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艺术形象的功能显现
符号学派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一书中曾经讲过,艺术哲学的关键问题在于艺术究竟创造了什么。舞蹈艺术创造的是“流动的形象”;绘画艺术创造了“空间的幻象”;音乐创造的是“作用于听觉的时间幻象”;文学艺术则是“用语言创造出的纯粹幻象或虚幻事件”。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延伸下去我们发现,散文、小说、诗歌,虽然皆以创造艺术幻象或干脆说以创造艺术形象为己任,但因体裁不同,首先在艺术形象所承载的审美功能上便相对出现差异。
小说
关于小说艺术,亨利·詹姆斯有过这样的阐释:“在最广泛的范围里,可以把小说看作个人的和直接的生活印象的反映,因为小说的价值首先是由这一点决定的,而价值则因印象的丰满与否而降低或提高。”
请留意“生活印象”四个字。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这一概括意味深长。正因为是“个人的和直接的生活印象的反映”,所以,在小说里,就是在一些非常现代的小说里,也通常充满着对于人生事态心态的实体性、过程化描述。即便在情味十足的散文化小说,思辨浓郁的哲理小说,甚至在博尔赫斯后现代意味的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当中,对外在动态形象——如故事、人物、景致、形貌、对话等等——的再现,也往往明显大于对内在情思活动的表现,而后者常常暗含在前者深处。
撇开与雕塑艺术等物化形式的再现性艺术的比较,仅就文学艺术这个部落来说,姑且把小说的这种客观描述性称作偏重再现的。
诗歌
诗歌艺术,处在与小说遥遥相对的另一端。它往往无意于如实地描述生活图像,而是把东鳞西爪、星星点点的具象当成感受符号,使之变成充满情感和思想张力的诗歌意象。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这种鲜明的主观抒发性不妨叫作偏重表现的。
对此,苏珊·朗格曾深入到诗歌的文体内部进行考察,得出结论说:“在有机统一性和节奏性方面,它有点儿像音乐;在形象性方面,它又有点儿像绘画。”“这是一种创造的幻象或表现性的形式,其中包含的每一个成分都是为加强它的符号性表现——对生命、情感和意识的符号性表现——而存在的。”
散文
散文,处于再现性小说与表现性诗歌的中间开阔地带,兼有再现与表现的双重特点。而这种双重性,恰恰构成了散文艺术形象功能的特性。
若继续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叙事性散文中,客观再现性比重通常大于主观表现性,故叙事散文与小说艺术比较靠近,甚至毗邻。当这种客观再现的比重加大到一定程度,便可与散文化小说、甚至跟小说发生重合。史铁生当年打动了新时期文坛的力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就曾经给那时候的读者带来体裁认定上的困惑。它获得是短篇小说奖,但其中信天游一般悠扬的抒情性、在弱化故事情节上的先驱性、语言的美感等,分明充满了散文气质。回头看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当属于跟叙事散文接壤的散文化小说之列。
抒情性散文的主观表现性分量相对重一些,因此抒情散文通常更具诗味。而散文诗,恐怕就是在抒情散文与诗歌的交界处问世的。倘简单图示:
以我们熟悉的鲁迅散文为例:
《风筝》、《父亲的病》等叙事散文,以其相对鲜明的写实再现性,区别于《秋夜》、《狗·猫·鼠》等抒情性篇章。而散文《秋夜》,在不同的选家那里,将其看作抒情散文者有之,把它编入散文诗选集的也不乏其人,由此可见,该散文就颇有边缘文体的意味。
这样一来,从艺术形象的功能显现这个观察视角上,我们既获得了三种主要文学体裁之间的相对分野,同时也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过渡性、交叉性、渗透性联系。
还是通过典型的文体个案加以比较分析。
譬如,均表达这样一种主题意味——悲慨包围在物化世界当中的人之灵性和爱的能力的沦丧,抗议社会生存中人的非人化——在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不同文学体裁中,艺术形象的功能显现会是怎样的各不相同。而彼此之间的差异,恰恰是文体特性所在。
三种典型个案分别为:
里尔克的诗歌《诗人》;
波德莱尔的抒情散文《每个人的怪兽》;
比尔博姆的叙事散文《送行》。
