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针对概念论证的反对方法论

反对方法论抽象：概念的论证

瓦尔则提供的第一个论证采取了某种纯粹概念的形式，这一论点是通过他对绝对的善观念的分析得出的。他的开放的“善理论”主张声称，“与分配的正义相关的所有的物品都是社会的善”(SJ，p. 7)。在这里，正是“社会的”这一术语的多种含义支持着他的总体方法。总之，其实质是要断言，物品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来自于使物品成其为物品的共同体。一方面，物品并没有残忍的“自然的”意义，它们仅仅是通过某种解释和理解的过程，获得了“观念与创造”的意义。另一方面，那一过程总是而且必然是一种社会的过程而不是个人的过程。“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几乎不能理解物品的意义或者领悟它们可爱或者可憎的原因”(SJ，pp. 7-8)。这里我们看到，瓦尔则自己对于社群主义思想的运用，这在泰勒那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在麦金太尔那里已经考察过了，指向的是概念与语言的社会本质。物品不会与附着于它的意义一起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如果它们有了意义，也只能是因为它们符合了某种不可约分的社会态度而被理解和创造的。

如果物品的意义必定是社会的，在不同的社会里它们将有着不同的意义。试以诸如面包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基本的前说明物品为例，的确，这里有一种物品，它的“意义”不是一种社会的或者文化建构的内容，而是生活的必需品。但在瓦尔则看来不是这样：“面包是生命的支柱，基督的身体，安息日(the Sabbath)的象征，待客的方法，等等”。(SJ，p. 8)尽管可能是这种情形，如果它遇到了分配的困境，作为生命支柱的面包的第一个用途将会优先，即使这不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一些文化，在这些文化中任何冲突都可能在面包的营养用途和宗教用途之间发生，如果它可以被轻易地安排为对后者有利的话。我们或许也可以考虑那些以这样一种方式理解卫生保健的意义和神圣意志的宗教派别，他们宁愿看着他们的孩子死去而不许他们接受医师的关照。在不同的文化里，同样的“事情”可能意味着不同事情。

在瓦尔则看来，这种意义的文化依赖最为重要的是，一个物品的意义以及对这种物品的分配方式的理解，因此，后者与前者一样也是内在的社会的。如他所指出的那样：(www.xing528.com)

……正是物品的意义决定了它们的运动。分配标准和安排不是那种物品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内在的社会善。如果我们理解它是什么，它对于那些把它看做是一种善的人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也就理解了应该如何、由谁以及它应该根据何种理由而被分配。所有的分配是否正义都与那些物品的社会意义相关。(TJ，pp. 8-9)

一个例子可能使这一论点的实质更为清楚。可以以卫生保健为例：一个瓦尔则主义者可以争论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一个理解了卫生保健是什么(也就是，抓住了它的社会意义)的人都应知道，其主要的和基本的目的是治疗疾病、恢复和保持身体的康宁。但是，随即从这一理解得出的便是，这种社会善应该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加以分配，也就是分配给那些需要它的人们，分配给那些患病或者不健康的人们。任何人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将完全没有把握这种特殊的善的意义；尽管也可能会论证说，当一种特殊的卫生保健体系建立起来的时候，实际的政治与社会的约束将会把其他的考虑带入这一情景中来，这一论证负担属于那些想要引进分配原则的人而不属于这种善的内在意义本身。

有关罗尔斯路径的困难似乎十分明显：根本不存在一组可以跨越全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首要善或者基本善——或者说，“任何这样的组合都不得不被构想得如此抽象以至于它们对于有关特殊分配的思考几乎没有用处”(TJ，p. 8)。社会正义问题不是由于基本善而发生的，它们是由于有着特殊的并且常常是在特定的社会有着根本不同意义的特殊物品而发生的。但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却倾向于将其应用于基本善的分配，所以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抽象，这使得这些原则无法被有效地应用于特定社会里特定物品的分配；它们与基本善的概念自身一样，与那些物品有着某种疏远、含混的关系。然而，如果这种最初的和详尽的关注就被赋予了那些特殊物品的社会意义，那么，就将发现，它们含有特殊的分配原则。并且，倘若这种物品的社会意义处在任何正义理论开始着手其分析和论证的起点，那么，作为那种意义基本方面的分配原则也同样必须被看做是有关那一物品的公平分配考虑的不可回避的起点和基点。简言之，全部人类物品的社会意义的特殊性似乎决定了，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方法论抽象将使得它们既是无用的，又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