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回忆录：征程长治

从岳北到闽北——第二大队南下纪实

侯林舟　赵　毅　郭亮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二大队从岳北到闽北，至今47年了。我们历经沧桑，已步入老年。回忆岳北干部曾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成长，后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到闽北山区，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回忆起来，当时情景历历在目，我们无不感到自豪。现在撰写这段历史，对身历其境者是一种慰藉，对后人亦有启迪。

在革命战争中成长

我们来自太岳山脉的北部，岳北山区抗日根据地，即太岳区第一专区所辖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沁源、沁县、安泽、屯留、长子。岳北地势险要，东至白晋铁路，东南靠上党盆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历来是山西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西临同蒲铁路，西北环山，俯瞰晋中平原，交通便利，商贸繁荣；中间地带的沁源、安泽是山西的重点林区，森林茂密，郁郁葱葱。岳北不论山区和平原，地下都蕴藏着丰富的煤铁资源，山川秀丽，人杰地灵。

早在20世纪年代马列主义就传入岳北。1925至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平遥、介休、屯留、长子等县建立了中共党支部或党小组。1927年，在霍县、赵城、介休等县建立了中共县委。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岳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同志被捕被杀，上下级失去了联系，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战斗。沁源共产党员宋乃德等同志，于1929年发动群众一举捣毁国民党县党部。1930年11月，建立了中共沁源县委。1936年2月，红军东渡，肖克同志组建的河东抗日游击队，在赵城、霍县、灵石等地进行游击战，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播下革命火种。这都为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36年冬，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于9月5日到达太原会晤阎锡山，商讨红军入晋抗日事宜。朱德率领八路军三个师进入山西，开展敌后游击战。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建立了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吕梁等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以山西为战略支点的华北抗日局面。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岳北各县党的组织重新活跃起来。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936年冬开始到1938年，中共党员以“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名义，在岳北各县发动、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各县恢复和建立了中共县委，发展了大批共产党员。至1939年岳北各县已发展党员5000多名，其中最多的沁县达2000人。岳北各县的农村党支部、区委普遍建立起来，为战争动员、粉碎日军进攻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做了组织准备。

1938年，日军大举进攻，侵占了岳北一带的县城和重要乡镇。国民党的军队不堪一击，丢盔弃甲，仓惶逃命。阎锡山的政府官员携带金银财宝和眷属西逃。岳北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时八路军工作团进驻各县，已建立中共县委和未建立县委的党组织，对外都以“八路军工作团”的名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工、农、青、妇救国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一切抗日积极因素，团结抗战。对旧政权实行改造，独立自主地建立了以共产党为主、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摧毁日军利用汉奸组织的维持会。抗日政府颁布法令政策，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实行合理负担，组织开辟财源，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军对岳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摧残，频繁进行“大扫荡”，惨无人道地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抗日根据地遭到极大的破坏。据屯留县的材料记载，被敌人杀害该县党、政、军、民达13400余人，烧毁房屋2万余间。岳北党和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扫荡”，破坏公路大道，阻止敌人长驱直入；进行空室清野，使敌人入侵不但找不到人，连粮草也难找到；游击战术的“麻雀”战、地雷战、夜袭战，更使敌人胆战心惊，寸步难行。薄一波、陈赓等领导的太岳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沁源县城，被日军侵占，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妄图造成“没有人民的世界”（即无人区）。该县军民奋勇顽强地与日军斗争，围困敌人两年半，全县没有一个村组织维持会，没有人充当汉奸，逼使日军败退。沁源军民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受到党中央的赞扬，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名扬全国。

1939年“十二月事变”之后，晋豫区绝大部分中共党的基层组织转入秘密状态，组织、发动群众，不懈地对敌斗争。1941年，重新开辟岳南地区不是一帆风顺的。蒋介石、阎锡山的军队与日军相勾结，向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争地盘、搞摩擦，一度把临屯公路以南大片地区占领，逼迫我方撤退到临屯公路以北。太岳抗日根据地一度缩小到沁源一个完整的县，和沁县、屯留、安泽县的一部分。后来沁源城也被日军占领。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军队被日军击溃。我八路军三八六旅和决死队向南挺进，重新收复失地。岳北又派一批地方干部到岳南和中条山开展工作。所以说，岳北是太岳老解放区的老根据地。太岳区依托岳北向南发展。原来只有十几个县的太岳区与晋豫区合并后仍称“太岳区”，到1947年时，太岳区发展到40多个县。

