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接管南平纪实

长江支队三大队一中队（主要由武乡县、襄垣县干部组成）接管南平纪实

武乡县政协　郝雪廷　魏　平

1949年初春，从太行山革命老区走出一支闻所未闻的部队。

这是一支从太行、太岳革命老区组织起的优秀干部队伍，共有干部4000多人，组成了南下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四级党、政、军、群成套班子，其任务就是随军南下，接管新生的人民政权。队伍在河北武安整顿集训后向南开拔，行军前，启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的番号，南下区党政军机构编成支队，各地级机构编为大队，各县级机构编为中队，区级机构编为小队。武乡县抽调出来的34名干部，与襄垣、昔阳干部一起编为三大队一中队，共93人。部队到达苏南后，根据中央精神随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进军八闽，接管刚刚解放的福建省。

1949年8月11日胜利到达福建建瓯，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在建瓯胜利会师。14日，根据福建省委指示，长江支队三大队一中队到达南平县，进行接管工作。

党在召唤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特别是具有战略性决战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取得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召，同时决定从老解放区选调大批优秀干部随军南下，迅速接管新解放区的广大城市和乡村，开展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从太行和太岳两个老解放区选调4000多名干部，组成南下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四级党、政、军成套班子，随军南下。

1949年2月，根据太行区第二地委的指示，武乡抽调两个区级领导班子，并以武乡为主与襄垣、昔阳联合抽调一个县级班子，组成一个成套的县区领导机构的架子，编为第三地委第一县委班子。县级主要领导抽调情况为：县委书记由武乡县委副书记秦定九（河北赞皇人）担任，县长由襄垣县县长李生旺（山西襄垣籍）担任，组织部长由昔阳县县委委员翟万昌（山西昔阳籍）担任，宣传部长由武乡县委宣传部部长李耀春（山西沁县籍）担任，公安局长由武乡县公安局副局长聂石柱（山西武乡籍）担任，武委会主任由襄垣县政工科科长武冲天（山西襄垣籍）担任。郑本善（山西和顺籍）、郝兆文（山西武乡籍）、王道祥（武山西乡籍）等为区级班子主要领导人。这次选调干部，任务重、时间短、要求急。但武乡县委积极号召，认真完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任务，总共从武乡县县、区、村各级抽调出34名干部，占新组建的县级班子人员总数的1/3强。人员抽调工作完成后，在武乡县洪水镇集中，与襄垣抽调的干部一道前往河北武安县城，与从昔阳来的干部会合。

3月2日，太行区抽调来的干部在武安听取了新任南下区党委书记冷楚《南下进军，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冷楚书记在报告中说：“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中国人民，我们已经奋斗了29年，现在是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了，这次进军江南，必定取得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我们有丰富经验的党的领导，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作支柱，我们一定能胜利。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担负起随军解放江南的伟大任务。”冷楚勉励大家要认真学习政治、军事和各种政策，要做一个听指挥、服从纪律的好党员、好干部。他还带领大家一起宣读了南下誓言：“我愿和同志们接受这个任务，愿为党贡献力量，我们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队伍，坚决完成党的任务！”

3月22日，太岳区抽调出来的干部也来到武安。这次抽调来的南下干部中，共有武乡籍干部107人，分散在区党政机关及六个地委机构中。

3月30日，南下区党委在武安召开第一次全体南下干部大会。南下区党委书记冷楚同志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接着，南下区党委宣传部长周璧布置学习，要求大家认真学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精神；弄清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学好军事知识。南下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尚之宣布了南下区党委、行署、军区及地专领导名单：由冷楚任区党委书记，刘尚之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周璧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刘裕民任区党委委员、行署主任，侯振亚任区党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叶松任区党委委员、社会部长，陶国清任区党委委员、军区司令员。

1949年4月23日，南下区党委在武安召开第二次南下干部大会。由冷楚同志传达了北平会议对南下干部随军渡江的部署要求，同时传达了北平会议研究确定的南下干部所去的地区。太行、太岳这批干部数量多、质量好。中原局要求这批干部到中原局分配工作；饶漱石力争这批干部去华东工作。最后中央决定，这批干部交华东局分配，随三野渡江。饶漱石认为长江支队兵强马壮，预定长江支队接管苏南。

