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太四千健儿,随军南下福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队史
刘尚之 贾久民 温附山 王 禹
日出月落,岁月匆匆。在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前夕,由太行、太岳两个老解放区4000多干部组建的长江支队,听从党中央、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召唤,随军南下,解放福建,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追忆这段往事,犹如昨天发生,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现据实整理,以资纪念。
动员组建,集训武安
动员组织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是党中央在1948年下半年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一项战略部署。早在1948年8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出:“新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按中原所需用干部的标准,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地域,所需合格的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邓小平选集》第一卷,第129页)刘伯承司令员也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求:在军队未出动前,最好有一套地方党政军干部配备,这是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军政府。这些意见得到中央的肯定。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估计在解放战争的第三、第四两年内,人民解放军可能从国统区夺取大约包含有1.6亿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的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区域建立政权,为此,需要准备共约5.3万左右的从中央局到区委一级的各级干部。中央指示各解放区必须把准备足够的干部,当作目前一项迫切的战略任务来实现。要求各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都要大量轮训、培养、选拔各级干部,尽可能配备双套班子,随时准备抽调干部随军南下,迎接全中国的解放。
同年12月,中共华北局根据中央的部署,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由太行、太岳两区选调得力干部,组建一个南下区党委。具体要求包括1个区党委架子、6个地委、30个县委、100多个区委的党、政、军、民各级干部及后勤人员共约4000人左右。并决定:区党委主要领导、军区司令部、财政金融干部由太行区调配;行署主要领导、组织部、政治部由太岳区调配。两区各负责3个地委、15个县委、55个区委成套班子的调配组建。任务确定后,两区党委分别于1949年1、2月份展开了紧张而有序的动员组建工作。
动员组建工作,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在1949年一月党中央西柏坡政治局会议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动员的方法是由下而上报名,由上而下批准。大多数是以县为单位开干部大会,进行动员,由主要领导讲形势、讲任务,自愿报名,领导批准。由于大好形势的推动,地、县、区各级领导带头报名,广大干部出于对解放全中国的责任感,很快就完成了报名、批准工作。太行区各地县南下干部于2月25日至27日先期到武安集中。太岳区各地县南下干部于3月15日在长治集中后,于22日到达武安。
两区南下干部在武安汇合后,便开始了组建、学习、培训工作。按中央和华北局的要求,首先确定和组建了南下区党委一级机构:由冷楚、刘尚之、周璧、刘裕民、叶松、陶国清、侯振亚七人组成区党委,冷楚、刘尚之、周璧为常委。具体分工任职是:南下区党书记冷楚(太行)、组织部部长刘尚之(太岳)、组织部副部长侯振亚(太岳)、宣传部长周璧(太行)、社会部长叶松(太行)、人民武装部副部长王禹(太行)、副秘书长毕际昌(太行);南下行署主任刘裕民(太岳)、秘书长王利宾(太岳)、民政处长赵源(太岳)、教育处长张雄飞(太岳)、财政处长杨文蔚(太行)、工商处副处长陈学文(太行)、税务局长马子明(太行)、银行副经理冯天顺(太行);南下军区司令员陶国清(太行)、政委冷楚(兼)、副政委张慧如(太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远芬(太行)、政治部主任雷绍典(太岳)、组织部长李力(太岳)、宣传部长张立(太岳)、保卫部副部长金树鼎(太岳)。两区各地委专署军分区调来的干部编为6个地委、专署、群团、军分区的架子;县区调来的编为30个县委、县政府、群团架子和105个区委、区政府、群团架子。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6个地委专署架子编为6个大队,专员任大队长,地委书记任政委;30个县委编为30个中队,县长任中队长,县委书记任教导员;105个区编为105个小队,区长任小队长,区委书记任指导员。