在抗日战争中，岳北人民做出巨大的贡献。各县人民忍饥挨饿，以数百万、千万担的粮食支援抗战；根据地的广大妇女一针一线地做出千百万双布鞋，无偿地支援八路军和决死队以及抗日政府的干部穿用。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日军杀害抗日根据地人民数以万计，仅8万人口的沁源县被害死和牺牲的就达1.3万人，伤残1.425万人。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除沁源、安泽两县日军被迫逃跑外，蒋介石、阎锡山的军队和同蒲、白晋两条铁路沿线的日伪军相互勾结，抢占了铁路沿线的城镇，抢夺军民坚持八年抗日的胜利果实。我们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1945年秋打响了具有全国战略意义的上党战役。军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一举消灭了敌军3.5万人，占当时阎军兵力的1/3，同时全歼了强占长子县城、屯留县城之日、伪、蒋、阎军。1946年，沁县城的敌人被逼逃跑，太岳区和太行区连成一片。1948年，岳北党政军民全力投入支援晋中战役。晋中战役胜利，解放了同蒲铁路沿线的平遥、介休、灵石、霍县、赵城。岳北地区所辖十县全部解放。岳北和晋绥边区连成一片。在这期间，岳北地区民主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广大农村先后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获得了土地，翻身做了主人，欢天喜地，大大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农民为了保卫翻身果实，积极支援自卫战争。农民踊跃参军，仅1947年，中共屯留县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村支部书记及党员层层带头，参军达5000人，沁县3600百人，并从中精选250余名组成先锋队，由县公安局长徐清带队开赴陕北，受到毛主席接见，从此全队编入警卫部队，肩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任务。参战的武装民兵和民工随军到晋西南、吕梁山，有的随军到豫西的伏牛山、安徽的大别山，参加支援前线的人数达百万人（次）。在战争中，岳北农民表现了高度政治觉悟，参军、参战支援了战争，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岳北的党员干部曾进行过两次集中系统的思想建设学习。1942年整顿党的“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通过学习，思想上更加实事求是了，组织上更加团结了，文风更加大众化了。1947年，中共岳北地委集中全区的区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在沁源城关进行“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立场、查工作，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与会者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政策学习，克服了盲目性，提高了自觉性。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精神焕发，为后来输送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做了思想准备。

从1937至1949年，岳北地区连续进行了10多年的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消灭了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军队。在战争中，人民遭受日军烧、杀、奸淫、蹂躏，遭受蒋介石、阎锡山军队的摧残和抢掠。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阎锡山撕毁和平协议，大举向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反击。岳北人民为战争胜利奋起参军，沁县参军就有1.3万多名，沁源县参军1万余人。岳北地区党培养起来的援外干部，数以万计，奔赴全国新解放区，其中沁县的援外干部多达5000人，沁源调出干部5000余名。中共岳北地委在党中央和上级党委领导下，领导全区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战争中，我们的干部队伍得到了锻炼成长，革命意志坚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斗争经验丰富，有组织管理才能。

我们这批南下干部，就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其中有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党员，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包括北上抗日又南下的老红军，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年轻老干部，也有少数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年龄多是20到30岁之间，也有少数40多岁，最小年龄十五六岁，可谓年轻力壮。

奉命南下，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长江以北各省广大地区已基本解放，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安居乐业。长江以南为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同时，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工作。

1949年1月，中共岳北地委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和太岳区党委的指示，从地直机关和五个县选拔五百名干部（共产党员478人），其中地专级8人，县级48人，区级202人，一般干部242人。另有后勤人员111名（共产党员63人），共计611名。组成一个专区的地委、县委、区委三级党、政、武装、群团的领导班子及其相应的民、财、建、教、金融、贸易等政府职能部门，随军南下。这批干部在当时当地的在职干部中是比较优秀的。他们政治觉悟高，组织观念强，有斗争经验，有领导工作水平，身体好。在选拔中，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绝大多数同志是自愿报名并服从组织挑选，但也曾遇到一些思想问题和具体困难，有的同志留恋小家庭，满足于“分到耕地有了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安逸生活，有“革命不想离家”的思想；有的新婚夫妇依依不舍；有的父母年迈无人照顾；有的妻孕儿幼家中无人料理。这些都在情理之中。正像有的南下干部说：谁都有亲人，谁都有困难，但个人的困难和响应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同时，组织上做了具体安排，并明文规定了南下干部的家属按军属待遇，家中无劳力者村政府组织代耕。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愉快地服从南下，一接到调动通知，纷纷回家抚慰父母、妻子，并安排好他们生活，很快准备就绪，待命集中出发。

