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与权威的声音-散文讲稿

1.“优秀”与权威之声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为了补充和摄入铁，应当多吃菠菜。这个权威性的结论印在各种科普读物里，成为一种近乎不可动摇的常识。然而，世上偏有一位不肯厮守“这是一个粉笔点”的喜欢向权威质疑的人，根据含铁多的物质通常呈红褐色的特点，觉得菠菜的大剂量含铁有点奇怪，只有菜根部分的那点红色不足以产生那么些铁，于是，这位好事者找到了化验菠菜含量的原始资料，旋即一个近乎荒诞的世纪性的错误昭然若揭——原来，化验结果表明，菠菜的含铁量只有科普读物上的1／10，但是这个可怜的化验结果在最初的印刷过程中被人点错了小数点，又被一位马虎校对给放了行，所以，全世界人民为了摄入铁而义无反顾地大吃菠菜。

这个“菠菜与铁”的传说可不可靠、是不是一个传奇也许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提醒我们不要盲从权威性的结论、常识、观点，尤其作为一个21世纪初的现代人。正如我们不会忘记，在刚刚结束的20世纪当中，对于乌托邦和形形色色权威的轻信，曾酿成一幕幕何等荒诞悲惨的人类景象。

其实，文学史上的莫名其妙并不亚于人类历史，尤其在近距离的文学史上。距离太近，难免就要受到诸多限制，如来自政治上的压力，来自审美上的偏见和普遍的短识——具有伟大创造力的作品总是超前、超出时代审美习惯的。曾被中国当代文学史称为“三大家”的作品，在历史烟云散去不久，即受到散文评论家老愚的尖锐批评，将他们的书写判决为：“搜罗贩卖知识的推销员，时代的政治喇叭”；“以高八度的大嗓门儿，斗争、火光、前进曲不离口，政治鼓动员”；“尽可能突出自己摆渡作用的小螺丝钉，一个极力纯洁、诗意的单纯物，他的童话世界里（小蜜蜂、红叶、荔枝）充满阴柔特征，隐含了一点点生存小智慧，不甘沦为政治玩偶的性别弱化”。今天看来，“三大家”当年所享有的不适当的文学地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却还有诸多存在着的、并不断生产着的事实有待我们去分辨，需要启动自己的头脑去思索，去与审美判断以及定位上的偏见、成见、浅见争个水落石出。

文学上的冤假错案不光是把真正的好作品说得一无是处、打入冷宫，而且更糟的是，把一些貌似真品的赝品、以次充好的低水准写作捧到不当的位置上去，或者把一些也许不太坏，但也委实不算高格的作品夸张得过于好。文坛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为真正的好作品和读者撑腰的“消协”，所以，得有一双能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审美慧眼才行。

一篇散文是否优秀、优秀到何等程度，想来一是要置放到特定的历时性语境中去参照、去求证，从而看出它的审美贡献与创作局限；二是要手持共时性的审美准绳，从超越特定语境的审美制高点上审度其品位。如此调焦，审美镜头下的“优秀”大约就会比较清晰一些。

同为抒写母性与母爱的散文短章，我们将冰心的《往事（一）·七》和原野的《青草远道》两相对照阅读，就显得意味深长。

冰心的《往事（一）·七》（节选）：

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儿小船般散漂在水面。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夜还是菡萏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

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紧密的雨点，打得左右欹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的倾侧了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动了。雨点不住的打着，只能在勇敢慈怜的荷花上面，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

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冰心和她的《红莲》、《笑》等篇什，通常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山峰般的存在，有着不容置疑的历史价位。的确，将其还原到白话文登场不久的现代文学语境中，自然有其美学合理性。然而，《红莲》毕竟已有大半个世纪之遥，而在这大半个世纪当中，人类经历了罕见的苦难，乌托邦虚构被焚尸炉的黑烟、原子弹、阴谋与暴政击成了碎片，历史前行到没有良知和同情心的市场之手来揉捏。经历过这一切，流淌在文学骨血里的哲学、历史、美学及其审美接受都不可能不变化、不深化。想来这也可以解释，当今的许多散文读者，何以在浪漫华美、单向度地歌咏爱心的冰心和沧桑朴质、冷中有暖有悲悯的张爱玲之间常常倾斜于后者。

我们不妨收起既定成见，隐去名分，感受这样的倾诉。(www.xing528.com)

鲍尔吉·原野的《青草远道》（节选）：

我曾经很长时期迷惑鲁迅说过的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阿长与山海经》）。语感有别于他以往的文风，像《圣经》中的“雅歌”。土地无疑是母亲，这不仅由于“天覆地载”这种体会所给人的想象。老子极不情愿留给后世的《道德经》中，以男女生殖器官的不同，点透土地的母性，并指明母性由深邃、静虚、无为而产生的威力。

