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支队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长治篇）

长江支队二大队五中队（主要由屯留县干部组成）南下福建纪实

屯留县政协　赵旭光　李　莲　张连庆

今年是长江支队南下福建62周年。为传承长江支队的光辉历史，弘扬长江支队的革命精神，在收集、整理长江支队相关文史资料的基础上，我们谨以此文真实记录我麟绛优秀儿女——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二大队五中队奉命南征、千里南下、解放福建的光辉历程，以深切缅怀他们的革命功绩，并对革命先辈们顾全大局、排除困难、英勇南下、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

屯留启程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屯留县属于岳北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归太岳区第一专区管辖。该辖区共有10个县，即屯留、长子、安泽、沁县、沁源、赵城、霍县、灵石、介休、平遥。岳北地势险要，东至白晋铁路，东南靠上党盆地，西临同蒲铁路，西北环山，交通便利，商贸繁荣，山川秀丽，人杰地灵。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新年献词，毛主席亲自撰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同时，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53000名地方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的工作。

1949年1月，中共岳北地委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和太岳区党委的指示，从地直机关和五个县选拔500名干部（共产党员478人），其中：地专级8人，县级48人，区级202人，一般干部242人。另有后勤人员111名（党员63人），共计611人（女干部39人）。加上灵石、霍县两县南下干部和后勤人员141人，总共752人，组成一个专区的地委、县委、区委三级的党政、武装、群团的领导班子及其相应的民、财、建、教、金融、贸易等政府职能部门，随军南下福建。

根据岳北地委指示，屯留县委按照“党性强、政治觉悟高，组织观念强，有斗争经验，有领导水平，身体好”的选拔条件，采用自愿报名和组织批准相结合的方法，抽调97名南下干部，组成了一个县的县委、县政府班子，配齐配全了组织部、宣传部、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公安局、税务局、武委会、农会、妇会、银行12个办事机构和下设的5个区的党、政、军、群机构的主要工作班子。这些干部均系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的骨干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优秀干部，其中党员74人。任命原屯留县委副书记、屯留县公安局局长李生堂（屯留籍）为南下县委书记，副县长李树荣（屯留籍）为南下县长。1949年3月10日，中共屯留县委在城内召开欢送大会，屯留时任县委书记王锐致欢迎词，李生堂代表南下全体干部表态发言，会上宣布南下干部和军属一样优待，发给每人军装一套、军鞋两双，并合影留念、聚餐演戏，以表衷心欢送。

在已决定南下的97名屯留籍干部中，思想认识统一，积极服从组织安排。有的干部说，谁都有亲人，谁都有困难，但个人的困难和响应党中央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有的同志是3月9日才接到南下通知，10号参加欢送大会。在县城开过欢送会后，很快准备就绪，待命集中出发。

1949年3月15日，麟山绛水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屯留南下干部从县城集中出发，开始了南下征途。屯留县的一套班子和各区委领导以及父母妻子、亲戚朋友，将他们送出东关，他们告别了亲人，迈开了千里征途的第一步，这一步是多么艰难而沉重，这才是真正的任重道远啊。

这支不寻常的南下队伍，穿着军装，背着背包，列队出发。“明知前途有艰险，越有艰险越向前”，南下健儿们此时告别了养育他们的麟山绛水，告别了百般呵护的父母双亲，告别了相依为命的妻子儿女，告别了兄弟姐妹，告别了并肩战争的领导同事。他们怕亲人伤心，怕自己难过，强忍着泪水，义无反顾地迈着矫健的步伐向南下第一个集中地长治徒步走去。

长治集中

3月15日沁县、屯留、长子等县的南下干部队伍先后到达长治市，与太岳区其他地委的南下干部会合。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琮、区党委组织部长郭钦安，亲自到长治送行。郭钦安部长对地县领导分别进行了谈话。对南下领导班子和力量调配，经过三天检查又做了调整补充。3月17日太岳区党委行署主持召开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牛佩琮主任在大会上说，当前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和南下干部到新区的艰巨任务，要求大家好好学习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要求把老解放区的不怕艰苦、不怕困难的好作风带到新区，同各方面搞好团结，为党争光，为老解放区人民争光。郭钦安部长也讲了话，他要求南下干部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要互相尊重，加强团结，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同时指出，到新区后，要同当地干部搞好关系，加强团结。工作还会有困难，要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工作，做出贡献。大会后合影留念。太岳区党委还给南下的同志每人发了一件白衬衫、一块防雨布，以及印有“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红色纪念册。