1949年3月，北国大地回春，万象更新。在全国大好形势鼓舞下，南下同志精神饱满，昂首阔步地离开了岳北老区。沁源、安泽、霍县、灵石四县的南下干部，在岳北地委所在地沁源县城集中。岳北地委开了欢送会，地委书记刘开基同志致欢送词，他说出令人难忘的一句话：你们南下到新解放区开展工作是党的播种机，这是一本万利的事。这给大家鼓舞很大。接着连同沁县、长子、屯留等县所调干部先后于3月15日到达长治市，和太岳区其他地委的南下干部会合。太岳区党委、太岳行署主持召开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会上行署主任牛佩琮、区党委组织部长郭钦安同志分别讲了话，结合分析当前形势，着重讲了四点要求：一、到新解放区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发动群众；二、要理论联系实际，防止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三、要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四、要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把老区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作风带到新区。

3月18日，太岳南下干部队伍从长治市出发。在英雄街上，太岳区的领导同志和长治市党、政、军、群团干部、当地群众夹道欢送，敲锣打鼓，高呼“向南下干部致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锣鼓声、口号声，声声激励着南下干部的心弦。南下干部深深感到任重道远。我们离开长治，一路东进，取道东阳关，走出山西，进入河北的涉县。回首向西眺望东阳关，思绪万千!3月21日，从涉县的河南店乘上开往武安运煤的小火车，车小人多，既无座位，更无卫生设备，队员一个个像木桩一样站立车上，挤得水泄不通，大小便憋得难受。北方的3月夜，气温还寒冷，但人们并没有因又冷又挤而埋怨，反倒逗趣地说：“挤一点好，不会冷。”不少人是第一次坐火车，感到挺新鲜。火车开得很慢，一夜才走240里，因此，人们有点急，直喊什么时候能到目的地，硬是又挤又憋到天亮，才到武安。武安城的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热情接待，使我们忘记了疲劳和饥饿。从此，太岳区南下干部和太行区南下干部，共同学习，共同训练，结成并肩南下的战友。

3月30日，南下区党委在武安召开了第一次南下干部大会，区党委书记冷楚同志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讲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敌我力量变化：大决战后，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只剩下100多万，分散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首尾无法相顾。我们打过长江，敌人就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了。今后作战方式不外三种形式：一是天津式，用强大的火力消灭敌人；二是北平式，谈判，敌军起义，和平整编；三是绥远式，围而不打，逼敌自动投诚。不管哪种方式，敌人一定垮台，我们一定胜利。冷楚同志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大家，人们情绪沸腾，恨不得一步跨过长江。

冷楚同志接着讲了我党今后的工作方针：过去我们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以城市领导农村，这是战略的转变。所以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南下不仅接管小城镇，还要接管大城市，因此，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群众。知识分子欢迎我们，民族资产阶级靠近我们，这是人心所向。蒋管区各界人民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使敌人孤立，蒋介石根本不能维持他的统治了。毛主席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八项条件，是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南下就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是我们奋斗20多年的目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南下两项任务：一是铲除反动基础，二是胜利后建设新中国。任务是艰巨的，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少困难：新解放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我们多数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生活，气候炎热，方言不通；我们对新的环境不了解，对中央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政策学习不够，领会不深，不能把老解放区的农村经验，生搬硬套到新区。搞不好会犯错误。当前主要是学习，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认清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加强党的组织性，反对自由散漫。在新解放区工作，要提高警惕性，防止敌人破坏，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要主动地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使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接着，区党委宣传部长周璧同志和组织部长刘尚之同志安排了学习计划，宣布了南下干部队伍的编制和任职名单。

南下干部队伍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行署主任为支队长，南下区党委书记为支队政委。地委的建制为大队，专员为大队长，地委书记为政委。县委的建制为中队，县长为中队长，县委书记为教导员。区委的建制为小队，区长为小队长，区委书记为指导员。我们岳北地委、专署的南下干部编为长江支队二大队。大队长郭述尧，大队政委王竟成。二大队下辖六个中队。直属中队长侯林舟，教导员何海瑞；沁县为一中队，中队长李一农，教导员赵毅；安泽为二中队，中队长雷宏，教导员孟健；沁源为三中队，中队长郭亮如，教导员南纪舜；长子为四中队，中队长秦尚武，教导员刘健；屯留为五中队，中队长李树荣，教导员李生堂。另外，原岳北地委的霍县、灵石两县的南下干部包括后勤人员在内141人，在武安时划归长江支队四大队。（原岳北地区所辖的平遥、介休两县南下前就划归晋中地区。赵城县划归临汾地区。）(www.xing528.com)

