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渠系博物馆：2000多年的延续和完善

四　2000多年的延续和完善：中国渠系博物馆

黄河和长城是宁夏境内的两大自然和文化资源，它们共同丰富了宁夏的自然物产和文化内涵。但长城多处于荒山野岭中，呈现躺着的姿态，是停滞的甚至没生命的文物和历史。而黄河流经的是人口密集地区，它呈现出流动的、鲜活的状态，是一个既有过去也有现在和将来的鲜活载体。对宁夏而言，如果把长城比作见证2000多年历史沧桑的硬汉，那么，宁夏境内的黄河就是一位无私奉献2000多年的伟大母亲。

宁夏平原所处的地理位置属于干旱和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带，雨少风多、蒸发强烈。如果没有黄河，这里同样会是一片贺兰山下的戈壁滩。宁夏平原完全是依靠着黄河而兴起的，没有黄河就不可能出现宁夏平原。如今的宁夏平原上大大小小的水渠总长连起来超过了从银川到北京的距离。在这些渠系的名字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以朝代命名的：如秦渠、汉渠、唐徕渠、大清渠等，这些渠系就像一部摊开在宁夏平原上的水系史籍，这部水渠史的开端，无疑是秦渠。所谓“宁夏水利，始于秦代”的说法，是不是带有完全脱离学术界严谨考察的民间意味呢？

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了中原大地及四周的地区，第一次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统一的封建大王朝，嬴政自称为“始皇帝”，他将秦国境内的疆土分为36郡，其中宁夏南部地区属于北地郡管辖。当时，来自北方最大的边患是驰骋于草原上的匈奴人，为了解决长期没有解决的匈奴侵扰之患，第二年，嬴政亲自到北地郡巡视，并派蒙恬率领30万大军，经过秦“直道”进入河套地区，经和匈奴较量后，终于将匈奴人赶到了河套之外。为了形成固定的防御体系，将河套地区固定在秦帝国的版图内，蒙恬在河套沿岸地区开始筑城屯驻，从此拉开了宁夏北部地区第一次移民开发的序幕。大幕拉启后，是移民开发黄河水利，开发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利用黄河水开凿水渠，进行农田垦殖。

战国后期，随着秦的疆域逐渐西扩，秦将本国的人口也开始大量迁入宁夏境内。义渠戎灭亡后，更多秦人进入宁夏南部和中部地区，除重视经营东方和南方外，也很注意开拓西方和北方疆域。它先后打败了西义戎渠和游牧民族匈奴，一度将领土扩大到宁夏全境。为了巩固对这些地方的统治，除派驻重兵、营建西北长城等外，又在当地设立郡县，进行治理。其中北地郡的郡址虽然设在今天的甘肃庆阳境内，但其管辖范围已远及宁夏平原。北地郡下辖的富平县，治所便在今宁夏吴忠西南，该县的主要管理地区，就是宁夏平原。秦在这里筑长城，驻戍兵，派官吏，治百姓，为解决官兵的粮食问题，自然有必要兴建水利，以开发当地的农业生产。在较早的文献中，找不到秦朝曾在这里兴建水利的记载，不过秦人曾在此凿渠的传说，却广为流传。宁夏平原黄河以东的秦渠，相传就是因为它凿于秦而得名。秦渠又名北地东渠，据说这个名称也与它位于北地郡的黄河以东有关。

嬴政在宁夏境内的黄河东岸地区设置军城并开始移民，这和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时期的移民同步。和其他地区移民不同的是，先秦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由于气温适中、降雨充沛而成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和政治舞台的中心，吸引了众多周边地区的人口。而秦统一后，对宁夏的移民则充分体现了中央政权通过行政和军事强制实施移民的力量，移民的主导因素不是经济，而是更多地体现在边疆安全和军事力量的巩固上。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的移民方向是北方移向南方，来自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迁徙到黄河中下游，而原来居住在中原的汉族为主的民族则纷纷向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地区迁徙，这次规模庞大的移民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格局。宁夏境内的军事移民却出现了与之不同的方向，因为数量少、范围小而更容易被历史湮没。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性移民、经济性移民、生态性移民等移民相比，这次更像是一种军事性移民。秦始皇的目的更加明确：为了防守匈奴，所以迁徙对象也更加专一化、职业化，即移民的主体是军人。宁夏从此开始了不间断的移民。可以说，离开了移民史。就没有一部完整的宁夏史，也就没有完整的宁夏经济史、文化史、地区开发史和社会史。

