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张三小店里的神秘客人
著名的考古学家汤惠生曾经这样说过：“莫斯特在法国和欧洲考古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水洞沟之于中国。”
莫斯特，一个位于法国南部多尔多涅的维塞勒河畔的文化遗址。这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在时空方面有许多变异，特别是器物组合方面，不同地区或不同的地层便呈现不同的组合形式，使莫斯特文化至今都是国际旧石器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有着“中国的莫斯特”之称的水洞沟，它的发掘史及其价值和意义又是怎样的呢？
20世纪20年代初，宁夏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也开始有了外国传教士的足迹。他们大多是穿越过这片陌生的土地到其他省份去传教，宁夏对他们而言，是个匆匆而过的驿站。一天，从水洞沟东边5公里的横山堡一带走过一位名叫肖特的比利时传教士，在黄土层中他发现了一个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石器。具备简单考古学知识的肖特把这个头骨和石器放在了心上。1923年，他返回天津后，遇见了从法国来到中国考察的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交谈中便把自己在水洞沟的发现告诉了桑志华。
1914年3月，桑志华从法国启程来到中国，在天津生活了4个月后便开始了在中国的田野考察活动。1919年，醉心于田野考古的桑志华，在今甘肃华池县县城以北的赵家岔和辛家沟一带，发现了1块由黑色石英岩打制成的石核和2件石片。这3件人工石制品，被考古界称之为“中国内地第一批发现的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
桑志华
在从甘肃进入宁夏的考察途中，桑志华的驼队中打出一面由红、白、蓝组成的三色旗，上面绣着“法国进士”“中国农林咨议”和“桑”等字。怎么理解“法国进士”这个不伦不类的称谓呢？他并没有在中国考取过进士，只是套用了他的博士学位，并将博士“中国化”成中国人能理解并尊重的进士；而“中国农林咨议”则是1917年他访问北洋政府农林部时，随便讨取的一个虚衔。这两个奇怪的不伦不类的官衔，对他的西进之途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至少进到宁夏境内时，当时的地方政府以京城来的外国官员待遇接待了他。
1923年夏天的一天，桑志华一行到了肖特说的“那个神奇的地方”——今天灵武市横山堡以西4公里处，明长城南面一条远古时代自然形成的河沟。他们住进了当地一个叫张梓的人所开的“张三小店”中。当天晚饭后，桑志华和他的随从们就忍不住内心的急迫，沿着沟旁往里走。沟里渗出一条清澈见底的泉水，缓缓地流淌着。夏天的北方夜晚，呈现的是一片宁静与荒凉。当他们走到与长城并行的一处断崖时，突然发现断崖上有磷火闪烁，丰富的考古知识使他们立即判断出那里一定有尸骨，他们便跑到沟下北崖上看了一会儿，隐隐约约的磷火使他们没看清楚什么名堂，很快便返回小店。他们找到张梓，给了张梓5块银圆，打着手势要了个大梯子，在夜色中爬到崖上去挖掘。
他们按制定好的考古计划，雇请当地的民工在水洞沟北崖的断崖处按考古程序进行了挖掘。除小孩外，大人一律不准进入挖掘现场，整个挖掘工作在十分神秘的氛围中进行了10多天。当地人认为那里的动物尸骨带来的阴气和晦气很重，懒得问这些外国人在干什么，并按当地的风俗幸灾乐祸地说那些外国人一定会被埋着的鬼缠上身的。这时的中国，陷入20世纪最混乱的时期；这时的宁夏，因为匪患严重，包头到宁夏的交通也被断绝。4个月后，国民政府才批准成立宁夏省。桑志华一行在外界的混乱和当地人的诅咒中，挖出300多公斤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时代石器，最后装入木箱，用八九匹骡子驮回天津。
1923年挖掘水洞沟的现场
随着考古规模越来越大，考古发现的器物越来越多，桑志华采集的标本也堆积如山。这些化石和标本暂存在位于天津法租界的一座带地下室的2层小楼里。这里有13间充当储藏室的宽阔房屋，原为献县教区的财务管理处，被称做“崇德堂”。桑志华仍源源不断地将考古收获运往这里，其中就有他在水洞沟发现的标本（后来，这些标本大部分被运往法国人类自然博物馆）。
早在到水洞沟之前，为了更好地收藏这些标本，提供深入研究的空间，桑志华就有了创办北疆博物院的想法，这个想法很快提到了法国天主教会、献县教区及天津法租界行政当局的议事日程。1922年，法国天主教会拟在天津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工商学院（今马场道117号天津外语学院），于是，由献县教区耶稣会会长让·德布威出面，将位于英租界马场道南侧的一块空地划拨出来，将北疆博物院规划在工商学院里，并由教会募集资金，同时动工兴建。1923年，北疆博物院的主楼即北楼建成，桑志华给博物院起名叫北疆博物院，里面收藏的最新考古文物就是水洞沟里出土的石器及其他文物。北疆博物院当时被誉为世界上的第一流博物院。(www.xing528.com)
