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升级：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

第一章　联合推进产业升级策略

当前，长三角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原材料成本动荡、贸易壁垒提高、技术进步滞后等使长三角外向型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环境承载力削弱、土地等生产资料稀缺、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等也对长三角未来发展提出严峻挑战。这些问题汇集到一点，就是长三角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严重滞后于自身要素禀赋的变迁，滞后于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化。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中，长三角承担了制造环节，沦落在价值链的最低端。长三角外向型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变成了发包与承包、创造与制造、高端与低端、控制与被控制、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刘志彪，2008）。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温家宝总理2009年1月在江苏考察工作时，指出“对关联度大、产业链长，对国民经济影响深远的重点行业，要制定调整和振兴规划”。长三角应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和国内产业振兴规划将如何推动长三角的产业转型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长三角各省市应如何分工合作，突破低端锁定，发挥产业关联效应，带动产业整体升级？

第一节　产业升级的目标模式

一、坚持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

从长三角外向型产业的现有优势来看，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难度较小，实现的可能性较大。如生产设备更新、改进管理方式等。在嵌入GVC的初级阶段，长三角外向型产业应该立足生产环节，通过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加强生产过程管理控制和产品研发，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把更多的新产品、新品牌推向市场。在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资本和市场实力后，逐渐向功能升级和链升级发展，以防范被核心环节上的主导企业锁定在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上。对于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GVC的核心环节在销售环节，应向销售环节、服务环节跃升以实现功能升级。

二、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良性互动

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竞争优势体现为产品内国际分工链条中占据的环节。制造环节的功能升级会推进生产服务系统和生产制造系统的分离，强化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增加生产性服务的内部供给，或者将企业内部分工转化为外部分工，推进研发、设计、物流等环节的外部专业化发展。以生产、生活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将带动长三角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与国际化。

产业协调不仅包括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内生性互动，还包括了服务业历史发展水平对当前发展水平的影响。服务业作为高级要素投入，可以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制造业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反之，制造业的发展也扩大了服务业的规模和服务质量，有利于其进一步发展。如图1所示，构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产业升级的目标之一。

三、形成产业梯度分布格局

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长三角地区逐渐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但从地区的角度讲，长三角各城市的发展参差不齐，未来应加强城市间分工协作，促进地区产业一体化。首先，要整合各城市的资源优势，按照“合理分工、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利益均沾”的原则，强化各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上海应强化国际大都市的综合功能，重点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加快发展信息、金融、商贸、房地产、现代物流等第三产业，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苏南地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沿江微电子产业走廊；浙东北地区要立足纺织服装、机械、石化等产业优势，逐步成为我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其次，推进上海市一般制造业和成熟技术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扩散。因此，上海要奠定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就必须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把着重点放在高新技术制造业方面，发展具有原创性的软件业、IT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以及生物医药、海洋开发、宇航通讯等具有世界前瞻性的行业等，而将一般制造业和成熟技术逐步转移扩散到周边地区。第三，以上海为“龙头”，构建一体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链。在未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发展中，上海应强化公司总部管理、规划、研发、设计、集成、现代物流以及销售等环节，而将组装、加工、零配件生产等制造环节转移到周边地区，逐步形成产业梯度分布格局。

四、重塑国际分工体系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三角有条件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这种制造业基地不是由境外企业控制的“世界工厂”或“加工厂”角色，让跨国公司控制着核心技术、关键元器件、关键设备、品牌和销售渠道，而是应该成为一个拥有自我创新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独立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全球化的制造业基地。从现有发展基础看，长江三角洲地区有条件发展成为未来中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和先进制造业基地，以奠定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重点是依托目前初步形成的沪苏宁信息产业走廊，加强研究与开发力度，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海洋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建成以上海为核心的沪宁杭高新技术产业带。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长江三角洲地区要发挥其综合优势，逐步建成为集研发、生产和孵化基地为一体的电子信息产业带。在制造业发展方面，要依托现有制造业基础，强化产业升级，大力发展产业链经济，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能力，努力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从而突破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重塑国际分工体系。