土地的职责在生命的繁衍。虽然黄金也源于土地，但土地的嫡生儿女是谷物、森林、草与花朵这些有生命的东西。

土地被踩在人的脚底下。朴实的、骄横的、富足与贫困的人都把土地踩在脚下。在所有的谦逊中，土地已显示了最伟大的谦逊。母亲分娩我们时的阵痛与流血，都被忘记了。堂皇的理由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用眼睛观看世界的时候，看到的又是麦浪滚滚与稻花荡漾，看不到土地。当丰饶的庄稼被收割后，我们皱着眉眺望远方的萧瑟。土地的母亲并不丰饶，丰饶的是庄稼。

北方被犁杖耜过的土地，灰黄色漫漫起伏，如我在寒风中瑟瑟而行的母亲。第二年，土地又长出青草，在空气中散发出与过去一模一样的清香，母亲又在冬夜为儿子缝补寒衣。针把手指刺出血珠，昏花的眼睛眯着。

我喜欢的诗是《古诗十九首》中那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不知这位无名的诗人在如此令人惊喜的朴素里寄寓了怎样的情怀。我在吟哦之间读出悠长的宁静。

如前所说，若不问文坛名分，将这两篇同为抒写母性与母爱的散文加以比较，我们看到：

从思想感受的分量上看，一为深沉厚重，一为纤细轻盈；从意象格局上看，一为阔大，一为小巧；再从形象的着色上看，一为浑朴，一为华丽。对于读者而言，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鉴赏口味加以好恶。但作为文学评价与引导，则需要站在历史累积而成的审美高度上拿出富于洞察力的判断来。在这里有一点是比较显见的，《青草远道》里的母爱与母性，属于那种历经沧桑的返璞归真，是比较靠得住的感受，是激情沉淀后的从容表达。由此我们可得到这样的提醒：文学名分的大小不应该成为判断作品高下的依据——名家的名篇未必一定就是杰作；而美学含金量高的习作未必就不是杰作。更何况，在当今这样复杂的文化语境下，名分常常会注水，里头会掺入诸多的非审美因素，如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以及关系利用、包装炒作、暗箱操作等等。

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一部作品优秀与否，可以参考文学史和文学权威的意见，但不必迷信。文学作为复杂的精神产品，对它的公正评价，有时候需要时间、需要足够的耐心。比如英国文学史上的勃朗特姐妹。姐姐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曾经轰动英国文坛、列入世界名著，她本人也成为传说、热爱和著述的中心。相比之下，妹妹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要惨淡得多，不受欢迎得多，人们认为该书是古怪难懂的那一类。然而100年过后，20世纪的读者突然发现，《简·爱》中表达出来的“我爱、我恨”与我们的感受其实处在同一个水准上，《呼啸山庄》才真正有着非凡的高度，艾米丽的构思要广阔得多，她表达的不仅是自我的恨爱，而是我们——人类——永恒的力量。对此，福斯特曾经这样评价：《简·爱》不过是一个纤弱、未成熟的女子的热切梦想，这间小屋被当作了英国文学的大厦。

从审美接受的方面看如此，从审美创造的角度看亦如此。

奥登曾这样阐释：“一个活动家需要频频亮相，这是因为没有公众他就无法活动；诗人却在决然的孤寂之中构造他的诗。诚然，他渴望公众读他的诗，但他却不必以个人身份与公众接触，而且事实上他最理想的读者往往是后代，他们要等到他死去之后才出现。”

我们的散文亦然。积年累月，风剥雨蚀，有的小屋被供奉成了虚妄的殿堂；有的大厦则被视为陋舍。优秀与否，也许需要借用一下后现代的颠覆目光，以文化史赠与我们的审美尺度去重新丈量、重新裁定，从而还原它们的本真艺术价位。

这里也提醒我们，优秀的作品通常更需要优秀的读者，需要优秀的头脑去认定。就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所揭示的，人只能接受他能够接受的外来信息。拿散文鉴赏来说，处于青春浪漫期，你可能更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而不是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如果你的人生态度是一个斗士、志士，是人生的“过客”而不是“看客”，即参与者而不是观望者，那么你可能更愿意读周树人（鲁迅）而不是周作人。席慕蓉、三毛的散文也往往对应着女孩子们的“花季”，以及这个季节里流行的爱情幻想与人生情绪。说一句不乏倾向性的话——精巧的鸟笼里，装不下可以翱翔长空的苍鹰，你的认识构建的格局有多大，你所涵容的作品档次就有多高——在本讲稿和读者共同营建的审美场中，相信不会有人甘愿小家子气。

不断地阅读真正优秀的作品，不断地在人生中感悟、思考，借此不断扩建自己的认识格局，吸收、成长，从而在自己笔下亦流淌出真正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