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程：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回忆录》

情洒八闽写忠义　志镌太行留青史 ——缅怀长江支队襄垣籍干部南下福建的光辉历程

襄垣县政协　刘焕珍　许慧明

豪情万丈，别漳江，千锤百炼。多少士，驰骋南下，志冲霄汉。阔别太行克艰险，进军八闽行天健。弹指间，遍地红旗展，酬心愿。

剿匪顽，忠义显，为百姓，丹心献。看古韩儿女，雄风高远。报国宏勋镌史册，一腔赤诚耀民间。仰先贤，晋闽心相连，创新篇。

谨以一曲《满江红》，表达对为国为民、历经万难的襄垣籍南下老干部的崇敬和仰慕之情。

2011年8月28日，为了搜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襄垣籍南下干部的史料，纪念那段光辉的历史，襄垣县政协委派我们到几千里之外的福建省南平市进行调研。

虽然一路风雨交加、车途劳累，但我们的心情十分急迫。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古韵的襄垣，对解放战争中长江支队的史料却存档甚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为了拾遗补缺，也为了早日见到驻留福建的家乡亲人，详细了解那段历史，我们的行程可谓争分夺秒。

其实，远在福建南平的南下老干部和他们的后人得知我们要去，盼望相见的心情更加急迫。我们一到南平就感受到了他们那种思乡之情。在当地政协和迎接我们的原南下干部二代子女的帮助下，我们先后拜访了健在的南下老干部王彪、李凤英、陈达英、燕进着等老人。老人们都已是耄耋之年，行动不便，但当我们去的时候，得知家乡来人的老人们已经翘首等候多时。一见面，激动的老人们显得语无伦次，眼里浸着泪花，紧握的手颤抖个不停。看着老人们对家乡对亲人那种思念之情，我们的心里也是一阵酸楚，为了不影响老人们的情绪，每见一位老人我们都是赶紧说明来意，把慰问的礼物送上，直奔主题，生怕激动过多有伤老人们的身体。

为了方便收集资料，我们和部分健在的南下老干部以及一些老干部的子女组织了一场座谈会。原想居住高楼、关节病严重的老干部们难以到场，没想到他们硬是让子女背着扶着到了会场。特别是李凤英老人，双膝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平时在家里都很少走动，为了参加座谈会，冒着大雨，让儿女背扶着到了会场。她家住的是六层家属楼，座谈会又设在延平区政协六楼，一趟来回，老人吃了很多苦，让我们感动不已。座谈会上，老人们回忆了南下历程，出生在福建的二代子女们畅谈了对父辈的感怀，气氛热烈又充满温情。尤其是老人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言语铿锵，兴致盎然。李凤英老人谈起记忆中的家乡和南下的征途，一山一水、一人一事都能准确地讲出。王彪老人从抗击日军、打击顽军、参加土改、进步学习开始，一直讲到报名南下、扎根福建，老人们惊人的记忆力和敏捷的思维，让不少在场的年轻人自叹不如，同时也让本是懵懂的我们对那段历史一下子清晰了很多。

在福建南平停留的时间虽短，但在史先兰、史红飞、史红岗、王改英、李少平、姜杨、王振华、陈光建、郝跃良等一些老干部的子女以及延平区政协的热情相助下，我们收集资料相对方便了许多，虽不全面，但长江支队襄垣籍南下干部所经历的那段光辉灿烂的历史、所付出的青春韶华、所展现的高尚的革命情怀，我们已然历历在目，铭刻于心……

青春韶华正风扬　热血一腔出太行

翻开近代历史的档案，有一页波澜壮阔的战争篇章，一篇从草根中走出的队伍与腐朽阶级决战的宏伟史诗。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中原、华北历时142天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取得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我军百万雄师随时准备跨越长江天堑，解放全中国。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主席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党中央、毛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并决定为迎接全国解放从老解放区选调大批优秀干部随军前进，迅速接管新解放区开展工作。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由太行、太岳选调一批得力干部，组建一个中共南下区党委（包括党、政、军、民）的成套班子。区党委基本上由太行调，其中组织部由太岳调，行署基本上由太岳调，其中财政、金融由太行调；军区司令部（包括警卫连）由太行调，政治部由太岳调。中共南下区党委辖六个地委成套班子，由太行区调三个（编为一、三、五地委），由太岳区调三个（编为二、四、六地委）。每个地委辖五个县委成套班子，每个县委辖五个至九个区委成套班子，县的编制为120名。整个南下区党委成套班子干部3000多名，加上通讯、警卫、后勤人员共编制4000余名。襄垣当时属于太行区晋东南的三地委，是老解放区，正好属于抽调行列。