图2-1-1　长三角未来的价值链模式

第二节　突破低端锁定的路径

一、以技术创新提升价值获取能力

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大多呈一种“菱形”结构，即处于上游的研发环节和处于下游的销售环节薄弱，而处于中间的制造环节基础较好，这种状况远不能适应现代制造业发展的需要。长三角虽然制造业基础较好，但各企业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为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今后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进一步巩固现有制造环节优势的基础上，要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增加科技含量，培育自己的研发体系，掌握和发展核心技术，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使制造业发展逐步建立在依靠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信息产业领域，一定要将产业链向上游延伸，掌握源发性技术，开发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并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逐步实现产业的高级化。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创新决不仅局限在技术和产品方面，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在经营控制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学习创新，技术创新应该是以市场为基本导向，贯穿于实现市场价值的整个过程，通过它可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提升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而通过控制和经营创新，学会拓展国际市场、运作市场的能力。长三角产业升级的根本对策是自主创新，包括技术和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创新，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长三角外向型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被动地位，才能摆脱外部控制。

二、培育“跨链条学习能力”

长三角外向型产业应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厂商积极互动，提高为主导厂商的配套生产能力。这些企业在为全球领先公司进行配套活动，如设计、物流、元器件采购和加工的过程中，会得到主导公司的详尽指导，这有助于本地企业获取专业的知识和信息，激发本地企业技术吸收和二次创新能力的提升。外向型企业应该培育自身的“跨链条学习能力”，把在一条价值链中获取的信息、知识和经验，运用到另一条价值链当中。运用企业原有技术生产新领域的产品，使企业获取资源能力不断增强，最终改变自身与全球领先公司之间的关系、改变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推动地方产业网络全面升级的产生。比如台湾最初生产电视的厂商成功转向电脑LCD屏的生产，实现了“价值链条的升级”。

三、以产业联盟推进联动发展

创新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依赖于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即创新产品需要获得上下游的产品配套，并且配套产品要有市场竞争力。创新产品的产业链往往难以依靠市场机制快速形成，产业联盟通过企业间合作促进产业链的形成。产业链联盟在创新中的具体作用是促进创新产品尽快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链。

长三角产业的联动发展应充分发挥产业联盟的作用。为了促进长三角地区嵌入式系统相关产业的发展，上海嵌入式系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浙江嵌入式系统工程中心和江苏嵌入式系统工程中心进行了有效的接触沟通，就联合进行人才培养以及相关标准制订等方面进行了交流。2008年9月“长三角嵌入式系统与软件产业联盟”宣告成立。这将有效发挥三地在芯片生产、装备制造、行业应用等方面的优势，实现芯片与系统的联动、硬件与软件的融合、技术与产业的衔接，形成区域嵌入式系统与软件创新环境和体系，最终为长三角的联动发展贡献力量。

四、以服务外包攀升价值链高端环节

近年来，随着长三角经济的发展投资空间逐步扩大，生产性服务外包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长三角地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战略定位应重点放在以下领域：（1）与制造业配套的高端服务业，包括研发中心、创新中心、服务中心、新技术应用等方面。（2）专业服务业，包括引入会计审计、管理咨询、资产评估、环境评估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3）现代物流供应链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将研发、供货、生产以及销售一体化，决定制造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长三角地区存在着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应大力发展为制造业服务的现代物流供应链管理服务。（4）信息服务业，包括标准化的数据管理、数据服务（空间信息服务和商务信息服务）、电子信息传输（EDI）、电子商务平台等。

政府要依照国际通行的管理规定对与服务外包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等进行全面审核与修改，帮助企业进行国际对接。同时，积极培养专业化水平高、服务信誉好的服务中介机构，有效地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信息、咨询、评估、经纪、法律、仲裁等各种服务，形成功能强大的网络化、社会化、产业化服务体系。

此外，长三角地区还要利用科研院所的资源优势，加大企业现有人才的培训，多层次、多类型地开展职业培训，迅速提升服务外包中、高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长三角只有设法摆脱GVC中国际大买家的控制，努力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独立地发展先进制造业，才会对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甚至对国际直接投资（FDI）形态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产生近距离的需求。同时，现代服务业越发展，就越有可能攀升价值链，摆脱在GVC低端的地位。

五、设立境外生产基地

长三角有不少中小企业尚不具备对外大规模现汇投资的条件，所以应鼓励企业“境内接单、境外加工”，或设立境外贸易机构，“贸易先行，投资跟进”，或直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境外生产基地，开展境外加工贸易，跨国经营。为此，各级地方政府应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帮助有条件的企业申报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格、申办境外投资企业，对已获权企业努力帮助其用足政策，积极探索多项合作途径。