在与如今的银川市隔河相望的黄河东岸月亮湖、吴忠市利通区西南地区，秦军分别设置了浑怀障和神泉障两个军城。在远离都城千余里的边疆地区驻军，如何解决粮食供给成了帝国面临的大事。一方面，为了保障这两个军城驻军的供给，秦开始在都城咸阳到这里的地段上修筑道路和关口，在宁夏境内出现了联通南北的军用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抵达宁夏中部、东北部地区的，不仅是军需物资和秦文化，还有越来越多的秦人。嬴政皇帝采取“谪戍”和“拜爵”的办法，开始将大量的劳动力沿着这条道路发送到宁夏，进行新的开发，这些人就是宁夏进入封建社会后最初的开发者。宁夏平原上最古老的渠系的建设者中，就有他们的影子。这些早期的移民留给宁夏早期的主要工程，一个是长城，另一个就是古老的水渠。

秦朝的短命导致了秦时宁夏移民历史的短暂，主张移民边地的蒙恬被诛杀后，秦的边地移民政策遭到阻隔，宁夏北部再次陷入了匈奴之手。

公元前127年，西汉军队大破匈奴，收复了秦嬴政时期开拓的河套地区，汉廷募集10万移民进入河套，从而拉开了西汉对西北边地的大规模移民。公元前119年，再次将70万关中人移民到宁夏北部及周边地区。宁夏，开始被纳入了中原王朝的大规模移民开发国策中。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宁夏境内及整个河套地区的几次大规模移民，以及驻戍当地的许多军士、田卒，均需要大量粮食，这既对当地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也为开辟引黄灌区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力条件。尤其是汉武帝时全国开发水利之风大盛，在经今宁夏至内蒙古五原这一段“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可知宁夏河套引黄河水灌溉，正式的史料关注始于汉武帝时。给中国水利史提供浓墨一笔的是：汉代，宁夏平原已经出现了“激河”工程这样的水利史上的创举。以石在河中渠口处修筑引水长堤，抬高水位，引水入渠。而这个创举，后来被推广到了修筑黄河上的众多水渠。

水渠开通后，平原上的农业发展起来了，移民带来的不仅是水利技术、农业耕作技术，还有大量的农作物种子以及农田管理技术。农业和牧业两元结构形态出现。那些“居则为民，战时为兵”的移民，在这里形成了一种戍边和开发相结合的新兴的防御性国防措施——屯田。汉成帝曾经派一个叫冯参的人，担任今天宁夏永宁县的农都尉，这是汉朝在宁夏平原早期设置的屯田点，这个相当于郡令一级的屯田主管机构，也是汉朝在宁夏平原最初实施的屯田模式。大批屯田出现，需要水利灌溉和水利工程的实施，于是，汉朝的宁夏平原迎来了新的一轮以开通渠系为标志的水利建设高潮。银川平原的水利布局，汉朝就已经基本确立了。

东汉以后的200年间，宁夏平原地区为羌、匈奴和鲜卑等游牧民族所占据，游牧民族对水利建设的淡漠以及长期战争，使宁夏平原上的水利事业衰退。到北魏统一中国北方以后，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局面，水利事业开始复兴：444年，宁夏水利史上第一个正式记载的著名人物出现：薄骨律镇（在今宁夏青铜峡以北）镇将刁雍。他在主政期间，曾上表请求开凿艾山渠，并且指出，那里的旧渠堰不适应新的农业灌溉需求。在灌溉水利方面，刁雍下令另开艾山渠，并在渠首筑拦河坝将西河断流，使黄河之水流入新渠。

