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回忆录：后勤供卫工作的艰辛征程

后勤供卫工作的艰辛历程——原长江支队供卫部的部分同志座谈回忆

李印潭　康　平　整理

1949年春，中共太行区党委、太岳区党委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遵照中共华北局的指示，从太行、太岳两解放区，选调4000多名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随军南下到达福建，行程4000多里，历时达半年多，途中的后勤供卫工作，十分艰辛。在中共华北局、华东局及长江支队党委领导重视下，在沿途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长江支队临时选调的各级负责后勤供卫工作的300多位同志的艰辛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供给、卫生等各项后勤工作任务，保证全队同志胜利到达目的地。时过近50年了，回顾这段经历，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和作风，仍有重要意义。

一、组建供卫机构，承担繁重任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筹办粮草，要有专人。我们长江支队虽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但没有像解放军那样有正规的常设供给、卫生组织机构。由4000多名干部组成的队伍，南下渡江，长途跋涉，后勤供卫工作是一件大事。

在武安县学习后期，各级党委分别选调300多名对财会和粮食工作有经验的干部，从支队到中队组建了一套完整的供卫机构。

支队成立了供卫部，内设三科一室：供应科、审计科、会计科和卫生室。供卫部长杨文蔚，副部长马子明；供应科长初由马子明兼，后为李印潭；审计科长冯天顺，副科长董友伦；会计科长常廷襄；卫生室由张尚德和张世芳同志负责。

6个大队成立供应科和卫生室，配备了医生。30个中队成立供应科，有的中队配备了医务人员。

在南下行军路上，后勤供应工作实行支队、大队和中队三级分工负责制。支队供卫部主要负责制定和监管财、粮和装备物品的领报制度，财、粮、装备和生活用品资源的组织与分配工作，行军路上需要的交通车辆申请、租用和调配，以及华北局拨给南下4000多名干部、勤杂人员途中所需经费（人民币）的审批支付和预备金（银元与元宝）的携带和保管。

6个大队供应科的业务工作，向供卫部负责。为了认真贯彻财粮制度，遵守财政纪律，做好后勤，保证供给，大队供应科配备了审计、会计和跑供应工作的专职干部。供应工作的具体做法是：现金按照各项开支标准由大队会计向供卫部领取转发给中队；粮食和装备等物品，按照供卫部分配的种类、数量，组织中队供应科到物资发放部门指定的仓库、大米面粉厂或火车站、内河码头就地提取。各中队供应科除领取分发现金、装备物品外，大量工作是取运粮食，做好吃饭、住宿的安排工作。中队供应科是基层供应部门，具有双重任务，既负责供应，又要管理本队伙食，具体问题多，工作难度大。

各级负责供卫工作的同志，既和大家一样长途徒步行军，又要操劳供卫工作，要付出加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队供卫工作同志，工作特别艰辛，在行军途中，晚睡早起打前站，蔬菜难买，烧柴多是稻草，要临时备用炊具，向群众借用住房。当时新解放区的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够了解，加之国民党的造谣、欺骗宣传，更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中队为了解决做饭中的一个小问题，如借用锅、灶等，需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千言万语地向群众宣传解释，真是千难万难。但经过负责供卫同志们的艰辛努力，一个一个的困难问题都顺利解决了，保证了全支队人员吃饭、睡觉，完成了行军任务。

二、做好后勤，保证供给，首先是粮食供给

粮食供给，大致分为四个地段，来源于四个渠道。

第一地段，在武安县集中学习开始，行军到蚌埠，粮食、副食品以及牲口用的草料全部由太行区负责供应。太行行署财务处派会计科赵科长坐镇武安县城，统筹调度。出发后，在黄河以北9天的行军，路经各县均按支前任务供应南下干部人马所需。5月3日到达获嘉县老田庵火车站时，该县用马车送来了马吃的草料，并装进运马的火车厢内，充分体现了老区人民对南下干部的关怀和深情厚意。

