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优秀散文的心性：散文讲稿

2.倾听优秀散文的心性

关于优秀散文的审美尺度定夺，不妨穿过杰出散文个案去寻求。

在灿若星辰的优秀散文中，为便于分析，拟选择两篇20世纪的代表性散文杰作：一是美国作家福克纳的《阿尔贝·加缪》；一是俄罗斯诗人阿赫马托娃的《曼德尔施塔姆》。

两篇文章具有相当的可比性。在内容上，它们同为悼念散文，被悼念者均为有突出贡献的世界级文学家；在写法上，一为虚写、即用概括性笔墨写人，一为虚实相间、用充满感情张力的场景细节描述。通过两篇杰作我们来思考一下，优秀的散文文本究竟该具备什么。

福氏为美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书。加缪被认为是与萨特齐名的存在主义作家，因为他在作品中表达了“世界的缺乏理性”、“人在生活中的荒谬感”。但他本人持否定态度，认为自己信奉的是以均衡和节制为主要内容的古希腊哲学思想，与萨特主张“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并无共同之处。代表作有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小说《局外人》、《鼠疫》等。47岁时死于车祸，福克纳的这篇文章便是由此而做。

《阿尔贝·加缪》中有这样一些动人抒写：

加缪说过，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的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他说过，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迹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尽止地忍受寒冷。

因此他反抗了……他们遵循的道路通向阳光，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来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以后才有的……像一切艺术家那样，他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寻求自己和让自己回答只有上帝能解答的问题上；当他成为他那一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时，我打电报给他说：“向永恒地自我追求、自我寻找答案的灵魂致敬。”

就在他撞到树上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自我追求与自我寻找答案；我不相信在那光明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不相信答案能给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人类荒谬的某个脆弱的成员。这样的成员从来也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在这篇短文里，福克纳深深地思考着加缪对于荒谬世界的反抗，而且阐明了自己的思考——在对世界的追问当中不可能获得答案，个体生命回答不了该由上帝回答的问题，重要的是寻求过、生活过，这就够了。福克纳写加缪的散文，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那个悲天悯人的思想，即《喧哗与骚动》的最后一句，在不同译本里，意译的译者说成是“他们在苦熬”，喜欢直译的人则说“他们在艰辛地生活着”。“在苦熬”，应该说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主题，用福氏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存在主义味道的那个慨叹——“到处都同样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

然后我们来看俄罗斯诗人阿赫马托娃的《曼德尔施塔姆》。

阿赫马托娃是20世纪杰出的大诗人，曾有人比喻道，若说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诗歌的太阳，那么阿赫马托娃则可称之为月亮。

如学者楼肇明先生论述过的，阿赫马托娃早期的诗歌主题多写爱情，尤其写女性在爱情中承受苦难的极限；晚期诗歌创作从心灵的多棱镜转向历史的多棱镜，由爱情王国的“女巫”升华为尘世的“圣母”。而此处的“巫”，指巫性思维，指有别于男性的理性思维、女性所特有的感觉穿透力。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二萧”——萧军与萧红。胡风就曾有过评说，认为萧军多靠勤奋，萧红则靠灵性。故人们常将灵性的萧红划归“天籁型”。既天籁又庄严的阿赫马托娃，尤其在她的《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里，终极关怀的宗教感和历史的宽容精神，达到了高度的融合，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女性诗歌的历史深度、人性深度与审美品格。布罗茨基将她称为“哀泣的缪斯”，并且在谈到她的独创性时说，模仿阿氏的人不计其数，到头来没有一个人像她，相反，模仿者们倒是个个相似。

在上述必要的介绍铺垫之后，我们来撷取《曼德尔施塔姆》的几个片段：

1934年5月13日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同一天，我接到的电报如同冰雹，电话铃也响个不停。之后我从列宁格勒赶到曼德尔施塔姆家。那时候，我们都很穷，为了买张回程的火车票，我随身带去一个小小的瓷人（丹柯1924之作）以便出售。逮捕证是亚戈达亲手签署的。搜查进行了整整一夜。他们在找诗。我们几个人坐在一间屋子里，鸦雀无声。隔壁基尔尚诺夫家有人在弹奏哈瓦那吉他。侦察员当着我们的面找到了《狼》拿给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看。他默默地点了点头。临别时，他吻了我。早晨7点钟把他带走了——天已大亮。