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了一道诏书，命令驻守薄骨律镇的刁雍把河西囤积的50万石谷粮运到蒙古的沃野镇（今黄河南岸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境内）作为军备，并指定几个地区调5000辆牛车来运送。刁雍算了一笔账，从今天的宁夏青铜峡到沃野，800里路程，牛车一年往返两趟，每车载20石粮食，一趟总共能运载10万石，一年两趟只能运送20万石，50万石粮食需要两年半才能运完。以一车一牛一人计算，两年半要耗费1万多个劳动力，上万头耕牛，不仅耗费人力和畜力，而且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刁雍上表奏呈太武帝请求改为水运。当年冬天，刁雍集中砍伐贺兰山里的林木，并调集船匠建造木船200艘，每艘可载粮1000石，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50万石粮食的运送任务，这是黄河上游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木船水运事业。这说明此时的宁夏平原地区生产的粮食不仅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可以外运。同时也说明，黄河的大规模航运事业，在此时已经开始起步。

宁夏境内的水利航运从此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唐代的朔方军镇设在灵州，所需军粮经常由北都（今山西太原）购买，然后溯河而上，运到灵州。唐高祖李渊为防御突厥，曾下令在灵州置水师，派大将于筠到江南招募船匠来灵州造船，在黄河上建立起我国第一支舰队，黄沙古渡等沿河渡口一时又变成了军港，黄河在军事上再次赋予宁夏平原以新的内涵。

20世纪60年代的唐徕渠渠首

宁夏平原上的水利建设到唐朝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个高潮是伴随着整个中国的命运一起发生的。唐朝时的宁夏平原，是唐帝国的边防重地，驻军数量之大前所未有。而吐蕃等少数民族占领这里时，一度填塞汉渠、御史渠、尚书渠等水口，破坏唐军屯田。“安史之乱”时，宁夏平原一度成为整个王朝的临时政治中心，重建唐朝的唐肃宗便是在宁夏平原上的灵州即位，名臣郭子仪以这里为大本营。从政治、军事的需要出发，唐朝需要大量的粮食，从各地调集又不现实，便在这里修建了许多水利设施。见于史籍记载的有光禄渠、御史渠、薄骨律渠、特进渠、尚书渠、汉渠、胡渠、百家渠、七级渠、千金陂等。众多的渠道中，以御史渠的溉田面积为最大，这条渠就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唐朝著名战将郭子仪主持开凿的。820年，李听担任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时，御史渠与汉渠、百家渠等8条渠道共溉田500余顷，他下令对其他渠系也进行不同程度的拓宽和维修。其中的御史渠至今仍流淌在宁夏平原上，因为它从唐朝时就有，便被记载为唐徕渠。它是宁夏平原上最著名的一条古渠，蜿蜒穿过银川城，不仅成为宁夏平原上的农业命脉，而且成为当地的一道城市景观。

宁夏平原在政治上最辉煌的时期，是11世纪～12世纪，西夏王朝将国都定在了宁夏平原的腹地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摆脱了游牧生活的党项民族进入宁夏平原后，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游牧状态向农牧综合经济形态的转变，加上帝国需要的粮食，使其对平原上的水利建设有了足够的重视。西夏开国皇帝元昊就曾下令修建长达300里的昊王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以开国皇帝的名字命名的古渠，至今仍流淌在宁夏平原上。

唐徕渠和昊王渠对西夏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宋史·夏国传》载：“其（西夏）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州治在今银川境）灵（州治在今灵武境）则有古渠曰唐凉、曰汉源，岁无旱涝之虞。”宁夏平原上便利而发达的水利水系，使这里的粮食生产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西夏所需的粮食基本得到了自足。《西夏书》记载，西夏时期有68条大小渠道，灌溉着9万顷良田。《唐古特史纲》中说，西夏《天盛年政新定律令》载有西夏国的灌溉制度，并严格规定了使用水利设施和使用水的方法，这是中国第一个将水利工程维护和灌溉管理写入国家大法的王朝。宁夏平原上的水利工程，开始有力地支撑着西夏帝国的大厦。(www.xing528.com)

西夏王朝被蒙古人消灭后，宁夏平原上的农田水利遭到严重的破坏。蒙古汗国拥有黄河流域的初期，许多上层人物对农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有些大臣甚至向铁木真建议，要求将黄河流域变成牧地。这个建议由于耶律楚材的反对，铁木真没有采纳。

1259年，驻军六盘山地区的浑都海因支持阿里不哥夺权发动兵乱，大批蒙古军队纵横在宁夏平原的同时，也摧毁了不少水利设施，使不少渠系遭到毁坏或淤积，昔日西夏帝国的大粮仓成了人烟稀少之地。蒙元政权才刚刚建立，南方一些产粮地区还没完全收复，随着帝国疆界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成为元帝国的臣民，粮食问题成了影响帝国根基是否稳固的因素。忽必烈以及一些有志之士看到了西夏时期宁夏平原粮食基地的重要性。

