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回忆录-长治篇

长江支队二大队四中队（主要由长子县干部组成）南下福建浦城纪实

赵进堂　赵志万　李耀明　李东成　李堆金　邢富山　长子县政协供稿

1949年3月13日，我们长子县南下干部一行108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口号，按照中共华北局统一部署，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二大队四中队”，告别家乡的土地和亲人，从长治出发，途经晋、冀、豫、皖、苏、浙、赣、闽等8省60余个县市。过黄河、渡长江，行军6000余里，历时5个多月，尝尽千辛万苦，于1949年8月抵达福建省浦城县，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改变福建做出了应尽的努力和贡献。

回顾这段难忘的历程，我们历历在目：

一声号令赴征途

1949年春，华北战场捷报频传，蒋家王朝朝不保夕。全国解放胜利在望，进军江南势在必行。

早在1948年9月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就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的三四万名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在军队前进时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去接管新解放区的工作。”中共华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由太岳、太行两个区党委选调一批优秀干部，组建南下区党委，包括省、地、县、区的党、政、军、群全套班子，以迎接全国胜利，迅速接管和开辟江南新解放区的工作。为适应形势需要，长子县委根据上级指示提前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对县、区各系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双线配备。

长子县归属太岳抗日革命根据地，位于上党盆地、漳河发源地的发鸠山，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1933年就建立了党的屯长支部组织，1937年10月组建了中共长子县委，1938年有40多个村建立了党的支部组织，有250余名党员。8年抗战中，长子人民紧密配合八路军，对日军大小战斗达600次，保卫、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在上党战役解放长子的战斗中，县委动员参战支前的民兵、民工达18500余人，出动担架1028副、骡马车1029辆，在陈赓司令员领导的三八六旅强大攻势下，将强占长子县城的国民党阎锡山军白映瞻部一举歼灭，1945年9月19日长子人民喜获解放。在解放战争中，长子县先后有3200名健儿参加了人民解放军，4000余名民兵8次参战，684名干部分批支援晋南、晋中、东北、西北、豫西、平津、四川等地，他们南下北上，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这次成建制地选调大批优秀干部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更是长子老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1949年2月下旬，长子县委召开动员大会。县委书记刘正之、县长梁选贤讲了话。刘书记传达了地委指示，讲述了当前的形势，组织广大干部学习了毛泽东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全体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紧急动员起来，准备南下，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经过1947年“三查、三整”及1948年整风、整党学习的长子干部，对南下热情很高，认为南下象征着胜利、意味着前进、照耀着前程。一经大会动员、小组讨论，大家争先恐后，踊跃报名。有夫妻成对报名的，有兄弟结伴请战的，有的同志坚守岗位，或者因公外出未参加会议，事后也纷纷打电话，找领导，恳求报名南下，几天中报名人数大大超过应调任务。不少临时接到通知的同志，不讲条件，不讲困难，在一两天内就到指定地点报到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和党性。

这次选调干部要求高、任务重、时间紧，尤其是县、区两级党、政、群、武成套班子一起外调，在长子县更是史无前例。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采取自愿报名与组织批准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党性强、觉悟高、有战斗经验、作风正派、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自愿出征”的选拔条件，对县、区干部进行全面排队平衡，一半调出南下，一半留下坚持工作。除个别人思想有顾虑、发生动摇外，绝大多数干部都能服从组织需要，心情愉快地接受南下。经地委审批，很快地组成长子南下的县、区领导班子：县委书记刘健（河南孟县籍）、县长秦尚武（万荣籍）、县武装委员会主任赵进堂（长子籍）等为县领导班子。还有县委秘书李耀明（山西安泽县人）、县政府秘书田俊才（长子籍）、财粮科长连成修（长子籍）、税务局长史书田（沁源籍）、银行行长孙达（沁县籍）。五个区委书记是：王进春（长子籍）、李东成（高平籍）、温乐亭（长子籍）、史汉武（沁县籍）、崔来畅（屯留籍）。五个区长是：范天兴（长子籍）、王占国（长子籍）、申根鳌（长子籍）、赵群成（长子籍）、吴政德（长子籍）。每区配备7到10人。全县共派出南下干部91人，其他工作人员17人，共108人，其中县、区级干部46人，党员96人，女干部5人。许多人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有长期对敌斗争经验的坚强战士。

