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大师黄宾虹与傅雷：近代国画史上的北齐南黄

国画大师黄宾虹与傅雷

在近代国画史上，有所谓“北齐南黄”之称，“北齐”是指齐白石，“南黄”便是指黄宾虹，他们是齐名的国画大师。

黄宾虹是一位早学晚熟的画家，他一生勤奋过人、锲而不舍，数十年如一日地执著于绘画艺术。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美专的时候，傅雷即与黄宾虹相识，但此后很少联络。1939年，傅雷偶然见到了黄宾虹的山水册页，十分欣赏，便又开始与黄宾虹联系，探讨艺术。

1944年，在黄宾虹八十大寿的时候，由傅雷发起为他在上海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那时黄宾虹在艺术界没有受到特殊的重视，此前也从未举办过个人画展，而这件事竟由不善组织的傅雷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办成了，不能不说是基于他对艺术的热爱。

傅雷在为此次画展所写的《观画答客问》中对黄宾虹的画推崇备至，并结合他的画阐发了中国画论，其中许多论点与黄宾虹相契合，被他引为知己，两人终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1955年黄宾虹在杭州病逝，据说在他逝世前，还常常向身边的朋友提起傅雷。他们之间的交往实在可称为艺苑文坛的一段佳话。

国画大师黄宾虹1865年出生于浙江金华，五岁时开始读书。．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年仅六岁就临摹过一些名家的山水册页，在课余，还兼学篆刻。

黄宾虹曾经在扬州两淮盐运使署做过事，在扬州时期，他受到康有为等人的改良变法思想的影响，积极支持1895年康有万发动的“公车上书”及此后的维新变法，并与谭嗣同结为好友，当“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的消息传到他耳畔时，他又惊又怒，写下了悼念谭嗣同的诗句。

1906年，他与陈去病等人在安徽歙县组织了“黄社”，秘密进行反清活动。第二年，他被人告密，被说成是“革命党人”，清政府下令严加追缉。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化装逃到了上海，并从这一年开始在上海定居，从此在上海居住了三十年。

在上海期间，他曾经做过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正是在这里，他与傅雷相识。

1937年5月，他从上海移居北平（北京），不久后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了北平，他从此在沦陷区内过着艰苦的生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兴奋异常，说自己“无异脱阶下之囚”，这一时期他的作品特别多。

1948年秋，黄宾虹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移居杭州栖霞岭，此后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1955年溘然长逝。

黄宾虹享年九十岁。他一生勤奋，淡泊名利。虽然他学画很早，但成熟得很晚，有人认为他的成熟“当在他七十八岁以后”，而他的成熟，不只体现在他娴熟的技巧上，主要在于他“心中有真山真水”，能创造性地继承传统，师法造化，从笔墨中出自然之真趣。(www.xing528.com)

傅雷与黄宾虹的交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时候。此后近十年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平，联络很少。1939年，傅雷从黄宾虹的女弟子顾飞那里看到了他的山水册页，十分喜爱，便托顾飞代为索画，同时自己也写信给黄宾虹。从此两人“一见倾心”，互引为知己，他们的友谊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增长，直至黄宾虹去世。像他们这样日久而深厚的友谊，在中外艺术史上也不多见。

傅雷在《傅雷家书》中曾经说过：“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邪，指清新，而且还指爱！……而且这个爱决不是庸俗的，婆婆妈妈的感情，而是热烈的、真诚的、洁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

黄宾虹在致傅雷的信中曾说：“知己之感，古人所难，今荷雅爱，遇于生前，何幸如之！”

他对傅雷的“知己之感”，自以为达到“千古不朽”的程度。而他的这种感情，正是傅雷所说的高尚、纯洁的“艺术家的赤子之心”，而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正是基于对艺术的共同热爱，与艺术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44年，傅雷发起在上海为黄宾虹举办个人作品展览，这是他们两人交往中颇为突出的一件事，刘海粟在《黄山谈艺录》中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1944年，黄宾虹八十大庆，傅雷为他举办首次个展，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展览举办得相当隆重，展出了黄宾虹从北平寄出的一百多件近作，还出了特刊，选印出版了一本画册。在这期间黄宾虹与傅雷多有书信来往。现在留存下来的信件中，涉及画展的也有不少。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傅雷为画展积极奔走、组织的情况，举凡联络、书画定价、布置会场等事，傅雷事无巨细，无不经心，并随时与黄宾虹联络，征求在北平的黄宾虹的意见，并拟邀请在展览期间“大驾南行”，后来黄宾虹因事未能成行，傅雷甚至深以为憾。

在一封信中，傅雷向黄宾虹通报情况时说：“此次展览成绩，无论在品质方面、出售方面，均为历来个人画会所未有，即沪上人士盲捧之张大千亦从未有全部告罄之纪录，可见吾公绝艺尚有识者，不独可为先生贺，并是为艺坛前途庆。”而此次画展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地举办，其中傅雷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是黄宾虹在信中再三提及并表示感谢的。

自黄宾虹的画展以后，二人间书信往来仍不断。抗战胜利后，傅雷夫妇曾两次到北平去拜访黄宾虹，而黄宾虹则请他观赏不轻易示人的藏品。后来黄宾虹移家杭州，傅雷也常去探望，而黄宾虹每次到上海，也总要到傅雷家去拜访。

1955年，黄宾虹在杭州病逝，傅雷听到这一消息，一夜没有睡好。他在1955年3月26日致黄宾虹夫人的信中说：“……昨晚忽接美协电话，惊悉宾老先生竟告不治；哀恸之余，竟夕不能成寐。去年11月到杭州小叙，竟成永诀，实非始料所及。……非但在个人失一敬爱之师友，在吾国艺术界尤为重大损失。……宾老前后病况如何，临终有无遗盲，均深念念。倘蒙令婿赵先生函知详情，尤为感幸。”

在第二天写给傅聪的信中，傅雷写道：“黄宾虹先生于本月25日在杭患胃癌逝世，享寿九十二岁。以艺术家而论，我们希望他活到一百岁呢。去冬我身体不好，中间摔了一跤，很少和他通信；只是在11月初到杭州去，连续在他家看了二天画，还替他拍了照，不料竟成永诀。听说他病中还在记挂我，跟不认识我的人提到我。我听了非常难过，得信之日，一晚没睡好。”

两封信一封是写给黄宾虹的亲人的，一封是写给自己的亲人的，而其表现出的对黄宾虹的深厚感情则表里如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傅雷的坦诚、真挚。

黄宾虹是1955年3月25日病逝的，次日傅雷便联名参加由三十四人组成的“黄宾虹先生治丧委员会”。在27日浙江省各界举行公祭的时候，黄宾虹的家属宣布，遵照老人遗志，决定将所遗作品、手稿以及收藏的古书画、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傅雷知道后当即表示赞许。后来他听说这批遗物经黄夫人屡次催促，迟达三年之久有关部门仍未能妥善接收管理，引起他极大的关注，于1957年3月31日致函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源，就妥善安排遗物及照顾家人等提出了六条建议。这一方面反映出傅雷对黄宾虹身后诸事的关注，也表明了他对稀世文化遗产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