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回忆录（长治篇）

长江支队三大队三中队（主要由潞城、黎城及现郊区部分干部组成）南下福建纪实

潞城市政协

1949年初，中共华北局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从太行、太岳两个老解放区选调4000余名得力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进军福建、解放福建、接管福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主要由潞城籍和黎城籍干部组成的长江支队三大队三中队，途经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六省，千里转战进驻尤溪，扎根八闽，把一生融入了解放福建、建设福建的伟大事业中。

一

中共潞城县委根据上级党委指示，把选调南下干部作为一项艰巨而光荣的政治任务来抓。1948年下半年，县委领导分头深入基层，了解干部的思想状况，开始选拔南下干部。当时土地改革后，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意识影响，广大干部中不愿意离开家乡的思想问题比较突出。能否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顺利完成选拔南下干部任务的关键。为此，县委领导高度重视思想工作，县委副书记吴炳武多次深入各区调查研究，发动和选拔干部。

1949年1月中旬，县委、县政府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全县干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体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紧急动员准备南下。全县干部热情高涨，争先恐后踊跃报名。采取自愿报名与组织批准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党性强、觉悟高、身体健康”的选调条件，最终确定了总数为36人的南下干部名单。（其中8人为外县籍，另有9名潞城籍干部从外县参加，编入其他队伍）

2月12日，全县南下干部到晋东南地委（今长治市）集中，进行了学习编组，440余名干部编成3个县和23个区的领导班子，其中三大队三中队主要由潞城籍和黎城籍干部组成。20日，地委举行欢送大会。24日，南下干部离开长治，途经潞城、黎城，于27日到达河北省武安县城，与太行区南下干部会合，在武安集中学习整训了50多天。为适应长途行军与随时战斗的需要，在政治学习的同时，全面强化了军事训练，以中队为单位上军事课，讲防空、疏散、作战常识以及战场急救等，并进行了模拟实战演习。每名干部配发了军服、蚊帐、雨布、挎包、搪瓷碗、水葫芦、粮食背袋、军袜、军鞋、急救包等，为长途行军做了充分准备。

二

1949年4月24日凌晨，由4100余名太行、太岳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告别巍巍太行，从河北省武安县城冒雨行军，向南挺进。武安党、政、军、工人、农民和学生夹道欢送，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长江支队雄赳赳、气昂昂，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从武安出发不久，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同志们不怕苦、不怕累，滑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中午，传来我军23日解放南京的胜利消息，大家无不欢欣鼓舞。25日又传来我军攻克太原的胜利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奋了军心。

长江支队原定到苏南一带开辟新区工作，但由于解放战争势如破竹，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等到长江支队风尘仆仆抵达南京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已派其他地方的干部接管苏南，令长江支队到苏州待命。5月24日，队伍抵达苏州，学习待命，准备待上海解放后接管。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中央决定“三野”十兵团提前入闽，为解决干部力量严重不足，要求长江支队继续南下，入闽接管福建。从被誉为“人间天堂”的苏南一下子转到山高路险、穷乡僻壤的福建，很多人思想上产生波动，极个别同志甚至动摇。6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后任福建省委书记、省主席）来苏州做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针对南下干部的思想实际，详细介绍了福建省的情况，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三中队进行了深入学习和广泛动员，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只要革命需要，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

7月13日，长江支队从苏州出发，徒步向南挺进。行进途中，敌机对我进行扫射、轰炸，三中队无大伤亡。进入福建后，正值中伏，天气酷热多雨。晴天骄阳似火，汗流浃背；雨天道路泥泞，举步维艰。加之气候突变，水土不服，与当地群众语言不通，国民党残匪和地主武装骚扰，行军困难无法形容。长江支队健儿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冒着危险阔步前进，于8月14日到达闽北重镇南平。中共南平地委决定，三大队三中队共115人，除2个小队留在南平外，其余87人全部向尤溪县进发。8月17日，在吴炳武的率领下进驻尤溪县，与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本地干部会师。