第二地段，5月8日从蚌埠出发，5月12日到达南京。在从蚌埠到南京的途中，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驻蚌埠兵站安排供应。到达南京以后，由第二野战军后勤部安排了粮食供应和住房。

第三地段，5月23日下午全队人马从南京出发，乘火车于24日抵达苏州。不久，华东局决定，长江支队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兵团继续南下解放福建。8月5日全支队到达闽北建瓯。这一段路程两个月17天，后勤所需的粮食、服装及运输工具均由十兵团负责。

第四地段，8月5日全支队到达闽北建瓯时，建瓯已解放，福建地下党指派陈桂芳同志在建瓯县成立了闽北支前司令部，我们的供给归福建。在解决粮食供应中，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问题，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新解放区人民宣传了党的政策。

从南京向苏州出发之前，我们对苏州粮食供应情况不了解，加上二野到达南京后，没有再同我们一道向东去，因此，我们征得二野后勤部谭映月副部长和段九五同志的同意，离开南京时，每人带足三天的粮食，又由火车装运了一部分粮食到苏州。火车装运的粮食分发给各个中队后，我们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物要还、损坏要赔偿的规定，把麻袋集中在火车站，运还南京大米加工厂。当时，火车秩序很乱，从北南逃的群众向北回流，每一节车厢人都挤得很满，麻袋只好装到车厢顶上，为防止麻袋丢掉，送麻袋的人也坐在车厢顶上，第二天早晨到了南京，人和麻袋都被火车喷出的煤烟灰熏黑了，麻袋卸车后，一人看守，另一人通知大米加工厂来运。来取麻袋的汽车司机感动地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真是共产党领导的好队伍，同国民党军队大不一样。我们借此机会，向他宣传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5月24日队伍到达苏州，7月13日从苏州出发，在此共住了50多天。南下的4000多名干部和勤杂人员，大部分习惯吃杂粮和面粉，对南下后日常伙食全是吃大米很不适应。为了解决吃面粉的问题，支队供应科派人到吴县一家私人面粉加工厂，洽谈用大米换面粉。面粉加工厂同意后，运输便成了最大困难。从苏州到吴县往返40多里，各中队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运输问题，才提回面粉。再一个难题是，当时华北边区政府粮食局规定，1斤面粉折顶1斤大米。南下途中，所有人员按中灶标准待遇，每人每天1斤6两大米，换成1斤6两面粉就不够一天吃。故支队决定适当增加面粉供应量，面粉加工厂按大米和面粉实际价格结算，差价由支队解决，这样解决了大米换面粉不够吃的问题。

在苏州住的这一段时间，供应科人员三次到南京送还麻袋，慰问病员，往返途中吃饭没有补贴，按平时伙食标准，只能吃猪油拌面条。并且规定早去晚归。如此困难的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供应科人员毫无怨言。

三、装备供应比较顺利，但也遇到不少困难

在武安县出发前，根据华北局关于南下干部发放装备的规定，发给每人军装一套、衬衣一套、草鞋两双、蚊帐一顶、背米袋一条、油布一块、夹被一条。我们的着装，改变了原来各色各样的衣服，军容整齐，精神焕发。

到苏州以后，经上级决定，长江支队随十兵团南进接管福建，供给全部由十兵团负责。在苏州一律按人民解放军装备标准，每人又发给了草绿色军装一套，白衬衫、白衬裤一套，帽徽、胸章一个，绑腿一副，力士鞋一双，以及背米袋等。还把一部分干部的单人蚊帐换发为双人纱布蚊帐。这些装备现在看来是很差的，但与从武安出发时的粗布军装、手工做的布鞋和一米高两米长的单人蚊帐相比是好得多了。特别是领到草绿色细布军装和力士鞋，大家都很高兴。

到了浙江省江山县贺村下火车后，支队直属三个中队驻扎在兴塘边，这是进入福建前的最后一站，在此我们和山东省来的同志会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都很高兴。进入福建没有火车，汽车很少，多数人仍须徒步行军，并要经常爬山，不少同志鞋穿破了，就用布条或草绳打草鞋穿，发扬老红军长征时的艰苦奋斗作风，后来十兵团后勤部又补发了一些鞋子。