政府应完善综合配套功能，加强规划指导。帮助省内企业获得设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相关优惠政策与资金支持。鼓励长三角金融机构及政策性银行加强对企业在境外设立生产基地的信贷支持，进一步简化货款审批手续，采取较低的优惠利率。鼓励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企业提供咨询、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投资保险等服务，并对一些信用条件好、实力强的境外投资企业扩大授信额度。

此外，还应建立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联动机制，实现外经贸管理部门与财政、税务、海关、银行和驻外使领馆的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进一步推动投资便利化进程，加强审批管理部门的配合，使审批工作更加透明、高效。省内外相关涉外部门应加强与境外经贸机构的联络，为企业做好牵线搭桥工作，重点组织相关企业对目标区域进行调研，并积极邀请境外目标市场国的经贸部门、企业家代表到长三角考察，开展专题性对接洽谈活动，实现双向互动，促进企业的交流合作。

六、构建长三角本土价值链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那些起初以融入GVC为主，但根植于本土价值链体系（National Value Chain，NVC）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出现了逐步的产业升级，如亚洲四小龙制造业品牌的创建过程。因此，长三角要充分重视从被“俘获”的GVC中突围，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本土价值链^[1]。

专业化市场已成为连接长三角生产者供给体系与消费者需求体系的最重要的市场交易平台之一。大量长三角本土企业依靠专业化市场形成了产业集群，形成了一个以专业化市场为中心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网络体系。随着专业化市场的区域品牌效应向全球市场影响力的扩散，大量国外采购商“蜂拥”加入专业化市场的采购商队伍中来。在专业化市场中，很多企业在国内本土市场中也占据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这就为长三角制造企业的NVC构建提供了发展空间机会。

专业市场作为NVC构建的平台，可以嵌入政府功能。政府通过规范专业化市场中的交易秩序、竞争秩序、产品质量标准、市场进入壁垒标准，诱导或迫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并通过引入高创新企业或高端生产服务型企业，强化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的升级能力。

促使专业化市场逐步形成竞争秩序的有序化，主导企业控制的产品分工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自主研发能力提高。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的升级能力进一步表现为由简单产品向集成产品的延伸，甚至可以预测和创造市场需求。对于长三角专业化市场及外向型产业来说，这意味着获取了高端升级能力。

第三节　国际代工产业自主价值体系的构建

与传统的GVC理论相比，GVG理论突破了GVC理论的“价值量增长”的价值假设与“伪升级”路径，以“价值权力”获取的新价值假设，着重自主的全球价值体系构建。GVG作为发展中国家后进企业自主的全球价值体系，是价值网格理论（Frits K．Pil，2006；俞荣建、吕福新，2007）在全球价值体系重构、发展中国家后进企业价值权力日渐销蚀条件下的理论拓展^[2]。

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应据此构建自主价值体系，这是在国际市场环境与长三角区域代工产业特征等具体情境下，以增强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为导向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导向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的竞争优势，表现为订单量与订单价值份额的优势”、“相对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竞争优势，表现为价值链租金份额的攫取”、“对未来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具有的潜在价值，表现为自主能力与知识的获取”。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自主价值体系构建的具体目标，是建立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的客户化组织范式，以实现长三角区域内异构资源的跨区域动态配置，解决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存在的“价值链断层”与“价值节点割裂”的突出矛盾，形成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的价值整合力。

一、自主价值体系构建的多元主体

构建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自主价值体系，其多元主体主要包括：区域代工产业价值资源的整合商（一般代工产业的龙头企业，如上海的中芯国际、浙江的丹吉娅集团等等，在该行业中面临国际市场，对区域价值资源进行整合）、价值模块供应的卫星型企业（为龙头企业提供价值模块的中小企业，围绕在龙头企业周围）、相关政府部门、行业中介机构等。

二、构建价值创造与实现的有机体系

从多条路径、以多种方式，促进价值主体之间跨区域联盟，构建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价值创造的“雁型”体系，与价值实现的“三叉戟”体系。