从3月22日到4月24日，在武安经过整编，形势学习，政策学习，军事训练，政治思想上有很大的提高，增强了自觉性，对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南下重要性、对新解放区党的工作政策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明确了全党工作战略转变，由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领导农村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为到新区开展工作打下思想基础。军事训练，纪律教育，保证路上行军，到新区执行严格的组织纪律，不犯、少犯盲动性的错误。这段学习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策、思想、观念的一次大转变。

4月中旬，河北平原一望无际，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我们脱了冬季的棉衣，换上雪白的衬衫、崭新的灰色夏季军服，军容整齐，生气勃勃。4月25日，在军号声中出征，挥师南下。武安城大街上，站满了党、政、军及人民群众，夹道欢送，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大队人马英姿焕发，斗志昂扬，浩浩荡荡地向南方进发。

行军开始不久，天下大雨，大家都被雨水淋得全身湿透。道路泥泞，坎坷不平，一步一滑，不少同志滑倒了爬起来再走，没有怨言，无人叫苦。大雨稍停，有的同志苦中取乐地说：“春雨贵似油，下得满地流。今年好收成，支前不发愁。”日行夜宿，日复一日，一路行军，一路歌唱，高歌猛进!一路上捷报频传：4月21日我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4日太原解放。人们欣喜若狂，陶醉在胜利中，胜利消息鼓舞大家前进，行军中人们感到有使不完的劲。4月28日夜宿安阳的梁家掌村，这里离敌人盘踞的安阳城只十来里路，我们这支没有武器却穿军装的解放军，在敌人枪炮射程之内，大摇大摆，若无其事地从安阳城边走过，但敌人未敢轻举妄动。敌人知道南京老巢已破，不得不留条后路。5月3日从河南省汲县出发，急行军80里路，绕过敌人盘踞的新乡市，又经过一次危险区。5月4日传下命令，为了赶到黄河北岸的老田庵火车站坐火车过黄河，再次急行军。凌晨3点动身，天亮前已走了30里路。为了加快步伐，一路上你追我赶，听不到人们的说笑声，只有脚步“哒哒”的声音。饿了取干粮边走边吃。有的同志太累了，边走边打瞌睡，后面的人撞到前面人身上。脚上的水泡破了不叫疼，小腿肿胀继续走。风尘仆仆，长途跋涉，这天走了130里路。当天下午5时到达老田庵火车站，人困马乏，一坐下就很难站起来，两条腿僵硬得像木棍。有的同志就地卧倒睡着。火车到站时，吹军号集中上车，互相搀扶踏上了南进的火车。敞车上没有座位，又臭又脏，是载牲畜的车厢，有的坐闷罐车，缺乏氧气，就这样也感到比急行军轻松些。二大队直属中队领导在车上查点人数时，少了李万傲，误以为他开了小差，实际情况是火车开动时，他因过度疲劳，睡着掉队了。后来，李万傲同志一路步行、扒车，追到南京归队。由此可见，南下干部的革命性和自觉性多么坚强，真是难能可贵。从4月25日到5月4日，连续10天的急行军，风餐露宿，不畏艰险，表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到达奔腾的黄河时，人们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志更坚。过了黄河，远离老家，难免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感。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大家抛弃杂念，勇往直前。

