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征程（长治篇）

长江支队二大队三中队（主要由沁源县干部组成）南下福建邵武县工作历程

沁源县政协

1949年2月，全国解放前夕，沁源干部听从党中央、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组成一个县的架子116人，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二大队三中队。116人中，除两位同志是外县籍，其余全是山西省沁源县人。这些同志都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锻炼和考验出来的、经组织严格挑选出来的干部，政治素质高、组织观念强、有斗争经验、有领导能力、有一定文化水平且年轻力壮。

根据上级布置，县委书记担任中队指导员，县长担任中队长。三中队班子：县委书记南纪舜（沁源籍）、县长郭亮如（沁源籍）、组织部长袁士杰（安泽县人）、宣传部长王文麟（沁源籍）、武委会主任王烈章（沁源籍）、农会主席任培诚（沁源籍）、公安局长王耀华（沁源籍）。三中队下设六个分队（区的架子），区委书记有：邓协和、康通鉴、刘文海、高怀谨、郭志山、孙仁杰（均为沁源籍）；区长有：李发茂、白玉璋、郑学仁、卫廷玺、杨震、赵桂林（除李发茂为沁县籍外，其余均为沁源籍）。在进军途中抽一部分同志到上海参与组建南下服务团，有部分同志由支队调去搞支前，还有的因病留守在地区机关等，实际进入福建邵武88人。

1949年8月到1951年底，在两年多近30个月的时间里，三中队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情：第一，首当其冲的就是剿匪；第二，剿匪基本告一段落后，接着就是反霸和镇反，反霸和镇反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群众运动，很重要的是发动群众，这比剿匪时发动群众的面大得多；第三，就是土改。新的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建立区乡政权等，都是和剿匪、镇反、反霸、土改紧密结合进行的。总之，在开展这三项大任务的过程中，结合进行的一是建政建党工作，二是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工作。在邵武县主要工作概括如下：

剿　匪

三中队到邵武后，和坚持游击战和地下斗争的地方干部任国信、杨兰珍等同志们会师，宣布中共邵武县委成立，南纪舜、郭亮如、袁士杰、王文麟、王耀华、任国信、杨兰珍等为县委委员，县委书记南纪舜兼县大队政委，县长郭亮如，县大队大队长任国信，县大队副政委杨兰珍。县委根据任、杨两同志介绍的情况，研究了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经研究认为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剿匪，这在当时是三中队和邵武群众的共同看法。那个时候土匪问题确实突出，剿匪任务火燃眉睫，不剿匪，新的政权不能建设，党组织不能建设，群众组织不能建设，一切工作都无法开展，也无法发动群众。因此，在初期这段，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剿匪，完成开展邵武工作的这一关键任务。

邵武县国民党散兵游勇多，封建反动势力大，他们掌握有大刀会和持枪武装者数千人，但大多为乌合之众。反动封建势力之间派别多矛盾大，如东区的好几股都有矛盾，冯家与危则安之间有矛盾，而冯家、危则安又与朱坊的付为璋之间有矛盾，相互争夺势力范围，妄图统治人民。他们过去经常械斗，仇恨很深。在东区和南区也都有矛盾，而南区和古山又有矛盾。二都、三都这方面比较好些，洒溪桥的环境算是比较好的。总之，各派反动势力，因利害关系矛盾很深，但对付共产党又是一致的，是互相支援的。根据这些特点，三中队决定发动群众，团结多数，采取武装剿匪与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具体做法是：

首先是发动群众。三中队同志们，除建立县政府与政府各部门工作外（建立县政权当时是很重要的工作，作用很大），其余都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把城区敢于接近新政权的青年、小知识分子、邵中的进步师生首先动员出来，有的当翻译、做向导，有的搞情报，有的分配到县政府工作，还有的送到建阳地区去学习。这些同志对新政权发动群众、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开展工作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些同志，三中队这些外来的干部，可以说寸步难行。这些同志在恶劣环境下，勇敢地和共产党一道工作是难能可贵的，对他们的贡献三中队同志们念念不忘，这在三中队老同志们的回忆录中均有叙述。