过了15天，清早，有人给娜佳（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打来电话，问她如果愿意跟丈夫同行，那么傍晚到喀山火车站去等候。一切都结束了。哈津和我为他们的远行到处筹款。大家捐献了很多钱。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布尔加科娃哭了，把一把钱塞到我手中，连数也没有数。

1936年2月，我去沃罗涅日，到了曼德尔施塔姆家，了解到他“案件”的全部详情。他告诉我，当他精神失常时，便在切尔登四处乱窜，到处寻找我被处决的尸体，见了谁就对谁大喊大叫地讲述这件事。令人奇怪的是，恰恰是在沃罗涅日，当曼德尔施塔姆完全失去自由时，他的诗中反倒出现了宽度、广度和深沉的呼吸。

在那里，有人不怀好意地让他作一次关于阿克梅主义的报告。他（在1937年）说的话不应当被忘记：“我既不弃绝活人，也不弃绝死者。”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在他写的那本趣味低下的回忆录《彼得堡之冬》中，一切有关曼德尔施塔姆的描写，都浅薄、空泛、不得要领……本来是一个才能罕见的诗人的悲惨形象。他甚至在沃罗涅日流放年代仍然继续写作具有非凡之美与力的作品，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城市里的疯子”、无赖、不可救药的家伙。而且还把这一切都刊印在自诩为美国最好、最老的大学（哈佛）出版的书中……

曼德尔施塔姆没有师承。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我不知道世界诗坛上还有类似现象。我们知道普希金和勃洛克的诗歌源头，可是谁能指出这新的神奇的和谐是从何处传到我们耳际的？这种和谐就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

1937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夫妇又回到纳肖金胡同“自己的住所”。两间房子，有一间已被一个人占用，那个人专门弄些假材料，告发他们，弄得他们没住多久就再也无法到那个住所去了。

奥西普已经病重，可是他以令人不可理解的顽强劲儿要求作家协会为他举办一次晚会。晚会的时间已经确定了，显然他们“忘记”发出通知，所以一个人也没有到场。奥西普给阿谢耶夫打电话请他参加。对方说：“我去看《白雪公主》。”曼德尔施塔姆在街心公园遇见了C，向他借钱，那位仁兄给了他3个卢布。

我最后一次见到曼德尔施塔姆是在1937年秋天。他和娜佳到列宁格勒来小住两三天。那是个启示录式的时代。灾难跟踪我们每一个人。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手中没有钱，更没有过夜的地方。奥西普呼吸困难，两片嘴唇在扑捉空气。我去看望他们，已经记不清是在哪儿了。一切如同噩梦。我到了以后，又来了一个人，他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父亲那儿没有棉衣穿。奥西普当场脱下自己上衣里面的绒线衫，交给了他，让他转交给他的父亲。我儿子告诉我，审讯他的时候，曾把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有关他的和有关我的证词读给他听，证词字字确凿、无懈可击。可悲的是，我们同代人中能有几个人可以如此论及自己呢？

1938年5月2日……他第二次被捕。那时我的儿子在什帕列尔监狱已经关了两个月。大家都在公开地谈论拷打的情况。娜佳来到列宁格勒。她的眼睛令人生畏。她说：“只有我得知他已经死了的时候，我的心才能安静下来。”

1939年初，我收到莫斯科一位好友寄来的短信，她写道：“女友列娜生了一个女儿，女友娜佳成了寡妇……”

阿赫马托娃的这篇散文，以极其深厚的感情张力描述了20世纪人类的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黑暗政治残酷迫害的悲惨人生命运，被同时代庸俗匠人阉割活埋的悲惨艺术命运。在极为克制的诗学境界中，女诗人以人世间的邪恶来反衬艺术的真与美，用卑俗来反衬高贵，表达出对畸形人类历史的痛感、对艺术与灵魂的敬意、对上帝将人性在两极上雕塑的慨叹。

透过两篇散文我们可以感到，它们的抒写主体首先对应了古罗马先哲们的所言：“人本是为了思考世界的目的而存在”（西塞罗），“上帝创造了人，目的是使人成为上帝及上帝杰作的旁观者，不仅是旁观者，而且是阐释者”（爱比克泰德）。

可见，第一，优秀散文首先彰显出高格的思维品质，它可以超越流行的社会见解和均码的道德思想。在散文的字里行间背后，抒写主体是一个睿智的思想者，是生存的诠释者与质询者，流露出博大的人类关怀。

