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征与宁夏之战：失败札记

三　红军西征与宁夏之战的失败

1935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活动在陕北的红军胜利会师，开始确定红军新的大本营，这也引发了国民党政府对红军新的战略调整，开始部署对红军新的落脚点“围剿”，主政宁夏的马鸿逵再次扮演红军的杀手。1936年2月22日，红军部队中新成立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决定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由于长期盘踞山西的阎锡山部队的“围剿”，加上红军在晋西地区没能建立根据地。这次东征到5月5日就宣告结束。

1936年5月14日，中央红军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的一个古庙里召开了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将宁夏再次推向中国关注的焦点，会议决定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在陕西、甘肃、宁夏3省的边界地区进行西征战役，宁夏是西征的重点地区。4天后，西征命令及西征战役计划发布。1.7万红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带领下，开始实施“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势力，创建新的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力量”的西征目标。5月21日晚，西征红军抵达安塞县时，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恰好路过这里，周恩来为出征的将士作了一次动员讲话：“宁夏、甘肃的回民比较多，一定要克服大汉族主义，我们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回民地区不能住清真寺，吃猪肉要避开回民，要坚决实现中央的意图，把陕甘宁苏区向西扩大千把里。”为保证西征的胜利，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在出征之际，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对回民的基本原则是“回民的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回族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公开发布了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和十五条口号。三大禁条是：一、禁止驻扎清真寺；二、禁止吃大荤；三、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是：一、讲究清洁；二、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三、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四、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十五条口号包括：“回汉民族在政治经济上一律平等！”“信仰自由，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等。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又签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再次详细地阐明了党和红军对回民群众的政策及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宁夏成立回族自治区、保护民族宗教等奠定了基础。宁夏成了新中国民族政策制定的摇篮，为新中国的民族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础。

红军进入宁夏时书写的尊重回族信仰的标语

1936年6月16日，西征红军左路军一军团二师在师长杨得志的率领下，攻占了宁夏中部地区的豫旺堡。接着，右路军七十三师占领了如今同心县的王团庄、同心城，红军的战旗开始在宁夏中部地区飘扬。红军十五军团攻占了今天的同心县的下马关后，帮助当地回民成立了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当时，在当地民间的一首歌谣里曾这样唱道：“胡琴拉起来，唱一个苏维埃，苏区的天下人人爱，看见吆人民好自在……”1936年9月18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刊登了一篇《路过回民区》的文章，文中这样写道：“豫旺堡一带回民群众在红军胜利、马鸿宾统治崩溃的情形下，使得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与信仰迅速在回民中增长提高起来。在豫旺堡，回民自己起来建立回民自治政府，组织自己的武装。过去不太信任的回民完全相信了苏维埃，自动地打开寨门，与红军联合，并慰劳红军许多东西，正在积极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府。”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后，1936年10月20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在现存的中国十大古老清真寺之一的同心县清真大寺隆重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它的出现，不仅是工农红军和回民在宁夏大地上共同经营的一个红色政权，也吸引了斯诺等外国新闻记者来到宁夏，向西方真实地介绍了红军在1936年时的宁夏的生存、战斗和发展情况。1936年10月2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刊登的《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上这样写道：“中华回民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政权，受尽了一切压迫和剥削与屠杀的痛苦，在国民党的汉族主义与马鸿逵的统治下，我西北回民所受一切痛苦更百倍甚于往昔。今在红军援助之下，使豫海回民向来所受之痛苦一旦解除，真正实行了回民的自由。”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回民的政策。他说：“共产党对他们提出的诺言是：协助成立回民自治政府，保护回族文化，保证各派宗教自由——这对几乎每一个回民都是有一些吸引力的。”红军离开后，马鸿逵就组织军事力量，进行剿灭，使这个回民自治政权仅仅存在了9个月，但它在中国回民解放史上留下的印象和影响，是长久和深远的。

红军在宁夏宣传“三大纪律”(www.xing528.com)