1．构建价值创造的“雁型”体系

从水平的、横向的、对角的等多条路径，针对长三角不同国际代工产业、不同企业的具体特征，选择合适的价值主体之间跨区域联合的具体路径；选择并购、纵向联盟、横向联盟、合作研发、合作营销等方式，确立价值主体之间跨区域联合的具体方式。根据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省的产业特征与比较优势，构建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价值创造的“雁型”体系。（1）上海为“雁头”，通过构建面向国际市场的价值整合平台、与面向上海周边区域省份的生产性服务基地，承担整合商与生产性服务供应角色，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与辐射效应；（2）江苏与浙江为“两翼”，承担具有一定技术含量、质量水平的主要产品或零部件生产与制造；（3）安徽等劳动力资源丰富、商务成本较低的省份，主动承接沿海地区转移的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与组装环节，形成“雁尾”。（4）“雁头”、“两翼”与“雁尾”协同形成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的价值创造体系，以整体形态嵌入全球价值链。

2．构建价值实现的“三叉戟”体系

根据国际市场呈现的新特征和趋势，构建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价值实现的“三叉戟”体系。（1）重新审视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价值空间与潜在风险进行评价。进一步厘清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进行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手段、意图和策略；摸清欧美各国市场的价值空间与演进趋势，特别是经济危机条件下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潜在机会与风险。（2）积极拓展印度、巴西、东南亚各国等新兴市场。建立新兴市场拓展的多层次、多主体工作机制，政府引导，企业出击，国际市场咨询与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服务，从产业层面对新兴市场进行评价分级，并建立《长三角主要代工产业市场白皮书》。（3）重点拓展国内市场。（4）对三种类型市场和渠道进行合理的结构分布，一方面捕捉更为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同时消化风险、构筑谈判权力。(www.xing528.com)

三、创建和丰富国际代工产业价值模块

根据全球价值网格理论，价值模块是自主价值体系中的系统要素，其丰富性与多样性程度是决定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自主价值体系系统绩效的要素基础。（1）创建长三角区域内数量与种类更加丰富的各类价值模块。放眼国际国内两个要素市场，积极吸纳国际先进技术与服务，努力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或服务产品，形成长三角地区数量庞大、种群丰富的价值模块生态圈；（2）生产性服务价值模块，形成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价值网格的价值要素基础；（3）构建上海生产性服务基地，通过“一小时交通圈”，服务周边地区的中小价值模块供应商。

四、建立自主价值体系多元主体间的跨区域协同机制

突出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升级议题的战略地位，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长三角主要省市、地区政府机构与主要代工企业代表共同参加，合理分工，职责明确，利益共享，建立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自主价值体系构建的协同工作机制。（1）多省市协同参与，共同编制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升级的5年战略规划。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升级已经构成区域发展乃至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务必从区域发展战略层面的高度，将其看待成为一个独立的发展议题进行战略规划。（2）以行业和行政区域为双重主体，共同设定各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所涉及的主要技术标准、质量标准与行业规范。针对国际市场变化和国际贸易保护新趋势，突破各种贸易壁垒；消除地区间、行业内企业间的标准障碍；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获取全球价值链的标准权利。（3）构建价值模块转移机制与共享平台；一是生产性价值模块转移机制。包括生产设施、厂房等生产能力的转移。要求长三角地区间通过会展、招商、网络等途径，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以充分挖掘生产型价值模块的跨区域动态配置；二是生产性服务价值模块共享平台，促进各种服务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特别是上海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基地，要建立生产性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的共享平台，让周边地区能够快捷、低成本地获取服务，提升生产制造质量和效率。（4）建立与国外市场或客户的协同谈判机制。以行业为单元，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导，单拳出击、重拳出击，形成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的合力，力求在国际谈判中获取价值权力。

五、拓展新型的全球化价值实现方式

自主价值体系构建，是在“长三角地区”作为一个区域整体的视角下进行的，其价值实现的具体方式，需要建立与发挥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多层次的品牌效应，转变全球价值链固有的、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定式思维，从“被动嵌入”到“以我为主”，进行全球价值链治理方式的策略选择。（1）打造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多层次的产业品牌。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的“长三角”品牌，以及各代工产业品牌，例如“长三角汽摩配OEM”、“长三角服务外包”、“长三角软件外包”等。（2）加强整合商企业自主品牌的创建；自主品牌构建是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升级的长期选择，但是短期内需要有所侧重、有所突破，即从代工产业的整合商品牌构建入手，先打出各个行业的整合商企业品牌，继而进行模块供应商品牌构建。（3）促进中小价值模块供应商与整合商之间的品牌共享，通过多层次品牌效应，促进长三角国际代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全球价值链升级。（4）各种海外市场具体进入方式的选择与交易架构的设计，进行“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策略选择，如购并、纵向联盟、构建自主营销渠道（如开设专卖店等）、代理制（寻求经销商加盟连锁）、与主导企业进行渠道交换等。