在当时的形势下，南下干部选调工作，一是任务重，区党委、地、县、区四级党、政、军、群成套班子一齐调；二是时间短，一个月内全部调齐，1949年2月份集中；三是要求严，通过“三查”（查阶级、查立场、查工作）、“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运动审查和1948年“整党整风”教育后，符合党性强、觉悟高、能力强、身体好的基本条件。对于南下，率先解放的襄垣县党员干部都踊跃报名。以李生旺、武冲天、郝世文、史培堂、王彪等一批年轻的党员干部加入了南下队伍。据王彪老人回忆，当时他正在左权学习，接到南下任务后，二话没说，立马就报了名，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为了解放全中国，组织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不过当时襄垣的干部中也有一些干部打了退堂鼓。一是解放区生产生活相对稳定，二是家庭拖累，三是对南下的危险和困难心存顾虑。为了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组织上对南下干部提出五点照顾：一是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二是家庭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三是家中缺乏劳动力的，由区、村给予代耕；四是南下干部家属在农村的，可以批准回去探亲、安家、告别，限期回单位；五是女干部不能跟队行军的暂不南下，等新区环境安定后，派专人来接。好的政策更加坚定了南下干部的决心。

1949年1月，中共太行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南下区党委成套班子的组建问题。由冷楚主持会议，陶鲁茄、赵时真出席会议，周璧、王廉、张慧如、贾久民等同志参加会议。会议遵照中央的要求，确定南下区党委成套班子中有关太行区的人员配备。会议确定了太行区调配的三个地委是：由太行区冀西一、六地委组成南下区党委的一地委，由太行区晋东南的二、三地委和豫北的四地委一部分，组成南下区党委的三地委，由太行区豫北的四、五地委、新乡市委组成南下区党委的五地委。其中襄垣县所在的三地委的领导成员是：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贾久民（原任四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专员侯国英（原任三、六专区专员），宣传部长刘健夫，组织部长陈玉山；（以上为地委常委）社会部长、公安处长赵仲田，人武部副部长刘玉更，军分区副司令员王亚朴；（以上为地委委员）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胡定疑，政治部主任陈琅。

依照南下区党委、支队的指示进行整顿，三地委编为长江支队三大队，下属五个中队。由武乡、襄垣、昔阳干部组成一中队。县领导干部：县委书记秦定九，县长李生旺（襄垣籍），组织部长翟万昌，宣传部长李耀春；（以上均为县委常委）公安局长聂石柱，武委会主任武冲天（襄垣籍）。县机关干部是：县委秘书郝世文（襄垣籍），县政府秘书刘玉堂，民政科长王桂芳，财粮科长侯同，税务局长张性善。七个区级领导干部：区委书记毕千志、岳健、李恩举（襄垣籍）、秦继耀、郑本善、李林石、郝兆文，区长胡昌、陈国锁（襄垣籍）、李怀智（襄垣籍）、刘忠汉、郑本善（兼）、王靖一、王道祥。

襄垣所在的太行与太岳两区选调南下干部审查决定后，分别通知了本人。太行、太岳两区选调干部组成一个区党委、6个地委、30个县、199个区的成套班子，以及警卫连、勤杂人员等共4100余人。

1949年2月8日，毛泽东主席复电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提出了渡江后的伟大战略部署和新解放区干部问题的方针。太行、太岳区党委积极筹办南下干部供卫处，专管钞票、银元等物质。襄垣所在的太行区的南下干部，于1949年2月陆续到河北省武安县集中。

1949年3月30日，南下区党委在武安召开第一次南下干部大会。南下区党委书记冷楚同志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接着，南下区党委宣传部长周璧布置学习，要求大家认真学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精神；弄清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学好军事知识。南下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尚之宣布了南下区党委、行署、军区及地专领导名单。为了保密和行军方便，南下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简称“长江支队”）。区党委、行署下辖6个地专，改称6个大队，专员任大队长、地委书记任政委。30个县，改称30个中队，县长任中队长、县委书记任教导员。199个区，改称199个小队，区长任小队长、区委书记任指导员。还有区党委、行署、军区3个直属中队和6个地专直属中队。襄垣籍干部比较集中的三地委编为第三大队，地委书记贾久民任政委、侯国英任大队长。