支队组建就绪后,于3月29日和30日分别召开了县委委员以上领导干部会和全体南下干部大会,由南下区党委书记冷楚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讲了当前形势与任务。他首先分析了当前敌我力量的变化,指出我们夺取全国的胜利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失败已成定局,今后作战不外三种方式:一是天津式,用强大火力消灭敌人;二是北平式,通过和平谈判解放;三是绥远式,即围而不打,逼其自动投诚。他说我们这次南下,接管新区,不仅有小城市,还有大城市。过去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中央决定从现在起要由城市领导乡村,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这是战略性的转变。今后必须做好城市领导乡村工作,依靠工人阶级,加强工农联盟,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更要警惕他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我们进攻,我们绝不能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我们这次南下有两个任务:一是铲平反动基础,二是在胜利后建设新中国。当前首要任务是学习二中全会文件,正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克服盲目性,加强组织性,反对自由散漫,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会上组织部部长刘尚之宣布了南下区党委和6个地委、专署领导干部名单。宣传部长周璧部署了学习任务。会后,开始了紧张而又活泼的军事化学习生活,统一作息时间,每天早上以中队为单位出操跑步,白天讨论、学政治或上军事课,晚上组织文娱活动或看戏剧节目。按军人须知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军风军纪、防空疏散、战地救护、夜间行军等知识和进行行军演习。集训期间,有的中队出现个别开小差,有的暴露怕到新区工作困难多的思想,有的担心家庭没人照顾。针对这些问题,支队指示各大队、中队要进一步加强对集训的领导,通过认真学文件,领导作报告,联系思想实际进行小组讨论,收到了好的效果。许多同志表示,全国的胜利形势增强了我们解放全中国的责任;党对新区规定的方针政策,使我们明确了工作方向;组织的周到安排,使我们的政治觉悟、思想境界和组织纪律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为了丰富大家的文娱生活,各中队普遍教唱革命歌曲,当大家唱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家住在南方,万里长征到北方,把咱来解放,我们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时,无不感慨万千,感到做一名南下干部光荣。当大家看了《闯王进京》、《血泪仇》、《木兰从军》等戏剧后,感到这次南下责任重大,热血沸腾。总之,一个月的政治、军事学习生活,使4000名南下干部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增强了克服困难到新区工作的毅力。
学习期间,4月21日中央在北平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聂荣臻、薄一波、刘澜涛,华东局饶漱石、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太岳区党委书记顾大川、中原局负责同志等,冷楚、周璧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听了有关国际国内形势报告,讨论了进入新区应遵循的方针、政策,同时研究了南下干部去的地区问题。会议认为,太行、太岳这批干部数量多,质量最好。中原局要求这批干部到中原局分配工作,饶漱石力争这批干部去华东。最后决定,这批干部交由华东局分配,随三野渡江。接着,饶漱石找冷楚、周璧专谈华东情况,饶漱石认为这批干部兵强马壮,预定去接管苏南,组织苏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要支队过江后,到丹阳集结待命。