第二，关键是武装剿匪。新政权有三野一营（营长殷文良）和县大队这两支武装力量是最重要的。殷营虽只有百十来人，但他们是野战军，是主力部队。三中队能在邵武立住脚，进行剿匪，开展各项工作，就是因为有殷营与县大队的力量，否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三中队配合殷营与县大队，有计划有重点地进剿那些顽固抵抗的土匪，如夜袭朱坊，俘虏付为璋，消灭了他们的武装，获缴长短枪数十支，还有大刀会的武器与衣物。这对邵武东区的官华栋、危则安股匪震动很大。接着打竹下，抓住了危则安的儿子危建华，突袭歼灭了顽固抵抗的吴朝启股匪。由于三中队事先得到情报，得知吴朝启股匪聚集在洪墩村口，殷营即连夜奔袭，包围了敌人，经过一天战斗，用炸药炸开吴占据的堡垒的围墙，抓获了吴朝启，俘虏匪徒数十人，缴长短枪数十支，这股股匪被歼灭。这次战斗部队牺牲了两个同志，但对解决东区匪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全县剿匪影响亦很大，对威逼危则安、官华栋缴枪投降起了重要作用。东区剿匪取得胜利以后，我方的武装力量就转向南区，殷营与县大队打了宝积、大埠岗。打宝积时俘虏和缴获了大刀会不少人和枪、长矛及衣物，对南区大刀会瓦解发挥了积极作用。南区局面打开后，即转向古山乡，消灭了戴茂生、何清股匪。至此，剿匪任务大功告成，只有顽匪王生仔流窜光泽，是最后消灭的一个。

第三，打击隐藏敌人也是重要一面，不容忽视。隐藏的敌人进行暗地活动，操纵蛊惑土匪向我顽抗，如城区的姚慈良、丁得义等人，他们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活动，终日闭门在家，实际上和李屏山、泰宁县的严正等反动头领关系密切，暗中活动频繁。三中队到邵武不足20天，就遭到东区、南区、古山等股匪、大刀会联合进行的三天三夜围攻，敌人一直打进城区，抢了医院。经殷营和县大队有力反击，在东门打死向城内进攻的十多个敌人，并用小炮向城东敌人轰击，殷营一个排与攻进城区的敌人冲杀，经数天反击把敌人赶出了城区。土匪这次对城区的围攻，布置很周密，割断电话线，切断三中队与外面的联系，阻止军分区部队增援，并约泰宁匪首严正支援。由于我方坚决抵抗，部队积极反击，把敌人联合组织起来的五、六千匪徒的进攻粉碎了，取得反围攻的胜利。当地委肖文玉部长带分区部队到达时，敌人已经撤退，他们第二天也即返建阳。姚、丁是邵武最大、最有势力的反动力量，从这次串联组织各派反动武装围攻县城，就可以看清他们隐蔽活动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三中队了解这一情况之后，迅速采取措施，乘其参与封建花会活动之机，将其抓获逮捕，拔掉暗存的这两颗钉子，三中队的剿匪就顺利多了。

