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现代化

第三章　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现代性

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将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为苏浙沪两省一市全境。这意味着对此研究的视角绝不仅仅限于地理学，还渗透到了城市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因此，一切以长三角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阐释，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长三角具体语境的界定问题，我们所说的长三角，在地理范围上，是以古代太湖流域为核心，向外辐射至今天苏浙沪两省一市；在城市学上，是以古代江南城市为主导，覆盖西方简·戈特曼划分的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包括沪、苏、锡、常、宁、杭等江南城市）；在文化学上，以江南吴、越、海派文化为主流，换言之，虽然在这些核心、主导、主流之外还存在诸多边缘、非主流的长三角话语形态，但是，由于极其纷繁复杂的区域文化差异性问题，我们仅仅就长三角的核心和主导形态加以阐释。

第一节　长三角城市群文化面临的现代性问题

席卷全球的现代都市化进程，一方面极大地推动着中国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使得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另一方面，也使得更多的社会问题大量出现，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诸多社会问题也愈加严峻，长三角城市群文化的现代性转换问题，由此成为该都市圈发展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虽然历史上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文化曾对该地区经济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中负面的、消极的因素也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尤其是现代都市文明进程在文化价值观念上，与传统长三角城市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如何构建和现代化相适应、有利于都市化发展的“现代版”长三角城市群文化，不仅是一种理论探索，也将是一种具有现实实践意义的探索。其核心问题则是长三角地区城市文化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社会伦理观和性格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概言之，物态文化、精神文化是长三角文化在现代都市化进程中需要充分加以关注的两个基本层面。

一、长三角城市群的物态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流变都离不开物质载体，一旦承载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被破坏，必然导致其上层建筑的解体和瓦解，而这种物态文化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是与特定时代、地域、种族等客观环境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当人类文明历史已经明显获得了长足的进展，或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之后，这种区域文化的物质形态显然最先受到冲击和挑战。长三角区域文化从传统向现代飞跃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由于都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引发了对物质资源的严重依赖，以及恶性损耗破坏导致的环境污染。

现代工业城市如同一台高速运转的高能耗的机器，正是通过不断地吸收各种物质资源，才得以膨胀扩张，这对于传统长三角城市物态文化而言，是一种革命式的转型。无论是唐宋时期的扬州和杭州，还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苏州、南京和上海等封建城市，虽然都离不开最基本的物质资源的利用，但是，无论是物质资源利用的广度，还是对于资源依赖性的深度，都不可和今天都市化进程中的长三角城市群同日而语。

以明清时期长三角城市的刻印文化为例，“苏州、南京、杭州、常熟、无锡、湖州等地是著名的刻书印书中心，刻印书籍数量之多、类别之众、校勘之精，堪为全国翘楚。万历时浙江兰溪人胡应麟说，当时刻书之地以吴、越、闽三处最为有名，而以吴地最为精好。胡应麟又说，全国书籍集中之地为燕市、金陵、阊阖和临安。按照这种说法，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大城市都是著名书城。”“上述刻书中心耗用的不计其数的纸张，以及江南市场上的部分书籍，是由江西商人、福建商人、安徽商人和浙南商人等地域商人直接贩运到江南的。”^[1]据学界考证，当时江南三大城市苏州、杭州和南京，均书坊遍地，仅仅以明代南京有名的书坊为例，据今人研究，多达近60家，刻印书籍以戏曲、小说、医书、时义为多。这一类书，为社会各界所需要，出版成本低，发行数量大。江南城市对于能源的依赖和使用远远没有导致今天城市普遍的恶性损耗，或者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固然在于当时城市生产力水平的相对低下，尤其是没有出现高能耗的大机器工业生产。

今天，都市化进程中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可以想象，如此发达而密集的城市，如此高能耗的科技工业，将使长三角城市圈首先面对严重的资源能量损耗问题，石油、电力、煤炭、建材、燃气、木料、淡水等等，无一不是维持江南城市庞大机器运转中不可或缺的零部件，在这个庞大的机器轰鸣背后，是以付出庞大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的。而一旦资源枯竭或者运输中断，都将引发城市致命的停滞状态。为此，国家也把长三角城市群的能源供给，作为中国物资供应的重中之重。但是，一方面，长三角城市本身已经不堪重负，出现了严重的空气质量下降、交通拥堵、淡水短缺、电力受限等城市危机；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与周围乡镇以及农村相关，城市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必然导致和引发整个地区的环境破坏。例如2007年无锡太湖的蓝藻危机，就与长三角城市工业过度发展，或者对于生态环境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存在血脉纽带关系。对此，一方面，应该从古代长三角地区江南城市和谐优美的物态文化中吸取经验，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把保护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从古代长三角地区江南城市，升级为现代版的长三角工业文明都市，如何考虑、规划、构建传统江南城市发展中和谐的生态自然环境，是当代长三角城市建设需要面对的崭新课题。这不仅无法从古代江南城市的物态文化模式中，直接获得全部的经验，而且，也无法从西方发达城市获取现成的理论框架，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虑和规划如何，将直接决定长三角城市现在以及今后是否可以做到和谐健康发展的命运，由此决定了长三角城市物态文化现代性转换的迫切性。