县委对南下干部出发前的工作做了精细的安排。获准南下的同志一面交接工作，一面安排家庭，准备行装。对南下同志的家庭予以特别照顾，挂上“军属光荣”牌，享受军属待遇。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缺乏劳力的给予代耕。家属暂不能随行的，待到达新区后再安排专人来接。从而解决了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

1949年3月12日，长子县委在县府大院召开欢送大会，县委书记刘正之代表长子县党和人民，向南下干部致热情洋溢的欢送词，并亲切地勉励大家：“到了新区要努力学习、加强团结、做好工作，为建设新区做贡献。”南下的县委书记刘健代表全体南下同志表示：“到新区后一定要继续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努力工作，为伟大的共产党和长子全县人民争光。”会后大家合影留念。刘健还召集区以上干部座谈。县委、县政府还准备了便餐为南下干部送行。

3月13日，全体南下干部身着崭新灰制服，肩背行李包，精神抖擞，告别亲友，离别故乡，登上南下征途，开始了空前的壮举。

一路艰辛过大江

北国三月，春寒料峭。我们头顶风雪，脚踏冰碴，徒步50里，首先到了太岳南下干部集中地——长治市。3月18日，太岳区党委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区党委组织部长郭钦安、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亲自来送行，并做了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要求大家发扬老区光荣传统和作风，同新区干部加强团结，克服困难，做出贡献。会后在莲花池合影留念。每人领了白衬衫、蚊帐、防雨布和印有“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红皮纪念册。

3月19日，太岳区领导及长治市党政军民云集英雄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送场面热烈，激动人心。南下队伍经潞城、黎城、东阳关、河南店，沿途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迎送。徒步150余里后，在涉县南庄附近乘上拉煤的小火车，行程240里，车小人挤，个个都成了“煤黑子”，有的人还险些掉下火车。

3月22日，来到河北省武安县进行整训，边集训、边待命，住了一个月。在武安汇集的太行、太岳两个区党委调出的南下干部，共约4000余人，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省级），支队下为大队（地专级）、中队（县级）、小队（区级）。长子南下队伍被正式编为长江支队第二大队四中队。二大队政委王竞成（女，地委书记），大队长郭述尧（专员），组织部长萧文玉，宣传部长崔予庭。四中队教导员刘健（地委成员、县委书记），副教导员段政，中队长秦尚武，副中队长赵进堂。中队部设组织、宣传、保卫、参谋四个股，按县直、5个区架子编为7个小队。区长、区委书记分别任小队长和指导员。

3月30日，南下区党委在武安召开第一次全体南下干部大会。区党委书记冷楚在会上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做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分析了当时国共和谈的斗争形势，要求大家做好渡江的全面准备；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随第二野战军渡江，接管京、沪、杭地区工作，眼下的重要任务是学习。我们先后学习了有关形势任务、接管工作、工商政策、入城守则、党建及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等11个报告和文件。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要警惕阶级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在糖衣炮弹面前，不能打败仗。中队部每天晚上召集各小队指导员汇报学习情况和思想情况，研究解决学习上、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我们还按军事化要求，进行防空疏散、战地救护、紧急集合、夜间动作等训练。并加强了后勤人员的配备，从物资供应、卫生保健、衣食住行等方面保证行军顺利进行。上级还调了几个剧团来演出，活跃了大家的文化生活。通过学习，提高了思想，增强了信心，个个精神饱满，摩拳擦掌，整装待命。