3月19日，太岳南下干部从长治出发，太岳区的领导同志和长治市的党政军民到英雄街夹道欢送，敲锣打鼓，高呼“向南下干部致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锣声、鼓声、口号声，声声激励着南下干部。队伍经过潞城县、黎城县东阳关，进入河北涉县，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回头向西眺望，思绪万千！到了涉县后，改乘老解放区武涉铁路特制的运煤小火车。车小人多，既无座位，更无卫生设备，无法方便，大家都憋得十分难受。北方的3月（农历二月）夜晚，气候还很寒冷，人们并没有因为又冷又挤而埋怨，而是互相逗趣说：“挤一点好，不会冷。”不少人是第一次坐火车，感到挺新鲜。火车开得很慢，一夜行了240里，因此人们都着了急，直喊什么时候能到目的地（运煤车不是客车，中间是不停的）。硬是又挤又憋到天亮，才到了河北武安。

武安集训

太岳区岳北南下干部于3月22日到达河北省武安时，武安县的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他们进行了热烈欢迎，使他们忘记了疲劳和饥饿。太岳、太行区的南下干部陆续全部到了武安，共4000余人，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训练、共同生活，结成了并肩南下的战友。

3月30日，南下区党委在武安召开了第一次南下干部大会，区党委书记冷楚同志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讲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敌我力量变化。大决战后，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只剩下100多万，分散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首尾无法兼顾。我们打过长江，敌人就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了。今后作战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天津式，用强大的火力消灭敌人；二是北京式，谈判，敌军起义，和平整编；三是绥远式，围而不打，逼敌自动投诚。不管哪种方式，敌人一定垮台，我们一定胜利。冷楚同志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大家，人们情绪沸腾，恨不得一步跨过长江。

冷楚同志接着讲了我党今后的工作方针，过去我们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以城市领导农村，这是战略的转变。所以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南下不仅接管小城镇，还要接管大城市，因此我们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群众，知识分子欢迎我们，民族资产阶级靠近我们，这是人心所向；蒋管区各界人民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使敌人孤立，蒋介石根本不能维持他的统治了。毛主席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八项条件，是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南下就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是我们奋斗20多年的目标。党中央的七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南下有两项任务，一是铲除反动基础，二是胜利后建设新中国。任务是艰巨的，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少困难；新解放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我们多数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生活，气候炎热，语言不通；我们对新环境不了解，对中央关于新解放区的方针政策学习不够、领会不深，不能把老解放区的农村经验生搬硬套到新区，搞不好会犯错误。当前主要是学习，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认清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加强党的组织性，反对自由散漫。在新解放区工作，要提高警惕性，防止敌人破坏，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要主动地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使他们同我们站在一道。接着区党委宣传部长周璧同志和组织部长刘尚之同志安排了学习计划，宣布了南下干部队伍的编制和任职名单。

南下干部队伍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行署主任为支队长，南下区党委书记为支队政委。地委的建制为大队，专员为大队长、地委书记为政委。县委的建制为中队，县长为中队长、县委书记为指导员。区委的建制为小队，区长为小队长、区委书记为小组长。我们岳北地委、专署的南下干部编为长江支队二大队，大队长郭述尧、大队政委王竟成。我们屯留县的南下干部队伍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二大队五中队，中队长李树荣、指导员李生堂。在武安集训期间，我们屯留八泉的申文成同志，突患重病，高烧40度昏迷不醒，饭水不进，全身出红疹。南下前他是在长子工作的，于3月9日晚接到通知，让他直接回屯留报到，不必回家，申文成同志在城里和前来送行的母亲、妻子见了面就踏上南下的征程了。这次大病他生怕组织把他丢下，他积极治疗，重症减轻，在没有痊愈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跟着队伍出发了。