1262年，著名的水利专家、天文学家郭守敬向忽必烈上书，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陈述水利方面的6件大事，这次陈述坚定了忽必烈对宁夏平原水利修复的决心。两年后，忽必烈派擅长水利的中书左丞张文谦主持西北工作，郭守敬一起随行。张文谦到宁夏后，就命郭守敬和著名的党项水利专家唆脱颜一同巡视西夏河渠。郭守敬在整修废弛的西夏河渠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闸堰等水利工程设施，很快使那些淤积的渠系重新流淌着黄河的水。据《元史·郭守敬传》载，被他们修复的水利工程，在中兴府路（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市）境内的有唐徕、汉延等渠，分别长400里和250里，以及10条长度都在200里左右的正渠和68条大小支渠。闸堰是古代控制水流的工程，其作用和结构类似现在的闸坝或溢流堰，郭守敬在旧有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设置木质牌堰，控制进渠水量，使宁夏平原的渠系水利工程技术又有了新发展。

黄河在宁夏平原段的平缓及水量丰沛，使郭守敬看到了这里发展水利运输的便利条件，他上书忽必烈，建议黄河段宁夏通漕运，这个建议很快被忽必烈采纳，下令开通宁夏平原上的漕运。从今宁夏平原的上游地段中卫到内蒙古东胜，沿河设立驿站10个，有驿船66艘。兴修水利工程时，元政府就从各地征调大批水利工匠。工程竣工后，随着灌溉面积的增加，忽必烈将大批归顺蒙古政权的南宋“新民”迁徙到宁夏平原，仅湖北随州、鄂州一带就有1107户被迁的“新民”，安置在今天中宁县的枣园等地。1282年，西夏中兴等路的劝农使袁裕建议：西夏时的羌和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杂居，使我们分辨不出良民，如果已经能验证他们是良民的，应该按元朝的规定，给予他们民屯的资格，编聚屯田。1289年，担任中兴路总管的党项人朵儿赤录下令西夏遗民中的精壮男子来到宁夏平原垦田，将堵塞的黄河9个渠口，开凿出3个，短短3年时间，就使当地的赋税增长数倍。就这样，在一轮新的水利开发高潮中，宁夏平原不仅吸引了大批逃亡的西夏遗民返回平原，也使南方各地迁移来的大批“新民”在宁夏平原上定居下来。

宁夏平原经过西夏亡国后60年难得的休养生息时期，遍布平原上的渠系开始在元帝国的经济舞台上展现自己，为元帝国完成从倚重牧业转向农业和牧业同时并举的嬗变后，开始为元朝发挥了一个粮食基地的作用。

元朝灭亡后，明朝军队在统一西北的过程中，出于军事需要，开始陆续在西北屯田。作为边地，宁夏平原是明代西北屯田的重点地区——“屯田遍天下，九边为多”，宁夏驻军在明代初期是六分屯田，四分守城。明朝在宁夏境内设有宁夏和固原两个军事重镇，最多时有20万左右的驻守军队，宁夏平原上的驻军应该在2万～7万以上，这些驻军自然也是开发平原的一支力量。朱元璋创建的卫所制这种常备建军制度，使这些来到宁夏平原上的军人终生为军，并且以“世袭”的形式一代代在宁夏平原上生活定居下来，这是宁夏平原上迎来的再次的移民高潮。

明朝政府利用军屯、民屯和商屯几种形式，充分利用黄河水利的便利条件，在宁夏平原上发展屯田生产，宁夏也因此在明成祖时期赢得了“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的盛名，这也反映了宁夏平原此时已经依靠黄河灌溉区形成了中国的一个粮仓。到嘉靖年间，汉延渠和唐徕渠是宁夏平原上黄河西岸的最大水利灌溉工程，其中汉延渠在250里的流程中，有大小支渠369处；蜿蜒400里的唐徕渠，有大小分水灌溉渠口880多处，这两条渠系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科学的灌溉水系网。此外，在平原的最上端今宁夏中卫、中宁县境内，还有蜘蛛渠、石空渠、枣园渠、白渠等黄河西岸的灌溉水系网；同时，在黄河的东岸除分布着古老的汉伯渠和秦家渠外，还分布着贴渠、七星渠、柳青渠、夹河渠等相对较小的渠系，这些渠系在黄河两岸错综分布，浇灌着宁夏平原上的万顷良田，宁夏平原上随处可见“汉唐渠水流燏燏，冬则涸兮夏则溢”的景象。就连朱元璋的第16子朱栴驻藩宁夏后，看到宁夏平原上的渠水泛波、堤柳绿荫，也写了《汉渠春涨》的诗句：