4月19日，长江支队部召开小队长以上干部会，宣布南下进军的训令。要求各级领导要以严肃、认真、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每个同志的思想工作，要严整军风纪，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月23日，南下区党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南下干部大会，传达了北平会议精神，宣布了长江支队到苏南工作，继续向南挺进的命令。支队给每人发了制服、衬衣、背粮袋和一双“铁鞋掌”，要求大家轻装上阵，背包不得超过15斤。

4月24日，在武安城军民“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一片口号声中，在欢呼雀跃的人群夹道欢送下，我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下长途行军。出发不久，天降大雨，道路泥泞，跋涉艰难。大家衣裳湿透了，有人鞋走掉了，没有一个喊苦叫累，依旧乐观开朗，马不停蹄地冒雨行进。途中，四区干部李其保生病，中队领导刘健立即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一路上，刘健经常把马让给身体病弱的同志，而他的战友、妻子张兰英，却始终和大伙一起步行。领导以身作则，关心下级的行为，使同志们深受鼓舞，力量倍增。这天夜宿河北磁县城南城村一带，稍加休息，晾晒衣物。25日，又传来24日我军攻克太原的消息，振奋人心。26日，天刚亮即启程，当晚住磁县四村营。次日继续行军，到达河阳县的水治。28日，我们夜宿离敌人据点极近的安阳河涧村，敌人龟缩没敢动。29日，途经河南汤阴县，中队组织参观了岳飞庙，大家受到一次民族气节的教育。这天，夜突宜沟镇。30日，经淇县，抵汲县，在这里，大家清理个人卫生，过了个愉快轻松的“五一”劳动节。

5月2日，到河南新乡附近的小城村住宿。新乡虽未解放，但已被我军包围。所以，沿途都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情接待，主动让房、送茶、送水。

5月3日，为了赶郑州下午的火车，大队人马凌晨3点起床、4点吃饭、5点出发。大家沿铁路线行走，你追我赶，急行军130多里，于下午4点左右提前抵达黄河北岸“老田庵”车站。从武安至此，徒步行军10天，行程560余里，许多同志脚都起了泡。常常一天两餐饭，中午边行军边吃干粮，晚上还要轮流放哨。特别是打前站的同志，每天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出发，负责沿途开水、联系住房、购粮煮饭、寻草铺垫等，更是辛苦，从无怨言。负责掉队收容工作的王起才等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行军中，中、小队领导以身作则，经常做群众思想工作，以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等形式为同志们鼓劲，解除疲劳。晚上还要开会，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向上级汇报。如中队教导员刘健，一路上给大家讲前途、讲革命道理、讲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每到宿营地，都要叮嘱后勤人员多烧热水，让同志们烫脚解乏，深夜亲自查铺，对同志们关怀备至。第二天一早队伍出发了，他还留在后面，与小队领导一起检查住房是否清扫、借物有无归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情况，然后赶上队伍。一路上，同志之间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亲爱无间，女干部张兰英、杜灵芝、王玉花、王传英、李长凤等都不甘示弱，从未掉队。区干部邢富山年纪虽小，却主动为怀孕的女同志背行李，跑前跑后照顾年长的同志。

5月3日深夜，从黄河北岸乘坐简易车厢，过黄河，到郑州，转陇海，经开封、徐州、宿县，于5日中午到达淮河北岸。因淮河大桥被敌人毁坏，大家下午步行走浮桥，在蚌埠市宿营，休整3天，领略了秀丽春光。又获悉杭州5月5日解放的佳音，顿时军心大振。这时，上海已被我军围困，解放指日可待。

5月8日，乘火车继续南下。由于敌军溃逃时破坏了大量铁路，坐到明光镇又不能通行，再徒步120里，经三界到达安徽滁县，住了三天。大家第一次吃上了南方的鱼，许多人还担心鱼刺扎嘴。第4天，又紧随大部队急行军，日夜兼程，于5月12日，到达长江北岸的浦口。登上渡江轮船，眺望气势壮观、日思夜想的长江，同志们心中激荡着胜利的自豪和喜悦。当日下午，我们豪迈地跨进了南京玄武门。