从3月22日到4月24日，全部南下干部在武安经过整编、形势和政策学习、军事训练、纪律教育，人人保证在路上行军不掉队，到新区执行严格的组织纪律，不犯或少犯盲动错误。(www.xing528.com)

英勇南下

4月中旬，河北平原一望无际、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生机盎然。大家脱了冬季的棉衣，换上雪白的衬衫、崭新的灰色夏季军服，军容整齐，生气勃勃。人与自然交相辉映，预示着从胜利走向胜利。4月25日，在军号声中出征，挥师南下，武安城大街上，站满了党政军民的人群，夹道欢送，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大队人马英姿焕发，斗志昂扬，浩浩荡荡地向南方进发。

行军开始不久，天下起了大雨，大家都被雨水淋得全身湿透。道路泥泞，坎坷不平，一步一滑，不少同志滑倒爬起来再走，没有怨言，无人叫苦。大雨稍停，有的同志苦中取乐地说：“春雨贵如油，下得满地流。今年好收成，支前不发愁。”日行夜宿，日复一日，一路行军，一路歌唱，高歌猛进！因为当时的通讯手段落后，许多胜利消息没有听到，直到武安出发后在路上才听到。一路上的捷报频传：4月21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4日太原解放。人们欣喜若狂，陶醉在胜利中，胜利消息鼓舞大家前进，行军中人们感到有使不完的劲。4月28日夜宿安阳的梁家掌村，这里离敌人盘踞的安阳城只十来里路，南下干部队伍是支没有武器却穿军装的解放军，不过大家都有作战经验，硬是从敌人枪炮射程之内走过了安阳。5月3日从河南省汲县出发，急行军80里路，绕过敌人盘踞的新乡市，又经过了一次危险区。5月4日接到命令，为了赶到黄河北岸的老田庵火车站坐火车过黄河，再次急行军，凌晨3点动身，天亮前走了30里路。大家边跑边吃干粮，边走边打瞌睡，后面的人接连不断地撞到前边的人身上。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4000余人的长江支队9个小时连续走了130里路，于当天下午5时赶到老田庵火车站。大家累得腿像木棍，一坐就睡，当吹军号上车时，费了好大劲才艰难爬上火车。尽管车上没有座位，原是载牲畜的车厢，有的坐闷罐车，缺乏空气，人们还是感到无比的兴奋。

南下干部队伍从老田庵火车站坐上火车，直达淮河北岸安徽的蚌埠。当行驶到明光时，前方铁路和淮河铁桥却被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炸毁了，队伍又下车徒步240里，又从蚌埠坐火车南下，于5月12日到达长江北岸的浦口，隔江遥望南京，大家都十分高兴。队伍又陆续坐轮船渡过了下关码头，在码头上进行了军纪整顿，排成4路纵队，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六朝古都南京。大部队起初驻扎在原国民党的交通部大楼，因连遭敌机空袭，后又转移到原国民党的空军驻地。

5月23日下午，长江支队奉命乘火车东进抵达苏州。5月24日到7月13日在苏州待命。6月12日，华东局在苏州召开了中队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宣布了长江支队随华野十兵团到福建的决定。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扼要地介绍了福建地貌风情和政治条件。福建山高林密，八山一水一分田，交通不便，语言不通，工业落后，农业耕作粗放，面临大海，背靠山林，出国谋生的华侨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率领的红军曾到过福建省龙岩、漳州一带，播下革命火种，不少地方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城市里的地下党活动也非常活跃。但由于山大林密，国民党残军、土匪、地主武装活动也非常猖獗。

7月13日队伍从苏州出发，进军福建，路经江苏的吴江县，徒步沿太湖到达嘉兴。乘火车从浙赣路南下，当快到江山时，敌机炸了贺村，调过头来又对准满载支队战士的火车多次俯冲扫射，火车紧急刹车，大家迅速跳下火车，分散隐蔽。幸未造成重大损失。屯留南下干部贾宛如说：“你能把火车打坏、炸烂，我们灭蒋的决心你打不穿、炸不烂，火车不能跑，我们用自己的双腿跑。”离开火车，几经曲折，步行到江山县的塘板村。时值三伏天，气温高达三十八九度，暑热熏蒸，北方人刚到，身体适应不了。一些同志中暑病倒，行军过程中又缺医少药，日子实在难熬，驻村周围环境又不安宁，这里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毛人凤的家乡，土匪、特务不时骚扰。为此，支队部向野战军领来一批枪支弹药发给大队和各中队，挑选一批有战斗经验同志组成武装连，自卫警戒。支队部命令轻装，每个人行李不准超过15斤，把病号和女同志及轻装下来的行李，转运江西上饶送往福建。

