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音与灵光：宁夏之书

三　圣山贺兰：佛音弥漫中的两道灵光

无论是史前时期遍布这里的岩画，还是游牧民族在这里举行的各种祭祀，都能体现生活在这里的各个时期的民族对贺兰山的崇敬。贺兰山就是他们心中的圣山，这在西夏时期的党项人身上有着最明显的体现：历代皇帝在这里修建行宫，夏天避暑狩猎。同时，全体笃信藏传佛教的大白高国，从德明、元昊时就邀请青藏高原、新疆回鹘古国的高僧来这里讲经、建寺。如今，散布于贺兰山的古老的寺院遗址、古塔身影，就是当年这里成为大白高国宗教心脏的见证。

《青海通史》里这样记载：“公元11世纪后，噶举各支系在今青海玉树一带传教建寺活动异常活跃，其中止贡嘎举、周巴噶举及叶巴噶举等支派都在青南建有寺院。巴戎噶举创始人达玛旺秋的弟子热巴（1128年～1201年）曾长期传教于西夏，是西夏王的灌顶师。”相隔上千公里，热巴是怎样到陌生的西夏王国境内传教的？他所传的是后来被西夏奉为国教的藏传佛教吗？他在西夏境内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他究竟是哪一年来到西夏的？西夏国王对他的态度如何？从西夏回去后，他去了哪些地方，带去了西夏的什么？那时的贺兰山布满神秘与浪漫的色彩，成了宋代中原人心中的一道神秘之门，来自青藏高原上的藏传佛教中噶举派传教士的隐秘脚步，是这些神秘中最神秘的一道门。

藏传佛教在中国藏区产生的第一位活佛就是出自楚布河谷的噶举派中的噶玛噶举派。和党项人对白色崇拜一样，这个派别对白色也非常崇拜。拔戎噶举派的僧人们为了追求密法的最高境界，凡是修炼这种密法的人，都要依照印度习俗穿着白僧裙孤身在雪山洞穴中面对一片白色苦修。由于噶举派对白色的亲近，民间送给他们一个雅号：白教。

玛尔巴圆寂后的几十年间，这个门派中产生了对噶举派崇尚白色的传统进行颠覆的人物——西藏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都松钦巴。相传因为他能够知晓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藏语中将“三世”称为“都松”，将“知晓”称为“钦巴”，后来，他的信徒和后人称他为“都松钦巴”。藏族重要的文献《青史》里记载他是“800修士中的最大修士”。

1147年，正值藏传佛教在西夏王国的大地上传播之时，都松钦巴返回故乡，在康区建立了著名的大噶玛丹萨寺。他在整个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已经极高，其影响不再限于藏区，已经扩大到了西夏境内。1159年，西夏仁孝皇帝专门派人前往西藏地区，迎请都松钦巴前来西夏传教。无奈，此时的都松钦巴已经50岁了，一则担心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几千里的长途跋涉，二则是当时的西藏地区需要他的弘法，于是，他派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格西藏波哇前往西夏传教。这位得到都松钦巴亲传的一代高僧，以自己渊博的宗教知识和高尚的人格，折服了当时在西夏境内的许多高僧和西夏政权的上层人物，被仁孝皇帝奉为“上师”。这时，噶举派已经在川、藏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影响与寺院分布网络，在西夏境内经过皇家认可，被作为主流宗教允许传播。噶举派要求学习者必须清静心境，避世苦修，因此，格西藏波哇在西夏传教期间，就在贺兰山里寻求到了清净的地方，进行苦修。

1077年，38岁的米拉日巴找到了噶举派的创始人玛尔巴，投奔到噶举派门下。他的弟子塔布拉杰将噶举派的“道次第”和米拉日巴的“大印”结合，于1121年建立了岗布寺，形成了塔布噶举系统，后分出了“四大八小”的支派，其中的拔戎噶举创始人是塔布拉杰的弟子达玛旺秋。因为他在今西藏的昂仁县建立了拔绒寺，拔戎噶举因为这个寺院而出名，他的弟子就是对西夏宗教产生很大影响的热巴。