说到博大，阿根廷当代作家博尔赫斯的一句话说得光彩夺目。他说阿根廷人用不着担心自己不够阿根廷化，因为，“我们的祖传财产是宇宙”。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呈现着这样一种品格。在这一点上，散文和相邻的小说、诗歌艺术异构同质。

纵览小说艺术殿堂，索尔仁尼琴恢弘史诗般的《古拉格群岛》，揭示了在非人的苦难与磨砺中，人性善与恶的抗争，人在追求真理苦难历程中的坚忍；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录》等，则表达出对人类生存两难困境的思索与智慧；读一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透过魔幻现实主义那种惊心动魄的表现手法，让人痛心的则是人类生存状态的绝望、冷漠、疏离感；而对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个人的体验》，无论你从个人阅读好恶上喜欢他也好、不耐烦他也罢，有一点却不可以否定，那就是，以形而下的描写去传达人类痛楚命运的形而上感悟；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从批判法西斯残暴的政治抒情步入哲理思辨，在《马戏团的动物》、《钥匙》等感人诗篇里，诗不再作为一种时代标签，而是对人在历史、自然中的位置与命运的深切探讨，充满了悲天悯人。

优秀散文与上述鸿篇巨制异曲同工。

撩开散文的历史帷幕可以看到，现代散文之源头的蒙田本人就是启蒙主义的一代思想宗师，由他开创先河的随笔文体便是思想情怀的释放；而这一散文精神的真髓传到哲人培根手中，思辨性又得以强化；之后在以“写平凡中的崇高”著称的兰姆笔下，兑现了思想与艺术的相濡以沫，从而将文体的美学品位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演出了世界散文的辉煌第一乐章。

随着《巴黎的忧郁》的问世，可以说，波德莱尔宣布了散文文体革命的又一次到来。他以“审丑”的现代主义意识，对于真善美的不可分割性、对古典美学观念发出颠覆性挑战，“恶”与“美”的联姻可谓惊世骇俗，形而上的沉思令人流连忘返；他拓荒并种植下一片“象征的森林”，将个我世界放大成几乎可以遮没天地的主观宇宙。由此可见，这一历史性的文体变革，首先在于哲学根基的移位、思维观念的革命，是现代主义思想向散文文体的注入。

与后现代语境如影随形，散文的思维天性在20世纪后期哲学大师们的审美表达中变得流光溢彩。罗兰·巴特的《艾菲尔铁塔》，拆解的似是铁塔，探究的却是文化隐秘；博尔赫斯的《作家博尔赫斯谈博尔赫斯》有意在散文文体中捉迷藏、挖陷阱，为的是垒砌他的哲学与美学迷宫，完成他对时间的玄想。

通过对散文文体进化史的约略打量，我们可以看清散文文体天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它的思想高度与哲理深度。思维品格是丈量散文灵魂的一个重要尺度。(www.xing528.com)

如此定位优秀散文，是希望为散文写作确立一个高远而高尚的目标，从而与许多缺钙缺铁的时尚写作、与软香甜腻的快餐读物保持适当的距离，在散文写作的起点上，能够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纳入到一片广阔的世界当中，做一个比较大气的散文作者与读者。

不过，面对这样的一个目标，可能你会担心自己会变得“眼高手低”。其实，调转思路去看，“眼高手低”未见得就是一句贬损。“眼手俱高”当然最是合乎理想，可“眼高手低”比起“眼手俱低”来还是高出了一筹——眼光若低，读散文读不出好歹、辨不出高下，怎可能写出上品？又何谈“手高”？阅读总是先于写作，纯正的审美鉴赏是走上美好审美创作之途的导师。

回到前面列举的两篇优秀之作上来，我们还可发现，在《阿尔贝·加缪》里，无论是对加缪哲学思想的思索，还是对加缪那象征了人类悲剧命运的个人命运的阐释，福克纳的这篇散文同时也显示出了非凡的文化品位。在他用文笔截取的这一横断面上，浓缩着人类千百年来对自己生存命运的追问与感悟，具有史的底蕴，具有广袤的文化视野。这一点，同样也可以用来概括《曼德尔施塔姆》一文。烘托着这一杰作的，是由历史、民族、伦理、美与艺术等恢弘长卷围织而成的文化语境。因此可以接下来概括——