为了保密和行军方便，南下区党委对外番号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区党委、行署、军区改为支队部；下辖6个地专，改称大队，专员任大队长、地委书记任政委；30个县，改称中队，县长任中队长、县委书记任教导员；199个区，改称小队，区长任小队长、区委书记任指导员。还有南下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和6个地专直属人员编成9个直属中队。第三地委编为第三大队，政委贾久民、大队长侯国英。其中武乡、襄垣、昔阳合编的县委班子改编为第一中队。

艰难历程

4月24日凌晨，这支4000多人的队伍在军号声中出发，徒步南征。

经过10天的行军，大队于5月3日下午4时赶到黄河北岸的老田庵车站。为加快行军速度，在此乘坐火车南下。然而，火车到达淮河北岸时，由于淮河大桥被敌人破坏，火车无法通行，大队人马只好下车步行至蚌埠。从蚌埠乘火车继续南下，行至嘉山，因铁路被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破坏，又开始步行。就这样步行与乘车兼程赶路，5月12日到达南京下关码头，轮渡过江。

长江支队来到苏南，但由于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苏南地区已经由华东局安排先期到达苏南地区的干部接管。长江支队在苏州待命，准备等待上海解放后进行接管工作。然而，就在长江支队到达苏州后不久，陈毅司令员指挥三野于5月27日解放了上海，而且早在5月4日，华东局就在江苏丹阳召开上海接管会议，并组建了上海市军管会、市政府以及各级接管机构。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决定三野十兵团提前入闽，为解决干部力量严重不足问题，华东局告知长江支队要继续南下，随三野十兵团入闽接管福建。

6月初，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温仰春来苏州了解长江支队的干部情况，并传达了华东局的四点指示：（1）长江支队7月随十兵团进军福建；（2）因接管福建干部不够用，从华东地区再抽一批干部随长江支队进福建；（3）原从长江支队调给华野后勤支前的第六大队回长江支队，随长江支队南下福建；（4）从长江支队抽调一批县主要干部去上海带领上海知识青年组建随军南下福建服务团。

1949年7月13日，长江支队从苏州出发，随十兵团向福建进发。28日，第三大队来到了浙闽交界的大山仙霞岭。仙霞岭绵亘在浙、闽茫茫群山之间，相传黄巢起义军入闽时，沿仙霞岭开山伐道700里，成为当今著名的仙霞古道，并设仙霞关。此关地处浙闽赣三省交通要冲，《东舆纪要》载：“仙霞天险，仅容一马。至关，岭益陡峻。拾级而升，驾阁凌虚。登临奇旷，蹊径回曲，步步皆险。函关剑阁，仿佛可拟，诚天设之雄关也。”故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抗元名臣陆秀夫把持险关，狙击元军。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多次在险关作战取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游击队也在此守关取得胜利。长江支队渡关时，这里却土匪众多，且天气酷热，来自北方的干部们大多不服水土，经不起这里的严酷气候，不少人晕倒在途中。但他们是来自革命老区的干部，能吃苦、能克服一切困难，铸就了他们的坚韧性格，武乡的33名干部，相互帮助，终于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8月1日，进入福建最北端的县城浦城。(www.xing528.com)

8月11日，长江支队大部到达建瓯县城，与在福建坚持地下斗争的当地干部胜利会合。福建省委在此召开了南下干部和坚持地下斗争的干部会师大会。至此，前后进入福建省的队伍，有三野十兵团10万多人；有长江支队4100余人；有华东南下干部200多人；有上海南下服务团2300多人；还有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全体同志。由这五路大军组成了解放福建、接管福建的干部队伍。

根据此前福建省领导机构安排，并请示华东局，确定了长江支队所属的六个大队入闽后接管的地区：一地委到晋江地区工作，二地委到建阳地区工作，三地委到南平地区工作，四地委到闽侯地区工作，五地委到龙溪地区工作，六地委到福安地区工作。长江支队第三大队遵照这一指示，立即做出决定，武乡、襄垣、昔阳干部组成的一中队做接管南平县的工作。

为了尽快进入工作状态，15日，武乡南下干部到达闽北重镇南平。

开展工作

南平是闽北重镇，早在汉代置县，寓平定南疆之意，数千年来一直是闽北的主要州府。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在向守志师长的率领下，奉命进军闽北，这支由太行山走出来的部队，从武夷山麓直下南平，昼夜追击南逃之敌，解放横峰、上饶、葛源、广丰、建阳、水吉、建瓯、长乐，其部一三二团在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南平。接着，十五军又奉调江西，由十七军一五一团进驻南平，团长刘英、政委李明辉与地方干部配合，积极恢复城乡生产。