7月24日队伍从塘板出发，踏着坑坑洼洼、坎坷不平的大道前进，荡起蒸腾的尘土，酷日当空，汗水湿透了衣裳，有的同志索性光着膀子走，不料晒起满背血泡，有的同志因过度疲劳，中暑晕倒。从浙江到福建这条路上，不仅道路炎热难走，还时有土匪骚扰袭击。队伍路过仙霞岭前一天，我华野十兵团曾和国民党大批残军交火，敌人受到歼灭性打击。队伍路过仙霞岭时，气氛紧张，被击毙的残余国民党军人的尸体沿路可见，横七竖八，腐臭难嗅，令人作呕，大家掩鼻跑步而过。同志们明知道路很艰难，越是艰险越向前。越过仙霞岭就到福建的闽北地区，大家跳着、唱着、搂着、欢呼着，纷纷庆贺南下远征的胜利。长江支队这批南下干部，在5个月的时间里，由北向南，历经八省（晋、冀、豫、皖、苏、浙、赣、闽），行程近5000里，历尽千辛万苦，翻越千山万岭，涉过千山万河，克服千难万险，终于1949年8月5日先后到达闽北重镇建瓯。

接管崇安

1949年7月底，屯留南下干部即长江支队二大队五中队跟着大部队进入福建，到达福建第一个县城就是浦城县，此地已被二野先解放，已由福建地下党的同志所接收。在浦城过了“八一”建军节，又从浦城出发，步行两天于8月5日到达建瓯县，所有南下闽北干部都要在这里集中，并与福建的地下党会师。

1949年8月11日，新组建的中共福建省委，在建瓯县城前街大戏院召开了首次空前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下干部和坚持游击战及地下斗争的地方干部会师大会，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张鼎丞同志做了重要讲话，并勉励大家要相互团结，取长补短，共同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做出贡献。省委决定长江支队二大队南下干部到闽北建瓯地区工作，五中队即屯留南下干部主要到崇安县接管工作,李生堂任崇安县县委书记、李树荣任崇安县县长。

崇安县全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群山竞力，峰谷连绵，盆地众多，总的地形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全县总面积281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32.15万亩，山林面积352万亩。境内有全国闻名的武夷山和九曲溪，奇峰秀水，山峰倒映，水光山色，上下交映，全县一片美好的南方景色。

五中队的屯留南下干部在李生堂书记、李树荣县长和当地干部的带领下，于8月26日到达崇安县，在政府大院和地下党会师。地下党代表杨金生同志致了欢迎词，五中队指导员、县委书记李生堂致答词。随后对全体干部进行了分配，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支前征粮、剿灭土匪、维持治安、推进土改、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当时的崇安县社会秩序混乱，财政收入极度困难，物价暴涨。每天发的标准菜金赶不上物价上涨，想吃顿豆腐改善一下生活都是非常困难的。公务经费、生活供给全靠地方政府自筹，筹措不来只好忍饥挨饿。夜里土匪捣乱不能安稳睡觉，夜夜抱枪和衣而睡。卫生条件极差，瘟疫流行，患血吸虫病和疟疾病的人到处可见。在崇安县工作的屯留南下干部，许多人都得过疟疾。尽管大家白天公务繁忙，吃不饱，睡不好，精力消耗大，大部分屯留南下干部的体重在100斤以下，非常消瘦，但是大家仍然精神饱满地坚持工作。