二、长三角城市的精神文化

这可以从制度文化及心态文化两个层面上加以阐释。

首先，就长三角城市的制度文化而言，古代长三角地区城市长期处于非政治文化中心的地区，相对于北方城市而言，在政治地位上要低下得多，尤其是与西安、洛阳、北京等传统政治中心城市相比较，当然，政治地位低下并不等于不重要，由于古代长三角地区城市首屈一指的雄厚经济实力，以及享誉全国的才子佳人，使得古代长三角城市在统治者的心目中成为国家经济和人才的基地。如此以来，以长三角为核心的古代江南城市，在中国古代文明历史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制度文化，即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民主制度。例如唐代的扬州，南宋的临安，明清的南京、苏州等著名江南城市，相比较北方都市，在制度文化上更为自由宽松。以唐朝制度文化为例，当时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吏不允许进入市场。《朝鲜佥载》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京城四品官员张衡退朝回府路上，肚中饥饿，就在市场买了一个刚出笼的蒸饼，在马上举饼大嚼，未想到被一位御使发现后参奏，当政的武则天即下令，不许他以后晋升三品了。^[2]而在长三角区域的城市则不同，例如苏州和扬州，宵禁的措施并没有得到执行，尤其是扬州，不仅没有像北方都市那样严格地实行宵禁。相反，出现了夜市，形成了自由开放、民主宽松为根本特征的制度文化。

今天的长三角城市同样面临着制度文化转换和建设问题。1984年，我国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其中上海、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等5个城市均属于今天长三角重要城市，而这些城市的政治制度文化结构方面，国家努力扩大、开放城市的政治权限，如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对“三资”企业在税收、外汇管理上给予优惠待遇，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这在相当程度上，与古代江南城市比较自由开放的政治制度环境是一致的，它不仅可以有效地为地方城市获取发展的政治自由空间，使得长三角城市群更为便利地获取西方城市先进的经验，促进本地区城市的率先发展，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自由开阔的政治氛围，把中国现代工业文明城市和古代城市相对自由的制度文化贯穿畅通起来，从而有利于现代长三角城市从传统文化中获取生命力，推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制度文化的发展。

其次，就心态文化而言。以长三角地区为核心的古代江南城市传统模式具有浓厚的享乐安逸、闲适娱乐的特征。例如，从唐代扬州的风月青楼、宋代临安的歌舞暖风、明清南京的秦淮灯影，无不浸透着享乐安逸的江南城市文化品质。但是，古代江南城市注重感官声色犬马享受的文化品格，并非全部是低级趣味的情色消费，除了情色文化对于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背离之外，江南城市的心态文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于传统重农抑商的背离，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商业重利心态；二是好饮食服饰的享乐主义。两者共同凝结成江南城市特有的充满人文关怀性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精神。

就前者而言，长江下游地区城市自古商贾之风浓郁，尤其是自近代以来中国著名的商贾巨富多与该地区有密切的关系，这不仅直接推动了该地区城市的繁荣富庶，使其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乃至到了今天，长三角的上海、温州、宁波、杭州等城市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城市发展的典范和样板。而且，商人极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也直接推动了该地区城市文化艺术的繁荣，例如明清时代苏州、南京、扬州、杭州等富商对于戏曲、园林、绘画、饮食等中国传统艺术的巨资投入，都使得江南城市在上述各项艺术成就上在中国城市中占据显赫的地位。

就后者而言，其合理性常常被当代都市人忽略。江南城市一向注重生活的奢靡安逸，在今天全球能源危机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享乐主义的奢靡风气显然不合时宜。但是，在都市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城市节奏越来越快，心理健康越来越脆弱的情况下，人们逐渐意识到，城市的出现既然是人类文明成就的提升，那么，城市就应该承担起“让生活更美好”的责任，而长三角地区的江南城市心态文化，显然在这一点上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和现实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只有在古代长三角地区的江南城市中，可以发现具有与现代都市文化完全一致的精神元素。另一方面，则是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法律的约束，“它挣脱了文明的许多其他标准的约束，挣脱了赚钱花钱的忙忙碌碌的俗套。”^[3]这正是今天长三角城市群，乃至中国都市在心态文化建设上需要加以特别关注的。

