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与政治学：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

形而上学与政治学

然而，罗蒂也提出了有关这种符合现实的正当性证明想象的否定推理的第二个主张：这一否定要求政治论证与正当性证明通常必须被限制在主流的公共政治文化范围内的主张。他是如何得出如此彻底的结论的？

然而，世界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玩什么样的语言游戏这一现实不能引导我们说，一个有关玩什么样的游戏的决定是武断的，也不能说那是我们中间某种深层的东西的表达。道德并不是可以为带有意志和情感的主观标准和理由所取代的有关词汇选择的客观标准。相反，在从一种语言游戏转向另一种语言游戏的时候，恰恰是标准与选择(包括“武断”选择的理念)的概念不再适用。欧洲没有决定接受浪漫诗歌、社会主义政治或者伽里略力学的习语。这种转换仅仅是一种主观意志的行为，而不是某种论证的结果。相反，欧洲逐渐丢掉了使用某些词语的习惯并且逐渐获得了使用其他词语的习惯……

罗蒂在这里紧紧扣住的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是在某种特定的语言游戏背景下使用的(例如，要在两种有关某种特定的事务状态的描述之间做出决定)，所以，决策的概念在整体的语言游戏层面上没有明显的适用性。但是他要以此来暗示说，文化转变本身主要是一种词汇转变的问题，则这种转变几乎不受作为气候的人类意志与理由的影响。而且，作为文化的真实的东西在本质上必定是政治文化的真实，换句话说，在罗蒂看来，自由主义现在仅仅是我们文化气候体系的一个部分。正是由于西欧获得了伽里略式的词汇并且抛却了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前辈，所以，我们的当代文化抛却了自由主义以外的使用任何政治词汇的习惯。因为我们无法根据它歪曲了自我或者人类本质的真实这一理由而反对那一词汇(因为这种客观量度或者客观标准的绝对理念是不一致的)，我们只能根据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所配备的那些政治词汇与文化的内在标准，继续从事发展和改进那些词汇的事务。简而言之，我们应该，如政治理论家所说，把我们自己限制在隐含于我们公共政治文化中的那些资源上。

在这方面，在政治上的情形恰好与罗蒂所描述的现代哲学中的情形类似：

说我们应该放弃作为在那边等待发现的真理的理念，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发现，在那边，并没有真理。那是在说，我们的目的将由于不再把真理看做是深层的原因、看做一种哲学兴趣的主题或者看做是一种报答分析的术语而得到的最大程度的满足。“真理的本质”是一个无益的主题，在这方面类似于“人的本质”和“上帝的本质”，而不同于“正电子的本质”和“恋母情结的本质”。但是，反过来，这一有关相对收益性的主张，恰恰是这样一种忠告，那就是，我们在事实上很少述说这些主题，而且要看我们如何能够继续下去。

作为他使用这一类推的结果，罗蒂以为，他有关作为整体的词汇没有体现真实这一发现，表明了说服人们采用一个新的词汇的任务只不过等于是完全无视他们旧有的词汇，并且以一种强调它的吸引力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新的词汇。他的忠告便是，“通过代以下列新的和可能有趣的问题以尝试忽略那些明显无益的传统问题”。这便是他随后何以继续解释戴维森(Davidson)、弗洛伊德(Freud)以及尼采(Nietzsche)的观点的原因；这也是他何以感到他可以安全地忽视罗亚拉和尼采(以他的反自由主义的化身)——而没有提到社群主义的原因。可是，罗蒂的论证在实际上能够支持这种彻底的政治理论的概念再造与限制吗？