在鞋子等日用必需品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超制度发放过生活用品。从武安出发时带的预备金、银元和元宝，到福建后全部交省财政厅。我们严格执行财政制度、纪律，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为我们进福建后从事财经工作、坚持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开了个好头。

当时，我们过的是战时供给制生活，衣食全靠供给，每月发的零花钱除买旱烟丝外，无钱买衣服等日用品，这种艰苦的生活待遇，培养了我们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

四、克服医疗卫生工作中的重重困难，因陋就简医治疾病。在江西省上饶地区石溪口成立留守处，为病员治病，使病员健康到达目的地

卫生工作是南下途中的一项艰巨的后勤工作。在武安出发前，虽然支队和各大队都配备了医护人员，有的还成立了医疗室，但医护人员很少，特别是缺药，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长时间徒步行军，病员多，医疗费定额低得可怜，每人每月按5斤小米价格折发人民币，由各大队统一掌握使用。从武安出发时，各队医护人员想方设法带了一些常用药品（片剂、针剂），但数量很少，因无运输能力，既不能多带药，更不能携带医疗器械，同志们在途中生了病，只能凭经验诊断，用土办法治疗。如感冒发烧，就拔火罐、刮痧治疗；中暑呕吐、拉肚子，就用刮痧、舌根放血、吃大蒜泥拌菜杀肠胃病菌等办法治疗。许多生小病的同志，带病忍痛，徒步行军，充分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但在南下4000多里的路程中，我们也遇到了难以靠革命意志克服和简单医疗就能治好的疾病。其中有两段行军路上碰到的困难较大。第一段是从武安出发到南京路段，徒步行军13天，特别是在豫北连续步行9天后，由于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到达南京后一些人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支队党委书记冷楚同志住进了南京原国民政府在中山陵南温泉地带修建的唐山医院。供卫部副部长马子明同志也住进了南京医院。第二段是7月13日全队人马从苏州到达浙江的江山贺村，这段路程虽不长，步行只有两天半时间，但当时正是三伏天气，气温高达38至39摄氏度，天气炎热使人喘不上气来。7月15日各队人员到达浙江嘉兴县火车站时，天下大雨，一些人坐进闷罐车厢里，闷热难忍，汗流浃背；一些人坐在拉煤的敞篷车厢，头顶雨布，脚浸在货车厢内的积水中，冒雨前进；加之国民党的飞机沿铁路线跟着火车空袭扫射，有的人受了伤，还有一位同志牺牲了。在江山贺村火车站下车后，支队驻扎在兴塘边一带，这里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和毛森的家乡，散兵、土匪很多，常躲在树林里，向我外出人员打暗枪。在这里蔬菜和木柴很难买到，因而中队外出的采购人员须由几个背枪的人保护。在这样气候炎热、沿途和驻地政治环境恶劣、人员疲劳、事故多的情况下，尽管各队的医务人员穿梭在驻地各处看病，每天都在疲于奔跑，但病员还是不断增多。在本支队医务人员无力承担一些重、难病治疗的情况下，支队领导决定成立留守处，选调六大队的董杰同志和李岳同志负责，带人到江西省上饶地区石溪口组建留守处，把一些重病人送进医院；一些轻病人、身体虚弱的及少数女同志安排在留守处附近住下，待将来再去福建。同期，留守处还接收了一些南下服务团的病人。生重病住院的同志，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休息后，都逐步康复，随后同留守处的人员一起经武夷山来到了福建，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开始了新的战斗！

五、行军中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络十分困难，支队党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出马奔波，供卫部全体工作人员顽强拼搏，终子解决了交通、通讯中的一连串难题

在大队人马出发前，以支队党委主要领导人冷楚同志为首，组成了先遣队第一组，成员有李伟、王竞成、马子明和张桂如等人，前往中原局接洽火车皮计划，同时研究赴南京经过的路线及途中住宿、粮食供应等问题。