第二，优秀散文还往往拥有非凡的文化品位。就是说，优秀的散文作者除了是一个思想者外，他还是一位底气厚实、视野广大的文化人。而且，当下几乎被说玄了说滥了的“文化”，不是笨重的知识抄录，也不是自命不凡的学养炫耀，而是审美智慧化了的文化，是“化”在文字表层下的艺术骨血，是流淌于文章深处的美学神韵。

以学者散文中的力作《第十三位使徒》一书为例。在独立于全书四辑之外的开篇之作《太阳与墓地》里，文史的旁征博引于艺术的挥洒自如之中，形而上的永恒追问于结实的价值坚守之中，文本视野被大大拓宽，思、史、诗彼此化合，深厚的文化意蕴将著者的生命感悟托举到一片澄明的美学之境。

《萨利埃里赋格曲》，则以冰冷而燃烧的激情，在文化历史的时空隧道中遨游——从哲学家胡克的历史英雄说，到西方中世纪马戏团的侏儒制造，从种种的庸才特技，到普希金、维特根斯坦、凡·高的悲哀，著者叩击那个“不可测度的文化黑洞”，探究人性、悲悯生存，俯瞰“被道德法庭所摈弃的”何以“被审美法庭所垂青”，凝视“文明和庸才在同步增殖”的人类文化生态景象。

关于《第十三位使徒》，正如有“散文革新家”之称的王鼎钧所言，“中国散文发展的纵向与横向，固有与西来，回顾与前瞻，俱在他的扫描线上”。之所以能够如此纵横东西、征引古今，非凭借文化的强力不可。

文化在散文中，是广博知识资源的艺术调遣，是深厚学养的审美外化，也常常是大音希声、大智若愚的境界。如杨绛的散文。杨绛先生学贯中西，更是经历过人世沧桑。她笔下的人生不喧嚣，不浮躁，生死荣辱经由了平常之心的过滤，人间的不平与苦难被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渍透。如同她在文章中引用的19世纪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我的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用平凡安静的真情文字直达生命的根本，表达出了人生中朴素、微妙、神秘的感受和领悟。杨绛先生的散文文本，诠释着为何朴素是一种高格的美，为何“最高的技巧通常是无技巧”。她的《干校六记》，以其朴素、洗练、平静、通达、亲切，以其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赢得了文坛敬意，而不是靠流行的商业炒作或大众传媒的优势赚来名气，与时尚散文常见的雕饰、浮夸等呈鲜明反差。读杨绛，让人记起张爱玲当年评价苏青时讲过的话，“有人批评她技巧不够，其实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当中，喜欢花哨的稚气些的作者、读者是不能领略的”。总之，杨绛散文提醒我们，文化，需要“化”在散文深处，而不是化妆式的文化弄姿。

透视两篇散文杰作《阿尔贝·加缪》和《曼德尔施塔姆》，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福克纳与阿赫马托娃都可以说是广义上的诗人，他们的文章都洋溢着诗的气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诗性不是指浪漫抒情的外在装饰，而是指诗化的审美智慧，指优质的审美传达，也指具有使文体艺术增值的原创性。这就是我们要概括的——

第三，优秀散文通常散发着诗的气质，即优质的审美表达和具有推进文体艺术增长的审美独创性。

说到诗的气质，不免要涉及当下散文写作中颇成问题、又鲜有人为美学基准执法的问题，即止庵曾经谈到过的关于“诗意地表现”与“表现诗意”的区别。“诗意地表现”中的“诗意”，无疑属于传达手段，当它承载了结实的内容、本身又具备一定的美学品格时，这样的“诗意”当是美的；当内容流于“一地鸡毛”式的、于心智增长几近无补的琐屑——如“我的宠物咪咪莎莎”、“我的口红我的发型”之类，再配之以“诗意”的修辞表达，想来就会有矫情之嫌，恐怕就不美。而“表现诗意”中的“诗意”，则是被传达的内容，体现着“诗意”的本体涵义。