罗蒂策略所遇到的困难不是它的积极方面而是它的消极方面。似乎异乎寻常合理的是，一种说服人们采用一种有关人生的新见解的方式，应该是强调体现这一见解的概念的范围、精致和适应性等等，实际上，社群主义者如泰勒和麦金太尔将会完全同意，这是实践推理的一个基本方面。然而，这一推理的另一同样重要的方面，例如，通过突出它的笨拙，它没有标明特定的界限，它模糊或者贬低人类行为与经验的某些基本方面的倾向——通过对于它的支持者提出的有关这一新词汇的类似主张做出回应，也必然是与原有词汇的交锋。罗蒂假定，这一过程的消极或者好战的部分，在任何根本意义上的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情形中完全可以是不必要的；但是，他这一假定的理由却不很充分。采用前面提到的那种批评术语的批评性交锋只是假定那些概念描述或者表达了现实，而不是罗蒂所承认的那一过程的消极部分。所以，他有关摒弃这些批评性交锋的唯一理由必然是那种含蓄的假定，也就是在西方世界的某种文化转换已经消除了自由主义的所有对手。

当然，在20世纪晚期，似乎可以有把握地假定，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或者日本武士的道德词汇不再是一种对于“最有优势的商谈”地位的实际竞争者。在这种情形中，在批评的意义上与这样一种词汇交战的理念似乎已经过时，或许，它们可以被完全忽略或者被视为不相关的东西而加以摒弃。但是，这并不允许我们忽视或者在事先不考虑以更适合于现时代的方式重构或者重新解释这种道德符号的企图(例如，阿利斯戴尔·麦金太尔在亚里士多德方面所做的某种尝试)。而且它确实不允许我们在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里无视或者在事先忽略每一个非自由主义的词汇；因为，在这诸多框架的巨大阵列的情况下，完全不能真正地断言，这一文化历史征程已经把他们完全甩到了路旁。

人们无法通过推理的方式以这样的提议来回答每一个有关自由主义的批评，说我们完全无视它所提出的问题；因为这是在事先假定，我们的对手，在整体的文体层面上，已经失去了他想要在与我们在一对一的基础上拥有的论证。这是假定了一种没有提供任何社会证据的社会学结论的有效性，进而利用那一结论以便避免从事任何人格的和个人的政治论证。很有可能的是，尼采和罗亚拉的伦理与政治词汇有失于对于整体的西方文化的把握；但是任何一个把这一发展看做是一种好事并且愿意使这一过程加速的人，都必须通过在论证中揭示这种那些词汇的贫乏、丑陋和不相干而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是宣称这一发展已经完结。无论这种圆满成功是否可能是真诚希望的，但它不会仅凭愿望而发生——确切地说，不是在希望它以这种约定的形式发生的时候。

总之，我们可以说，对于罗蒂的哲学反基础主义这三个支柱的考察表明，它们既不足以证明他对社群主义的特别批评的合理性，也不能证明他把政治理论建构限制在隐含于我们公共政治文化中的那些资源这一更为一般的愿望的合理性。这一无基础的政治自由主义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某种反基础主义无法摆脱的形式，因此，那些想要追求这种避免使用完备性道德理论的一般的方法论策略，必须在别的地方寻求一种可靠的解释。

注　释

①罗蒂，《民主对于哲学的优先性》，p. 190，全部参考这篇论文的页码参照罗蒂的文集：《客观性、相对主义与真理》。(www.xing528.com)

②同上，p. 187。

③同上，p. 189。

④同上，p. 190。

⑤同上，p. 190。

⑥同上，p. 190。

⑦罗蒂，《偶然、反语与一致》，p.4.

⑧同上，pp.5-6。

⑨对于那些对罗蒂著作哲学背景感兴趣或者熟悉的人们来说，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点，即罗蒂著作的其他方面暗示了有关他的论证的替代性解释，根据这一解释，他感激的是奎恩(Quine)而不是维特根斯坦。根据那一解释，罗蒂否定一致性描述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一描述错误地认为一种语法体系似乎是某种经验性的理论，而是相反，任何这种词汇都是一种陈述网络，其复杂性和调解某种广泛经验现象的能力如此之大，几乎无法对它加以反驳。然而，我们不追求本文中的这样一种理解的理由是，这种论证并没有导向一致性的描述；因为，如果这种词汇类似于某种经验性理论，那么，它将在那一程度上从事于描述或者描写现实的事务，因此至少在总体上将受到不与现实相符合的指控。

⑩罗蒂，《民主对于哲学的优先性》，p. 193。

罗蒂，《偶然、反语与一致》，p. 6。

同上，p. 8。

同上，p.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