第二节　长三角城市群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可行性

就区域文化学角度而言，长三角城市群以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三个系统为主，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意味着众多异质性的区域文化之间存在融合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论证长三角都市群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可行性，就是探讨当代长三角城市一体化建设的现实问题。为此，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两个层面上加以阐释：

首先，就现实层面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三角已经迈进了一体化的实践过程，这意味着长三角城市之间的不同区域文化，在首位城市上海的主导下，完全具备了融合统一的现实性基础。

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完成了从经济区到城市群再到拥有庞大经济腹地的跨都市圈的飞跃。

虽然在这个庞大的都市圈内部的文化结构存在着复杂的相异性，尤其是以上海为核心的海派文化与新加入长三角的江苏北部城市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更为明显。但是，在长三角逐渐一体化的实际历史进程过程中，一方面这个区域的核心文化已经以强大的辐射力逐渐磨合与同化了周边地区，这也是上海成为长三角都市圈首位城市在文化认同上的重要意义之一，否则，单纯凭借经济的强大是不可能对周边城市造成如此大的吸引力和融合性的。另一方面，自作为该区域核心城市的上海自近代开始，就已经开始表现出了对周围文化的强大的吸附融合能力，而正是因为这种把周边乃至外国文化迅速吸收融合的强大能力才有可能成就了上海的辉煌，也才能够让上海成为周围其他城市效仿的样板。据资料统计，近代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降，国内外的人，尤其是邻近上海最紧密的江苏和浙江两省越来越多地涌向上海，以上海对浙江宁波人吸收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上海人口激增到264万多人，这一时期正是宁波人大量移民上海的第一次高潮。到1948年，上海总人口约498万，其中宁波人约有100万上下，占1/5强，宁波籍或宁波人士的后裔则占到1/3；目前宁波籍或宁波后裔人口在上海已发展到200多万。上海在近代的发展和崛起，是与江浙地区移民自始至终的参与分不开的。因此，第六大城市群地区的文化建设，本身就有着良好的共建、共享、共荣的基础。^[4]

其次，就历史文化渊源而言，长三角地区城市文化具有一体化共建的血脉纽带联系。其一，作为江南文化之源的马家浜文化证明了环太湖流域的文化是具有同质性的，而这正是今天长三角城市群的最核心区，距今7 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文化，就与江苏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上海文化之源的崧泽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其二，就长三角文化内部结构而言，虽然呈现出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三分天下的状况，但是，三者之间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断裂，相反，三者之间是血脉相连的。这集中地表现在开放包容、求新求异的主导特征。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数千年的共同的文化历史渊源，造就了第六城市群一批历史文化中心城市与众多的文化名人。这里，人文荟萃，艺术千姿百态。沪剧、越剧、甬剧、昆曲、评弹、绍剧等几十种民间戏曲百花齐放，既容纳了欧美为主的海外文化，又融汇了吴、越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开放性。加快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的传承、弘扬和传播，引领市民，培育出伟大的民族精神，是第六城市群地区文化建设的方向。^[5](www.xing528.com)

长三角一体化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实践，证明了在惊涛拍岸的都市化进程中，区域文化的融合共荣具备了学理性的逻辑基础。

第三节　长三角城市群文化研究的现代意义

长三角城市群文化研究的现代意义，至少可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古代长三角为核心的江南城市文化中的诗性审美精神，为构建当代长三角城市群的灵魂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一方面，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业文明是一本打开了的体现着人类本质力量的书，这本书的灵魂就是产业哲学，它的骨骼与内容是一幅徐徐展开的体现着人类本质力量的人文画卷，那就是城市文化。在马克思的经典话语中，城市文化不仅是一种可以最终支持城市发展的文化力量，而且体现了人类创造城市生活的自由目的，因为人的本质力量就是面对自然客体实现人自身的自由与解放，如果把人的自由仅仅看作是创造出了繁华的城市以及物质财富，而不能在城市中获得审美的、艺术的生活空间，相反，人们成为城市这个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附属零件，甚至成为被城市严重压抑和剥夺人的需要，如此“异己的对立物”城市显然不是人类智慧的最终目的。学者刘士林认为，现代性的基本困境在于，在现代条件下获得充分发展的个体，如何才能解决“自我”与“他人”之间日益严重的分裂与对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除了审美功能比较发达的江南文化之外，其他传统对个体基本上都是充满蔑视与敌意的。所以说，江南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就在于，它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中国民族的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尽管它主要局限在情感机能方面、不够全面，但毕竟是来自中国文明肌体自身的东西，也是我们所能设想的最有可能避免抗体反应的文化基因。在这个严重物化、欲望化的消费时代，如何守护与开放好这一沉潜的诗性人文资源，如何依据它提供的原理创造出一种诗化新文明，就是我们研究江南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根本目的。^[6]

