变迁中路径依赖的三种模式，为路径依赖理论在法律制度变迁和历史的法与经济学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哈萨维提出，在普通法环境下，法律变迁的进路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她指出，形成普通法环境下法律变迁路径依赖进路的原因，正是普通法最基础的规则——遵循先例规则。哈萨维指出，普通法变迁的路径依赖暗示“早期某一时点发生的案件将会影响其后会发生的一系列案件的可能结果。”通过引用路径依赖理论，她解释了法律路径是如何决定法律形成的。哈萨维把普通意义上的路径依赖理论和经济学中的递增报酬理论、生物学中的物种进化理论以及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进行了有机结合，提出了法律变迁路径依赖的三种模式:“递增报酬路径依赖”、“进化路径依赖”和“序贯的路径依赖的”。她指出，虽然这三种路径依赖理论各有专业性和特殊性，但它们共享同一中心观念而相互联系在一起。

普通法系统的核心是要求法院黏附于原则和行为规则的整体，这种原则和行为规则“单纯地从习惯法和代代相传的习惯中、或从法院识别、判断和应用这样的习惯法和代代相传的习惯所形成的裁判和法令中”获得权威。在遵循先例原则下，上级法院早先的判决具有支配作用，法院尤其看重自己判决的份量，法院也留意于具有说服力的先例中非约束性的判决。结果，虽然法律体系中有一些灵活性，但先例在法律审议中仍然保持核心地位。由此，遵循先例原则造就了一个明显的路径依赖进路。后来的判决依赖于且受制于早期的判决。更重要的是，历史决定法律结果的方式符合这三种路径依赖理论。因为每个法律判决增加了下一法律判决将会采取的特别形式的可能性，普通法表现出递增报酬路径依赖；因为法律通过不断打破然却历史地决定的进化程序变迁，普通法表现出进化路径依赖；因为法律程序在以角逐三重或多重行为者的程序为特征的程序下按顺序做出判决，普通法表现出序贯的路径依赖。因此，正如生物进化程序和社会进化程序受制于历史一样，法律也牢牢地受过去影响和制约。

路径依赖理论应用于法律变迁的研究既导致了惊喜的发现，也产生了令人困扰的结论。有迹象表明，法院早期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会进入锁定状态并抵制变迁。当法律规则无法回应已经发生变迁的内在条件时，这一个僵化性将导致无效率。路径依赖理论也指出，最后的结果将难以从“事前”（ex ante）角度预测，因为它们深深地依赖于早期的判决，而这些判决又反过来，只要不是不可能，使预测变得更加困难。路径依赖理论进一步指出，普通法系统下重大的法律变迁的机会是短暂的和间歇性的，这样的机会多发生在有新的法律议题涌现时、或当上级法院或立法机构介入时的突变事件期间。进而，它也会导致混乱的结论:案件呈达法庭的次序能够显著地影响最终起作用的特定法律原则。因此路径依赖理论既适用于法学理论，也适用于司法实践。

哈萨维的研究拓展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应用领域，从而为路径依赖理论研究应用于法律史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促进了经济、法律、历史的跨学科互动与交融。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哈萨维对法律变迁路径依赖理论的研究，从总体上讲还是理论性的和分析性的，并不包括实证的历史研究。同时，哈萨维的理论是建立在普通法环境中遵循先例规则的基础之上，而在成文法环境中，并没有遵循先例规则的约束，法律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是否也能适用尚有待验证。另外，把进化论应用到法律变迁的理论研究本身并不新鲜，然而这种结合是否具有路径依赖性，或者是否就能够变种为进化的路径依赖，尚有存疑之处。同样，公共选择理论能否和路径依赖理论结合为序贯的路径依赖，其本身是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技术变迁、经济制度变迁到法律制度变迁，我们既看到了路径依赖理论在上述不同研究领域应用范围的扩展，也观察到了路径依赖理论自身演进的历史脉络。显而易见，随着技术和制度的不断进化，路径依赖理论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的变化。在阿瑟、戴维、诺斯、格瑞夫和哈萨维那里，路径依赖的概念和原理以及应用，都是不尽相同而又不断地变化着的。这既说明了理论本身的不断进步，也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对不断变化的理论不断地作出历史和逻辑的求证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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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祥和同学不是我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但却是我首届毕业的学生之一。他之所以能够较快、较为顺利地完成学业，一是他在历史、法律和经济等学科多年的知识积累，二是他强烈的求知欲和学习上的勤奋与刻苦，三是他发现和捕捉问题的敏感与准确。运用哈萨维的路径依赖理论对美国私有财产宪法保护法律变迁及其路径依赖进行专题研究，其理论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哈萨维对法律变迁路径依赖理论的研究，从总体上讲还是理论性的和分析性的，并不包括实证的历史研究，因此，其理论尚需进一步的逻辑求证和历史的检验；另一方面，法律史的研究也迫切需要理论的引导和方法的创新。孙祥和的博士论文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也取得了可喜的收获。这一点，从他的一个研究结论可见一斑:“研究路径依赖理论，既要重视历史的路径依赖，也要重视历史的非路径依赖（独立性）。无论是技术变迁，还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和非路径依赖都是同时并存的。在对美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法律变迁的路径依赖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法院在遵循先例原则指引下表现出路径依赖模式的同时，也在进行非路径依赖的逻辑分析。有时候，一则案例的判决结论虽然和先例遵循了同样的规则，但细细深入下去，其判决意见形成的真正原因更可能是法院进行非路径依赖的逻辑分析的结果，而只是表面上符合了路径依赖性。”

听到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出版的消息，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与欣慰。对于他的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水平，读者自可作出相应的判断与评价，在此我不想赘言。仅借此机会，对路径依赖理论在若干学科与研究领域应用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脉络，作一粗略的梳理。希望能为读者研读本书提供一些知识背景和理论铺垫。

是为序。

韩　毅　　　　

2008年3月6日于辽宁大学

【注释】

[1]参见David，Paul A.1969，1988，1992，1994，和2000年的著作。

[2]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1994年版，第124页。

[3]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1994年版，第150页。

[4]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1994年版，第127页。

[5]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1994年版，第127-128页。

[6]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纲要》，《改革》，1995（3）。

[7]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1994年版，第138页。

[8]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1994年版，第134页。

[9]Greif，Avner:“Self-Enforcing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Late Medieval Genoa.”Working paper，Stanford University，1997，p58.

[10]Greif，Avner:“Self-Enforcing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Late Medieval Genoa.”Working Paper，Stanford University，1997.and Greif，Avner，Milgrom，Paul，and Weingast，Barry:“Coordination，commitment and enforcement:the case of the merchant gild.“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102（4）（August）:912.-，50.

[11]Greif，Avner:“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102（5）（October）:912-50，P.115-25.；and Greif，Avner:“On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 and evolving organizational forms through history:reflection from the late medieval firm.“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199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