第四，在剿匪的同时，抓紧时机分化瓦解敌人。如新政权取得打朱坊、洪墩、竹下全部消灭其匪徒的胜利，对各派伪势力震动很大。乘此机会三中队通过各种关系，分化敌人，争取官华栋、危则安缴械投降，经过联系约定在拿口与官、危面谈有关事宜。南纪舜和殷营教导员带一排部队，赴拿口与官华栋、危则安商妥，立即交出武器，解散匪徒，安居为民，我方也不再追究其罪责。官、危缴械投诚，付为璋、吴朝启的消灭，东区的一些大刀会、小股匪徒随即瓦解了。除此之外，新政权对俘虏实行了宽严政策。对被俘的罪恶较轻的一百多匪徒，集中进行教育，讲清形势，指明出路。经过教育提高认识，予以遣散，叫他们回去做宣传工作，劝说为非作歹者改邪归正，安分守己；对罪大恶极、顽抗到底的吴朝启、李坚判处死刑，予以枪决。并以剿匪指挥部名义发表了《告大刀会匪众书》，宣传解放的大好形势，我党的对匪政策，即顽抗者坚决镇压，如吴朝启之流；放下武器改邪归正者，新政权就欢迎，如官华栋、危则安等；协从者经过教育予以释放。总之，乘我军进剿胜利形势，认真执行党的宽严政策，做好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这对迅速完成剿匪任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五，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争取可以争取到的人，团结可能团结的人，也是三中队剿匪、镇反、反霸及土改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三中队在邵武这段工作中，重视做好青年积极分子工作，在和他们一道工作时，培养他们，使其尽快成为邵武优秀的地方干部。同时努力团结上层愿与新政权接近和合作的进步人士，如陈文松老先生及冯玉珊、冯玉琳、程祥钦、吴钟、赖根则等。他们在帮助我方了解情况、协助工作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珊、冯玉琳兄弟，即邵武东区水口寨的冯家，是与危则安势不两立进行械斗的一方，有些群众对冯家有怨恨。邵武解放后，任国信、杨兰珍同志带游击队到邵武，他们就接近任国信同志，提供土匪情况。三中队到邵武后，任国信同志即介绍冯家兄弟的表现，并介绍与我方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证明冯家是诚心靠近新政权的，特别对剿匪反霸起了不小的作用。对各地封建恶势力的姓名，过去干什么，现在有多少人马、有多少枪支，能量多大，影响多大，是顽固的还是可以争取的，都反映得清清楚楚。特别对土匪活动，他知道得早，就及时给我方提供情报，准确度很高，如打朱坊俘虏付为璋，打竹下抓获危建华，逼危则安缴械投降，攻洪墩，消灭吴朝启，打宝积大刀会等，都是冯玉琳送的情报，并带部队去打的，新政权取得了全胜。再如三中队到邵武不久，即1949年9月全县土匪联合围攻县城，冯家就事先报告消息，要我方早作准备，我方研究决定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坚守，并向洒溪桥、铁罗方面派去武装工作队，如发生问题可与地委联系求援。在土匪攻城的情况严重时，有的人害怕，离开新政权躲了起来，而冯玉珊、冯玉琳则把自己母亲、妻子、儿子等都从他们家搬到我方住处，说明他相信新政权，以及和土匪势不两立、同新政权一起行动的决心。冯家过去有剥削压迫群众、搞封建械斗的劣迹，但邵武一解放，不仅没有和我方作对，而且主动接近我游击队，提供情报，协助工作，对剿匪、分化瓦解敌人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剿匪阶段，由于我方大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好争取团结工作，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对剿匪采取集中力量、分区围剿，如先东区后南区再古山，而不是全面铺开、齐头并进；注意贯彻党的宽严结合政策，攥紧拳头打击顽抗的、分化瓦解一般的，在短时期基本取得肃清全县数千武装土匪的任务，打开了局面，为镇反、土改以及各项建设工作开展铺平了道路。

反霸镇反

反霸镇反是在剿匪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开展的。新政权先是认真抓了继续深入发动、组织群众工作，有计划地组织几个小组在城区一面了解情况、一面深入到大街小巷发动群众，后发展到城南香铺一带。1949年9月上旬派康通鉴同志带六七人组成游动武装工作队到洒溪桥、铁罗一带发动群众工作。为了安全，工作队采取游动方式进行工作，水北、二都、三都也派了工作组，并在城区举办短期的训练班，或者开会培训农民积极分子、知识青年。随着剿匪工作的进展，对拿口、大埠岗、和平及沿山等乡也派了武工队去发动群众。到1949年10月在城区成立一区，故县成立二区，铁罗成立三区（后迁拿口）。到1949年底1950年初，大埠岗四区、古山五区、肖家坊六区也随着剿匪胜利陆续成立了。这时县的党政部门、公安、武安会都较健全了，工、农、青、妇群众团体也成立起来。随着各区的成立，乡保甲废除了，新的基层行政、群众组织产生了，人民群众革命情绪非常高涨，基本群众大都敢讲话了，局面打开了。这就为全面开展反霸镇反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反霸与镇反是结合进行的，首先是从反霸开始。在县城召开了四五千人对恶霸姚慈良的斗争大会，各区都派有农民参加，声势很大。会上有几个群众揭发姚的罪恶，申诉被他压榨的痛苦。新政权除表明支持大会群众的行动外，并号召全县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反对恶霸地主、罪大恶极的土匪头目及欺压群众的乡、保长，并根据大家的要求惩办那些为非作歹、欺诈人民、罪大恶极、不思悔改之徒。大会推动了各区乡的诉苦反霸运动，进一步发动了群众，检举揭发恶霸地主、土匪、伪乡、保长的罪行，要求政府逮捕惩办的呼声甚高。反霸镇反的群众基础就这样形成了。

