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忌讳：典当业冷漠现实，揭露惨淡穷苦人的生活

典当业从不笑脸迎人

清人秦智洪在《典衣行》一诗中，描写了穷苦人到当铺典衣换食的惨景：“……充我一家饥，典我一身衣。呜呼此衣如故人，寒能衣我饥能飧。衣兮衣兮与我别，一夜寒风吹急雪。”

典当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到清代尤为兴盛，从京城到地方，官私当铺到处都是。据《东华录》记载，乾隆九年（1744）十月壬子初九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

当铺经营的是有抵押贷款，实际上是高利贷的另一种形式。

《红楼梦》第五十七回中，薛宝钗见即将成为她家儿媳妇的邢岫烟在天还很冷时却只穿着夹衣，一问，岫烟说：“前儿我悄悄把绵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这家当铺开在“鼓楼西大街”叫做“恒舒典”，是薛家出的本钱。曹雪芹的父辈曹頫于康熙五十四年，在《覆奏家务家产摺》中承认，他家在京郊张家湾有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

“当，田相值也”（《说文》），其义为田地与田地相对等，差不多。(www.xing528.com)

在各行各业的店铺格局中，惟有当铺是最为奇异的。它的建筑与装饰风格，与牢狱酷似。“北京的典当铺……如大门前有一束油布扎箍的幌子，即仿原来监狱中曾有过在牢房门前挂一件衣服或雨伞的暗记形式；另外，当铺用砖砌着很高的院墙，红色的木栅，院内用石头盖起高大瓦房作为库房。房檐均以石头刻成柱子作为窗户，一如监房。营业时伙计们坐在很高的柜台旁的高凳上，犹如老爷问案”（沈鸿娴《北京典当业二三事》）。“当铺的老板，以及下面的伙计，都不同于其他行业，从不笑脸迎人，有如凶神恶煞，神气十足。有时借助官势，欺压平民”（贺海《燕京琐谈》）。

当铺为什么形如监狱，据传说，很早以前，有一罪犯触犯刑律而关于狱中，熬了多年，后来成了一个管辖犯人的牢头。他在狱中勒索钱财，买卖食品百物，又令囚犯赌博，输者以物抵款，日久，他积资甚多。遇赦出狱后即开了一家“小押当”，物值十而押五，坐扣利息，到期不赎者，变卖折本。后来，人以为暴利之举，逐渐成为一种行当。因典当业始于囚犯，故其店铺格局一如监狱（《燕京杂谈》）。另一说则是“清代左宗棠驻扎新疆时，为给发配犯寻一生路，即允许他们集资设立押店，后来赦释的犯人返京后，仍操此业。所以北京的典当铺一直沿袭着狱中设典的一些形式”（《北京典当业二三事》）。

在上海，典当业的鼎盛时期“当在上海开埠辟设租界以后。租界内外共有典当一百多家，小押店达三百多家”。“跨进当铺门，迎面一般总有一个木制屏风，屏风上写着一个斗大的‘当’字”（《旧上海的当铺》）。

当铺剥削和坑害典当人的手段很多，首先是利用当票搞鬼。“访闻各属典铺，凡民间典质物件，如价值一两，仅可当银三钱。其票内字迹并非楷书，另作一种格式，牵连一串，令人莫识，以致取赎之时，愚民任其欺敝”（佚名《江西政要》）。其次，利息极高，到时不赎，即为“死当”，当铺可作价变卖，从中渔利。

此外，清乾隆年间，北京的当铺可以签发银票，在市面上流通，当然这都得到了官府的支持，以榨取更多的民脂民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