《变形记》是20世纪杰出作家卡夫卡的重要作品之一。在这篇小说里,卡夫卡以其不动声色的既荒诞又现实的手法,为我们描述了公司职员格里高尔的悲惨故事——这位可怜巴巴的小白领长年累月奔波、挣钱养活家人。一天早晨,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推销员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为之恐惧,父母和妹妹为之震惊,职场的秘书主任弃他而去。之后,丧失了养家能力的格里高尔其处境每况愈下,家人由怜悯而厌倦、由嫌弃而憎恶,终于在一场令全家忍无可忍的乱子之后,格里高尔在亲人们的如释重负中悄然死去。借此,卡夫卡写出了社会生存的重压,写出了人性的冷冰冰异化。
从艺术形象的功能显现这一视角上可以看出,小说《变形记》的笔墨多用于变形人物的心态与遭际,围绕变形事件的家庭状态,以及一系列的场景与细节等等。而具有浓郁现代主义色调的主题意味和主体评价,则像暗流一般潜伏着、在形象肌体内涌动着,处于再现性描述的深层。
再分析一下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歌《诗人》片断。
正如热爱里尔克的读者们所深深感受到的,他的诗贯穿着耀眼的精神性。里尔克在诗中充满痛感地告诉人们,置身于动荡不安的时代,人类的感受力正遭受着拜金主义的压榨,因而变得愈发矫揉虚弱。欲望取代了感受,金钱想象玩弄着人类身心,人被茧缚在深重无解的“物”之中,人在历史演进中日趋肤浅粗俗。于是,兀立于荒原的诗人发出本真的呼唤——抵御时代的物质诱惑,抗拒社会习俗的驯化,保持住纯洁、敏锐的人类感受力和灵魂生存的骄傲。在《诗人》中,化作了这样的诗句:
哦,时辰,你离弃我而远去,
你那扑打着的翅膀使我遍体鳞伤
只是,我该如何来打发我的歌喉
我的黑夜,我的白日?
我没有情人,没有房屋,
在我活着的地方没有位置
我被捆缚在所有的物上,
这些物膨胀着把我吞噬。
在《诗人》这首诗里,小说《变形记》的那种实实在在消失了,原本零散的具象——如“扑打着的翅膀”、“黑夜”、“房屋”等——被抒情主体直接挪做了感受符号,当作了思想的对应物。“情人”,莫不是人类感受力的载体?“房屋”,是不是指向了灵魂寓所精神家园?关键是,《诗人》在其创造的动态意象中,在种种的印象叠加和交错中,以浓烈的情绪色彩激发出了一种沉郁的、像火山烟雾一样从字里行间弥散的感慨,抒情主体登上表现的前台率性而为,敞开胸臆宣泄其哲理冥思。
对散文的分析,按我们的预先设计拟通过两种类型——波德莱尔的抒情散文《每个人的怪兽》和比尔博姆的叙事散文《送行》分别进行:
每个人的怪兽
头上是广阔灰暗的天空,脚下是尘土飞扬的大漠,没有道路,没有草地,没有一株蒺藜,也没有一棵荨麻。我碰到许多人,驼着背向前行走。
他们每个人的背上都背着个巨大的怪物,其重量犹如一袋面粉,一袋煤或是罗马步兵的行装。
可是,这怪物并不是一件僵死的重物,相反,它用有力的、带弹性的肌肉把人紧紧地搂压着,用它两只巨大的前爪勾住背负者的胸膛,并把异乎寻常的大脑袋压在人的额头上,就像古时武士们用来威吓敌人而戴在头上的可怕头盔。
我向其中一个人询问,他们这样匆忙是向哪里去。他回答我说,他一无所知;不但他,别人也是如此。可是很明显,他们定是要去什么地方。因为,他们被一种不可控制的行走欲推动着。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旅行者对伏在他们背上和吊在他们脖子上的凶恶野兽表示愤怒,相反,他们似乎都认为这怪物是自己的一部分。这些疲惫而严肃的面孔,没有一张表现出绝望的神情。在这阴郁的苍穹下,大地也像天空一样令人忧伤,他们行走着,脚步陷入尘土中,脸上呈现着无可奈何的、注定要永远地希望下去的神情。
旅行者的队伍从我身边走过,没入天际,地球圆形的表面遮住了人类好奇的目光。(www.xing528.com)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力图解开这个谜;可是不久,不可抗拒的冷漠控制了我,于是,我显得比被怪兽压迫的人们更加疲倦了。
抒情散文——有的编选者把它看作颇具散文质感的散文诗——《每个人的怪兽》,一面描绘了背负沉重怪物盲目行走的人群场面的幻象,蘸的是再现性笔墨;另一面,这个浑然一体的象征,也强烈地传达出人之生存的沉重与荒诞。在这一篇既再现又表现的作品中,表现性的冲击力明显要大一些。
接下来分析马克斯·比尔博姆的叙事散文《送行》。
送行(节选)
对于送行,我并不在行。我觉得要扮好送行的角色似乎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了,对大家来说,或许也有同感吧。
当一个朋友有一次较长的旅行,将离开一段较长的时间,我们才会来到火车站。朋友越亲,路程越远,分别越久,我们就到的越早,送行也必定越笨拙得可怜。我们的这种无能,与送别场合的隆重以及我们感情的深度恰成正比。
在房间里,甚至在家门前,我们能亲切、自然地送别友人。脸上会流露出心中的真诚忧伤,话语也很得体,双方都不拘谨,不觉得尴尬,我们之间的友情之线也不会因此而折断。这样的告别显然是理想的,那么,何不到此为止呢?