5月4日晚，队伍到达开封。在这里传来消息，江苏省的镇江、丹阳、无锡、常州等城市相继解放。队伍继续南进。5月12日，到达长江的北岸浦口，在这里隔江观望南京，同志们高兴地议论，南京古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江水波浪滚滚，后浪赶前浪，一浪高一浪，象征着时代的前进!当日下午3时，乘轮渡过江，下船登岸，在下关码头上，大队领导人崔予庭同志做了简短讲话：要进南京了，这里是六朝古都，又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老巢，也是我们南下以来一路上最大的城市。我们是胜利者，我们虽然疲累了，但要振作精神，军容要整齐，严守纪律。然后，我们大队人马，昂首挺胸，精神抖擞，雄赳赳地开进了南京城。南京是中国的大城市之一，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宽阔的大街，沿街两旁是琳琅满目的大小店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人车川流不息，大街上有穿长袍马褂的老爷少爷，有西装革履的官僚绅士，有跑得满头大汗的人力车夫，还有残脚拐腿的乞丐，贫富悬殊对照强烈。我们先驻在原国民党交通部大楼，因遭敌机几次空袭扫射，而后转移到原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所在地。南京虽然解放了，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还在垂死挣扎，潜伏的特务分子、散兵游勇到处破坏。领导再三嘱咐，外出不能单人，要提高警惕，我们的头脑要更加清醒，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我们也未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国民党残渣余孽暗中捣乱，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去解决。我们在南京驻了11天，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特别是看了雨花台，许多革命烈士都倒在这里的血泊中，深深感到解放南京的革命胜利果实来之不易，是许多先烈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胜利，我们一定要珍惜、保护它!

5月23日下午，队伍奉命乘火车东进抵达苏州。从5月24日到7月13日在苏州待命。6月12日，华东局在苏州召开了中队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长江支队随十兵团到福建的决定。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扼要地介绍了福建的地貌风情、政治环境。福建虽然山高路隘，但气候好，四季常青，植物宜于生长，特别是毛主席曾率领红军在福建建立过苏区，播下了革命种子，红军北上后，有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多年红旗不倒的游击队区域。城市里的地下共产党组织也非常活跃。福建人民需要你们去解放，欢迎你们去建设。张鼎丞同志的报告朴实热情，鼓舞人心，大多数同志表示服从组织需要，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到哪里，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但是，也有些同志思想准备不足。因为原来曾说过，这次南下干部到苏杭一带，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现在要到福建，一时转不过弯来，曾引起一场小小的思想波动，经过深入的思想教育后，很快平静下来。但也有极个别人经不起胜利的考验，怕死怕苦不告而别，半途离队。绝大多数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不畏环境险恶，不怕残敌土匪，不但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也经得起胜利考验，一切行动听指挥，甘愿到福建奉献自己的力量，这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

在苏州时，从华东地区分配来一批南下干部，充实了我们一些中队力量。这些同志年轻，朝气蓬勃，有江苏人，也有山东人。后来，华东局又从我们长江支队抽调一批骨干，到上海接华东局组建的“华东随军服务团”（即南下服务团）。这批同志文化素质高，革命热情高，不久，也开进福建。我们这支革命队伍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7月13日，我们从苏州出发，进军福建，路经江苏的吴江县，徒步沿太湖到达嘉兴。乘火车从浙赣铁路南下，当快到江山时，敌机炸了贺村，调过头来又对准我们坐的火车，多次俯冲扫射，火车紧急刹车，大家迅速跳下火车，分散到山边有利地形隐蔽，幸未遭受大的损失。离开火车，几经曲折，步行到江山县的塘板村。时值三伏天，气温高达三十八九摄氏度，炎日似火烧，北方人刚到，身体适应不了。一些同志中暑病倒，行军过程中又少医缺药，日子实在难熬。驻村周围环境又不安宁，这里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的家乡，特务、土匪不时骚扰。为此，支队部向野战军领来一批枪支弹药发给大队和各中队，挑选一批有战斗经验同志的组成武装连，自卫警戒。支队部命令轻装，每个人的行李不能超过15斤，把病号和女同志及轻装下来的行李，转运江西上饶，送往福建。

7月24日，我们从塘坂出发，踏着坑坑洼洼、坎坷不平的大道前进，荡起飞扬的尘土。皓日当空似烈火，汗水渗透了全身衣裳，有的同志索性光着膀子走，不料晒起满背血泡，有的同志因过度疲劳，太热中暑晕倒。从浙江到福建这条路上，不仅炎热，道路难走，还有土匪骚扰袭击。在我们路过仙霞岭前一天，我野战军十兵团曾和国民党大批残军交火，敌人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当我们路过仙霞岭时，气氛紧张，被击毙的残余国民党军尸体沿路可见，腐臭难闻。同志们明知道路很艰险，越是限险越向前，为了解放福建，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艰苦更不在话下。由北往南，经过8个省（晋、冀、豫、皖、苏、浙、赣、闽），行程数千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1949年8月5日先后到达闽北重镇建瓯。