8月15日，由武乡、襄垣、昔阳干部组成的第一中队到达南平县后，由于县府还没有腾出来，只好暂住于乐群社。乐群社是由南平基督教于民国十四年（1925）开始兴建的，该社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五层楼房式建筑，占地1000平方米，宫殿式屋顶，内置镶嵌玻璃的30余间房室，并有宽敞大礼堂，该建筑耗时3年，并花费了4万墨西哥银元，这在闽北算是最时髦的建筑了。队员们并没有因为这里条件不错而放松工作，各小队迅速下到各区开展工作，中队直属人员也积极收拾县政府机关，不久正式住进县政府。

根据第三大队改建的南平地委指示，第一中队与当地游击队、地下党干部会合，正式组建了南平县及各区的领导班子。其组成成员为：

县委书记秦定九（河北赞皇籍）；副书记周道纯（当地干部）；县长武彦荣（山西襄垣籍），原在第三中队，任职时与原定县长李生旺互调；组织部长翟万昌（山西昔阳籍）；宣传部长李耀春（山西沁县籍）；公安局长李金全（山西黎城籍），原在大队直属中队，原定聂石柱任公安局长，任职时调沙县任公安局长；县大队教导员武冲天（山西襄垣籍）；县委秘书郝世文（山西襄垣籍）；县政府秘书王桂芳（山西武乡籍）。一区（城关）区委副书记兼区长陈国锁（山西襄垣籍）；二区（大凤）区委书记毕千毛（山西昔阳籍），区长胡昌（山西昔阳籍）；三区（樟湖）区委书记兼区长岳健（山西平顺籍）；四区（夏道）区委书记李恩举（山西襄垣籍），区长李怀智（山西襄垣籍）；五区（西芹）区委书记秦继耀（山西昔阳籍），区长刘忠汉（山西左权籍）；六区（王台）区委书记兼区长郑本善（山西和顺籍）；七区（峡阳）区委书记李凌云（山西襄垣籍），区长王靖一（山西左权籍）；八区（大横）区委书记郝兆文（山西武乡籍），区长王道祥（山西武乡籍）。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刚刚解放的南平也百废待兴，而此时还有许多土匪盘踞，新政权的最大任务就是剿匪反霸，减租减息，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逐步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仅南平县就有土匪45股、1200多人，他们拥有各种枪支540多支，此外还有大刀会3000余人，遍及境内各个区乡，峡阳、西芹、王台、南山、樟湖等地犹多，特别是六区王台，大量土匪活动猖獗，区委、区政府组成人员都无法进驻，只好先到峡阳与七区区委、区政府一起办公，等待部队护送方才进入。刘书木、李如江、赵凤山、关拴纣等人与部队一起进入王台后，土匪经常在夜晚对他们进行袭击，他们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三颗手榴弹，夜晚和衣而睡，一有动静就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有一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土匪突然包围了区公所，区委、区政府工作人员与游击队员一起向后山撤退，由于人生地不熟，再加上高大的杉树下更是什么也看不清，而土匪则已经习惯了夜袭，他们在黑暗中向我工作人员开枪，副区长兼游击队长黄二苟为保护工作人员不幸负伤。在南平，这群土匪抢劫民财、绑票抓人、偷袭政府、暗杀干部，两年时间里，共发生抢劫6160余起、杀害干部189人。匪患不除，民无宁日，在剿匪运动中，认识贯彻了“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折罪”的政策，通过歼灭、瓦解、劝降等手段，彻底解决了匪患问题。与此同时，对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敌人进行了重点打击，剿匪斗争的胜利，为巩固人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和开展土改工作奠定了基础。

南平的县、区两级干部组成武工队，与解放军部队相互配合，到全区大部分仍为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所盘踞的乡村开展工作，一面剿匪，组织农民向地主展开减租反霸斗争，一面筹粮支前。1950年下半年，大股土匪被歼灭，大批农民积极分子涌现，民兵组织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在全区展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以汹涌澎湃之势，消灭千年封建剥削制度，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残余势力，建立起人民的基层政权和民兵队伍。在南平，占总人口50%的贫雇农，土地占有量不足10%；而人口仅占7.4%的地主、富农，土地拥有量却达70%以上。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要将大量的粮食用来缴租，而自己的劳动所获所剩无几，辛苦一年不得温饱。而地主却大量屯集粮食，一区地主臧心恒一年收租就达12万公斤。地主还要用借毛谷还净谷、大秤进小秤出等手段盘剥农民。八区贫农何齐庸借了地主吴生妹一石谷子，由于利滚利难以还清，只得卖了两岁的儿子还债。区委书记郝兆文了解到这一情况，在农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并召开了各种形式的诉苦会。由于武乡是太行老根据地最早进行土改的区域之一，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很快群众发动起来，通过揭发斗争，进行阶级成分划分，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穷人，全县没收并分配土地22.5万亩、竹林1.1万亩、树木781万株。农民从经济上翻了身，思想觉悟也大大提高，通过土改，全县人民都拥护党、拥护政府，为南平的建设与各项工作发展铺平了道路。