南下到新区工作,最重要的准备是到新区工作应执行什么方针政策的准备。这一条,毛主席亲自做了交代。4月14日,华北局薄一波同志通知说,毛主席要接见冷楚、周璧、陶鲁笳三位同志。他们三人于4月15日到毛主席的住处——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开始时,毛主席、朱总司令走进会议室,毛主席在亲切地问了他们各人的情况后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呢?‘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方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毛主席、朱总司令在百忙中安排了这次接见,对正在学习、整装待发的长江支队领导和全体南下干部,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一声令下,出发南征
毛主席、朱总司令于4月21日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支队即时把命令发到各大队中队讨论,大家无不感到欢欣鼓舞。4月23日支队开了第二次南下干部大会,冷楚、周璧同志传达了北平会议对南下干部随军渡江的部署要求,支队对行军南下作了具体安排,宣布24日开始出发。为了大队人马能顺利行军,支队组织了打前站人马:一部分由冷楚、李伟、王竞成等乘中型吉普车先行出发,负责联络,先到开封。另一部分由杨文蔚、赵源、马鸣琴、常廷襄等同志负责后勤,带领大队人马安排每天行军路线、粮秣供给等。
4000多名干部大军于25日徒步行军,向南挺进。途中不断传来“解放南京”、“解放太原”等胜利消息,沿途受到工人、学生、农民的热烈欢迎,鼓舞着大家克服了行军中一个又一个困难。我们的行军路线,是沿平汉线南下,在河南省北部的平原上,有几天我们支队和向武汉挺进的第四野战军同路前进,几路纵队朝南挺进,看到他们的战马辎重、步兵炮兵,真有排山倒海之势。行进之中,我们的宣传员喊出:“欢迎四野同志唱歌好不好?”“好!”你拉我唱,一路歌声四起,此起彼伏,完全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途中每天都传来胜利消息,像是催促大家早日到达新区工作。但徒步行军却走得很慢。当时被战争破坏的铁路,一段能通,一段不通,为了到黄河北岸能坐上火车,打前站的冷楚等同志到开封后,通过前线兵站,要来了调车指令。由马子明同志带着调车指令返回郑州车站要车时,发现大队人马尚未到达黄河北岸老田庵车站。马子明同志不顾劳累,从黄河大桥北返回来找队伍。路上遇到刘国明同志接上头,又返郑州要火车。这时大队人马还在新乡,距老田庵车站有130里。为了赶乘火车,支队命令各大队,三时起床,四时吃饭,下午要赶到黄河北站。大家你追我赶,中午边吃干粮边行军,130多里的路程,到下午四五点全部人马都赶到了老田庵车站。这时,火车尚未到站,于是就地休息。因为大家赶了一天路,一休息,有的就睡着了。天黑火车到站,按中队上了火车,乘车前进。这时检查人数,二大队直属中队发现李万傲同志没有上车,不知何故。实际情况是,他当时睡着了,没有听到集合声,等他醒来,火车已开走。他就一路扒车,直追到南京,才赶上大队归队。这充分说明李万傲同志觉悟之高,是真心实意要“打过长江去”的。
大家上火车行军,比徒步快多了,心情特别高兴。夜过郑州,转向陇海路,经开封、徐州等地,于5月5日中午到达淮河北岸。淮河大桥被破坏,队伍步行过桥到蚌埠宿营,休整一天。5月8日从蚌埠继续乘火车南下。行至明光(嘉山),因明光以南铁路被破坏,火车又不能继续前进,队伍沿三野八兵团进军路线继续步行,经安徽滁县,日夜赶路,支队部于12日下午到达长江北岸的浦口,6个大队也陆续到达。当即乘轮渡过江,到下关码头后,改乘汽车进入玄武门,支队部和几个大队住国民党交通部大楼,四、五大队住下关。
到了南京,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静。一方面,是自豪地感到“打到南京去”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国民党统治22年的首都,蒋介石进行反动统治的京城,终于被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真是“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另一方面,长期生活在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干部,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对那些手持文明棍、西装革履、穿长衫戴墨镜的男人和烫发涂口红的女人,看不习惯。这种思绪,被蒋介石的炸弹炸醒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5月14日早晨派飞机轰炸下关,长江支队五大队的一位同志被炸倒的房子埋在瓦砾中,经及时抢救,幸免于难。有三位解放军同志,当场牺牲。