来到刚解放的原国民党首府——南京，大家情绪激动，深深感到这是天翻地覆的伟大胜利。我们四中队与大队部同住在原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大楼，随处可见敌人逃窜时遍地狼藉、十室九空的情景。因为敌人破坏，大楼没有电灯，晚上漆黑一片，连厕所都找不到，同志们打趣道：“住洋楼、受洋罪。”我们参观了“总统府”，浏览了市容和中山陵、玄武湖、雨花台、紫金山等名胜古迹。

5月14日晨，不甘失败的蒋介石又派飞机轰炸南京，长江支队奉命迁往九草山原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所在地。这期间，我们连接听了南京市领导宋任穷及华东支前司令部、二野有关负责人关于形势、财政、粮食、城管、交运等工作报告。根据布置，中队组织了行军小结和有关城市接管工作的学习。

5月23日，大队部传达了继续前进、到苏州待命的通知。我们中队立即清扫卫生，打起背包，当日下午乘火车离开南京，行程540里，于24日晨来到山水如画、风景迷人的“天堂”圣地——苏州城，在张家花园旧军营住下。

一切听从党安排

5月27日，上海解放，支队抽调一批干部去上海做“南下福建服务团”工作，四中队宣传部长韩向阳等被临时借调到上海。因苏南地区已由先到的兄弟地区干部接管，中央和华东局决定，长江支队继续前进，随十兵团进军福建，归华东支前司令部领导。从此解放福建、建设福建便成了我们今后的行动方向和战斗任务。这时，每人发了一套黄军装，佩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八一”帽徽及行军水壶、枪支弹药等。

对长江支队改调到福建工作的决定，多数同志意志坚定、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少数同志思想有了波动。有的埋怨从武安出发迟了，没赶上接管苏南地区工作；有的担忧福建气候热、雨季长、湿度大、蚊虫毒、流行病多，难以适应。针对这些思想，中队领导分头做思想工作，刘健多次告诫大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无条件服从组织，执行党的决议，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要讲真理，不能表里不一。(www.xing528.com)

6月12日，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来苏州作动员报告，讲了当前形势，说要和大家一起到福建工作。他介绍了福建的有利条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困难，说福建是艰苦奋斗几十年的老苏区，群众觉悟是高的。他号召大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大家还听取了陈毅、粟裕等领导的报告。中队进行讨论时，围绕“一切听从党安排”的主题，学习张老报告以及《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联系实际开展讨论，进行行军小结、纪律检查等，进一步提高了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提高了政策水平，特别是打消了南下福建的顾虑。许多同志说，我们南下，本来就不是来当官享福，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而不顾生命危险来的，那种选择地区和害怕艰苦的错误思想，根本违背了南下时的志愿。全中队一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接受党的考验，为解放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不少同志积极查找福建地图、资料，了解熟悉福建情况，互相勉励，充分做好南征福建的准备。这时，大队又派来从山东、江苏调来的战友刘振杰等6位同志，编入四中队第八小队。

7月1日，参加了大队召开的建党28周年纪念大会，支队给每人发了一斤猪肉、一条毛巾，改善了生活。休整期间，浏览了狮子林、拙政园、虎丘山等风景区，参观了丝绸厂、面粉厂等，开阔了眼界。

7月13日，从苏州冒暑出发，随十兵团进军福建。徒步经江苏吴江、盛泽，沿太湖，穿稻田。7月15日到达鱼米之乡——浙江嘉兴。改乘火车，经长安镇时遭敌机扫射，有的车厢被打穿，其他中队有一位同志当场牺牲，大家下车隐蔽。在杭州停了2小时，又继续前进。行至浙江江山附近，敌机再次空袭，由于火车停得早，疏散迅速，同志们无一伤亡。

