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词汇差异

不同的词汇

罗蒂通过攻击一种他认为在政治推理中普遍存在的假定，来继续他对于社群主义者的反至善论批评。这个假定就是，如果提供一个有关社会蓝图的正当性证明是可能的，而这个社会蓝图又能够为任何对话者，无论其价值承诺如何，认为有效的话，那么，一个特定的社会蓝图只能被认为比它的对手更加优良。倘若这个假定成立，那么，援用一个哲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人的理论以证明一种政治理论的正当性，似乎便要确切地规定理性的正当性证明计划所要求的那种抽象的、价值中立的界域；例如，这样一种转向将会允许自由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为澄清每一个词汇的意思，而不是回避相关问题的实质，而相互辩难。可是，罗蒂却否认自由主义者有义务做出这样一种转向的假定：

我们不得不强调说，并不是每一个论证都要满足它的表述条件。只要没有某种意愿在一个人的对话者乐于使用的词汇范围内讨论，调和与宽容就必须停止，以便严肃地对待他为讨论而提出的任何主题……在可能就政治主题甚至是有关这种主题的有益讨论达成一致的两个这样的网络之间，可能没有足够的重合。^④

重要的是马上要注意到，罗蒂并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以承认这种有关宽容的假定便是促使社群主义者集中于人的哲学理论的原因；即使坚持这种假定是他们所以转向哲学的一种解释，但也可能存在其他同样合理的解释，而罗蒂却没有给予我们所以排除那些解释的任何理由。然而，即使罗蒂这一特别的推理分析是对的，依然相当模糊的是，是否那一宽容假定与他所提议的方式便是一致的。(www.xing528.com)

当然，在他的评论中也有真理的内核：因为如果两个政治思想家的词汇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可公度的，从而阻碍了他们用对两个人来说可理解的术语对他们的观点加以描述，那么，无法达成一致并不能使任何一方的观点变得无效。此外，即使两个争论者相互之间能够理解但却无法达成一致，这本身也不能判定任何一方的观点无效；实际上，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对于一个人的观点可能是如此根本性的，以至于如果不能阻止另一方按照他自己的观点行动将造成某种承诺的失败，例如，如我们在第四章讨论瓦尔则时所见，不能使一个阿兹特克社会相信人祭是错误的这件事本身，并不妨碍人们去阻止这种不道德的或者不正义的人祭。简而言之，我们在政治争论中可能遇见的所有人的一致同意本身，并不是我们在争论中的观点正确与否的标准。

然而，这一有效的观点并不能说明，我们可以完全无视或者不考虑所有基于有着根深蒂固的差异的理由的反自由主义批评；因为这是一个试图达到理解、评价和改变一个特定对话者的观点的过程，这个对话者可独自断定他的观点是否有意义，他的同意构成了我们将予以评价的某种东西和我们应该留意的他所批评的某种东西。就一个对话者所以成其为对话者而言，他的意见必须在事实上对于“我们”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可理解的；自由主义者无需担忧，他们的论证是否得到了所有非自由主义对话者的一致同意。然而，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自由主义者只是需要向自由主义者来证明他们自己；这是因为，在相对感觉上的相异并不决定于对话者是否自由主义者，而是决定于论证的过程。

有些时候，罗蒂似乎也承认这一平凡的真理：“我们没有因为诺齐克和罗亚拉在某些根本性的主题上持有反常的观点而断定他们是荒唐的；相反，只是在交流政治观点的广泛尝试已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成就之后，我们才会断定这一点。”^⑤此外，在暗示他在这种政治交流中将会采取的路线时，他的文章里恰好有这样几点：“因此，自由主义者的回答……必定是，即使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的典型人格是冷漠的、精于计算的、偏狭的和怯懦的，这种人的流行却可能是政治自由的合理代价。”^⑥如果这一论证草图是由这篇文章完全留给我们想象的方式去充填的，如此描述这一论证可能会有所收益；可这明显是罗蒂批判反自由主义者而必须做的现实工作。如果这便是冲突的真实场所，那么，罗蒂有关这种反自由主义批评必须超越可理解性边界的表述，便仅仅是因为它们否定了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一构成性理念。在政治理论中(以及哲学中普遍存在的)的普遍同意的观念是一个怪物这一事实，预先并没有为罗蒂提供任何可以忽视或者拒绝考虑全部的反自由主主义批评的理由，因此也没有为他提供任何把政治商谈限制于优势的当代文化资源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