三

尤溪县地处闽北山区，是福建省和平解放的第一县，也是闽北土匪最多的县。

8月17日，三大队三中队进驻尤溪县，准备从先期接收的解放军部队手中接管尤溪。21日，中共尤溪县委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告中共尤溪县委正式成立，吴炳武就任县委书记。县委委员有：吴炳武（书记,长子籍）、李生旺（县长，襄垣籍）、李芝（组织部长，黎城籍）、路炳生（宣传部长，晋城籍）、原宪文（公安局长，长治籍）。县委设秘书室、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等4个办事机构。县委机关干部有：县委秘书魏守一（沁县籍）、组织干事陈晋龙（潞城籍）、宣传干事郝志方（襄垣籍）等。

中共尤溪县委成立后，尤溪县人民政府随即更名为尤溪县人民民主政府。李生旺任县长，蒋荣德任副县长。设秘书室、民政科、财粮科、公安局、建设科、文教科、邮政局。栗树旺（黎城籍）任政府秘书兼民政科长，程继枝（平顺籍）任财粮科长兼地方税稽征处主任，原宪文（长治籍）任公安局长，陈增进任建设科长，谢竹生任邮政局长。

根据尤溪县的传统区划和社会情况，县委将全县划分为6个区、160个乡，在区设立区委、区政府，组建武装工作队，分赴基层开展工作，在条件较好的一区、二区、六区率先开展党和政府的组建工作。

1949年8月，中共尤溪县第一区（驻地城关）、第二区（驻地梅仙）委员会建立。一区区委书记王芳芹（黎城籍）、二区区委书记秦进忠（潞城籍），各配有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秘书等。1950年1月，中共尤溪县第六区（驻地新桥）、第三区（驻地西洋）委员会相继建立。六区区委书记彭建文（黎城籍），三区区委建立后，彭建文调任三区区委书记，六区区委书记由李全盛（黎城籍）接任。3月，中共尤溪县第四区（驻地溪尾）、第五区（驻地坂面）委员会建立。四区区委书记杨森堂（黎城籍），五区区委书记李恩庆（黎城籍）。至此，全县6个区全部建立了党委。

各区公所与区党委同步建立。1949年8月，第一区、第二区建立区公所，一区区长李景堂（潞城籍），二区区长赵树德（潞城籍）。1950年1月，第六区、第三区建立区公所，六区区长王显禄（黎城籍，第四区公所建立后调任四区区长；苗全成，潞城籍，后接任六区区长），三区区长霍芳（黎城籍）。3月，第四区、第五区区公所建立，四区区长王显禄，五区区长茹景先（潞城籍）。是年12月，6个区公所全部改称区人民政府。

新政权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接收旧政权，招收地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支援大军解放全闽，以及剿灭土匪、减租减息、生产备荒度荒等等。首要任务是接收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根据党中央“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对23个旧政权机构做了分别处理：对县政府、警察局、司法处、参议会、邮局、中学、民众教育馆、卫生院、联谊社、电报局、电话局、农业推广所、商会、民船工会、救济院、国民兵团部、教育会、农会、兴化社、闽北文化促进会尤溪分会20个单位进行全面接收和管理；对青年党部暂未接收和管理；对省、县银行及县国民党部接收后暂缓管理。对旧政权机构人员走留自愿，共留用工作人员37名。全县粮食仓库14座，接收12座，接收粮食184万多斤，接收现金402元、电话机32部。

在基层政权机构尚未完全建立之前，人民政府还得利用旧政权基层的保甲长，完成征粮、运粮和征税等工作。一些保甲长对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了解不够，不肯尽心为人民政府工作。为了尽快结束这种局面，县委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力量，组建农民协会，作为当时农村工作的重心，大力培养贫苦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建立以贫苦农民为骨干的阶级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一大批积极分子和基层群众坚定地站在了人民民主政权一边。1949年11月，县委因势利导，组建县农民协会筹委会，王甲寅任筹委会主席。1950年3月11日，县委召开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已建立的106个乡农会和1082个农会小组，共选派代表250余人参加会议。大会号召各地农会会员广泛联系群众，支持政府工作，积极投入减租反霸斗争。同年10月12日，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尤溪县农民协会，王甲寅当选首任农会主席。