7月17日下午，在江山贺村站下车，住在附近的塘坂村，这一带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毛森的家乡，政治情况复杂，特务活动频繁，散兵、土匪较多，时有打冷枪、搞破坏的情况。在此地休整及由此入闽，都采取了防范措施，一方面部队护送，一方面我们再次轻装。每人随带行李不超过15斤，自带大米5斤。当时气温高达38℃至39℃，北方人很不适应，少数同志病倒了。根据大队安排，中队里身体弱的同志及女同志共22人，暂时留在贺村，后转江西上饶休整，而后进福建。一些笨重物资也等待车辆由上饶入闽。中队还抽调了有军事常识、身体强壮的同志组成武装班，由崔来畅任班长，担负巡逻放哨、保卫安全的重任。

7月28日，大队人马从塘坂步行出发，浩浩荡荡向福建挺进。时值三伏，骄阳似火，酷暑逼人，不少同志中暑晕倒，但无一掉队。途经闽浙边境的大山仙霞岭和峡口、八都、九牧、仙阳等村镇，人烟稀少，山路崎岖，时有遭土匪杀害的尸首横道。大家相互帮助，攻克重重难关，于7月30日到达福建最北的浦城县。休整5天，欢庆了“八一”建军节。8月6日，前往闽北重镇建瓯县，与坚持党的游击斗争的福建同志胜利会师。我们中队百来人，住在桥西七里附近小村。

8月11日，新成立的福建省委召开南下干部和坚持游击斗争的本地干部会师大会。省委书记张鼎丞做了全国胜利形势和福建前线战况报告，说：敌人已失去抵抗能力，福建解放指日可待，大军将向闽南推进。他对长期坚持游击斗争的同志表示感谢，对南下干部表示欢迎，并鼓励大家团结战斗，互相学习，做好工作，共同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贡献一切。他还布置了当前工作，即：首先做好接管工作，发动群众，进行借粮，支援前线，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打击敌人，稳定社会秩序。他强调要保证部队吃饱饭，打胜仗。坚持游击斗争的原省委负责人曾镜冰也讲了话。会师大会隆重热烈，亲切感人。

会师后，宣布二大队在建瓯地区工作，被编为福建省第一地委和专署：书记陈贵芳（原闽浙边地委书记），副书记兼专员郭述尧，组织部长肖文玉，宣传部长崔予庭。四中队分配到浦城县工作。在建瓯学习10多天，还听取了长期坚持游击斗争的陈贵芳、王文波、张翼、程胜福等领导介绍浦城情况，使大家都有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思想准备。在建瓯还宣布撤销四中队及各小队的行军建制，成立浦城新的县、区领导班子：县委书记刘健，组织部长张雨辰，宣传部长韩向阳，工会主席程宗波（游击队），农会常委邱福吉（游击队）；县长秦尚武，公安局长段政，县武委会主任赵进堂。一区书记王进春，区长申来福；二区书记李东成，区长王占国；三区书记温乐亭，区长王起才；四区书记崔来畅，区长吴政德；五区书记史汉武（后改申根鳌担任），区长赵群成。

8月17日，我们满怀战斗激情，一路风尘返回浦城，完成随军南下的行军任务，开始了开展浦城工作的历史新篇章。

一生奉献在福建

浦城素有闽北“粮仓”之美称，是一个具有20多年光荣革命传统的老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至1949年，坚持革命红旗不倒。1932年9月，方志敏率红十军攻克浦城，第一次推倒反动县政府，建立了临时红色政权，播下了革命种子。陈贵芳、王文波、张翼等领导的游击队，也长时期在浦城边境活动。1947年夏浦城建立了城工部党组织，为迎接浦城解放进行了曲折的斗争。浦城是1949年5月13日解放的。我们到浦城之前，军管会、浦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已先后做了大量工作。8月18日，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与长期坚持游击斗争的池云宝、程宗波、邱福吉、严守华等同志胜利会师，共同交流了情况、研究了工作，强调团结一心开展工作。原浦城县县委书记池云宝还设宴热情地招待南下干部（后池云宝调任永吉县委书记）。当时我们分别住在县政府和税务局院子里，由于行军途中一再轻装，到浦城后，上级给每人发了毛毯和棉衣。