长江支队在武安学习期间，每人发了制服、衬衫、蚊帐、背粮袋和一双“铁掌鞋”（雨天行军时绑在脚上，不易滑倒，不会掉鞋）。为了行军方便，支队部通知，人人轻装上阵，每人背包不超过15斤，把棉衣、棉裤、棉被和多余的东西全部处理掉。一切装备就绪，只等冷楚和周璧同志从北平回来后发布出征命令。

4月23日，区党委在武安召开了第二次南下干部大会，由冷楚、周璧同志传达了北平会议对南下干部随军渡江的部署精神。确定太行、太岳南下干部交由华东局分配，随三野渡江,并预定长江支队去接管苏南。苏南地区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属于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及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襄垣籍的南下干部和所有南下干部一样，听了会议精神后，群情振奋，心里盼望早日登程。

风雨兼程赴征途　再接新令转八闽

4月24日，长江支队在军号声中出发南征，武安县城党、政、军及工人、农民、学生，从城里到城外列队欢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襄垣籍南下干部紧紧跟随着4000多名南下健儿的威武队伍，斗志昂扬，浩浩荡荡出了武安城，开始了南征的长途徒步行军。

队伍出发不久，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后越下越大，整整下了一天，大队人马冒雨行军，但情绪饱满。因为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队伍中传开，4月23日，国民党老巢南京解放回到了人民手中。这给冒雨前进的大队人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互相搀扶，互相照顾，滑倒爬起，不甘落后，当天夜宿于河北磁县的南城村。

4月25日，雨停天晴，大队人马就地休息，晾晒文件、钞票、衣服。这时又传来了老家“山西省会太原24日解放”的大好消息。从此，山西除大同还有孤敌外，全省解放。这让山西的干部倍感高兴。4月26日，长江支队离开南城行军，夜宿于磁县四村营。27日夜宿河南的水治。

全国胜利形势如风席卷，解放捷报频频不断，极大地鼓舞着长江支队。队伍一路行军，沿途都有民兵、群众、学生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宣传标语无处不见，送茶、送水情深意切。28日夜宿河南安阳附近的河涧村。这里虽然距离安阳敌人据点很近，但长江支队的旺盛士气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敢妄动。

4月29日，路经河南汤阴县作短暂休息，分批组织参观了岳飞庙，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夜宿宜沟镇。30日经河南淇县（原商朝的都城朝歌）夜宿汲县。5月1日在汲县休整，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清理个人卫生。在平汉线上，长江支队和四野南下大军会合前进。行军途中一路同行一路歌、一路欢乐一路情，充满着革命情怀和胜利喜悦。(www.xing528.com)

5月2日，夜宿新乡敌人据点附近的小城村。当地广大群众对子弟兵热情接待，主动让房，端茶送水，使大家处处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充分体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5月3日凌晨3时起床吃饭，5时准时出发，徒步130多里，在下午4时左右抵达黄河北岸老田庵车站。乘坐火车，跨过黄河大铁桥，夜过郑州，转向陇海线。这是地处太行山区的襄垣籍南下干部第一次坐火车，好奇和激动一下子驱散了徒步行军带来的疲劳。

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队伍到达中原局所在地开封才吃早饭。饭后，继续乘火车经商丘、徐州、宿县。于5月5日中午到达淮河北岸，因大桥被破坏无法通车，队伍只好步行过浮桥，夜宿安徽蚌埠。队伍在蚌埠休息三天，理发、洗澡、洗衣服。5月5日杭州获得解放，至此除上海被我军重重包围外，京、沪、杭线已全面解放，长江支队领导遵照华东局指示，决定将长江支队第六大队留给华东支前委员会做支前工作。

5月8日，长江支队从蚌埠乘火车继续南下，行至明光（嘉山），因明光以南铁路被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破坏，只好步行至滁县，休息三天后，继续行军，于5月12日先后到达长江北岸的浦口。下午3时，长江支队乘轮船渡江到下关码头，乘汽车进入玄武门。随军南征半个多月，踏进了国民党统治22年之久的“都城”南京，使长江支队每个同志感慨万千，群情激昂，真谓“天翻地覆慨而慷”。

当时的南京，仍在遭受敌机的轰炸。为躲避敌机的轰炸，长江支队大部分在九华山原国民党空军司令部住宿。支队部明确了三条纪律：（1）白天郊外防空、学习，夜间少数人不要外出；（2）按小组进行个人小结，检查行军中的组织性、纪律性；（3）有组织地分批参观南京名胜古迹（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紫金山天文台、新街口中央商场、总统府、行政院等）。