当时崇安县剿匪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土匪活动非常猖獗。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垮台后，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仍然与人民为敌，组织土匪武装负隅顽抗，以数千乌合之众组成“中华共和国自救军闽北指挥部”，长期盘踞在崇安县境为非作恶，其主要匪首是原国民党国大代表、国民党崇安县党部执行委员、县参议长刘午波及原国民党崇安保安大队长杨同英和土匪闽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彭钟鸣。这股土匪枪杀我战士，抢劫我军粮，杀害我群众，收集我情报，扰乱我会议，无孔不入，无恶不作，不仅直接影响到支前、征粮、修路等政府发动安排的各项工作和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而且还威胁到崇安县各区人民政权的生存。

1949年9月5日，为了消灭土匪，巩固区乡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完成支前任务，成立了崇安县剿匪指挥部，县长李树荣任总指挥（同年12月李树荣离任，由新县长郭亮如接任），县委书记李生堂任政委（1950年5月李生堂离任，由新任书记任璜接任），大队长杨金生、公安局局长王克华任副总指挥，刘金生任参谋长。各区也相应成立了剿匪领导机构，即日开始部署剿匪工作。同月，人民解放军三十一军八十四师二八六团进驻崇安，还派鼎山大队护路。在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下，部队、县大队、地方干部、民兵、人民群众密切配合，执行剿匪和政治瓦解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全力剿匪。10月2日，县委、政府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会后在县城游行，全县军民一片欢腾，大大鼓舞了全县军民剿匪斗争的信心和决心。11月，崇安县委制订了两个月的工作计划，提出了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全力剿匪，保卫秋收，百分之百地完成支前任务；争取一切社会力量开展群众性的对敌瓦解工作总方针。在军事围剿和政治瓦解的攻势下，刘午波的土匪武装被打得七零八落，大刀会匪徒四处逃散，成股土匪基本歼灭。投降、自首、被俘的土匪千余人，除土匪的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小队长等土匪骨干80余人集中关押外，其他一般土匪经过教育后就地释放，体现出政府的宽大政策。这一措施极大孤立了最顽固的匪首，使不少匪首下山投降。五区区委书记路坪同志，通过关系争取了一股土匪投降。四区区委书记张连兴同志，通过老金和私人关系，对杨同英匪首进行争取工作，在我党政军民追剿下，杨同英匪首走投无路，终于带领匪徒数十人缴械投降。在集中关押期间，杨同英匪首企图冲击岗哨逃跑，终被我哨兵当场击毙。1950年3月8日，崇安县最大的匪首刘午波在东乡被我剿匪部队击毙，这是崇安剿匪斗争的一大胜利，也意味着崇安剿匪任务基本完成。9月25日，匪首“中华共和国自救军闽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彭钟鸣在崇安岚谷樟村被击毙，这个当了几十年的老土匪，曾被国民党当局重用的血债累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惯匪，终于倒在人民的枪口下。至此，崇安县的土匪全部消灭干净。

五中队接管崇安与地方同志们会合后，立即投入到支前工作中,坚决响应张鼎丞同志提出的“吃饱饭、打胜仗”的号召，为解放福建作贡献。在土匪横行的情况下，征粮筹款十分困难，支援前线付出很大代价。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崇安人民全力以赴，尽最大的努力，成百成千的群众肩挑船运，把一批批军用物资运到前线，为支援闽南沿海、福州、厦门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中队的屯留南下干部在支前剿匪的同时，还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有力地推动了崇安经济健康发展。据调查统计：1949年崇安全县人口69532人，1950年达到了71109人，较1949年增长了1577人；1949年崇安全县工农业总产值691.15万元，1950年达到了759.57万元，较1949年增长了68.42万元。人口和工农业总产值两项指标的稳步增长，反映了五中队接管崇安后，医治了战争创伤，实现了崇安的由乱到治，继而推动崇安迈入了由治到兴的发展阶段。这一点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是实属不易的。

总之，接管崇安后，长江支队二大队五中队的屯留南下干部，在县委正确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与地方干部并肩战斗，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勇敢杀敌，不仅彻底肃清了扰乱崇安多年的匪患，而且还稳定了社会秩序，打开了工作局面，为全县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创造了条件。

长江支队二大队五中队的勇士们，你们是屯留人民的优秀儿子，你们是屯留人民的骄傲和自豪，山西屯留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福建崇安人民不会忘记你们，你们的光辉业绩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将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