神河浩浩来天际，别络分流号汉渠。
万顷腴田凭灌溉，千家禾黍足耕锄。
三春雪水桃花泛，二月和风柳眼舒。
追忆前人疏凿后，于今利泽福吾居。

嘉靖年间，平原上的18条渠系长度已经达1400多里，溉田156万亩，这是历史上宁夏引黄灌溉第一次记载较全面而确切的数字。它们培育着一个中国新的商品粮基地，一个系统、完整且一直发挥着作用的中国古渠博物馆的雏形已基本具备。

清朝疆域的开拓，使得宁夏平原开始成为中国的腹地。清朝对准噶尔部的叛乱平定，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3个时代，近70年的用兵，使朝廷认识到宁夏平原在担负西北地区平叛中的作用，尤其是康熙皇帝在平定叛乱时亲自来到宁夏。宁夏平原以自己的富庶向清帝国提供了足够的粮食、马匹、军士，让康熙再次看到一个富庶的宁夏平原对清朝的西北甚至整个帝国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的体现就是平原上的水利工程。

21世纪时的唐徕渠渠首

清朝再次在宁夏平原上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其中规模较大的大清渠凿于1708年，渠长75里，灌溉唐徕、汉延两渠间的高地1200余顷。1726年开凿的惠农渠，渠长370里，为当时宁夏灌区第一长渠，溉田280余顷。昌润渠也于雍正四年（1726年）开凿，乾隆时期又作了两次修理，渠长136里，溉田1700顷。清朝除修旧渠外，又凿成一批新渠。因此，当时平原上新旧渠道多达30余条，再加上支渠，形如蛛网。其中有10条较为重要，号称“宁夏十大渠”。1905年6月，世界上第一个系统考察长城的美国人文学者盖洛来到宁夏，专门考察了青铜峡的渠口工程，在他的判断中“这是仅次于成都平原的研究中国灌溉系统的最佳范例”。这些发达的水系，在滋润农业生产时，也滋生出不少湖泊，为200多年后处于平原核心地段的银川赢得“塞上湖城”奠定了基础。

康熙皇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叛乱时亲临宁夏，随从高士奇在《扈从记程》中这样描写银川地区的湖：“黄河在城东南四十里，绕城为汉延渠，西南为唐徕渠。又南有新渠、红花渠、秦渠、汉伯渠，俱分河水，灌天数万顷，故有‘塞北江南’之号。其水溢而为湖，城北曰金波、曰三塔、曰月湖……”“塞北江南”的称号，从民间开始走到了朝廷的高层，并逐渐被认可。

宁夏没有理由不感谢这些渠系，如果没有这些渠道的滋润，年降水量仅为200余毫米的这片干旱的荒原恐怕至今还是荒漠戈壁。把这些干渠首尾相接，长度超过1800公里。在中国水利工程上，这个长度略逊于大运河。如果加上支渠、斗渠、毛渠，宁夏平原上的渠系长度则有数万公里。独具特色的渠系工程，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水利设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

立在汉延渠渠首的石碑，上面模糊的“汉渠”字样表明这条古渠在宁夏平原上沧桑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范长江到宁夏平原考证这些渠系的历史后认为“远自秦汉唐各代皆有开凿，故最早者，已有二千余年”。他不由为此感叹，宁夏平原上的先民能在2000多年前就掌握如此微妙的水利工程，从它的构造原理来看，不能不认为是合乎科学的。2000年未曾间断开凿与完善的古渠水系，已融入宁夏平原，不仅作为一种实用工具默默地与宁夏平原上的人们为伴，而且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风景，镶嵌在宁夏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哺育、丰富了宁夏平原的文化长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