长江支队到达南京后，深切感到全国胜利的形势发展很快，坐火车也跟不上。因为，预定长江支队在丹阳集结待命接管苏南一带，由于晚到一步，组织上已派人接管。

5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野战军的电报中部署：（1）着三野十兵团提早入闽，争取6、7两个月解放福建；（2）二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

我军渡江后，党中央的军事部署是由二野控制浙赣铁路配合三野作战，以防美国武装干涉，而后进军西南；由二野控制京沪铁路线，攻占上海，解放沪杭地区；由四野进攻武汉，直下中南。由于党中央正确的领导，美国未敢出兵干涉。5月23日下午，长江支队全部人马奉命从南京乘火车出发，24日抵达苏州。长江支队到达苏州后不久，陈毅司令员指挥三野于5月27日解放了上海。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决定，长江支队随三野十兵团进军福建。

6月初，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温仰春来苏州了解长江支队的干部情况，并传达了华东局的四点指示：（1）长江支队7月随十兵团进军福建；（2）因接管福建干部不够用，从华东地区再抽一批干部随长江支队进福建；（3）原从长江支队调给华野后勤支前的六大队，回长江支队，随长江支队南下福建；（4）从长江支队抽调一批县主要干部去上海带领上海知识青年随军南下福建服务团。

6月12日，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来到苏州，给长江支队干部作《关于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7月13日，长江支队随十兵团进军福建。当时，因沪杭铁路还未正式通车，加上军运任务繁忙，长江支队人马只好采取水陆并进。一部分同志乘船，一部分同志步行，少数同志乘汽车，陆续于15日到达浙江嘉兴县城。从嘉兴乘火车行至长安镇时，遇到敌机空袭造成个别同志的伤亡。据李凤英老人回忆，襄垣籍女干部游荷香在飞机轰炸时一下子与丈夫和队伍失散，她丈夫后来回去找她，发现她仍旧在原来的车站，才得以回到队伍。到杭州时，在车站为牺牲的同志举行悼念仪式，烈士的遗体安葬在杭州公墓，负伤的同志送往杭州医院治疗。火车进入江山县附近时，又遭敌机空袭，但未有伤亡，到江山贺村站下车后步行到兴塘坂一带宿营，这是长江支队进入福建的最后一站。这一带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毛人凤的家乡，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散兵、土匪较多，暗袭骚扰事件时有发生。

在兴塘边村，张鼎丞同志召集开会，宣布中共福建省委成立，张鼎丞同志担任省委书记。会议同时确定了长江支队所属的六个大队入闽后接管的地区：一地委到晋江地区工作，二地委到建阳地区工作，襄垣籍南下干部比较集中的三地委到南平地区工作，四地委到闽侯地区工作，五地委到龙溪地区工作，六地委到福安地区工作。

7月28日，省委机关直属单位同6个地专及30个县的大队人马，从兴塘边出发，进入福建，于8月1日到达闽北浦城县城，5日到达建瓯县城。省委在此召开了南下干部和坚持地下斗争的干部会师大会。这次，前后进入福建的，有三野十兵团10万多人；有长江支队4100余人；有华东南下干部200多人；有上海南下服务团2300多人；还有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全体同志。由这五路大军组成了解放福建、接管福建的统一体。在这里，襄垣籍南下干部比较集中的三地委变成了南平地委和专署，贾久民担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侯国英担任专员。襄垣籍干部李生旺担任尤溪县第一任县长。

艰苦生活磨意志　扎根闽疆献赤诚

在首批南下干部立足福建后，1949年11月，福建省委派专人回华北太行、太岳两地，接女干部和家属到福建工作与家人团聚。春节过后，共接至福建女干部和家属500多人，为南下干部扎根福建、建设福建坚定了信心。

但北方人一下子到遥远的南方生活和工作，所遇到的艰辛和苦楚常人是难以体会到的。襄垣籍南下干部比较集中的三大队接管南平后，接到的紧急任务是迅速建立县区级领导班子，抓好接管工作，筹粮支前，支援解放军解放福州、厦门、晋江、龙溪等地。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配合解放军进行剿匪，结合进行反霸、减租减息，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逐步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那时还是供给制，每人每天几钱油、几钱盐、一斤半大米，大米饭加大锅菜是家常饭。襄垣南下的同志爱吃面食，所需面粉要托搞运输的汽车从江西上饶买，而且分到个人手上已经所剩无几。下乡派饭，吃的是芋头酸菜，而且饭菜煮里着泥鳅等不认识的东西，让他们难以下咽，只能喝点汤。