同期，召开了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县武装大队和民兵组织，建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尤溪县工作委员会、民主妇女联合会、总工会、抗美援朝分会、中苏友好协会等人民群众团体，既密切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广泛联系，同时也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人士为完成政府工作献计出力的积极性。

四

解放初期的尤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组建机构的同时，县委、县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了清剿土匪、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山林权属改革、禁毒禁赌禁娼和平抑市场物价等各项工作，维护和稳定了全县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清剿土匪　尤溪县是民国时期土匪军阀卢兴邦的老家，是闽北地区土匪最多的县。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初期全县土匪约有5000余人。这些土匪多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他们不甘心灭亡的命运，相互勾结，暗中活动，收藏枪支弹药和黄金，伺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妄图长期与我人民政权相对抗，等待蒋匪反攻大陆，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

原尤溪县参议会参议长洪钟元在阻挠尤溪和平解放失败后，暗中网罗兵痞、土匪，组织了特务组织“中国闽南反共救国军尤溪城关地下纵队”。一方面派遣特务混入人民政府机关窃取情报，散布谣言，一方面积极发展反革命武装。1949年11月，洪钟元上山为匪后，又与德化匪首陈伟彬勾结，于1950年3月组建“尤溪县政府”，自任县长。而后又将割据一方、互争地盘的土匪统一编成“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闽中纵队挺进总队”，编成4个大队。各匪大队烧掉了全县匪占区的所有土堡，伏击通信兵，围攻区公所，包围驻夏阳武工队，抢劫仓库，劫走干谷，疯狂杀害我税务人员和为我工作的保甲长，气焰十分嚣张。

在后楼一带活动的土匪，以“自新”为名，诱杀了乡农会主席和农会委员。在台溪一带活动的土匪，将傅家四兄弟和陈家父子活埋。在纪洪地区活动的土匪，组织了100多人的“纪洪自卫队”。有的匪首投诚后再度上山为匪，与台湾特务头子王调勋搭线，组建反革命武装“福建人民反共突击队第一纵队第十八支队”。一时间，地霸、匪特倾巢而动，流氓、兵痞纷纷出笼，到处烧杀抢掠、征粮派款，甚至袭击、包围我区、乡公所，残杀我干部和群众，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妨碍了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0年8月，土匪袭击、攻击我区公所3次、乡政府2次、工作组8次；烧毁民房45座、2020间，强奸妇女246人，派款65865块银元，派粮88.5万公斤，抢、杀耕牛166头、猪84头，抢掠棉被1200多条。我方牺牲区干部3人、积极分子12人、解放军战士4人，被害群众69人。

不灭匪患，无以为安。清剿匪特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重要保证。县委、县政府在做好接管工作的同时，把全面剿匪作为中心任务，整顿充实县、区地方武装，配合解放军坚决剿灭土匪，稳定社会秩序。1950年3月，县委召开首次农民代表会议，部署组织农会、组织民兵，号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消灭土匪，保卫家乡”。是年7月，全县有106个乡组织起农会，在农会中组建了民兵组织。至10月，又有97个乡建立起民兵和自卫队组织，全县共有民兵4656名、自卫队员8289名。拥有步枪237支、毛瑟枪147支、土枪1323支、土炮304门。广大民兵白天带枪下田保卫生产，夜间站岗放哨、设卡巡逻，堵截流窜土匪，搜捕资匪、窝匪、通匪的坏人，并搜集匪情，提供情报，积极参与和配合剿匪。