另一方面，当代西方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曾经说：“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7]首先，城市是一种具备了“容器”功能的特殊的物质形态，建筑设施是城市的自然属性，城市建筑学由此成为都市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物质层面。其次，城市构造的“致密而紧凑”打上了人类智慧的烙印，“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的明确目的性大大推动了城市规划设计在都市文化中的重要地位。^[8]事实上，“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物质环境往往会随着时空更替而消减、转化，城市文化则可以超越时空，具有长久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城市的灵魂。”^[9]芒福德指出，将来城市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城市“物质上的质量”转变为“精神上的能量”。而以长三角为核心的古代江南文化特有的审美诗性精神本质，对于当代长三角都市群灵魂的构建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是以长三角为核心的古代江南城市文化审美精神，为长三角都市群审美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框架。

都市审美化研究是城市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对城市进行美化的要求，这个要求本质上是把城市作为审美对象来看待，进而把城市作为一个有待完成的作品，这就产生了与审美紧密结合的城市规划。其一是都市的审美关照以城市给人的情感体验为中心，或捕捉城市的诗意柔性之美，或反映都市人情感困惑。无论是对都市流行时尚文化还是其他诸多文化现象的研究，都以情感判断为起点和终点，并且以情感为对城市进行价值判断的尺度是这种研究的方法论特色。在这个研究视野中，都市并不是作为审美对立物的异己形象而出现的。

其二是都市审美关照非常重视都市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地区、民族或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通过挖掘和梳理城市所蕴含的文化历史资源，廓清都市文脉，构建都市文化资源生长点。上述文化遗产既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非物质遗产。这种研究在对具有历史传统的古城，和对具有文化特色的名城的研究中最有代表性。在都市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和西方大都市积极挖掘整理建设文化遗产已经成为都市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例如长三角都市群首位城市上海，近年来对于江南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视程度日渐突出，关于“上海老祖宗”的争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长三角地区城市文化，对于深受西方都市文化影响的上海的审美生态构建，尚能发挥如此重大作用，对于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的审美生态构建意义也是极其重要的。

三是长三角城市文化的历史资源，对于以艺术化的方式预防和拯救现代都市文明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随着19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浪潮，引发的社会问题日渐突出，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食物、住房、卫生设施供不应求，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就业的不稳定导致城市里疾病流行，犯罪率上升，街道混乱不堪。这些引起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不仅直接促进了西方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产生，而且，也把都市病态现象问题推到了都市文化研究领域中醒目的位置，尤其是都市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都市病态现象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以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为代表的19至20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充分肯定了都市化进程对于人类历史文明的主体意义，把西方文明的本质看成是都市文明，认为正是在西方都市中产生了政党与政治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了西方艺术史上所有独特的现象、孕育了近代文明的承担者——市民阶级与市民社会。但是，对于都市化进程如此迅速以及引发的众多都市病态社会现象也引发了社会学、生态学家的普遍焦虑。一方面，焦虑来自都市化进程自身的质疑，例如都市化进程引发的自然资源恶性损耗、气候恶化、环境污染、人口膨胀、就业交通等等，都引起社会学家的极大焦虑，另一方面，都市化过程中人自身的异化现象，例如人性的自私冷漠等等。对此，可以充分借鉴长三角城市文化传统资源中艺术化、审美化的精神元素，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城市社会生活加以介入，从而让城市不再是城市学家诟病的“暴君城”，而是能够让人生活更加美好的地方，例如上海世博会提出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方面，固然可以看作是适应世界都市艺术之城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也与长三角城市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古代江南都市文化那种优越安逸、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方式完全一致和契合。

（张兴龙）

【注释】

[1]范金民：《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城市文化》，载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1页。

[2]施亮：《古代的城与市》，《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

[3]［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4]曹伟明：《重铸吴越文化新的辉煌——兼论长三角第六城市群地区文化的交流、合作和发展》，《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8期。

[5]曹伟明：《重铸吴越文化新的辉煌——兼论长三角第六城市群地区文化的交流、合作和发展》，《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8期。

[6]刘士林：《在江南发现诗性文化》，《解放日报》2004年10月17日。

[7]［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8]王振复：《城市“设计”的文化理念》，《解放日报》2006年10月8日。

[9]武廷海：《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江南现象”》，《华中建筑》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