1198年，热巴应西夏纯祐皇帝邀请，前往西夏传教，他一度就在现在的贺兰山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在那里修行、译经，尤其是在贺兰山东麓的一处山口，建立了上百座藏传佛教寺院，被称为“百寺口”，就是今天的拜寺口。1205年，纯祐带兵打败了蒙古人的进攻后，不久就驾崩。热巴曾指出：半年后镇夷郡王安全将废除纯祐，自己登基为襄宗。这个箴言后来果然应验。襄宗对热巴很尊重，年幼的国王尊封他为“西夏的德师”，意思是“给国王灌经的人”，是“国王御赐的上师”，这就是藏族文献记载的“热巴”的来历。热巴从西夏回去后，带回了西夏襄宗赏赐的大量印章、织锦、法器等，在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县境内的觉拉乡一带，发现了一座神山，将它命名为“觉拉山”，并在山里修建了一座寺院，这座坐落在澜沧江边的寺院就是今天拔戎噶举派的重要寺院觉拉寺。

藏传佛教的引入，使西夏佛教的成分更加复杂，前期主要以翻译汉文佛经为主。造成这种早期和中后期不同的宗教取向的原因很简单，西夏建国之初，与吐蕃政权产生矛盾，争战不休，这使西夏在文化上更多倾向宋朝。但是从11世纪中后期开始，自印度传到西藏的佛教经典，绝大部分已由藏族译师们译成藏文，显密并举，尤重密法的佛学体系已经形成，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业已形成，纷纷向外发展，寻找新的“度化”之地。而西夏早在秉常时期，就沟通了与吐蕃交往的渠道。以热巴和格西藏波哇为代表的高僧前往西夏传教，使藏传佛教尤其是噶举派在西夏境内异军突起，成为藏传佛教形成初期发展到最北面也是最东面的一支，这也使古老的西夏文明添加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元素和宗教色彩。

热巴和格西藏波哇为代表的藏传佛教高僧来到西夏，翻译经卷、修行都需要清静的地方，于是，贺兰山到了西夏时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佛教圣地。一个个来自西域或青藏高原上的高僧走进了贺兰山，一座座藏传佛教色彩的佛塔耸起，一卷卷藏传佛经被翻译，一场场法事在月明星稀或晴空万里之时进行。塔影佛声、佛光遍地的贺兰山迎来了历史上宗教文化最灿烂的盛期。

贺兰山西麓的藏传佛教寺院——内蒙古境内的南寺

藏传佛教中的噶举派逐渐成为大白高国的国教，香火盛处，是一座座寺院建筑分布在王国的各个角落，最有名的是今银川城内西夏时期最大的皇家寺院、有着西夏佛塔的“活化石”之称的承天寺塔。现存于宁夏境内的400余座佛塔中，中国西北地区最高的承天寺塔（比西安的大雁塔还高0.5米）就是见证西夏佛教的一座古塔。它的建成是佛教在西夏兴盛的一个标志。当时的承天寺与河西走廊上的凉州护国寺、甘州卧佛寺，同为西夏三大佛教名寺。

随着首都兴庆府中承天寺、高台寺、海宝塔以及外围地区的不少寺院的建立，佛教的兴盛带给西夏各个阶层一个普遍的社会性问题：如何翻译、普及、满足佛教徒们宗教需求中最基本的佛经？于是，一个个的皇家寺院与普通寺院都成了经文的翻译场所，最集中、安静的场所就是遍布贺兰山下的那些佛寺，一部部以前很陌生的经卷从中原、从西域，沿着不同的方向，源源不断地涌入这里。和中国历史上在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译介工作不同的是，宗教心理支配下的僧人们，千百年来一直默默地在那些经卷背后耕耘着，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经过他们的筛选、翻译、推广，使西夏时期境内流传的佛经，主要以西夏文、藏文和汉文三种文字版本流通在这个帝国所能控制或影响的范围内。西夏建国之初，正式的大规模翻译佛经活动是由国师白法信担任全国最高级别的主持，其后有惠宗时期的国师白智光主持译经。至1090年，在持续不断的53年里，共译出362卷帙、820部、3579卷。1091年后，随着来自青藏高原上的藏传佛教高僧的到来，贺兰山下的译经有了根本性转折——藏传佛教开始大面积传播。

历史文献没有具体描述这些僧人是怎样在寂苦中完成如此巨大的翻译工程的，我们只能据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刻本译经图所描绘的西夏译场情况，来确定那是一种怎样的场面：译场主持高僧、国师白智光，端坐在译经场的正中，他前面的桌案上，放着笔、砚、经书等物。左右两侧各坐着僧俗4人，僧前俗后共16人，他们分别负责记录、翻译、校核、润色等工作。图下部正中桌案上陈设供品，两侧为西夏惠宗皇帝、梁太后及侍者。通过这幅译经图可见，当时的翻译工作是个国家工程，总负责人的地位是很高的。西夏译经规模宏大，不是在小规模的普通寺院里进行的。