在剿匪工作中，尤溪县委、县政府坚决贯彻福建省委确定的“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剿匪基本方针，“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以政治分化瓦解为主，结合军事打击”的斗争策略，和“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1950年5月，县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成广泛的剿匪斗争统一战线，成立了瓦解土匪工作小组，推选地方知名人士卢兴荣、詹化南等9人参加，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向土匪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配合武装清剿。是年8月，县剿匪指挥部发出《告土匪官兵书》，警告土匪认清形势，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告土匪官兵书》极大地震慑了土匪及其亲属，不少土匪在亲属的动员下下山自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配合下，至1951年2月，历时20个月的剿匪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据统计，共歼匪3057名（其中毙匪98名、伤匪157名、俘匪767名、自新投诚2035名），缴获轻机枪6挺、冲锋枪2支、步枪485支、短枪170支、子弹5万余发。尤溪人民饱受半个多世纪的匪患从此结束。广大人民群众在剿匪斗争中受到了教育，经受了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为后来开展的减租反霸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减租反霸斗争　减租减息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它减轻了农民受地主剥削的程度，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实行土地改革前，尤溪县委、县政府首先领导农民进行了减租斗争。

解放前的尤溪，多数缺地无地的农民租种地主富农和族众的公田，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租额不等的租谷。租额确定视土地等级有“二八分成”、“三七分成”、“四六分成”、“五五分成”数种。农民使用自己的种子、肥料、农具，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只能得到收成的少部分，地主富农不劳动却获得收成的大部分。遇到灾年，农民用汗水换来的粮食全部进了地主的谷仓，只能悲伤地叹息：“禾割断，没米饭。”(www.xing528.com)

1949年11月20日，尤溪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反霸斗争。减租，当时实行的是“二五”减租，按地租原额减少25%，即每50公斤租谷减少12.5公斤；减息，即高利贷只还本，不付或少付利息。是年，全县被减租减息户1136户，谷子198.33万公斤，得益户14814户、56818人，户均减租134公斤。

反霸斗争与减租减息运动是同步进行的。因为不打击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许多贫雇农就不敢放手向地主恶霸要求减租减息，甚至白天从地主那儿挑回租谷，晚上又偷偷给送了回去。

1950年1月，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地主恶霸运动。受迫害受苦难的农民提高了阶级觉悟，联系自己的亲身遭遇，上台控诉长期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恶霸的罪行。一些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恶霸，如一区的周维棻，三区的吴作舟、陈规山，四区的陈天佑等，受到了人民的清算。其中陈天佑被判处死刑，就地执行。在减租反霸斗争中，全县共批斗恶霸地主和不法分子458人，占地主总数的37.9%。收回被霸占农田124亩、被强收谷子372233公斤、被霸占山地11片、房屋48间、耕牛20头。得益户4063户、7158人。

通过减租反霸斗争，广大贫苦农民提高了阶级觉悟，纷纷要求参加农会、参加民兵，农会组织迅速壮大。到1951年3月，全县农会会员达4万余人，其中女会员1.3万人；在农会中发展民兵组织，有民兵7770人、自卫队员7382人。全县初步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治形势。

镇压反革命　1950年7月21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纠正在一段时间和一些地方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对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予以严厉制裁。县委遵照中央指示和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中，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下，再经公安司法人员的缜密调查，对一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难平民愤的土匪头子、地主恶霸、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分子、反动会道门分子，坚决予以枪决。

1950年至1952年，先后侦破“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自卫大队”、“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福建第一自卫大队”、“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北纵队独立大队”等反动特务组织事件，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法书、法器等。期间，共开庭公审118次，参加公审大会群众11万余人（次），上庭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受害群众1844人（次）。

在镇反运动中，各区、乡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治安保卫小组537个，有治保人员2262人。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成为后来各项革命工作胜利开展的中坚力量。

土地改革　尤溪县是个闭塞的山区，封建统治非常严重。1949年，占农村人口仅2.59%的地主，占有全县13.83%的耕地；而占农村人口53.36%的贫雇农，只拥有全县8.62%的耕地。贫雇农人均耕地0.37亩，地主人均耕地7.12亩，是贫雇农的19.2倍。广大贫苦农民为生存计，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租额一般高达三七分成，地主不劳而获得七成，农民辛苦一年只能得三成。1949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仅86公斤。广大农民过着“地瓜当粮食，火笼当棉袄”的穷困生活。推翻沿袭千百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只有实现耕者有其田，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才能迅速恢复发展生产。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12月，县委召开县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县委书记吴炳武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的建议报告》。会后，亲率工作组深入二区梅营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总结土地改革经验。1951年，县委先后召开党员代表会、干部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使土地改革政策深入人心。