这正说明了“打过长江去”虽然实现了,但“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南京军管会15日通知,为了防空,长江支队搬到九草山原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支队规定三条:一、白天在郊外防空、学习,夜间少数人不要外出;二、按小队进行个人总结,检查行军中的组织性、纪律性;三、有组织地分批参观南京的名胜古迹。大家参观了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天文台、新街口中央商场,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总统府、行政院,看到“八一”军旗在原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高高飘扬,这正是国民党南京政府覆没、人民获得解放的真实景象。这个时候大家猜想:长江支队可能留在南京分配工作,也可能待上海解放后留在上海工作。5月23日,传来了毛泽东主席给各野战军的部署电报:着三野十兵团“你们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六6、7两月间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并命令:二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南进军。二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太行、太岳,同太行、太岳人民出生入死,战斗生活在一起,大家都愿随二野西进。不久,华东局通知,长江支队继续前进到苏州城外待命。南下区党委书记冷楚同志因病留在南京住院养病,张桂如同志留下照顾,随时与支队联系。
姑苏待命,进军福建
长江支队于5月23日从南京乘火车出发,24日抵达苏州待命,至7月13日进军福建,一个多月时间都是在苏州学习、休整的。我军渡江后,党中央的部署是由二野控制浙赣铁路线,配合三野作战,而后进军西南;由三野控制京沪铁路,攻占上海,解放京沪杭地区;由四野进攻武汉,直下中南。由于中央领导正确,胜利形势发展很快,三野于5月27日解放我国最大城市上海。这时,张鼎丞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福建缺少干部,要求长江支队4000多干部调给福建。小平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说:“可以,西南需要的干部我们再另想办法。”因此,华东局告知长江支队要继续南下,到福建工作。6月初,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温仰春来苏州了解长江支队情况,南下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刘尚之详细汇报了长江支队干部情况。温副部长传达了华东局四条指示:一、长江支队7月随十兵团进军福建;二、因接管福建干部不够用,从华东再抽调一批干部随长江支队进福建;三、原长江支队调给华野后勤支前的六大队,回长江支队,随支队南下福建;四、从长江支队抽调一批县主要干部去上海,招收一批革命知识青年组成南下服务团,稍后随军南下福建。同时还透露,张鼎丞同志要去福建任省委书记。6月12日,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来到苏州,给长江支队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并说他要和大家一起到福建工作,还介绍了福建的情况。福建是红旗不倒的老苏区,群众觉悟高,欢迎我们去。报告后,支队领导安排了学习,并要求:一、认真学习领会张鼎丞同志的报告;二、组织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解放全中国》两篇文章。
在苏州学习待命,对长江支队4000名干部来说,是难忘的,是又一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再教育和行动实践。很多同志认为原来准备分配在苏南,这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好地方,因为我们胜利快,没有赶上接管,也只好作罢!现在又要提前解放福建,到福建去,一些同志思想有些波动。这提醒了支队、大队、中队领导,一定要把思想工作做好,把组织纪律搞好。因此,组织学习特别认真,并引导大家联系思想实际,进一步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时值“七一”建党28周年纪念日,各大队都开了纪念会,大讲中共诞生28年的战斗历程,大讲党的宗旨是解放劳苦大众的,以四海为家,革命种子播到哪里就在哪里发芽。还请福建地下党的黄国璋同志介绍福建党艰苦斗争的历史,表示热烈欢迎南下干部解放福建、建设福建。大家通过学习,精神为之一振,少数怕去福建艰苦的言论没有了,革命到底的决心更坚定了。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进一步加强,在武安集训期那种革命生气又重新出现,“接受党的考验”、“服从革命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同志们的共同语言和实际行动。