第四节　以并购促产业升级

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钢铁、石油化工、机械等行业为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以及实现产业结构的地区优化，曾出现过四次合并浪潮。因此，要加大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些重点行业以及规模效应较明显、同构化程度较高行业中企业间的收购、兼并、合并等资本运作的力度，组建一批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并依据“自愿组合、资产经营、多元发展、核心构成”的原则，积极培育和发展一批代表长江三角洲走向国际化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

但实践表明，历史并购案中有接近70%的并购案是失败的，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总结以往的并购案，会发现并购中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也可能出现在长三角企业并购中，研究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长三角企业通过并购促进产业升级有实际借鉴意义。

一、并购存在的多种问题

1．政府参与并购产生的问题

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政府在企业并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过多的行政干预会给并购带来负面效应。第一，政府不是作为并购的裁判，而是作为并购的主体出现。尤其是在面对国有亏损企业的重组上，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强制并购和鼓励并购。有时政府出于业绩考虑而非效率原则，极力撮合效益好的企业并购亏损企业，使企业背上沉重包袱。第二，本位主义，地方保护色彩重。由于行政区划的存在，并购会涉及税收和就业安置问题，如果并购在利益安排上处理不当，会遭遇重重障碍。据国内一家大型钢厂的人士说，目前跨区域的重组项目难度很大，不少地方都倾向于内部重组。第三，定价不好确定。由于不是市场行为，没有合理的并购定价，被并购方有可能低价出售资产。

2．并购的战略定位不清

（1）没有考虑自身的资源与能力，盲目追求企业规模和集中于产业链低端的并购，并不能给企业带来良好的回报。韩国“大宇神话”的破灭和我国“巨人集团”陷入困境都印证了盲目扩大的害处。

在过去两年，沙钢以现金收购的方式，先后收购了江苏淮钢、河南永钢、常州鑫瑞特钢和江苏永钢，获得了上千万吨的新产能，涉及现金50亿元以上。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沙钢当家人、董事长沈文荣和沙钢领导班子正在对沙钢近两年的快速扩张模式进行反思。沙钢内部有意见认为，如果近两年没有大规模现金收购，那么面对风暴时沙钢日子就会好过许多。据称，沈文荣的思路也有了新变化，即由原先的迅速做大，转变为“钢铁企业并不是越大越好”。

（2）盲目进入新行业，产生多元化困局。由于对新行业的技术、设备、管理、市场、销售不熟悉，大多数企业在多元化后无功而返。

3．并购融资渠道单一

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定向增发等再融资的行为来获得资金，还可以通过公司债、企业债的形式获得资金。但对于非上市公司，并购资金的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

2008年12月9日，中国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并购贷款正式开闸。至2009年5月，全国已经发放130亿元的并购贷款，产生了400亿元的并购交易量。但银行出于风险因素的考虑，大部分的贷款都发放给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很难得到此类贷款。

4．并购整合不力

很多企业存在着重并购、轻整合的问题或者是整合过程矛盾重重，最终导致并购失败。

无锡的小天鹅曾是中国洗衣机行业的龙头，上世纪曾创造了很多的辉煌。由于盲目扩大规模等原因，从2001年开始利润大幅下降，到2002年巨额亏损8．68亿元，为解决资金链问题，在当时“国退民进”的大背景下，小天鹅的实际控制人无锡市国资委将小天鹅集团65%的股权卖给了南京斯威特。

斯威特有在资本市场上成功的运作经验和资本背景，在整合之初，先给小天鹅注入的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通信资产，手机业务没有让小天鹅翻身，小天鹅旗下的空调业务也是年年亏损。由于斯威特并不真正擅长经营，没有稳步的整合小天鹅的洗衣机资产，没能大力发展好其主营业务。2006年斯威特资金链断裂，在斯威特整合小天鹅期间，不断掏空小天鹅集团的一些优质资产。从2006年8月起，无锡国资委通过两次仲裁重新持有小天鹅集团100%的股权。一退一进，由于整合不力，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也使得企业丧失了几年好的发展机遇。