最让他们难忍的是气候的湿热、瘴气的弥散和蚊虫的叮咬。据我们采访的几位老战士回忆，不少人因为当地恶劣的环境患上了“打摆子”，就是疟疾，痛苦不堪。还有不少咬人的小黑虫，人被咬后腿上的皮肤都烂掉了。但是在困难面前，大家都没有退缩，始终以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待。回忆起当时的生活，王彪老人不无风趣地说，对待“打摆子”他曾得一秘方，10年老酒泡红枣，经常喝酒病不倒……其实酒不一定能治“打摆子”，但确实能增强豪爽的南下干部战胜困难的信心。

当时的办公条件更是困难。办公场所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交通也很不方便，南平与其他八个县都不通公路，地委、专署都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到各县去不是乘小民船就是步行。有时下乡一次坐船得走一天多。此外南下干部还要和土匪作战。初到南平人生地不熟，缺乏新区工作经验，加之语言不通，敌情复杂，特别是武装土匪多，社会极不安定。刚开始，老百姓不相信共产党干部，一见到干部就关门。

据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南平地区土匪很多，仅尤溪县就有土匪5000余人，将乐、泰宁、建宁三县有土匪3000多人，其他各县也都有零散的几股土匪。这些土匪多数是国民党匪军的残兵败将，是国民党军撤退时“应变”部署的。他们不甘心失败的命运，勾结当地土匪恶霸势力垂死挣扎，到处骚扰破坏，奸淫妇女，抢劫民财，甚至袭击包围乡公所，残杀干部、群众。1950年南平地区就有三个区公所南下干部被杀害，五名公安干警在剿匪斗争中英勇牺牲。土匪气焰十分嚣张，当时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做“我们的游击队下山了，土匪上山了；我们占点、线，住炮楼，土匪则盘踞广大农村”。

为了剿灭土匪，南下干部英勇果敢，不畏牺牲，最终取得了胜利。据史料记载，1950年9月，时任尤溪县县长的襄垣籍南下干部李生旺，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匪穴——七尺、双鲤、管前等地，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间接或直接地向匪徒宣传政策，劝告匪首投降。10月9日，匪总队长吴曲九在大军围剿下，溃不成军，并在政策感召下，率残部8人投降。其余股匪也先后纷纷下山向公安局自新。1951年2月，全县土匪基本肃清，只剩陈玉麟残匪20多人逃进坂面大梧园深山。李生旺的英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

……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年血气方刚的青年、飒爽英姿的巾帼英雄，不少已然离去，健在的也已满头银发。但老人们坚定的信仰、高尚的情操和达观的生活态度，不得不让我们心生敬仰。在采访李怀智夫人陈达英时，老人家至今仍是一腔正气，家风清正，对待不良风气，一副横眉冷对的态度。因为一张报纸弄虚作假，老人家不顾80多岁的高龄，硬要和对方理论一番，让对方改正才肯罢休。李凤英老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中始终要求子女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心怀天下，爱在八方，不忘故土，身献福建。至今老人要求孙子填写户口登记时的籍贯都是襄垣王村。在和老人家攀谈的过程中，老人脸上始终保持着只有心境无私、高风亮节者才有的微笑，让我们的心灵无形中也得到一次升华。

长江支队南征闽疆至今已度过了63个春秋。63年来，襄垣籍的南下干部好比种子，和福建人民团结一致，紧密结合，在八闽大地上生根发芽，与福建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经历了胜利与曲折的种种考验，与党同命运，与人民同前进，他们为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无私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心血乃至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与福建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创业、奉献青春、奉献才智、奉献一生的壮丽篇章。

63年来，襄垣籍的南下干部秉承太行儿女吃苦耐劳的一贯传统，在福建八闽大地上勤勤恳恳，默默耕耘，任劳任怨、呕心沥血，不计得失，从朝气蓬勃的青年战士成为银丝白发的老人，甚至将忠骨埋葬在八闽大地，他们无愧为古韩的优秀儿女。

63年来，襄垣籍南下干部的后代子女已经在福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时刻牢记先辈们63年曲折坎坷的一生，不骄不馁、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当地的发展努力工作。福建龙岩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邱荣，及南平市延平区检察院检察长李少锋等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

追忆历史是为了激励今朝。襄垣籍南下干部所书写的风雨华章，对正处于转型跨越发展阶段的襄垣，无疑是一份厚重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将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奋发前行，在发展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