在此基础上，县委抽调2164名干部，与200名省委派来的军事政治大学学员和几十名福建人民革命大学毕业生，联合组成土地改革工作队。经过短期学习培训后，工作队分头深入基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划分阶级，分清界限，是土改分田地工作关键的一步。各乡村认真学习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划分阶级主要是分清界限，正确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区分谁是依靠力量、谁是专政对象，达到团结95%以上群众的目的。划分阶级时，一般以乡（即现在的村）为单位，以贫雇农为骨干，以农会为主体，吸收非农会会员的农民参加，通过本人自报、群众公议、民主评定、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等环节予以评定。

根据成分划分结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土改法规定的有关财产，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和祠堂、寺庙、教堂等在农村的土地及公地。没收征收后，用抽、补、调的方法，合理分配了土地、房屋、耕牛、农具和粮食。

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耕者有其田”，为全县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和实现农业合作化创造了条件。

山林权属改革　尤溪是个林业县。1950年前，尤溪的山林权属以村落姓氏族众公有的山林为多，占山林总面积的54.84%；乡村公共山林占29.13%；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富农山林占5.01%；贫雇农、中农及其他劳动群众山林占9.1%。

县委根据尤溪县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实际，在土地改革分田地时，同步进行了山林改革。1951年6月，在第一批土改基本结束时，县委派出工作组，深入林区七尺乡进行林改试点，随后全县分两批进行：第一批53个乡，于1951年12月底完成；第二批70个乡，于1952年夏结束。

在林改工作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福建省土地改革中山林处理办法》，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原山主自报登记，工作组抽户检查落实；二是将自报的山林占有情况张榜公布，听取群众意见；三是依法没收征收山林；四是依法分配山林；五是各乡成立护林委员会，进行护林育林工作。

通过山林权属改革，各阶级占有山林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地主人均0.687亩，比林改前减少了6.17亩；富农人均1.14亩，比林改前减少了0.15亩；劳动人民人均2.22亩，比林改前增加了1.53亩。

禁毒、禁赌、禁娼　同土地改革、镇反运动相配合，县委、县政府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贩毒吸毒、聚众赌博、卖淫嫖娼等恶习，予以坚决的打击与查禁。

1952年6月，县委发出《关于尤溪肃清毒品流行准备工作计划的指示》，要求对全县烟毒情况进行调查收集与材料整理，为下一步的打击做好准备。6月25日，县委肃清毒品指挥部正式成立，县长李生旺任总指挥，关合义、程继枝任副指挥，委员有杨森堂、李景堂、秦进忠、茹景先、赵树德、王芳芹、王福珍7人。从公安、司法、民政、检察等部门抽调干部组成若干组，到一、二、四、五、七、十一区6个重点区进行调查，摸清了全县的烟毒情况。有吸食鸦片烟的，有以贩卖毒品为生的，一些偏僻乡村有种植罂粟的，还有走私贩毒的，禁毒形势非常严峻。县政府除采取强制和群众监督、帮助等办法严禁吸毒外，明令禁种鸦片，收缴毒品，查禁非法烟土交易，严厉打击贩毒分子；对于中毒过深、禁烟后产生软瘫症状的“烟鬼”，强制施行医药戒毒。全县共查获贩运、吸食毒品案3起，缴获大烟0.6公斤，禁绝了吸食鸦片现象。

在禁毒的同时，开展了禁赌。县政府在城内严肃教育处理赌头赌棍46人，没收大量赌具，赌博现象基本禁绝。

解放前夕，尤溪没有公开的妓院，但是有少数暗娼卖淫。解放后，人民政府坚决打击和查禁娼妓活动，对从事卖淫的暗娼进行教育改造，安排她们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学习文化和技术，最终将她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