出银川向西南不足百公里，就到了黄河边上有名的青铜峡。在大坝西坡，一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凉地方，有108座喇嘛塔组成的塔群，原为白色现为灰色的塔身，辉映着青铜色的峡谷。远远看去，耀眼的金色仿佛在叙说着那个遥远的帝国留给整个宁夏大地诸多佛塔，使得宁夏有了“中国佛塔的博物馆”之说。而青铜峡108座喇嘛塔组成的塔群，为在西藏日喀则的白居寺108塔是不是西夏后裔建筑的，从侧面提供了一个例证。这里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和藏文咒语，在宁夏境内的灵武市镇河塔、同心县康济寺塔、贺兰县宏佛塔、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和西夏故地的河西、内蒙古、陕西也有所发现。藏密风格的佛画（唐卡）、藏密风格的塔身和造像在108塔有所发现，尤其是在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的白居寺里发现和108塔构建基本相似的白居塔，以及里面大量的表现党项人生活与宗教活动的壁画，为喜马拉雅山腹地找到西夏人后裔，提供了很有力的证据。

1990年，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贺兰县潘昶乡红星村东面的一个废寺（宏佛塔）里，出土了7尊藏彩绘泥塑佛头像，这些佛像要么双颊流泪，要么单颊流泪。这些流泪的佛像打破了千百年来“佛不流泪”的神话，那滴滴清泪的因由何在？如今，在西夏王陵博物馆二楼，有唯一被缩小后的倾斜古塔的复制品，这就是被誉为宁夏的“比萨斜塔”的宏佛塔。

彩绘泥塑佛

贺兰山西麓石崖上的佛教壁画

1990年6月，宁夏考古研究所对这座建造风格独特的佛塔进行维修时，意外地发现塔内藏有大量的西夏文残经和精美的彩塑佛像以及罕见的早期佛教绘画等珍贵文物。它是西夏时期保存下来的佛教建筑，而且这种类型的佛塔，是目前国内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藏传佛教建筑遗产。塔体中空，外饰彩绘，风格浑厚古朴，塔身完全是藏密艺术的反映，说明藏传佛教的建筑艺术已深入西夏腹地。它的许多绘画风格在承袭中原传统的同时，吸取回纥、藏密的艺术成就，融入党项民族的习俗，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西夏时期的贺兰山，无论在帝王还是百姓的眼中，都是“神山”与“圣山”的代名词。190多年间，历代君王相继在这里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墅、佛塔寺院、陵园寝殿，并派重兵设防。塔是见证佛教艺术的重要建筑，贺兰山中仅有的3座西夏高层砖塔，都在拜寺沟口内，这表明拜寺沟在西夏时期的地位和佛教艺术中的重要性。(www.xing528.com)

1990年11月28日，拜寺沟内发出几声巨响后，一座西夏古塔被炸毁了。在盗宝人的眼里，这里可能埋着财宝，他们用炸毁的方式试图找到财宝，却没有找到。第二年8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塔废墟进行了历时1个多月的清理发掘，从炸毁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文物。此后的15年间，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西夏方塔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对废墟出土文物的研究，也成为西夏考古成果最丰硕的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西夏文献最多的一次考古行动。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

