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生活追求与传统的相对价值

传统的概念

当然，这种对于善的生活的追求的形式对于生活于各个地方的所有个人来说是各不相同的。首先，实践的历史特殊性意味着，善的生活对于一个雅典将军来说，将不同于一个中世纪的修女或者17世纪的农民对于善的生活的追求。

但是，这不仅仅是生活于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不同的个人；也是我们作为特定的社会角色的承担者而进入我们的环境的所有人。我是某个人的儿子或者女儿，另一个人的表兄或者舅舅；我是这个或者那个城市的市民，这个或者那个协会或者行业的成员；我属于这个种族、那个部落、这个国家。因此，对于我来说是善的东西必须对于承担那些角色的人们来说也是善的。我同样地从我的家庭、我的城市、我的种族、我的国家的过去继承了大量的恩德、遗产、合法的期望和义务。这些构成了特定的生活，我的道德起点。这部分地赋予了我的生活以道德的特性。(AV，PP. 204-5)

这与麦金太尔的自我的叙述观念的一致性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麦金太尔声称，拥有一种历史身份与拥有一种社会身份是同时发生的。这一观点并不是说人们不能反抗那种身份；而是，在从事这种反抗的时候，人们便采用了一种承认它的模式，而在这种反抗以后，人们也不过是仍将处在一系列的特殊条件之下：至于情感主义的自我，根本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发现一个完全把握了人的本质的真正抽象的和普遍原则的王国。于是，麦金太尔强调了使我们无法成为我们生活至高无上的作者的那种东西的核心部分，这种东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结构和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我们可能会就如何使那些叙述发展下去而做出更好或者更糟的决定。

这种社会遗产的核心部分之一便是一个人的成员资格，麦金太尔称之为传统。传统是由一系列的实践构成的，并且是一种理解它们的重要性与价值的模式；它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一媒介，这种实践得以形成并且在代际之间传递。传统可以主要是宗教的或者道德的(例如天主教或者人文主义)，政治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的(例如某种特殊的工艺或者职业，贸易联盟或者制造商)，审美的(例如文学或者艺术时尚)。体现在这一传统中的公共理解既不是支配性的也不是稳定的；相反，在一个健康的传统里，那种理解在任何特定的时段都将是持续争论的主题。所以，当一个机构(例如一个教会、一所大学、一座医院、一座农场)成为这种传统的载体的时候，它的公共生活将是部分地由某种关于一个好教会、好大学、好医院或者好农场应该如何的持续的论证——一种由那一传统最好的自我理解所限定而又可以通过数量无限的方式向前推进的论证构成的。

就人们必须被理解为部分地由于他们的传统成员资格而个性化的人而言，他们生活的历史将体现为一种更大的叙述，一种历史地和社会地延展的有关人类善的生活的历史地和社会地延展的论证的叙述。最为重要的是，这一背景将会限定个人的资源，这些资源关系到她应该如何从事善的追求而做出合理决策，这是因为，正是根据那一传统最好的自我理解(包括它的实践以及那些实践可以被估价和批评的方式)，人们才去评价和批判她自己为拥有善的生活所做的努力。发展某种人类善的生活的观念的一部分，就是发展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人们如何能够估价和批判其制定和扩展那一观念的努力；正是因为前者是有待于修正和重新定义的，所以，用来证明这种修正是正当的和可理解的标准本身就是可以重塑的。在麦金太尔看来，认为有一种超历史的、永恒适用的并且所有个人都可以而且必须承认的实践推理模式的观点，并不比那种认为有一种普遍适用的内在的善的估价或者永恒的自我本质的观点更易于理解。(www.xing528.com)

然而，在麦金太尔道德重建的第三阶段，似乎使我们陷于某种相对论的担忧，这种担忧恰恰由于实践而产生的。因为现代文化包含着多样性的传统，即使我们生于某一种传统之中，如果有某种方式来评价一种传统相对于它所对立的传统的有效性的话，我们也只能把有关留在那种传统之内或者离开它而到另一个传统的决定看做是一个理性的决定。然而，如果唯一可靠的实践推理观念是传统——特殊的，那么，我们就只能或者依赖那些善观念中的某一种并且回避与之相反的那些善观念，或者还原为(因为缺少标准)在两种传统中的选择。

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Whose Justice？Which Rationality)中，麦金太尔试图缓解这些担忧。他论证说，一种传统的相对价值或适切性，可以通过考察它在遭遇认识论危机时的表现而得到解决。任何传统都有自己的内在标准，以便断定其理论理解与善观念进步和深化的程度，或者是相反，确定它没有超过以往的成就并且发现它不可能减少在它的议程中无法解决的困难的数量。当一种传统倾向于后一种——当一种传统被一种无结局的冲突所割裂并且重复陈旧的表述的时候——它便是陷于一种认识论危机状态。只有发展一种新的概念系列或者原有理论与观念的新的组合，发展一种可以满足下列三个条件的框架，危机才能得到解决。这三个条件就是：它允许那一传统解决它的显著问题，解释这些问题是如何发生的并且它们何以迄今没有得到解决，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原有的组合与新的概念组合之间的连续性。

这种概念革新组合的内在可靠性从来没有得到保证，也没有任何传统能够免受危机的可能性。所以，很有可能的是，一个传统可能不仅会衰退，而且作为这种危机的结果，会受到决定性的破坏。然而，作为一种选择，它的支持者可能会感受到，这种危机不可能在内部被克服，进而感觉到某一敌对的传统中具有某种资源可以用于观念和理论的重建——根据发生危机的那一传统的标准——既允许那一关键问题的解决，而且也提供了一个这种危机所以发生的原因的答案。当然，这些解决与答案与那一传统的原有组合是不一致的；但这仅仅是肯定了敌对传统已经确立了对于危机之中的那一传统的合理优势。由于对这些传统自身标准的承诺，后一种传统的支持者便有义务承认那一外来传统在合理性及其对于真理的要求方面的优越性。

如果读者有兴趣考察有关应对或者失于应对这种危机的那些传统的特殊例子的细节，《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特别是阿奎那(Aquina)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组合。当然，和他的“认识论危机”概念一样，麦金太尔对于这些历史细节的特殊解释是极有争议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在任何深度上探讨这些问题的余地，他有可靠的资源来断定，诸多传统在整体上有待于合理的评估：“正是由于对于它们对于认识论危机反应的充分与不充分，这些传统得到了维护或者没有得到维护。”^②当没有危机发生的时候，那么，便可以推测，任何传统的任何成员都没有好的理由对有争议的传统效忠，在它内部每一种理由依然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