平抑市场物价　物价关乎国计民生。尤溪解放初期，物价以市场调节为主。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出“整理收支、稳定物价”的指示，尤溪县政府采取整顿财税、组织物资交流会等措施，保障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稳定，同时对哄抬物价和抢购、套购粮食的不法商人予以打击。此外，对一些农副产品采取逐步缩小季节差价，直至取消季节差价等措施；适当调高了农产品价格，调低了日用工业品价格。1953年，大米价格由1951年的每50公斤8.7元上调至10.4元，龙头白布价格由1951年的每匹36.72元下调为35.2元。1951年，50公斤大米可兑换25.6尺龙头白布，1953年调为兑换33.5尺。

1953年，对粮食、食用植物油和木材实行计划价格管理。县政府规定：粮食、花生等必须在指定市场集中交易，按定价购销；木材按国家统一牌价收购。是年3月开始，分期分批调整了全县商品的地区差价和批零差率。在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同时，定期进行物价检查，及时制止了市场物价混乱的局面。国有贸易部门掌握了粮食、棉布、食用油、食盐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通过供销合作社进行配售，避免了投机商人的中间盘剥，从而平抑了市场物价，安定了群众生活，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

长江支队三大队三中队坚决服从党的领导，背井离乡，舍生忘死，千里行军，进驻尤溪后，把尤溪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紧密团结本地干部和广大群众，顺利接管政权，圆满完成了剿匪、反霸、土改、镇反等各项政治任务，为尤溪的和平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潞城选派的36名南下干部（其中8人为外县籍）中，2人牺牲：王凤善1951年在尤溪被敌特杀害，王甲寅1952年在南平因公殉职。

16人留在尤溪县工作：吴炳武（长子籍）曾任中共尤溪县委书记，后调南平地委和福建省厅工作；李根深长期在尤溪工作，曾任尤溪县县长；郝志芳（襄垣籍）曾任尤溪县县长，后调南平地委和建阳地委工作；宋炳龙曾任尤溪县公安局秘书，后调南平市公安处工作；陈晋龙曾任尤溪县七区区委书记，后调南平地委和国家外经部工作；李廷俊长期在尤溪工作，曾任县人武部副部长、交通局副局长；刘双有（壶关籍）长期在尤溪工作，离休前任尤溪县工会主席；赵树德曾任尤溪县一区、二区区长及县民政科长，后调南平行署和建阳地区工作；茹景先曾任尤溪县五区农会主席、三区区长、县政府财政科科长，后调南平地委工作；苗全成曾任尤溪县三区农会主席、六区区长、人武部副部长，后调南平军分区、晋江军分区工作；宋忠则曾任尤溪县人武部征集科科长，后调泰宁县工作；秦进忠曾任尤溪县二区区委书记、检察院检察长，后调福建省检察院和公安厅工作；李景堂曾任尤溪县政府民政科长、司法科长、法院院长，后调三明地区工作；王群聚曾任尤溪县区委宣传委员、专署副科长、县粮食局长，后调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工作；赵裕存曾任尤溪县区分委书记、县委秘书、科长、社长，后调南平地委工作；韩宝奋曾任南平电厂和化工厂厂长，后调任尤溪县工交部部长、手管局局长。

5人在南平市工作：魏起忠曾任南平市公安局副局长、法院副院长、研究所保卫科长，后调杭州工作；赵树枝在南平市顺昌县工作；李国安、王安贵在南平市工作；赵联考（平顺籍）离休前任南平专区工会组织部长。

7人回原籍：郭珠海（曾任尤溪县区委书记）、秦存德、史荣芳、史春红、马国骏、吕七孩、段买苟调回原籍工作。

史喜福1人调河南省工作。

另有：卫守一（沁县籍）离休前在厦门大学工作；耿全保（平顺籍）生前任区武装部长；张育魁（平顺籍）1949年8月入闽后任龙岩地区建委主任，以后情况不详；申苗喜、张开基（垣曲籍）情况不详。

三中队的南下干部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了尤溪人民。其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太行人民的骄傲与自豪，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潞城人民、尤溪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南下干部的历史功绩。长江支队精神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