上星期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准时赶到尤斯顿车站,去送一位动身前往美国的老朋友。
头天晚上,我们为他饯行。席间,欢聚的气氛里掺杂着惜别的感伤,他可能一去数载才归,我们中的有些人也许永远见不到他了,既有对未来的想象,又有对昔日欢乐的回忆。我们感谢他光临,惋惜他离去,两种感情都溢于言表,这实在是一场完美的送别了。
可现在,待在月台上,我们又变得急促不安了。我们的朋友的脸出现在车窗口,但那已像是一张陌生人的脸——一个巴望讨好、哀哀求助、笨拙的陌生人。
“你东西都拿了吗?”我们中有人打破沉默。
“拿了,都拿了。”
“你将要在车上吃午饭。”我说,尽管这个“预言”已经重复过几次。
“啊,是啊!”他坚信不疑地应道,还补充说那趟车是直达利物浦的。这句相当奇怪的话使我们很吃惊,我们互相递着眼色。
有人问:“它在克鲁不停吗?”
“不停。”那位朋友简短地答道。
他几乎变得叫人讨厌了。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我们中间有人强作笑颜,对旅行者点点头、打了个哈哈,对方同样回应一声,报之以点头和微笑。又一个人咳嗽一阵,打断了又一次沉默,显然那是故意做出来的,不过也能挨点时间。月台上仍旧嘈杂熙攘,离开车还早,我们的、也是我们那位朋友的“解脱”还没降临。
我四处游移的目光落在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身上。在月台上,他正与车厢里一位年轻的小姐热切地诉说着什么,与我们只隔开一个车窗。他硕大的侧影好像有点面熟。一望便知,那位小姐是美国人,他是英国人。要不,凭他那感人的表情,我会猜想他是她的父亲。我断定他正给予最美好的叮嘱,他眼神里深挚的慈爱令人心动。临别赠言从他口中一泻而出,以致在我站着的地方也能感觉到那种魅力。就像他的侧影一样,这魅力我也似曾相识。我在哪儿见过呢?
忽然,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休伯特·勒罗。自从我上次见到他以来,他变多了!那还是七八年前,在斯特兰剧院,他刚被解聘,问我借了半克朗钱。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魅力没能使他在伦敦舞台上获得成功,他是个平素端庄稳重的优秀演员。像他的许多同行一样,休伯特·勒罗(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很快就漂泊他乡,从我,从许多人的记忆中消失了。
过了这么些年,在尤斯顿车站的月台上邂逅,他显得那样壮实,那样神采奕奕,真不可思议!除了身体有些发福,一身衣着也使人难以辨认了。从前,他老是穿件仿毛皮的外衣。这件外衣,像他那胡子拉碴的瘦长下巴一样,是他的组成部分。可现在,他的服装堪称华贵高雅、惹人注目。他看上去像个银行家,任何人有他来送行,都会感到荣幸。
“请往后站!”火车就要开了,我挥手和朋友告别。勒罗却没朝后退,他的双手仍紧抓着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先生,请往后站!”他听从了,但马上又冲上前去,小声地再作最后的叮咛。我觉得小姐眼中仿佛噙满泪水,而勒罗注视着驶去的列车,直到它在视野中消失才转过身来,我发现他泪盈满眶。不过,看到我他还是显得挺高兴。他问我这些年来躲到哪儿去了,同时把半克朗钱还给我,好像它是昨天刚借去似的。然后他挽住我的胳膊,顺着月台慢慢走着,一面告诉我,每星期六他是何等欣喜地读我写的戏剧评论。
作为回报,我也告诉他,舞台上失去他是多么的遗憾。
“啊,是的,”他说,“如今我不在舞台上演戏了。”他把“舞台”这个字说得特别重。我又问他到底在哪里表演。
“台上。”他回答。
“你的意思是,”我说,“在音乐会上朗诵?”