拜寺沟方塔的结构是全国唯一采用自下而上以中心柱为支撑的砖塔。方塔及寺院建于西夏大安二年（1075年），是我国目前唯一有明确纪年的西夏古塔。这也证明，在1159年格西藏波哇前往西夏传教和1198年热巴到西夏传教之前，贺兰山里已经有了藏传佛教了（也有藏族文献资料记载，1061年左右，热巴就到西夏传过教，所以，这座西夏方塔或许和热巴及拔戎噶举派有关）。这座古塔直贯塔顶的塔心柱，更是为我国现存古塔中所仅有，足见其古老。更重要的是文献发现，其中有3种汉文经书是第一次被发现。此外，首次发现的汉文诗集，填补了西夏文献的空白。作为方塔内最重要的出土文献之一，挖掘出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在西夏文佛经中是海内外孤本，也是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中最早的印本，同时也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它以实物的形式将我国木活字技术的使用时间提早了100多年。以往，人们依据古代文献记载，普遍认为木活字技术是我国元代科学家王祯发明的，而现在存世的活字印刷品也确实都是明代以后的，这种情况，令许多人对毕昇的发明产生了怀疑。而西夏方塔废墟中发现的西夏早期的西夏文佛经，不仅充分展现了王祯所著《活字印书法》中记述的造字、排版、印刷的工艺流程，而且具有很多明清活字印本所没有的特点，这些特征足以说明其年代之早。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些西夏文佛经，将西夏文化、吐蕃文化和中原文化完美结合，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各地、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的历史见证。它的发现也表明，西夏王朝在活字印刷技术的传播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国家文物局将它列为第一批禁止出境的文物。2002年，国家档案局首次公布《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共48种，《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名列其中。西夏方塔文献的研究成果，还回应了有些外国学者对我国“四大发明”中“印刷术”发明权提出的挑战，有力地捍卫了我国“四大发明”中印刷术的发明权。

藏传佛教因为蒙元政权的青睐而一直被保留，并被发扬光大。在贺兰山一带，元朝政府并没有摧毁那些寺院。到了明代，朱元璋的孙子朱秩炅来到贺兰山下的拜寺口——当年热巴传教、译经并修建了寺院的地方时，还见到许多僧去寺空的庙宇，写下了“文殊有殿存遗址，拜寺无僧话旧游”的诗句。明代，是整个贺兰山地区藏传佛教式微的时期，这种式微一直持续到了清代，直到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到来才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继热巴到贺兰山腹地传教后，另一个藏传佛教集大成者。

800多年前，强大的西夏王朝军队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翻越了贺兰山，在山麓西面的阿拉善开始了军事和宗教以及文化的多重散播，使西夏所尊奉的藏传佛教在这里打下了存活与传播的基础。290年前，这里的第一世喇嘛坦阿旺伦珠达尔吉（又名阿旺多尔吉）出生在附近的厢根达来巴嘎匝布苏尔乌苏。次年，藏传佛教的最高宗教领袖六世达赖喇嘛来到这里，确认了坦阿旺伦珠达尔吉为他的转世灵童，这是藏传佛教宗教领袖在中国领土上最东边的一个转世灵童。286年前，藏传佛教的最高宗教领袖六世达赖喇嘛选择在这里建寺，即松布尔西北侧群山环抱中的南寺。

山门上标称的名字是“广宗寺”，藏文称作“噶旦丹吉林”，意为“兜率广宗洲”。这里原有寺院28座，其中8座拥有清帝或民国大总统授予的寺名匾额，因此也有八大寺之说。

花开了，一个季节已然遁逝

蜂儿呀，不要为此焦虑　　

缘尽了，一场经历走进记忆

姑娘呀，不要心烦意恼　　

享受过蜜意浓情　　　　　

人生即便短暂瞬逝　　　　

我们有什么可遗憾的　　　

来生来世，我们还能相逢吗

……　　　　　　　　　　

内蒙古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南寺

这是六世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时写下的著名的情歌，这位藏族历史上的情帝与诗皇，24岁时被押解离开西藏前往内地，他给藏族历史上留下的不仅是一个达赖的席位与面对清朝皇帝的无奈，也留下了诸多忧伤与优美的诗歌，更为南寺这样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留下了诸多历史与宗教的内涵。

他初次来阿拉善时，就认阿旺多尔吉做自己的心传弟子。当时阿旺多尔吉尚年幼，他成年后又被派去西藏深造，并担任安多藏区13座寺院的堪布。阿旺多尔吉从西藏回来后，仓央嘉措又派他去建造青海省乐都县境内的马营寺。不久，阿旺多尔吉又遵六世达赖喇嘛嘱托再次入藏做善事，并接受了七世达赖授予的“阿日路克桑额尔德尼诺门汗”的封号和布达拉宫顶朗杰札仓的“堪布”称号。回来后选认了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并做了10年的准备工作，于1756年开始在贺兰山西麓的南寺破土动工，把原来的弥勒庙扩建成9间，修建了49间大经堂和庙仓。第二年，六世达赖的灵塔也被请到这里，专门修建一座大殿供奉，并把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11岁的罗桑图布丹嘉木苏请来在新的经堂里坐床，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南寺因此成为贺兰山在西夏之后最大的藏传佛教弘扬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