建设南平

南平是闽北重镇，古有“占溪山之雄，当水陆之会，负山阻水，为八闽襟喉”之说。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下，再加上战乱影响、土匪与地主的掠夺与欺压，在长江支队第三大队接管南平时，这个古老的山城，已为憔悴之躯。农业低产口粮需要外来补充，工业萧条几乎不能维系生产。“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是当时南平的真实写照。面对这一情景，县委书记秦定九对第一中队全体成员讲道：我们南下，不是为南下而南下；我们来福建，不是为来福建而来福建。我们的目标，是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福建，建设一个像华北解放区那样的新福建。在县委的动员下，南平的经济建设也进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

通过土改，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从解放生产力走向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办企业，恢复了大批私营企业，依靠工人阶级发展工业生产。南平的造纸业始于宋代，由于当地植物茂盛、原料丰富，成为传统的土特产，土纸产量一直是福建之首。抗日战争时期，省政府在此投资创办了公营造纸企业，其产品远销东南、中原，占了半个中国。然而抗战结束后，工厂回迁福州，红极大江南北的造纸业顿失往日风采。县委决定成立了工商科，任命南下干部乔献祥担任科长，在县委、县政府与工商科的努力下，争得国家投资南平造纸厂工程——“一○二工程”，经过六年的建设，终于建成了日产100吨新闻纸的大型企业。南平的纺织业亦源于宋代，古诗有“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之句，就是反映的这一景象，特别是樟湖染布业驰名八闽。为再现闽北纺织业的辉煌，县委特别注重发展棉麻，并重点建设了南平纺织厂。民国十六年，南平白叶山人纪廷洪曾在夏道镇富商中集资筹建了第一座水电站，开创了电力先河，1953年为满足鹰厦铁路建设需要，南平地、县两级积极筹建大型发电厂，组织了“一○三工程”，两年后，年发电350万千瓦的大型电厂正式运行。在南下干部接管南平的短短10年中，南平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造纸、纺织、电力成为南平三大经济支柱。

南平的森林面积占总面积的88.2%，发展林业是南平经济的重要渠道。为加强林业生产，1952年南平县政府决定设立农林科，任命武乡籍干部刘书木为农林科科长。刘书木上任后，走遍了南平的山山水水，充分利用森林优势，努力发展山地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为了适应全国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原有的林业、森工、贮运生产方式和规模，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刘书木建议扩大南平贮木场，在南平县夏道区大洲岛筹建了闽北地区最大的机械化贮木场。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长江支队第三大队第一中队，从英雄威武的太行山麓武乡县，响应党的号召，遵照党中央、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召，来到了金凤山下、闽江之头的南平县，南下人员与当地地方组织一道，接管了南平县旧政权，通过剿匪反霸、减租土改，使南平顺利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书写了南平历史的新篇章。从1949年8月长江支队第三大队第一中队接管南平县，到1956年11月撤南平县设南平市，短短7年，南平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大幅度提高，1960年1月南平县并入南平市。财政收入从1953年县财政开始独立预算时的370.7万元，到1960年的2077.5万元，7年增长5.6倍。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支队的老队员先后离开了工作岗位，而长江支队的二代又成为建设南平的骨干力量。改革开放以后，南平发展更加迅猛，这个老工业基地，涌现出以“五南”企业为代表的一批骨干工业企业，即南纸（福建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南纺（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南孚（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南铝（南平铝业有限公司）、南缆（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南平工业的支柱产业。实现科学发展新跨越，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在新一轮发展的基础战略中，主动对接全省产业群、城市群、港口群建设，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推动经济发展走上创新驱动的轨道，南平将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在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中，从武乡走出来的南下干部，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福建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南平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今天，许许多多的长江支队二代、三代又成为建设福建的生力军，他们将太行山与武夷山永远牵在了一起，武乡—南平，共写着建设社会主义新福建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