1936年11月22日，红军的西征结束了。就宁夏而言，它的中部地区因为红军的这次西征被纳入陕甘宁边区。回族自治政权的建立，使得蒋介石懊丧地说：“六载茹苦含辛，竟未全功。”同时，也为后来的红军三大主力在宁夏会师、实施“宁夏作战计划”埋下了漂亮的伏笔。

就在红军的部队驰骋在宁夏大地上着力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地界，翻过雪山草地的红二、四方面军即将进入宁夏时，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怀揣着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谈判。10月29日，蒋介石到洛阳，从南方调集了30个师36万人兵力，决定对红军实施“最后的一击”。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的谈判显然就没了平等性，陈立夫亮出了蒋介石的底牌：中共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能保留3000人～5000人，师长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并未放弃底线：红军不能少一兵一卒。他只能以战争为红军求生存了，战争攻取的对象是宁夏：夺取宁夏，打通和蒙古、新疆的通道，以寻求远方（苏联）的帮助。

解放军进入宁夏前，在平凉张贴的告回民书

蒋介石拒绝毛泽东提出的两党《救国协定》后不几天，在宁夏的彭德怀下令红军25军团连续行军20多个小时，行程300多里，长途奔袭甘肃会宁。10月10日，红军一、四方面军在会宁县会师。从宁夏赶到现场的美国人马海德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多么动人的会师啊！人们抛下了武器，悲喜交集地相互拥抱起来，或是手挽着手走来走去，频频询问其他同志的下落。朱德完全被这种气氛感动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第394页）12天后，宁夏西吉县将台堡迎来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全部会合。红军在会宁会师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就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即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宁夏作战计划。目的是红军的三大主力在宁夏南部会合后，集中向北发展，三军配合，在宁夏为核心的地区打几个歼灭战，将宁夏彻底纳入红军控制范围，然后消灭马鸿逵势力，占领宁夏，并将之和陕北、陇东作为中央的根据地和大后方。早在1935年8月，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会议上就指出，必须加强宁夏省军委的工作，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1936年5月18日，发布西征战役计划时，把夺取宁夏作为西征的主要任务之一。从当初的原始电文中可以看出，红军对宁夏的作战步骤是：10月～11月之间，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准备进攻宁夏；12月，两个方面军乘冬天黄河结冰，跨过黄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全境，完成打通苏联通道的任务。共产国际来电，红军如果占领宁夏，就能立即给予援助，对于处于物资和军事上极端匮乏的红军来说，这样的外援是极其重要的。而红军选中宁夏的理由是：一、宁夏处于整个西北中心位置，战略地位重要。二、取得宁夏，是得到共产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占领宁夏后就能通过蒙古和苏联取得联系。三、占领宁夏后，可以以贺兰山为屏障，得到马鸿逵部队的大炮等重武器，然后可攻占宁夏周边的其他城市和集镇。四、宁夏的气候比内蒙古、甘肃、青海、陕北等地都好，红军战士多为南方人，不喜欢吃北方的小米或面食，而宁夏平原盛产大米，是西北的富庶之地，可满足红色政权的物质需求。同时，宁夏东部的盐池、定边已经解放，和苏区能连到一起。五、马鸿逵只有20多个团的兵力，如果三个方面军联合作战，有着胜利的把握，在开创西北新局面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没能消灭南面来的国民党军队，而是在张国焘的命令下，向同心县境内撤退，导致红一方面军放弃原来的计划，被动地向东边转移。随后，张国焘再次拒绝听从彭德怀的作战命令，下令红四军撤离红军在宁夏海原县设的伏击圈，令红军的伏击计划再次落空。彭德怀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中这样说道：“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

宁夏作战计划就这样落空，红色政权就这样在1936年和宁夏失之交臂。直到13年后，它才回到红色政权的怀抱中。同时，延安革命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中央书记处和统战部专门组织力量，研究撰写了《回回民族问题》等重要文件，阐述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批驳了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回族的阴谋，确认了回回是一个民族。1940年4月，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以及此后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回回问题研究》3个重要文件，由李维汉、刘春、牙含章撰稿，经中央书记处审查批准，以不同名义发表。这是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全面准确地表达了党对回族的认识和政策。20世纪30年代的宁夏以及陕甘宁边区，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回族民族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早期的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