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婚的门当户对
婚姻是男女两性间建立的一种社会公认的夫妻关系，这种关系是家庭和子嗣合法存在的基础。
《礼记·昏义·疏》：“婿曰婚，妻曰姻是也，谓婿以昏时而来，妻则因之而去。”
《白虎通》：“婚姻者何谓？昏时行礼故曰婚；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
婚姻，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一定发展时期后的产物。婚姻乃吉庆之事，但择婚、议婚、订婚，乃至离婚、再婚，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却有许多禁忌。就说如何择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中，“门当户对”是首先要予以考虑的。
择婚禁忌，“首先是群属意义上的个体，在群体意识的干预和影响下，于选择婚姻配偶方面的禁忌”（任骋《中国民间禁忌》）。
所谓“门当户对”，这“门、户”二字，若从广义上来理解，则不仅仅是说联姻的这两个家庭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相近和相等，还有更多的讲究。
民族之间由于民族习惯、信仰不同，或因地域、语言方面的局限，抑或是出于维护民族种属的纯正等缘故，也常常形成彼此通婚的忌讳。“满族也曾有不与汉人通婚的禁忌信条，俗话说的‘旗民不交产，满汉不通婚’即是清朝前期的俗法”（出处同上）。在古代的湖南，亦有“苗汉不通婚”的习俗，但随着岁月的流变，这种忌讳正在消泯之中，汉族、苗族、土家族、瑶族的年轻人之间，互相爱慕而终成连理的，已是司空见惯。
同姓不通婚，是个极普遍的现象。同姓不婚始见于周，姓的作用在于“别婚姻”、“别种族”，因同姓同血统，同姓婚配，影响后代子孙的生育。《白虎通义》曰：“不娶同姓，娶同姓者一国同血脉，遂至无子孙。”《左传》也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www.xing528.com)
在同一个家族内，也禁止异辈通婚，视之为是“乱伦”行为；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更是严禁。即便是同辈人，也要杜绝近亲结婚，这在《婚姻法》中，已有明文规定。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不少民族中都实行着严格的等级内婚制。汉族民间的门第观念就对等级婚姻的缔结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所谓‘门当户对’方可联姻”（出处同上）。这里所说的“门当户对”，是指社会地位、贫富情况的相等或相差无几。
过去在汉族人的传统观念中，对从事某些“贱业”的人，极为鄙薄，比如：剃头、修脚、唱戏、衙役、刽子手……这些行业之外的家庭，决不与他们联姻。而汉族的男性统治阶级和奴婢阶级之间，也是绝对禁婚的；以后虽有所松动，女奴顶多能作“妾”（主妇之外的副室）而已。
“凉山彝族也有此类婚俗。在统治等级的黑彝内部还存在着进一步的等级分别。黑彝必须恪守等级内婚制。黑彝内部有所谓‘硬骨头’、‘软骨头’、‘黄骨头’之分，血统纯洁的黑彝家支称为‘诺伯’，意为‘血统好的诺’或‘硬骨头’；在历史上混杂过被隶属等级血统的黑彝家支称为‘诺低’，意为‘血统不好的诺’或‘软骨头’；还有一种晚近血统混杂的黑彝家支称为‘诺比’，意为‘黄骨头’，他们的统治等级身份不被社会承认。在‘诺伯’（硬骨头）、‘诺低’（软骨头）和‘诺比’（黄骨头）之间亦是禁止通婚的”（出处同上）。
解放后，由于“成分论”的影响，“门当户对”讲究的是双方出身的大致相同。贫农、下中农、工人阶级、革命干部属于优良家庭，次之的为中农、小商，再次之的为地主、富农、资本家、工商业兼地主。此外，还讲究双方父母的“政治面貌”，如：中共党员、民主党派、群众、“右派”、“反革命”等等，“文革”中则有“二十一种人”之说。出身好的配出身好的，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习俗。
“文革”后，接着是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经济长足发展。“家庭出身”的色彩渐渐淡去，加之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基本上成了“中国公民”一种身份，民主的气氛越来越浓厚。年轻人的恋爱、结婚，少了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禁忌，讲究的是情投意合，讲究的是个人学历、能力的相匹配。
但在“80后”的年轻人中，有些是生长在城市的，且是独生子女，有学历也有好的工作岗位，因父母社会地位、经济情况较好，他们被称之为“富二代”。在相悦、相爱的前提之下，他们开始关注双方父母各方面情况的对等，是“门当户对”在这一时期的新的诠释。
网络上出现的新语汇，有“凤凰男”、“孔雀女”。前者指地域、家庭条件较差的男孩子，他们有学历也有能力，混得有模有样，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的生动例证。“孔雀女”，是“孔雀公主”的转化，漂亮、有文化、家庭条件优裕。“凤凰男”、“孔雀女”，虽不“门当户对”，但男孩子的个人魅力，弥补了家庭条件贫寒的缺陷，使“孔雀女”对其一见钟情，终结百年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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