在群众检举揭发的基础上，县、区政府及群众团体干部，特别是公安人员，深入到区、村基本群众中去，召开各种座谈会（即农民、妇女、青年各种座谈会）。通过群众诉苦，检举揭发，核实应予以惩办者的罪行，同时组织积极分子暗地监视坏人活动，防止行凶或逃跑。总之群众起来了，运动进行得十分顺利。

这时，地委召开了各县公安局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叶飞省长传达了中央镇反决定（叶是从华东局开会回来，途经建阳地区，首先在建阳开会布置的），要求解放新区开展镇反，为民除害，保障社会安定，各地一定要搞好搞彻底，并把杀人权下放到县，要求镇反迅速开展，勿失良机。

王耀华局长回县向县委传达后，县委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布置，向县区主要干部传达，并组织力量（主要是公安部门）深入乡村，在群众诉苦反霸检举揭发的基础上，认真核实罪行，根据群众要求予以逮捕审讯。县委根据群众揭发的罪行，审讯的结果，提出处理意见，再到所在区、村开座谈会或代表会，征求群众意见，回来才做出判处决定。该枪决的，张贴布告执行枪决。有的是根据群众要求到犯罪所在地执行的。(www.xing528.com)

新政权在镇反中处决人犯是十分慎重的，不枉杀好人，也不放掉恶人。通过召开群众座谈会、代表会，县里反复研究，才决定处理。这次镇反对象，主要是罪恶深重、群众坚决要求、不杀不能平民愤的恶霸、土匪头目及伪乡、保长。（其中所杀的乡、保长是少数，他们大多也是1949年充当土匪头目或有血债的）从剿匪开始到镇反结束，大约处决了600多人，除处决吴朝启和李坚等少数罪犯外，绝大多数被枪决的人犯，都是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多次讨论核实的。所以镇反后还未发现有处决不当的。镇反使正气大涨，人心大快，促进了各项工作，邵武局面大为改观。这说明党中央决定在解放区镇压反革命，从当时和以后情况看，都是必要的、有重大意义的。

土　改

在土匪基本肃清，反霸镇反取得胜利，农民、妇女、青年、民兵都在农村有了组织的形势下，乡村政权亦实行了改造，农民觉悟很快提高，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至此土地改革的必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正好中央公布新解放区具备条件的在1950年冬天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决定，接着福建省成立了土改委员会，由魏金水同志负责。不久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与农会主席参加的土改会议，做了布置，要求各县秋收前做好准备工作，进行土改试点。从1950年底开始到1951年秋收前基本完成土改任务。这样邵武县土改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首先，培训土改试点干部，准备试点。培训土改试点干部，是由农会主席任培诚与妇联同志负责，集中一部分农会干部和妇女干部，还有当地一些知识青年，以及在剿匪反霸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少数农民积极分子进行训练。主要学习中央土地改革法，刘少奇同志所作的土改报告和省、地有关土地改革指示，以及土改试点的做法等。土改试点在下洒乡和肖家坊乡两地进行。土改试点工作队大约是在1950年12月初进行学习培训，共进行五天，12月8号进入试点村，经一个多月完成试点任务。进点后召开农民积极分子会议，以长会短训进行土改政策宣传教育，调查摸底，制订方案。同时成立土地改革领导小组，和工作队统一领导当地土改。整个试点工作经过大会动员，登记土地，划阶级成分，开各种座谈会和斗争会，诉苦斗地主（这是土改高潮），分田地，选举产生农协、妇联，发展民兵，最后总结，于1951年1月中旬结束。

第二，试点取得经验，即准备全县土改。试点基本结束，就筹划全县土改准备工作。举办村干、农民积极分子（其中有男有女）和脱产土改工作队训练班，学习中央土改法、划分阶级成分的规定、试点经验等，制定全县土改规划，先后分别召开了县区干部土地改革扩大会议，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农民、妇女代表会和民兵会等近3000人，布置全县土改。