闽北会师，志同道合，打开局面

1949年8月11日，新组建的中共福建省委，在建瓯大戏院召开了南下干部、坚持游击战和地下斗争的地方干部会师大会，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张鼎丞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从当前形势与任务到会师的重要意义，都有精辟的阐述。他对地方党坚持几十年斗争的功绩做了充分肯定；对党中央派来的南下干部不远千里到来，表示欢迎。并勉励大家要相互团结，取长补短，共同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做出贡献。会师大会开得隆重热烈，亲切感人，洋溢着一派团结友好的气氛。

省委决定，我们长江支队二大队的南下干部到闽北建瓯（后改建阳）地区工作。并宣布了中共建瓯地委的领导班子和闽北各县的领导人。二大队政委、地委书记王竞成同志调省工作后，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陈贵芳（地方），地委副书记兼专员郭述尧，地委组织部长肖文玉，宣传部长崔予庭，副专员张翼（地方）、任开宪，军分区司令员闻盛森、副司令员赖求兴（地方），副政委陈超凡，参谋长童金水，政治部主任林敏，公安处长何海瑞，地委党校主任任璜。

长江支队二大队有5个中队即5个县的党、政、军、群团领导班子，而建瓯地区当时有9个县，为了适应形势任务的需要，地委决定从地直机关和五个县抽调部分骨干和一些地方干部迅速组建了松溪、政和、光泽、水吉四县的县区领导班子。经调整后的闽北各县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中队到建阳，县委书记赵毅、县长李一农；二中队到建瓯，县委书记孟健、县长雷宏；三中队到邵武，县委书记南继舜、县长郭亮如；四中队到浦城，县委书记刘健、县长秦尚武；五中队到崇安，县委书记李生堂、县长李树荣；政和县委书记陈政初（地方）、县委副书记王文麟、县长侯林舟；松溪县委书记叶风顺（地方）、县长郭国柱；水吉县委书记池云宝（地方）、县委副书记张雨辰、县长程盛福（地方）；光泽县委书记赵植民、县长李旭。各县县委书记都兼任县大队政委。9个县52个区的班子先后组建起来。各县领导班子宣布后，所有人员随即前往各县上任，开展新区工作。

到闽北后，所见所闻令人兴奋。闽北山高林密，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林区，森林资源丰富，雨量充沛。碧水青山之间，有金黄的稻穗和绿油油的晚稻苗生长在田间，人称闽北是福建的粮仓。建溪、松溪、富屯溪上的船只川流不息，百舸争流。还有全国闻名的武夷山，奇峰秀水，两岸山峰倒影，尽收于碧波之中，山光水色，上下交映。文化也较发达，宋代著名儒家朱熹曾在崇安、建阳、建瓯讲过学，闻名全国，至今还流传着朱熹的许多故事，还留有朱熹活动的遗迹。虽然地方语言不通，但懂普通话的人不少，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群众交谈，容易沟通思想，彼此关系很快融洽，感情至笃。闽北虽然是新解放区，但也是20多年红旗不倒的老区，1930年5月建立了崇安县苏维埃政府，以后曾建立了闽北工农红军独立师。红军北上抗日后，这块老区的工农武装力量，在敌人层层封锁、屡遭围剿的逆境中，在闽浙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一直坚持到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和五兵团，在闽浙赣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解放了闽北。6月成立了中共建阳地委和专署，除光泽外，各县都建立了中共县委和人民政府，并开始行施政府权力，维护社会治安，组织支援前线。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挺进福建，二野部队奉命进军西南。二野部队参加地方领导工作的军队干部，也随之撤走。当时地方干部非常缺乏，急需补充。8月，建瓯会师后，长江支队二大队同志们到达闽北各县。当时地下党的同志们真是喜出望外，以“久旱逢雨”的心情热烈欢迎南下干部到来。从此，南下干部、地方干部以及华东随军服务团的同志、部队转业干部，团结一致，情同手足，并肩携手，共同工作，建设闽北。