在此期间,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在上海国际饭店召开军事会议,通知长江支队各大队负责同志(地委书记、专员、军分区负责人)到上海参加军事会议,陈毅、饶漱石、谭震林、粟裕、张鼎丞等同志接见大家,陈毅同志讲了当前形势,粟裕同志讲了进军福建的安排,要求大家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前进,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在苏州待命期间,原留守在武安养病的程少康等20多位同志,于大队出发后,病情稍有好转,在留守处主任张峰、指导员王采三带领下,克服行军困难,风尘仆仆地赶赴苏州,赶上了大队。
7月13日,支队从苏州出发,随十兵团冒暑进军福建,15日到达嘉兴口。从嘉兴坐火车到江山县贺村。路上敌机两次空袭扫射,一次是当火车前进到浙江长安镇时敌机空袭扫射,五大队乘坐的车厢被打穿,张振叶同志当场牺牲,有的同志负伤。火车行至杭州站时,留下牛德胜等几人专门处理后事,把伤员送杭州医院治疗。对牺牲的同志在车站举行了悼念仪式,安葬在杭州公墓,并通知了原单位和家属。火车行进到江山县附近时,敌机又来空袭扫射。有了前面的教训,当发现敌机时,火车停得快,大队人马下车疏散得快,敌机只把江山车站周围炸了些坑,未影响火车通行。全支队在江山贺村站下车步行到宿营地,支队部驻兴塘边,有的大队驻市上村,有的驻贺村,有的驻塘坂。这一带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毛森的家乡,政治情况复杂,国民党军的散兵、土匪多,不时暗袭我通信人员,不断打黑枪。为了大队人马的安全,各大队都组织有战斗经验的、精干的武装连,负责行军保护和巡逻检查。兴塘边是长江支队进入福建的最后一站。
张鼎丞、梁国斌等同志率领华东的一批干部在兴塘边同长江支队会合。张鼎丞召开了地委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南下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尚之、宣传部长周璧、南下行署主任刘裕民向张鼎丞同志详细汇报了长江支队干部的情况后,张鼎丞同志传达了6月20日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建议,以张鼎丞同志为首组成中共福建省委。省委委员为张鼎丞、曾镜冰(原地下闽浙赣省委书记)、叶飞、韦国清、方毅、梁国斌、伍洪祥、刘培善、范式人(未到)、冷楚、陈辛仁、黄国璋。张鼎丞任书记。同时,宣布了部委领导人:曾镜冰任省委秘书长,韦国清任省委组织部长,陈辛仁任宣传部长,梁国斌任社会部长,方毅任财委书记,伍洪祥任青委书记。正式宣布中共福建省委组成后,宣布南下区党委的建制撤销。对南下区党委主要领导干部做了重新安排,区党委书记冷楚同志在南京养病回来后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刘尚之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国璋(地下党)任组织部副部长,区党委宣传部长周璧任省委副秘书长,南下行署主任刘裕民任福建省实业厅厅长,张慧如任晋江地委书记,王禹任晋江地委民运部长。还确定了长江支队所属的6个大队入闽后接管的地区。
在江山停驻时,正值三伏天,气温高达38到39摄氏度,有时还更高,骄阳似火,天气闷热,使人喘不过气来,加上生活、气候不习惯,有的同志体质虚弱,不少同志病倒了,如组织部的李柱同志体温高达40度,不省人事,紧急送进临时卫生所。大家又在紧张地准备行军。这时,省委决定:一、迅速抽调干部去上饶、江山设留守处,重病号送上饶十兵团医院医治,身体不好不能跟队伍走的和怀孕的女同志送江山留守处。二、从江山县进入福建要翻越几座大山,还有一段相当艰苦的路程,为了减少酷暑行军的负重,每人行李不超过15斤重。三、进入福建的这段路山高林密,国民党军散兵、土匪多,按中队选调身体强壮、有军事常识的同志组成武装连,保护队伍行军、宿营的安全。安排后,省委主要领导张鼎丞、方毅等于7月下旬先行出发,向闽北前进。当时,省委机关直属单位同6个地专及30个县的大队人马分别于7月28日从江山县的兴塘边出发,浩浩荡荡向福建挺进,翻过仙霞岭,经浙江的二十八都,一路跋山涉水,酷暑行军,并不断排除土匪袭扰,经过五天的急行军,于8月1日先后到达福建边界县浦城。在浦城休息了两天后,又向闽北重镇建瓯城前进。(www.xing528.com)
建瓯会师,八闽扎根
在三野十兵团未向福建进军前,早在5月初,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和五兵团十七军已从江西打到闽北,在闽浙赣游击队的配合下,先后解放了崇安、建阳、浦城、水吉、建瓯、政和、南平、顺昌、沙县、尤溪、古田等县,用缴获的武器弹药,进一步装备了坚持地下斗争的游击部队。