第三，准备工作做好后，即展开全县土改。全县土改是从1951年1月下旬开始的，大体分三批进行，各区由区委、区农会为主领导，县派到区的工作队统归区领导，县里则以县委和县农会为主，并抽调各单位一部分干部，组成几个检查组，分赴各区检查，交流经验，互通情况，帮助研究解决问题。在每批基本结束时，都要召开县区主要干部会议，总结经验，调整力量，布置任务。三批土改大约在1951年秋收前基本结束，前后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邵武县一个革命的最基本的历史任务。

在第三批土改基本结束时，根据地委指示，抽调30多位搞过土改的干部，于1952年去光泽县支援土改，年终返回。

土改后，群众欢欣鼓舞，对党、对人民政府拥护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非常之好，特别对土改工作队非常爱戴，每当工作队完成任务离村时，农民群众十里相送，难舍难分，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是一呼百应，如党和政府号召为保卫胜利果实掀起的参军支前和生产自救等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好。此外，极少数在反霸中逃亡或隐蔽很深的地霸、顽匪也被挖了出来，匪首李坚部下江可翘、地霸何国山及土匪陈贵生、曾长生等，都是由于群众提供了他们的窝藏地而被俘、在土改中被镇压的。

全县土改胜利结束的原因主要是：（1）有中央土改法以及划分阶级成分等文件，还有省编的土改手册，搞土改的同志认真学习并执行了中央、省、地的指示精神；（2）从准备到整个土改过程，都广泛地、深入地做好充分发动群众的工作；（3）根据政策划准阶级成分，并把恶霸地主斗倒斗臭，这是发动群众、提高人民觉悟的关键；（4）分田地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做到公平合理；（5）准备工作要充分，要有较强的土改工作队，能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善于充分发动群众；（6）邵武是老区，我党活动时间长，打土豪分田地在群众中影响很深，这对发动群众搞好土改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结合剿匪、反霸镇反、土地改革，把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

一是吸收和培养了干部，充实了各级组织。邵武5月解放后，一开始在这里开展工作的有二野和三野留下驻防的小部主力部队，地委派来的闽赣游击队任国信、杨兰珍、郭苏州、陈芳滨等同志带来的数十个同志，地方干部就是由游击队调来陈芳滨等几个同志和原邵武极少数的几个干部。8月南下干部80余人到邵武，以后地委调来南下服务团干部近10人，革大干部10余人，还有南平公学来的几个，另外就是旧政府、银行、税务的几十个留用人员，靠这些搭起了县区党政群团的架子。后来地委又先后调走了一些县主要干部，如县长郭亮如和宣传部长王文麟、邓协和及农会主席任培诚等近10名干部。所以那个时候干部短缺，组织不健全是比较突出的。后经过剿匪、反霸镇反、土改吸收培养了大批很好的地方干部。他们大都有文化、年轻、朝气蓬勃、积极肯干，这些同志陆续被增补到了县区的各个机构，到土改结束时县区党政群团组织都充实、健全、加强了。这就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创造了组织条件。

二是农业生产也有增长（当时可以说没有什么工业），县贸易公司成立，市场也比较繁荣了，征粮征税任务按时完成。

三是派民工到建瓯修机场、修崇安公路等均按上级要求如期完成。

四是发展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干部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成绩很好。土改结束时县区机关、群团组织普遍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建立了制度，开展了活动。

补充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县委、县政府宣布成立后，8月下旬又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总指挥郭亮如，副总指挥任国信、王耀华，政治委员南纪舜，参谋长王烈章，后又增加三野一营营长殷文良，任务是负责组织与指挥全县的剿匪任务。

（二）县委委员因干部变动也有变动，郭亮如同志调走后，王烈章接任县长，为县委委员；王文麟同志调走后，邓协和同志接任宣传部长，为县委委员；邓协和同志调离，赵进堂同志接任宣传部长，为县委委员；任培成同志任农会主席，为县委委员。

（三）悼念为邵武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牺牲的同志。二野和三野部队在解放邵武和剿匪中都有少数同志牺牲，如三野部队在铁罗牺牲两个班长;打朱坊股匪牺牲一个战士；打洪墩股匪时牺牲两个同志；税务干部刘国斌被土匪枪杀；县大队副大队长郭苏州率部进剿土匪牺牲四名战士；土匪在洪墩打死在那里工作的南下干部张清和。这些同志为邵武解放事业奉献了宝贵的生命，应该悼念。另外县长王烈章到拿口工作，返县城时，遭土匪伏击，头部负伤，经邵武医院抢救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