诗意，即超越性气质和精神性品格。它是对生命根底的追问，是对生存意义的找寻，说到底，是一种燃烧式的歌唱。同时，在散文艺术的耕作中，对于完美诗意的渴求，也会促使拥有原创实力的写作主体不断去开掘新的感性、锻造新的意象、实验新的节奏和语式。通过对诗意的约略勘察，我们可以坚定地说，诗意与所谓的“能指游戏”——语言的诗化装修、文字的涂脂抹粉无关。当年流行甚广的“把散文当诗写”，正是由于刻意制造诗意，于是导致廉价诗意。其实，杨绛家常风格的娓娓道来浸透了诗意；文坛硬派李敖的痛快淋漓也见出诗意——“国民党？不就是让共产党打得满街乱跑的那帮人嘛。”

再回到《阿尔贝·加缪》上来，我们看到，在这则数百字的散文短章中，散文的理性与诗的感性被高度冶炼，升腾为对生存意义的极性反思和千古喟叹。“他反抗了。他就是不能忍受永无止境的寒冷。”“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已经在门的这边写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对死亡有着共同的预感与憎恨的每一个艺术家所希望做的事：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对一个执著燃烧的高贵灵魂的敬意，对生命永恒困境的悲悯，使这一悼念之作超越了个体生死的感怀，从而漫步于形而上之境，成为一曲人类命运的挽歌。在艺术传达上，它也表现出抹杀散文与诗歌分界的文本新貌。文章沿着散文化的笔路行进，途中却不断闪烁诗化的意象提炼，流淌着诗的节奏韵味。

《曼德尔施塔姆》亦然。

阿赫马托娃的这篇悼念散文，其中一个非常醒目的特点便是，叙事散文的细节功能因精致的诗化打磨而获得了极高的美学韵致：

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场景的描述中，“搜查进行了整整一夜。他们在找诗……屋子里，鸦雀无声。隔壁有人在弹奏哈瓦那吉他”。

“哈瓦那吉他”这一听觉形象细节的出现，使野蛮丑恶的政治搜捕有了反差与衬托，使情境在音乐泛音中一波一波得以展宽。吉他声声里，悲耶？愤耶？抑或感伤的抚慰？这一场景因残酷的美而令人难忘。

表现杰出诗人的生活困窘时，阿赫马托娃极为节制，她拎出一个看似随意、实则蕴有深意的细节——“为了买张回程的火车票，我随身带去一个小小的瓷人（丹柯1924之作）以便出售”。“一个小小的瓷人”而不是别的——倘若将“瓷人”换作一把银勺或一个烛台，其清纯的美学滋味便会无情地丢失许多，因为艺术的微妙往往就在这毫厘之差。“瓷人”是一种无功利之用的艺术品，且出自俄罗斯女雕塑家之手，由此传达出来的诗人之困窘，困而不窘，困而不失其尊贵优雅。

当阿赫马托娃写到由邪恶激发的善，写到人们默默地为灾难中的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捐献时，用了“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布尔加科娃哭了，把一把钱塞到我手中，连数也没有数”的细节。在这里，人性的庄严由女性的细腻完成，侠骨由柔弱托出，阿赫马托娃的笔亦秀亦豪，凌空的一个小小细节，却给读者留下太多无言的慨叹。

走向生命尽头的曼德尔施塔姆，“以令人不可理解的顽强劲儿要求作家协会为他举办一次晚会。晚会的时间已经确定了，显然他们‘忘记’发出通知，所以一个人也没有到场。奥西普给阿谢耶夫打电话请他参加。对方说：‘我去看《白雪公主》。’曼德尔施塔姆在街心公园遇见了C，向他借钱，那位仁兄给了他3个卢布”。“忘记”发出通知的细节，看《白雪公主》的细节，3个卢布的细节，句句如尖利的刺，令良知不泯的心滴血。而最后，曼德尔施塔姆这位天才诗人的悲惨命运，则结束于那个使读者灵魂为之战栗、由一封信件转述而来的对比式细节——“1939年初，我收到莫斯科一位好友寄来的短信，她写道：‘女友列娜生了一个女儿，女友娜佳成了寡妇……’”生与死，横跨生与死的这一无限悲凉的细节，显然拥有了史诗的重量，拓出了奇崛的美学风光。

由《阿尔贝·加缪》和《曼德尔施塔姆》，可见出优质的审美传达之一斑。

关于使文体艺术增值的原创性：

从大处观察，这种原创性可以表现为文体上的革命——如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以浓郁的批评色彩，以随心所欲的时空折叠和片断挥洒，开创了“解读式写作”的新文本；又如博尔赫斯，他对迷宫和纯粹冥想的迷恋，对隐匿的相似点和哲学谱系的追寻，他那一个个似是而非的悖论，还有“大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储备和优雅的先锋气质，使《柯尔律治的梦》、《一个问题》等篇什阔步走出散文传统，修改了一代文风。