省委主要领导张鼎丞、方毅、梁国斌、陈辛仁等同志先到达闽北,在建瓯分别听取了坚持地下斗争的省委书记曾镜冰及左丰美、黄扆禹、王一平等同志汇报地下斗争情况及干部情况后,张鼎丞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决定,宣布了以张鼎丞同志为首组成的福建新省委名单,同时宣布了闽浙赣省委工作结束,又确定增补左丰美同志参加省委,并报华东局。原长江支队第一、二大队南下干部(包括华东调来的干部),于8月5日先后陆续到达建瓯。8月11日,省委在建瓯大戏院,召开了南下干部和坚持地下斗争的干部会师大会。会上省委书记张鼎丞讲话时,首先对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们艰苦奋斗几十年直到全国解放,表示十分感谢。其次,对党中央派几千名南下干部行军几千里来福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敌人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了,福州市不日即可解放。福州一解放,大军即要迅速推进闽南,去解放泉州、漳州、厦门等城市,形势十分鼓舞人心。还介绍了南下干部和坚持地下斗争的领导同志,鼓励大家在新省委领导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为伟大的革命事业、为建设新福建贡献一切。他要求:首先做好接管工作,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征粮、征款,支援前线,吃饱饭,打胜仗;同时,开展剿匪、反霸,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这两项工作必须紧密结合,不能单打一,一切保证支前。曾镜冰同志表示,坚决在新省委领导下做好工作,欢迎南下干部来解放福建、建设福建。会师大会开得隆重热烈、亲切感人,有鼓舞,有要求,任务明确,大家思想愉快,充满信心。会后,省委主要领导又同建瓯、南平地委主要领导,分别研究了坚持地下斗争的领导同志参加地委领导人的名单,明确交代了任务。要求闽北地区的建瓯、南平两地委、两专署立即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开展工作。省委研究宣布了除留省委、省政府机关的干部外,大都分别下去搞接管工作。8月11日,三野十兵团向福州守敌发起全线攻击。8月17日,福州宣告解放。省委领导同志和省委机关,于20日进入福州,省委机关在道山路的乐群中学开始办公,立即投入紧张的接管工作。这时,闽东、闽南四个地专的干部陆续到达福州。9月16日,十兵团发起漳厦战役。随着军事形势的进展,闽东、闽南也先后解放,闽东、闽南的四个地专及所属各县干部,陆续奔赴闽侯、福安、晋江、龙溪四个地区。各地、县干部到达目的地后,都遵照省委部署,会师后,研究安排坚持地下斗争干部的职务,分别宣布了地、县领导干部名单,陆续分赴地县开展工作。
建瓯为一地委(太岳):地委书记陈贵芳(地下)、副书记郭述尧,组织部长萧文玉,宣传部长崔予庭,专员郭述尧(兼)、副专员张翼(地下)、副专员任开宪。
建瓯地区所辖九县:建瓯县委书记孟健、县长雷宏;建阳县委书记赵毅、县长李一农;邵武县委书记南纪舜、县长郭亮如;崇安县委书记李生堂、县长李树荣;浦城县委书记刘健、县长秦尚武;松溪县委书记叶风顺(地下)、县长侯林舟;水吉县委书记池云宝(地下)、县长郭国柱;政和县委书记陈正初(地下)、县长程胜福(地下);光泽县委书记赵植民、县长李旭。
南平为二地委(太行):地委书记贾久民、副书记黄扆禹(地下),组织部长陈玉山,宣传部长刘健夫,专员侯国英、副专员江作宇(地下)。
南平地区所辖九县:南平县委书记秦定九、县长武彦荣;顺昌县委书记李森、县长杜继周;沙县县委书记郑钦礼、县长王德甫;尤溪县委书记吴炳武、县长李生旺;古田县委书记蔡竟、县长卢士辉;屏南县委书记暨文海(地下)、县长黄陆团(地下);将乐县委书记刘玉更、县长鲍志学;泰宁县委书记申步超、县长马象图;建宁县委书记江作宇(地下)、县长董德兴。
福安为三地委(太岳):地委书记王毅之、组织部长李步云、宣传部长董奥林、专员康润民。
福安地区所辖七县:福安县委书记郭林、县长杨杰;宁德县委书记杨浩林、县长黄垂明(地下);福鼎县委书记贾镛、县长邓超;霞浦县委书记王安珍、县长赵守训;寿宁县委书记郭人建、县长许威;周宁县委书记刘清源、县长刘清源(兼);柘荣县委书记李俭、县长李俭(兼)。
闽侯为四地委(太岳):地委书记郝可铭,组织部长李敏唐,宣传部长郑思远,专员陈亨源(地下)、副专员温附山。
闽侯地区所辖八县:闽侯县委书记程少康、县长张建国;闽清县委书记袁翟、县长司守行;永泰县委书记饶云山(地下)、县长饶云山(兼);长乐县委书记郭真、县长王世清;福清县委书记高一清、县长李毅;平潭县委书记李俞平、县长宋秋成;连江县委书记王连生、县长郑德山;罗源县委书记王培祥、县长李季。
晋江为五地委(太行):地委书记张慧如、副书记常化之,组织部长智世昌,宣传部长王炎、副部长陈华(地下),民运部长王禹、副部长张作人,专员郭良、副专员林汝楠(地下)。
晋江地区所辖八县:晋江县委书记张格心(华东)、县长许集美(地下);南安县委书记高华杰、县长邵永仕;永春县委书记刘岗,县长张连(地下)、副县长时进路;安溪县委书记徐中杰(华东)、县长王新整(地下);惠安县委书记尚书翰、县长朱汉膺(地下);莆田县委书记魏荫楠,县长尚炯、副县长康金树(地下);仙游县委书记张德祯,县长高霆、副县长林汝梁(地下);同安县委书记曹玉昆、县长吕雨人。