新的县委、政府宣布成立后，县委首先分析了当时浦城的政治、经济、匪特情况：（1）浦城地处闽、浙、赣三省七县山区结合部，反动势力较强。当时境内有国民党零散兵、反动地主武装以及小股惯匪20多股、共2000余人，有各种枪支近千支。（2）在我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后，国民党浦城县县长应泽，急急忙忙召集了党政军警特要员章复心、孙文杰、季资柔、郭永槐、詹仰孟等策划应变计划，组织武装自卫总队，分散潜伏，企图负隅顽抗，进行垂死挣扎。（3）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全力追赶国民党溃军，浦城未留部队，再加上浙江、江西都在剿匪，城工部部分同志，建瓯公学分配来的学生，还有南下服务团来的和刚参加工作的本地青年干部，加上县大队、公安队，总共才200多人，在数量上与土匪悬殊很大，敌人比我多十多倍。土匪都被赶到三省交界处，国民党浦城残余匪特见我后方兵力空虚，以为有机可乘，横行乡间，造谣欺骗，威胁群众，绑架抢劫，摊派钱粮，杀害干部、民兵，潜入策反，破坏交通、电讯，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企图颠覆人民政权，扰乱社会秩序，阻止各项工作的开展。（4）浦城人民长期受国民党统治压迫和苛捐杂税、高租重利的盘剥，过着暗无天日的饥饿生活，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不少群众不敢接近我们。

其次，分析了干部情况：（1）除南下干部外，多数人没有战斗经验；（2）南下干部，刚到浦城，人地两生，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生活不惯。县委分析了这些情况，一致认为：目前，虽然敌众我少，但是敌人已是惊弓之鸟、丧家之犬，一触即溃，他们又是各有自己的势力地盘，各怀鬼胎，乌合之众，尚未形成统一指挥，宜于各个击破；我们的武装力量虽少，却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省委、地委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提高警惕，一定能以少胜多，战胜敌人，打开浦城工作的新局面。县委统一了认识，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当前形势，既要克服轻敌麻痹思想，又要防止恐敌畏难情绪；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全力以赴，配合部队，进行剿匪。县委还分析了两种可能：一是通过宣传教育，发动群众，把土匪孤立或逐步消灭；二是县城暂时被敌人占领，要做好暂时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但时间不会太长。我们要做好工作，力争实现第一种可能。

在认识形势的基础上，县委提出了“剿匪安民，建设政权”的工作方针。具体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配合人民解放军剿匪，结合进行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完成征粮、支前任务，安定社会秩序，逐步建立各级政权组织。

当时土匪气焰嚣张，原来在农村及边沿山区活动，后来又窜到城区抢粮，晚上还经常在县委、政府周围打冷枪、放照明弹，甚至扬言“农历八月十日要拿下城关，到城里吃中秋月饼”。在其煽动下，反动帮会、会道门等组织，也蠢蠢欲动，扩充人员，发展武装，配合行动。我们采取了四条具体措施：（一）县直各单位白天分散各单位办公，夜间集中县政府住宿。各区武装工作队，白天下乡调查研究，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揭露敌人各种谣言，以实际事实教育群众，晚上集中学习，交流总结经验；还要提防土匪袭击，带领区分队小范围剿匪。（二）所有的干部，每人增发了枪支弹药，既是工作员、宣传员，又是战斗员。（三）县委采取了由点到面逐步铺开的工作方法。（四）派李耀明同志到地委汇报工作，并要求地委派部队来浦剿匪。