从微处着眼，使文体艺术增值的原创性，还可以显现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意象锻造、一个闪闪发光的小小比喻。如俄罗斯作家蒲宁为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而作的散文画像。在蒲宁笔下，这位著名歌唱家爱艺术、也爱钱，在他的演艺生涯中几乎就没义演过，因为他有一个妙趣横生的理由——“只有鸟儿才免费唱歌”；高尔基把夏里亚宾等名流拉到某个隆重集会，集会上的鼓掌声和跺脚声发疯了一般，吁请他出场唱歌，面对这样一个几乎无可逃避的逼人情势，蒲宁的夏里亚宾却能够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消防队员，人家一叫我，我就得马上爬房顶”；然而，夏里亚宾毕竟是一个高唱《马赛曲》和《跳蚤之歌》、敢于蔑视权贵、深受民间爱戴的歌唱家。蒲宁的绝妙文笔忽然转折——有一天，一条丑闻传遍了莫斯科，说夏里亚宾居然给沙皇下跪！可怜的歌唱家为此不知作了多少辩白”我怎么能不下跪呢？那是皇家歌剧合唱团的一次纪念性演出。合唱团决定利用沙皇看戏的机会向皇上跪下，面求加薪。他们真跪下来了，那时我也在合唱团内唱歌，叫我怎么办？我事先压根儿不知道跪请加薪这档子事，可突然间发现，整个合唱团活像是给一把镰刀‘刷’的一下割倒在台上，全都跪了下来，把手伸向沙皇的包厢！叫我怎么办？一个人像根电线杆子似的戳出在整个合唱团之上吗？

蒲宁的三个比喻——“只有鸟儿才免费唱歌”；“我不是消防队员，人家一叫我，我就得马上爬房顶”；“整个合唱团活像是给一把镰刀‘刷’的一下割倒在台上”——的确有着珍珠般的美学光泽。歌唱家夏里亚宾的小气、任性、尴尬辩白的可怜相，这些本让人生厌的人格小缺陷一旦穿过蒲宁的比喻，像被蓝仙女施了魔法，立刻有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可爱，成为对于人性的美学新发现、新描摹。

综上所述，纵览像繁星一样的散文杰作，透视其中的代表性作品《阿尔贝·加缪》和《曼德尔施塔姆》，我们现在可以提炼出关于优秀散文的基本构成维度——优秀的散文文本，由思维品质、文化品位、诗性品格这三个维度立体架构而成。与此相对应，一个优秀的散文作者，当是一个睿智的思想者，一个学养厚实的文化人，一个有着优质审美创造力的歌手。三者荟萃于审美领地、集合于写作主体的心智世界之时，正是美好散文的诞生之始。

优秀散文的价值尺度，散文的审美文化角色，本讲稿的思维支点，共同担当起我们对散文写作未来的承诺。

站在这样的起点上，是否感觉困难呢？

对于一位上路不久的散文写作者而言显然是的。然而，困难并不意味着不可企及。仰望高度有时确实会叫人感到眩晕、胆怯，甚至沮丧，但在更多时候，仰望高度带给人的则是攀升的激情、飞翔的向往、心灵的超越——生命中最美好的感受之一，还有艺术创造上真正的成长与成熟。

早在16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尔维特罗就有过这样的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言外之意，创造艺术，自然就是困难的克服。

法国现代主义诗人瓦莱里在他的散文中随意遣兴地表达了同样的见解：“写诗不艰难的人写的不会是诗。”

更有写了《秋菊打官司》的当代中国作家刘恒谈论秋菊的一席话，脱口而出，对文学写作的上路者则如响鼓——“大步流星，昂首阔步地往前走是最痛快最简单也最美丽的办法，这是人生最好的表达式了。一条道走到黑，翻译一下，就是王八咬人不撒嘴……我咬住了文学。诸位咬住了什么呢？打算咬什么呢？打量打量自己吧。我祝彼此都有一副铁嘴钢牙，咱们肩并肩前进，一条道走到黑！”

散文创作，其实就是心怀自信一次次征服困难、困惑与困境的精神旅程。在此，不妨借用先人的一句豪言共勉——在我们的字典上没有“不可能”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