龙溪为六地委(太行):地委书记卢叨(地下)、副书记李伟,组织部长马兴元、宣传部长罗晶,专员丁乃光、副专员陈文平(地下)。
龙溪地区所辖十县:龙溪县委书记陈砚田、县长白佩珩;海澄县委书记蔡良承、县长郭景周;云霄县委书记郑国栋、县长石瑞;漳浦县委书记吴越飞,县长柯永麟(地下)、副县长侯东明;诏安县委书记武克、县长张振福(地下);长泰县委书记董清晨、县长籍文彦;东山县委书记郭丹、县长张书田;南靖县委书记王杰、县长陈清定(地下);平和县委书记陈天才(地下)、副书记秦秀峰,县长陈天才(兼);华安县委书记平浪、县长平浪(兼)。
8月2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和福建军区同时在福州成立。张鼎丞任省政府主席,叶飞、方毅任副主席。十兵团兼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政委张鼎丞、副政委韦国清。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报《福建日报》25日正式创刊,社长杨西光、副社长兼总编辑何若人。接着,团省委、省农委、省总工会筹委会相继成立。各地、县会师后,地委、专署、军分区和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县农会以及区委、区公所、区武装部、区农会等党、政、军、群机构也相继建立,并有秩序地逐步开展各项工作。
1949年10月,省委派南下干部张世芳、张世图、张仁和组成接女干部、家属小组,各地、县也按照省委指示,以地区为单位组成接女干部、家属小组,派专人回华北太行、太岳两地,接女干部和家属来福建工作、生活,和爱人团聚。南下干部对省委的关怀,非常感激。春节过后接来的女干部和家属共有500多人。不幸的是,建瓯地委行政干部李传来同志在接女干部和家属途中,因煤气中毒身亡。
至此,华北太行、太岳四千健儿,途经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八省,行程两千多公里,跨越千山万水,终于完成了进军福建的任务。虽然冒暑行军艰苦,但大家心情却很愉快,因为这次进军福建的,有三野十兵团10万多人;有华北太行、太岳南下干部4100百多人;有华东南下干部200多人;有上海南下服务团2300多人;还有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全体同志。由这五路大军组成解放福建、接管福建的统一体,可称为山南海北、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接管旧福建,建设新福建。
在省委领导下,南下干部在刚解放的环境中,任务艰巨,情况复杂,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在当地干部主动积极支持配合下,和华东干部、部队转业干部、南下服务团干部,共同开展征粮、征款,支援前线,剿匪、反霸,一道积极完成减租减息、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在复杂环境下,光泽的刘斌,邵武的张清和,建瓯的常全,南平的李双喜,古田的关麒麟、孟连珠、刘学孔、赵克俊,宁德的吕学政,寿宁的李鸿儒,闽清的席长茂、徐英贤、郭怀忠、崔金萍、朱石山,南安的宋毅、石天宝、胡绪和、靳三庆,海澄的马玉俊,尤溪的刘芳彦、王风善,华安的常五元,长泰的侯虎江,南靖的王世禄、李羲之,平和的王锦、原允瑞、马万银,漳浦的田启、岳风朝,仙游的姚德强,霞浦的张惠民以及栗来贵、张振业等同志,在剿匪、反霸中壮烈牺牲。让我们对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永远怀念!有的同志因生活、气候不习惯,工作中积劳成疾,住进医院,有的相继去世。让我们牢记他们为福建革命和建设做出的贡献!40多年来,南下干部同福建干部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从1949年1月党组织批准南下,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弹指一挥间,当年的青年人,如今都成了白发老人。他们在福建生活、工作的时间,都比在北方的时间长得多,同福建人民建立了血肉关系和深厚感情。他们扎根在八闽大地,在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下,在各个时期,在各条战线,在各行各业,忠心耿耿,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一意,为福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四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他们现在年事已高,离职休养,但仍以不同的方式,继续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鞠躬尽瘁、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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