他笑了。“这个月台,”他用手杖敲敲地面,悄悄说道,“就是我说的台上。”
莫非神秘的发迹使他神经错乱了?但他看上去很清醒。我请求他说明白些。他递给我一支雪茄烟,帮我点上火,说道:“我想,你方才是送一位朋友吧?”我说是的。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他在干什么。我说我看见他也在送人。
“不,”他一本正经地说,“那位小姐并非我的朋友。今天早上,不到半小时之前,我跟她才在这儿第一次见面。”说着,他又用手杖敲敲地面。
我坦白说我给搞糊涂了。他笑道:“你大概听说过英美社交处吧?”他对我解释说,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路经英国,其中许多人在英国没有亲友。以往他们大都带介绍信,但英国人是那么不好客,以致这些信的价值比它们所用的纸都不如了。“于是,”勒罗说,“英美社交处就满足了人们这个需求。美国人是爱交际的,大多很有钱,英美社交处向他们提供英国‘朋友’,50%的报酬付给这些‘朋友’,另一半由社交处扣下。我嘛,唉,不是处长,否则一定成个真正的富翁!我不过是个雇员,尽管如此,我也混得不错。我是送行员之一。”
我再次请他指教。
“许多美国人,”他说,“他们到社交处付钱留下动身日期和外貌特征,以便送行员在月台上认出他们。然后嘛,然后他们就被送行了。”
“但是那值得吗?”我喊道。
“当然值得,”勒罗说,“这样可以免得他们感到孤独,既使他们博得车警的尊敬,也不致被同车的旅伴——那些将要同行的人小瞧,在整个旅途中都有了身价地位。此外,这送行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乐趣。你瞧见我送那位小姐了,你不感到我干得很出色吗?”
“出色,”我承认,“我很羡慕你。我在那儿……”
“是啊,我能想象,你在那儿浑身不自在,茫然无措地看着你的朋友,竭力找话说,这我明白。在学习这一行、入了门并以此为业之前,我也是如此。我不是说眼下我已精通,我仍然一上月台就会发慌。你自己也发现,一切演出场所之中,最难演的地方莫过于火车站。”
“但是,”我不满地反驳道,“我并不试图演戏。我的确有感情!”
“我也一样,伙计,”勒罗说,“没有感情演不成戏嘛。那个法国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了,叫狄德罗——说没感情也行,可他懂什么送行?火车启动时你没瞧见我眼里的泪水?它们不是我硬挤出来的。告诉你,我真的感动了!我敢说,你也不例外,但你就洒不出一滴眼泪来证明你是感动了。你不会表达你的感情,换句话说,你不会演戏。至少,”他温柔地加了一句,“不会在火车站演戏。”
“教教我吧!”我叫了起来。
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嗯,”他终于说,“送行的季节差不多过了。好吧,我给你上课。我现在已经有了不少学生,”他翻了翻一本精美的记事本又说,“不过每周二和周五,我可以挤出一个钟头。”
我承认,他索要的学费相当昂贵,但我并不吝惜这笔投资。
叙事散文《送行》,一方面是故事、是叙事,调动写实手段,以较为随意的笔路描述了两种不同的送行场面:一是感情朋友们在月台上的尴尬送行;二是发生在同一月台的另一场送行——一眼望去双方含泪依依惜别的送行,送行人与远行人却是陌生人,他们是被商人介绍在一起的一桩买卖,是一场金钱交易,是为博得车警尊敬、抬高旅途身价、填补出门孤寂的一种演戏。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后一种送行场面的有意强化、点化,对这种人类感情可以出卖可以购买的生存异化,显豁地表达了愤懑之情。《送行》这篇叙事散文的功能是既再现又表现的,而且再现性成分多于表现性因素。
透过以上具体个案的比较,从再现与表现之间看文体的彼此差异,确实可以拿到一项较为清晰的参考结论。接下来我们转换视角,看看面前将又出现何种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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