大队人马于4月24日从武安县出发，又组成先遣队第二组，由杨文蔚、赵源、李印潭、常廷襄、马鸣琴以及供应科全体同志参加，这个组分工是：一、由杨文蔚、李印潭、李应槐率领供应科全体同志打前站，有时在大队人马出发的前一天先行，有时和大队、中队打前站人员先走一步，先到达宿营地安排吃住事宜。二、赵源（直属各中队总支书记）、常廷襄、马鸣琴、李丙武等同志负责后卫工作，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检查群众纪律，负责赔偿工作。

支队党委领导人刘裕民同志与供卫部同志吃住在一起，指导和解决行军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同时，还指定毕际昌同志也参与对供卫部工作的指导。

行军途中的交通、通讯，除了坐火车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徒步行军，负责供卫工作的同志在完成繁重的供卫任务中，没有电话、乘车，完全靠两条腿奔跑，面对面地商谈解决问题，如此辛苦勤劳工作，一直坚持到胜利到达目的地。

在解决交通运输困难中，有许多动人事迹值得记述。4月24日从武安县出发，在豫北大平原南进，10天时间的徒步行军，路经8个县，行程500多里，于5月3日到达郑州黄河口铁桥北端老田庵火车站。出发的第一天，天下小雨转中雨，在黄土泥路上行走，许多同志滑倒爬起来再走，再滑倒再爬起来走，满身泥水，冒雨前进。这是小事，最大的困难是在泥泞的道路上，驮运文件、财物的牲口十分难行。开始是支队直属一中队驮干部档案文件箱的骡子滑倒在河中；天快黑时，供卫部拉运钞票、银圆、元宝的马车连同押车的常廷襄同志一起翻进路边的水池中。在危急之中，范敬德、常廷襄和饲养员等不顾寒冷，跳入水中全力抢救，才使财物免遭损失。在河南前进途中，先遣队第一组拿到乘坐火车的调令之后，由马子明同志带着调令返回郑州要车时，得知大队人马未能准时到达指定地点老田庵火车站，当时又无电话联络，于是已是40多岁的马子明同志，单独一人背着行李，经黄河大铁桥徒步北上找队伍，在获嘉县小冀镇碰到了先遣队第二组打前站的刘国明同志，告知大队人马一定要在5月3日到达老田庵火车站。随后，马子明同志又徒步返回郑州到铁路局联系车皮。这时全支队人马还在辉县，距老田庵车站尚有100多里。支队为赶时间，决定第二天提早起床吃饭，5点钟出发，务必于下午到达目的地。行军到午时，同志们边行军边吃豫北特产大馒头，晚饭也没来得及做，又是带着馒头上火车。由于牲口上火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拖延了时间，全部人马上车后已经很晚了。各队坐的车厢各式各样，有客车厢、货车厢，还有拉煤的敞篷车和防雨淋的闷罐车。真是集当时中国火车之大成，应有尽有!车厢又臭又脏又闷，但是大家一想到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及美好前景，内心感到虽苦也甜，虽苦也乐!(www.xing528.com)

5月5日中午，火车到达淮河北岸，大桥被国民党军在败退时破坏了。在黄河北岸，行军时由马车运送的公用物品只得由我们背扛肩抬，从临时搭起的浮桥上走过去。在蚌埠休整后，乘车继续南下，行至明光时，铁路又被国民党军破坏了，只好又步行前进。在交通运输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同志舍己为公，支队把宣传部长周璧同志骑的大红马调给了供卫部驮公物。领导干部的这种先公后私的高尚风格，感人至深。队伍步行到滁县休整待命渡江。5月12日中午，队伍到了长江北岸的浦口。隔江眺望，1927年国民党定都于此，统治了22年的古城南京，终于在1949年4月23日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座虎踞龙盘的美丽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大家欢欣鼓舞。长江支队在南京住了10天后，乘火车进驻苏州。在骄阳似火、酷暑逼人的7月13日，离开苏州，随同十兵团南进，沿太湖步行两天到达浙江省的嘉兴。后冒着倾盆大雨，乘火车南下，途中遭到敌机空袭，有的同志负伤，五大队的张振叶不幸牺牲。全支队人马在江山黄村下车，支队直属三个中队住在兴塘边，这是进入福建前的最后一站。7月28日从江山向福建进发，交通运输工具仍是奇缺。由十兵团给支队直属中队解决了部分汽车，各大队的同志们，仍是步行，烈日炎炎似火烧，背着十几二十斤重的行装，汗流浃背，翻山越岭，向福建进军。