闽北虽然解放数月，但是原国民党的乡、保、甲基层政权尚未改造，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人民群众不太了解我们，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福州、厦门、闽南沿海尚未解放，支援前线任务十分繁重。社会秩序混乱，物价暴涨。财政收入极度困难。1949年冬，闽北的气温零度左右，而我们政府工作人员无棉衣可发，只得从敌人遗留的仓库中，拣旧棉衣御寒。每天发的标准菜金赶不上物价上涨，吃到豆腐就算改善生活了。城镇基础设施几乎是零，像建瓯这样4万多人口的较大县城，是闽北的政治、文化、交通中心，但实际上是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卫生条件极坏，瘟疫流行，患血吸虫病和疟疾病者到处可见。我们南下干部刚到时，几乎人人都发过疟疾。农村里的农民更是处在贫病交加、饥寒交迫之中。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散兵游勇，和反动迷信组织、恶霸、地主、土匪，横行乡里，骚扰破坏，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南下干部遇到不少困难，人地两生，语言不通，水土不服，不少人病倒。

各县领导班子到任，与地方同志会合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做好支前工作，坚决响应张鼎丞同志提出的“吃饱饭，打胜仗”的号召，为解放全福建作贡献，在土匪横行的情况下，征粮筹款十分困难，支援前线付出很大代价。建瓯县一区财粮助理员常全同志（南下干部）和武工队17人，前往阳泽乡北通村进行征粮时，路上被土匪伏击，常全等14位同志壮烈牺牲。此类事件，各县都有程度不同的发生。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闽北人民为了支援闽南沿海、福州、厦门人民的解放，全力以赴，尽最大的努力，成百成千的民工肩挑船运，把一批批军用物资运往闽江下游。其中有军械炮弹，有闽北征集来的大米、柴草。建溪河流上的大小船只接连不断，源源流向下游。公路上的民工肩挑背扛，从筹岭运往古田以下，供应前线十几万大军所需粮柴，还有福州市民的所需。全区9个县征集粮食一亿几千万斤。例如建阳县落实征粮任务2200万斤。1949年底至1950年初，共组织700名民工、300条船，将1200万斤粮食、200万斤柴草，运往指定地点，供应军需。军队向前进，粮草随后跟，福州、厦门和闽南的解放，是解放军的功劳，也同先解放了的闽北人民无私大力支援分不开。

当时，一面支援前线作战，一面进行剿匪。土匪活动非常猖狂，邵武县城曾两次被土匪骚扰，第三次被大刀会暴徒6000余人包围了三天三夜，割断通往地委机关和外地的电话线，截堵县城周围的道路桥梁，直向县城进攻。县剿匪指挥部掌握的武装力量连同南下干部在内不满200人，在敌众我寡的危急的情况下，县剿匪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坚定镇静，固守岗位，沉着应战，指挥自如，南下干部和地方同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坚持了三天三夜。后来，地委组织部长肖文玉同志带领的解放军赶到，内外夹攻，一举粉碎了敌人围攻。

土匪横行，使我们遭受重大损失。据建瓯县的档案材料记载：解放后的一年时间里，土匪杀害我们的军人、干部以及群众381人，其中地方干部24人、军人90人、群众267人；劫车145次，劫船534次，劫舍147次；焚房1490间，奸淫妇女44人，绑票208人（次）；勒派、抢劫大米39.2万斤，黄金652.6两，银元32400枚，人民币6145万元，猪394头。

在省委统一领导下，在十兵团副政委刘培善指挥下，解放军整师整团整营开往各县，与当地军民紧密配合，共同剿匪。在强大的军事围剿、政治攻势下，一度横行的土匪土崩瓦解。据浦城县材料记载，1950年一个月里，生俘土匪1500余人。建瓯县歼灭土匪3768人，并缴获步枪2148支，还有小炮、机枪。在闽北各县的剿匪中，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地方部队同志并肩战斗，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勇敢杀敌，一些南下干部在剿匪中光荣牺牲。到1950年，闽北土匪已基本消灭，从而打开了工作局面，完成了支前任务，安定了社会秩序，为全区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创造了条件。

长江支队二大队的南下干部，从岳北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到达闽北以后，参加剿匪反霸、镇反、民主建政、土改、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等各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战略任务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各方面工作，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可以说，我们没有辜负岳北老解放区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培育和希望，无愧于经过长期残酷战争锻炼考验的老党员和老干部的光荣称号。40多年来的火热斗争，我们已和福建人民建立了血肉关系，福建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在47个春秋岁月中，一些同志为人民流血牺牲，一些同志因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人世。他们永远为福建人民所怀念。现在，健在的同志都已离休，欢度晚年，即使年已古稀或耄耋，他们都还在关心着党的事业，还在通过各种方式发挥余热。

忆昔日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看今天改革开放的胜利前进，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深感欣慰。真是：江山如此多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96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