德日进（右一）在挖掘水洞沟后回到天津拍摄的照片
和桑志华一同参加水洞沟发现工作的还有一个法国学者，他就是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赞为“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成了精神界的巨人”的德日进——在中国最早发现了人类化石、研究鉴定并确认北京猿人头盖骨为猿人颅骨者。这位在中国生活20多年，高大的身材、慈祥的面孔与和蔼可亲的谈话语调、有着“高贵的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语），并将自己的科学探索足迹也留在宁夏水洞沟的科学家，在中国有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的高度和地位。1923年，桑志华率领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德日进受巴黎国立博物馆的派遣，也踏上了中国土地并成为此行成员之一。
这两个法国人在河套地区的野外考察收获巨大：他们在现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大沟湾一带采集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在修整中发现一枚幼童左上门齿化石，这是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人类化石。这一发现犹如一瓶汽油，浇在了他们从事考古的干柴堆上，他们断定，在这一带，一定还有亟待揭开的古人类之谜的东西，这个东西究竟在哪里呢？他们将考古的眼光直接锁定在了宁夏的水洞沟。就此，水洞沟成了中国境内黄河上游最早被正式挖掘的石器时代的遗址，也使水洞沟的挖掘具有了明显的国际背景。
法国学者德日进
整个1923年的夏天，他们在水洞沟一带度过。水洞沟是这两个法国人整个考古生涯中重要的一站。水洞沟遗址上的发现，使有着诗人气质的德日进对宇宙漫长的进化和大地蕴藏的生命力感慨不已。他在那片为他们带来巨大丰收的遗址上，还写出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赞美宇宙的诗篇《献给世界的弥撒》。水洞沟丰富的人类见证，使他认为“宇宙是一种进化”“从无生命到出现生物”“从生命到出现人的精神”等，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完整的“进化现象”。
水洞沟及其他地方见证人类进化的遗迹，更加使德日进坚信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在来中国之前，德日进由于在巴黎天主教大学传授进化论思想，他的观点一度被宣布为“异端”，言论和出版均遭禁止。而他带去的有关水洞沟的这次发掘，震惊了欧洲考古界。尤其是这里发现的那些稍加磨制穿孔的鸵鸟蛋皮饰物和骨锥等器物，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石器制造方法有着划时代意义的磨制技术已处于萌芽之中，使见到它们的欧洲考古学家们惊叹不已。
1923年的秋天，是中国考古界和德日进与桑志华共同的丰收季节，他们很快将发掘的范围以水洞沟为圆点开始拓展，拓展的最大收获是后来著名的河套文化的见证地——萨拉乌苏遗址。回到北京后，德日进就参与了关于中国史前考古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写作。
1923年，参加水洞沟考古的步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等学者，共同发表了以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为主要材料的考古报告《中国的旧石器》。他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事实向世界宣布：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这一论断的终结和中国旧石器文化调查、发掘及研究的滥觞。
水洞沟和河套的发现为德日进赢得了赞誉。水洞沟的发现，丰富了世界考古界的内容和奠定了德日进的考古生涯。离开宁夏后，他一直没忘记水洞沟的发现带给他的惊喜。
1933年，裴文中先生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在这本书中，裴文中先生说，桑志华及德日进两个人发现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水洞沟，另一个是水洞沟东边百余公里的色拉乌苏河（又名无定河或者红柳河）。于是，他首先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这两个中文名词。“河套人”“河套文化”从此蜚声国内外，水洞沟再次因话语权的旁落，而被人们忽略，甚至连学术界也一度认为水洞沟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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