县委做出决定的第二天（即8月23日），李耀明同志即带县大队一个班随长江支队六大队的军车到达建阳地委，当夜向地委领导汇报了浦城近几天土匪猖狂活动的紧急情况，和我们采取的对策措施，地委领导感到浦城情况十分紧急，随即和军分区领导研究，决定派一个连和一个机炮排的兵力，由一个副营长带领来浦剿匪。部队来浦途中，因建阳至水吉之间的公路桥被土匪破坏，等了三天，待桥修好后，于8月20日才到达浦城。这大大鼓舞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协助解放军剿匪斗争的积极性，为开辟浦城各项工作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健同志在9月初还给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写过一封信，汇报了南下干部到浦城开展工作的情况和土匪活动情况，要求派浙江剿匪部队来浦城剿匪。时隔不久，刘健和王长福两同志又到驻守在浙江江山二十八都的部队（师部）联系，向他们汇报了浦城的匪情，请求派部队进浦剿匪。部队首长听了汇报，即派二○八团来浦城剿匪（团部驻九牧）。1949年12月下旬，在我军事严厉打击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全面清剿很快打开了局面，众匪感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纷纷向我人民政府和剿匪部队投降自首。到1950年初，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剿匪获得很大胜利，共俘降匪首、匪众600余人。通过第一阶段的剿匪，浦城境内小股土匪已崩溃瓦解，对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总队也给了严重打击。匪首詹仰孟带领匪众500余人窜入闽浙两省交界山区活动，妄图顽抗。1950年春，在我剿匪部队的沉重打击下，生俘总队副王德有、指挥处长张先进，击毙特务大队长苏文祥，俘降土匪400余人。匪首詹仰孟带30余人，被迫躲进深山老林，在四面楚歌声中，感到走投无路，只得缴械投降。到1950年底，浦城剿匪斗争取得重大胜利。除边沿少数地区尚有零星土匪骚乱外，绝大多数村庄均已安定。剿匪斗争的胜利，促进了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的开展。同时进行了村级政权的组建、改造工作，建立了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

漳州、泉州、厦门解放后，福建部队回师北上剿匪，到浦城的是二十八军八十四师的二五一、二五二两个团，大大加强了浦城剿匪斗争的力量。部队和地方组成剿匪联合指挥部，由秦尚武任总指挥，江勇（部队）、陈志钧任副总指挥，刘健任政委。在剿匪的重点区都由区委和部队组成指挥所。在剿匪联合指挥部统一领导下，以解放军为主，地方武装紧密联合，对土匪采取以清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军事上进剿和驻剿相结合，坚决消灭负隅顽抗之敌，发动群众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党和人民政府对自首坦白者从宽处理的政策，进行瓦解工作，动员土匪走坦白自新的道路。在我军事严厉打击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全面清剿很快打开了局面，众匪感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纷纷向我人民政府和剿匪部队投降自首。

1950年10月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坚决纠正对敌斗争中出现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迅速严厉地镇压反革命分子。在县委的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习党中央指示，纠正了右倾倾向，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反运动，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杀、缓、关、管、放的全面政策，打击了匪特、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1951年1月，在县城召开审判大会，枪决了国民党浦城县党部书记长张复心。5月28日在梦笔山枪决了横行数年的罪魁祸首应泽等16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剿匪斗争的情绪，而土匪闻之则不寒而栗，更加惶惶不安，感到末日来临。郭永槐利用反动会道门发展扩充武装，他派参谋长到水北与大刀会头领黄赖皮勾结与策划，组织大刀会暴乱。1950年10月25日清晨，大刀会坛主黄赖皮纠集黄子会、青衣会会徒40多人，胸挂护心符，头戴八角青帽，身系青布条带，手舞大刀袭击水北区公所，江德美带10多个匪徒在后助威。在区公所楼上的解放军奋起反击，班长端起冲锋枪扫射，当场击毙黄赖皮等三人、击伤一人。会徒见死了坛主，拔腿就逃，增援的江德美等匪徒见情况不妙，调头鼠窜。第二天，县公安局王德才带领公安队一个武装班，到水北进行宣传教育，揭穿大刀会道门的反动本质。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工作，有50名大刀会徒和4名土匪携枪自新，并逮捕了土匪大刀会徒11人，缴获大刀2把、子弹286发、法衣20套、法旗两面、印章一枚。1950年初，土匪乘驻九牧大部队调走之空隙，集中小队长以上匪徒300余人，在洋溪乡大路沿大山村寺庙开会。驻广丰的解放军赶到九牧，与区长李堆金研究对策，当时九牧仅有解放军一个排30余人，接到任务后，无所畏惧，立即出发，急速奔跑百余里坎坷山路，于当夜拂晓前赶到，占领山头，包围寺庙，把这股顽匪打得晕头转向、四处逃窜，当场活捉19名，其中有情报室主任季资柔。匪参谋长孙文杰被打伤，匪首郭永槐逃走。逃往广丰的土匪，有的被当地群众扭送政府，有的到家乡自新，孙文杰后来也到九牧区公所投诚。