5．并购中介支持力度不够

长三角地区通常是上海产权交易中心发挥中介机构的功能，但产权交易中心并不能对企业并购的设计、咨询提供很好的帮助，对企业并购的运作能力和经验不足。

并购的中介组织还包括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以及2009年成立的上海并购俱乐部。公会和俱乐部集中了并购界的优秀专业人士，人流带来信息流，通过交流和分享信息，可以及时掌握业界最新的资讯，而且还可以缔造并购交易。但是这两个组织企业的参与度还不够。

二、营造适当的并购环境——政府的作用分析

产业的并购升级主要是通过政府创造适当的环境，由企业作为主体来运作，因此长江三角洲企业的并购要从以政府为推动主体转变到以企业为发展主体上来，切实做到政企分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自愿、互惠、互利等原则。

1．明确政府与企业在并购中的地位

企业作为并购的主体，有充分的自主权，政府不应该直接参加企业具体的并购活动，而是宏观引导。通过产业政策，规划产业发展方向，调节各个产业之间相互关系及其每个产业内部结构的关系，使产业结构在企业并购中达到最优化。

2．政府充当企业并购的协调者

首先，政府要对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企业并购协调好，打破过去“条块分割”的局面；其次，政府对于涉及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跨国公司的并购，要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比如长三角地区的市长联席会议可以协调并购中的各方关系。

3．政府充当企业并购的监督者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调整、规范企业的并购行为。政府要随时关注长三角地区企业并购的动向，以维护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对于欺诈性并购、强制性并购及违背企业发展总体规划的并购和损害国家财产及其权益的并购要及时发现和干预，制止那些损害市场效率，妨碍公平竞争的并购活动的发生。

三、并购的战略模式选择——基于价值链整合的并购

企业在并购时，要从整个产业价值链的角度考虑，不能仅满足于眼前的并购效益，还要看此项并购是否有利于本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全球价值链角度的产业升级包括从低到高、迭次推进的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四种方式，四种方式都对应着企业一定层次的升级，对应着一定的企业价值链地位和竞争力的提升。

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是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代表，长三角的电子信息产品从结构上看，主要优势集中于传统整机和中低端零部件产品的大规模加工、组装上。传统的整机生产能力强，新兴的换代整机产品生产能力弱；一般的元器件配套能力强，关键的元器件配套能力弱。在高端计算机网络设备、专用生产设备和测试仪器、系统集成及服务、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关键产品领域仍然薄弱，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协同效应。制约了产品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提升。所以电子信息行业的企业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应该侧重于在产业链的上下游进行纵向并购，对工艺流程和产品进行升级，进而上升到产业功能升级与价值链升级，把长三角的电子信息产业做大做强。

四、完善和培育并购中介机构

首先，大力支持发展包括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等在内的中介机构体系。政府可以牵头促使上海产权交易所和几大著名的券商、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加强合作，通过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培训、交流来提高并购的运作能力，提高并购的效率，从而积极推进企业间的成功并购。

其次，政府鼓励企业加入并购公会、并购俱乐部，扩大社交网络、创造并购的商业机会。

最后，政府部门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金融中介机构的行为。加大并购融资的贷款力度，使得民营企业也可以得到并购贷款。通过政策引导，把贷款发放给优秀的民企，使得民企也可以通过并购做大做强。建立并购引导基金。建议发挥上海金融中心的优势，在上海设立一个专门的并购引导基金，长三角企业并购、为产业集中和升级发挥引导作用，使上海成为推动并购市场发展的主力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使企业可以通过发债为并购筹资。

（张艳辉　俞荣建　陆桂贤）

【注释】

[1]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长三角产业升级的冲突与和谐》，讨论稿，2009年。

[2]美国战略学者Frits K．Pil教授于2006年在《斯隆管理评论》上发表的文章《Evolving from value chain to value grid》，首次提出价值网格（Value Grid）的概念，通过大量国际或领先或高速成长企业的案例研究，得出了通过构筑价值网格获取竞争优势的结论，并建构了价值网格的通用维度，作为企业构筑价值创造网络的战略框架。俞荣建、吕福新（2007）将网格技术中蕴含的网络客户化范式下组织间异构资源动态共享的组织思想，基于建构论的观点对价值网格的价值创造机理与系统架构进行了设计。俞荣建、吕福新与Frits K．Pil教授分别提出的价值网格理论，虽然角度不同，但形成互补，共同形成体系完整的价值网格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