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派别相似性

派别的相似性：批评家的社群主义

切近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以这样一种感觉提醒我们自己，即每一个自由主义的批评家都被看做是“社群主义者”，进而突出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别。

桑德尔

桑德尔的社群主义体现在他对于复原某种可能性的关注，而这种可能性是被某种作为先验个性化的自我概念所排除的。只要这样一种自我被赋予了先于并且独立于它的目的选择的属性，便无法体现对于目的的归属，而那些目的却部分地或者在整体上构成了它的身份。一种为桑德尔十分强调(但并不是唯一的)的归属，就是对于共同体或者其本身便是其成员的那些共同体的归属，特别是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归属。

麦金太尔

根据麦金太尔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说明，任何试图对人格或者被理解为理性事业的道德做出一致说明的企图，都必须参考个人对基本社会现象的参与，如实践和传统。这里，公共的成员资格不仅对于一种人类善是必要的，而且是获得任何种类的人类诸善的全部可能性，无论这些善是什么。

泰　勒

泰勒论证道，任何充分的道德概念、实践推理概念以及人的观念，都必须援用定性框架，这一框架只能是通过语言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得以建立、保持和养成。如果人类是自我解释的动物，而这种自我解释所需要的语言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共同体便是人类行为(包括道德行为)的结构性前提。(www.xing528.com)

瓦尔则

在瓦尔则看来，任何正义理论都必须确定其分配原则的诸多物品的意义——因此也是其绝对本质——都无法脱离它们由以产生、遭遇并且被加以利用的特殊、广泛多样的社会——文化背景来把握。因为它们的意义是社会的意义，为正义所关注的那些物品是社会的物品；作为其结果，政治理论的实践以及社会正义本身的绝对概念，都必须被看做是在公共结构中得以体现并且与公共结构相关的。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回顾概览围绕这四个极其浓缩的摘要组织在一起，我们便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考察过的这四个社群主义批评家，以三种明显不同的方式利用了共同体的概念。麦金太尔和泰勒体现为一种方式，把对共同体的参照看做是任何有关人类自我、行为以及实践推理说明的主要部分；但是桑德尔的主张则更为局限，仅仅等于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对共同体的构成性归属是一种重要的人类善；瓦尔则所以援用共同体，仅仅是为了对于有关正义的实践推理做出一个充分的说明——有关正义的客体而不是正义的主体。根据这一理解，我们可以说，麦金太尔和泰勒是最充分发育的社群主义者，桑德尔和瓦尔则表现为那一核心类型的两个变体，其所针对的焦点不同，而且其视野更为有限。

然而，这一差别的原始表象却是误导性的；因为人们也可以论证说，所有这四个社群主义者在其工作基于某种特殊的、公共导向的人的观念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在麦金太尔和泰勒的情形中这是明显的：泰勒人类作为语言共同体中的自我解释动物的基本观点，与麦金太尔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观点十分相似，那就是，人类只有通过由实践和传统遗留给他们的概念和标准，才能使他们作为人的自我具有意义。如我们在第4章所阐明的那样，瓦尔则关于政治理论的方法论方面的工作，大多以一种相似的方式依赖于他人在根本上是文化创造的和文化定居的生灵的观点。桑德尔对于拯救的关注以及对于共同体构成性归属的可能性的再次强调，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这样一种方式，那就是，突出人类身份与他们的定居以及对他们作为其成员的大大小小的共同体认同的相关程度。根据这一见解，所有四个社群主义者在某种观念上是一致的，即人的观念在整体上与人们所创造、保持和定居的文化、语言共同体相关。

对于他们的社群主义的这一描述方式，具有把它更紧密地与他们对于罗尔斯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额外优点，因为，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对罗尔斯的利己个人主义、道德主观主义以及在各种善观念之间的不充分中立的指控，大多依赖于把他的著作归结为某种先验个性化的人的观念。这种人的观念明显在根本上与我们已经断言的支撑这些社群主义者的工作的那种人的观念是对立的：因为，如果自我是先在地个性化的，那么，实现对于共同体构成性归属的可能性便被排除掉了，而那种公共框架的创造、居住和保持可能成为人格的主要部分的观念，也无法得到充分的承认。当然，看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竞争性的人的观念之间的根本对立，又突出了指控罗尔斯持有这样一种观念在这场争论中的核心作用；因为，如果这一指控没有突出出来，其他许多公认的对于罗尔斯的批评也无法突出出来。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以某种更为抽象的或者价值取向的方式描述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之间分歧，我们可能要大胆地使用下列的陈述。桑德尔所以认为罗尔斯持有形而上学的先验个性化的人的观念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能够说明罗尔斯指派给保护个人自律的绝对的优先性。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桑德尔归结于人的观念的角色便反映了他对于自由主义框架下基本自律的理解。当然，展开某种作为文化创造的和文化定居的人的观念的关键结果之一，就是那一强调落在了个人只能通过与他人合作才能行使的那种能力上。文化与社会是人类共同体的创造物：它们无法在个人的基础上产生和保持，它们所提供的对于人类的人格与行为如此重要的资源，是通过共同体留传给人们的。因此，通过强调个人对于共同体的必要依赖的程度和范围，社群主义者的人的观念反对强调个人自律的经典自由主义。

这一表述所表明的，在这些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的不同侧重点之间，不必存在明显的对立和矛盾。更为特别的是，社群主义者强调不应该认为单个人独立于他或他的共同体的诸方面，也没有限定个人自律应该被完全废弃或者作为一种人类善而被彻底降级。它是旨在质疑那种绝对的优先性以及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分配给那种善的普遍性；它是在提议，那种优先性和普遍范围二者都应该有所限定或限制。这就是，在所有的社群主义者中，只有麦金太尔明确地并且近乎绝对地敌视作为一种普遍道德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原因；泰勒明确关注的是攻击自由主义的辩护方式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批评作为整体的自由主义传统，瓦尔则的许多方法论忠告有着某种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桑德尔的明确关注仅仅是要表明，自由主义有它的局限。在这一意义上，社群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可以用桑德尔主义的术语来思考：它是试图确定自律的诱人之处与价值的局限性，而不是要拒绝自由主义的整体价值和诱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