一面剿匪、减租、反霸，一面发动群众迅速建立区乡政权。1949年8月下旬，建立一区（城关）、二区（观前）、三区（水北）。9月增设一区仙阳区、四区（莲塘）、五区（石陂）。1950年1月在5区1镇基础上增加九牧、忠信2个区。1950年10月发展到10个区、9个街、97个乡。任区委书记的有崔来畅、王进春、赵志万、李东成、温乐亭、李鹏鹤、王起才、申来福、郭三友、申根鳌、李耀明、吴政德、王占国。任区长的有李傲霜、赵群成、李其保、王宪、李堆金、高飞、柴培建、宋连群、邢富山、魏有根（后改名卫平）、赵志发、李学勤、郭杰。

县委在抓好基层政权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全县武装骨干的培训。到浦城的第二天，县委即派武委会主任赵进堂协助县大队指导员时瑞亭集训县大队，并多次带领县大队、公安队出征，深入土匪老巢水北桥亭，西乡的永兴、古楼，北乡的忠信、游枫等地剿匪，取得战果。在各区组建了区分队，由区委书记兼分队指导员，加强地方武装建设。1949年11月，分区派来县大队长陈志钧，县委即派赵进堂、徐干忠（地下党）等筹办县贫雇农积极分子训练班4期，培养减租反霸骨干500多人。接着集训民兵2期、300多人，配发枪200余支。县委农会副主任李东成，主持训练农村积极分子1000余人。以上培训，为开辟农村各项工作创造了条件。到1950年底，全县221个村中有154个村进行了减租反霸斗争，198个村政权得到改造，199个村建立了农会，有105个村建立了民兵组织，有民兵2573人、枪321支，40余个边沿村建立了联防组织，有3373人参加、土枪400余支。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县委宣传部主持全县动员大会，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并发动全县人民捐款31.9万元，可购买一架战斗机和一门高射炮，支援朝鲜人民反美战争。县委还以土改为中心，组织训练了1000多名土改干部，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土改任务，解放了生产力。经过剿匪、土改、镇反，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和城镇工商业改造，农村逐步建立起了农协会、民兵和青年、妇联及党团组织，整个工作走上了正轨。

在不到一年半的斗争中，我们发动了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反霸斗争，建立了各项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取得这些成绩，主要是：

（一）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浦城县委采取了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及斗争的策略。

（二）浦城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县委特别重视做团结工作，并重视对工商、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人士的统战工作，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工会主席经常亲自登门拜访各界知名人士，有时请他们到县委机关座谈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三）领导作风民主，以身作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领导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是我们这一年工作取得胜利的有力保证。

（四）县委重视本地干部和青年干部的培养，把一些青年人放到基层，通过各种实际斗争，锻炼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为以后培养接班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63个春秋过去了，我们长子县南下干部经受了艰苦斗争的考验，经历了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视与期望，无愧于家乡长子人民，无愧于第二故乡浦城人民。随着岁月流逝，有的同志已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福建，到目前为止，牺牲、病故的有38人，许多同志仍不遗余力地为党兢兢业业工作着，令人欣慰的是，不少同志的子女，经过党的培育，走上不同的领导岗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努力奋斗，正在成长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老牛自知黄昏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们要在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坚持改革开放，为振兴福建、造福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力所能及地再作贡献。

回顾当年，精神振奋；展望未来，前程似锦。愿浦城在现代化征途上走向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