8月5日各大队先后到达建瓯。8月17日十兵团解放了福州，支队部租用了福州私人组建的闽北商车队的部分车辆，由冯大勋同志分配调运，7月19日支队直属队离开建瓯，向福州进发，当晚深夜住在古田县城，20日晚住进福州郊区白沙镇，21日到达目的地福州。

长江支队从武安出发，到达新解放区福建，时经半年多，行程4000多里，徒步行军和休整113天。在这艰难征途中，后勤供卫工作者付出的艰辛劳动，全支队同志们克服千难万难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事过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记忆犹新。我们和李玉林、白锦章、张树功、李应槐等同志座谈回忆的这些片段情节，和常廷襄同志生前写的片段材料，只能说明当时的概况，许多催人泪下的艰苦奋斗的事迹，难以笔叙。同志们平时说的：革命不怕苦、不怕死，怕苦、怕死不革命，变成了实际行动。途中有的同志积劳成疾病故了，有的被敌机扫射打伤，甚至牺牲了，同志们掩埋好死者的尸体，继续前进，体现了革命者的坚强意志。

当时领导和实际负责后勤供卫工作的同志们，刘裕民、马子明、常廷襄、李岳、张尚德等同志，已离开人世，我们活着的人也年已古稀耄耋，把这段艰苦的经历整理成文，以示对谢世者的怀念，以激励后人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996年7月20日于福州

附件

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暂行办法

（1949年1月华北局组织部颁发）

根据华北政府供给标准和集体长期行军及北方人到南方工作诸条件，特制定南下干部生活待遇及装备暂行办法如下：

一、供给标准

（1）行军期间，所有人员的伙食，均按中灶标准待遇。

（2）行军期间，每人应领之津贴费、卫生费、保健费、抚恤费、老年优待费等，于出发前，全部发给。

（3）每人发给军衣一套、鞋一双。如行军需要两月者，每人发鞋两双。

（4）补助费，每人发给小米20斤，按市价折款。

（5）医药费每人每月小米5斤，公杂费每人每月小米8斤，预备费每人每日小米3两，均由带队者统一掌握使用。

（6）行军期间，所带牲口之草料票，按华北政府规定发足。

二、运送及交通工具的规定

（1）地委委员以上干部，每人带牲口一头、马夫一人。

（2）军区一般干部及县区干部，每40人由公家雇大车一辆，只拉行李。有自行车者自带（公家不发修理费），勤杂人员行李自带。

（3）军队干部所带牲口，按华北军区原规定执行。

（4）病号由公家雇车接送。

三、枪支、警卫、通信、炊事、医务人员的配备

（1）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原枪支带走。其他干部原有枪支带走，无枪者不另发。

（2）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各带警卫员1人。

（3）每一行署级单位，带公用通信员3人。

（4）每一分区级单位，带公用通信员2人。

（5）每一县级单位，带公用通信员3人。

（6）每一区级单位，带公用通信员1人。

（7）军队干部枪支、警卫、通信人员之配备，均按华北军区原规定执行。

（8）每15人到20人，带炊事员1人。

（9）每区党委，应带医生4人、卫生员若干人及必要之医务一部。

上述有未尽事宜，望各区党委提出，批准后执行。

附：

根据1978年太岳区规定，地方工作人员的待遇标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