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把人类行为简单地理解为身体运动的延伸。为了使这种运动在根本上被认为是行动，我们必须把它们与身体运动的那个人的意图、期望和目标联系起来加以描述(即使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没有意图的)；如果我们要弄清那些意图，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与麦金太尔所说的行动背景联系起来。他以一个男人挖掘他的花园的情形为例。这样一种行动，可以通过或者把它解释为是他想要为花园做越冬准备的意图的结果，或者解释为他希望使他的妻子快乐的结果而描述为可以理解的行动。在前一种情形中，这一行动与一种家务——连带——花园背景的特殊类型联系在了一起，而后者则与这一背景和一桩婚姻的历史发生了联系。当然，任何一种行为都可能同时与两种以上的背景发生联系：这一挖掘可以被植入我们上述解释所援用的两种背景；如果我们想要确切知道行动者是在做什么，我们便需要找出这些背景中的哪一个对他来说是主要的。例如，如果他发现他消失在花园里会激怒他的妻子，他还会继续履行那一行为吗？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识别他有关这场挖掘的短期意图，这些意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意图与有关他的婚姻和花园的长期意图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是把行动者的历史与它所属的背景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
于是，描写一种可理解的行动似乎是一个把它理解为行动者生活史的一段情节以及这一行动所发生的背景的问题；我们转而把它看做是一个叙述嵌套中的另一套设置。换言之，叙述一个特定种类的历史就是人类行动描述的一种基本风格。这包括我们对于其他人行动的描述以及对于我们自己行动的描述；为了提供一个有关我们正在做什么的解释，我们把它与我们自己的意图联系起来，从而在有关我们生活叙述的某种深层情节的方面来表现它。这就是能够解释这样一种事实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生活的短期——长期延伸可以用并且正在用适于文学作品的语言来描述。包括象棋比赛、求爱以及对于婚姻与事业的讨论这些交往范围的事件，都可以有生动的体现：它们有开始、中间阶段和结果，它们都常常遇到戏剧性的反转和最后一刻的迟延，它们都会发展和衰败，它们都有主题和次要情节，它们都有风格(悲剧的、喜剧的以及荒诞剧的)。如果没有这些模式，对于参与者以及旁观者来说，它们就将变得遥远和不可理解。因为行动有着基本的历史特征，在我们被叙述的生活中，我们既是被描写的人物，也是作者；一个人便是从一部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人物。
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是至高无上的作者。我们在其他人的戏剧中是次要的人物，我们行动必须发生于其中的背景并不是以我们确定的方式规定下来的，未来总是在根本上不可预见的。然而，尽管这种限制和不可预见性，但我们生活的叙述形式还是赋予它们一种特别的目的论特征(无须援用形而上学的生物学)：
我们过着我们的生活，既是个人的也是在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中，根据某些有关一种可能的共享未来的观念，在一种未来之中，特定的可能性在招呼我们向前，而其他可能性却在阻止我们，某些可能已经结束，而其他可能性却或许不可避免。没有任何不充满着有关某些未来的想象，不充满其本身体现为某种终极目的——或者某种目的或目标——的未来景象的现在，我们或者是朝着这些目的运动，或者是在现实中没有朝着它们运动。不可预见性以及目的论因此作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着；就像某种小说叙述中的人物一样，我们不知道后面将会发生什么，但尽管如此，我们的生活仍然有着某种特定的形式，它筹划着生活本身走向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个人生活的叙述要可理解地继续下去——任何一种叙述形式可能会流于不可理解——将总是这样的情形，既存在着关于这些故事如何可以继续下去的限制条件，同时，在那些限制条件中存在着许多这一故事可以继续下去的不确定的方式。(AV，PP. 200-1)(www.xing528.com)
正是这种叙述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够据以对不同实践相互冲突的要求做出理性选择。实际上，麦金太尔是说，对于那个试图在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象棋比赛和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的家庭之间做出决定的那个人来说：“不要认为这是在真空中做出选择，这如同你不得不决定是否象棋本身要比家庭生活本身更有价值一样。这是由一个特定的人在她特定的生活的某一特定阶段做出的选择——在这个选择中可能十分清楚的是，你拥有异常的象棋潜质，你的婚姻处于一个极限衰退阶段，或者在这一选择中十分清楚的是，你几年的婚后生活已经把曾经的对于象棋的不可摆脱的承诺转换为某种满足，但在终极意义上象棋是次要的情节。不是问你自己：‘哪一种内在的善是最好的？’‘哪一件事对我来说更好？’或者‘哪一个决定将会引导或者保持我已经开始发展了的生活方式？’而是问你自己：‘我究竟是谁——一个棋手还是一个配偶？’这种感觉的转移虽然不会必然地把你要做的正确事情分离出来，但却有可能实现这种分离；即使不这样，它也提供了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无论是你还是认识你的任何人都可以把更好的和更坏的选择区别开来。或许永远不会清楚地感觉到你的决定的对错，或者也许只是在参照的意义上才是如此；但是，使你的洞察力如此清晰的将是，作为那一决定的结果，你的生活所采取的方式(它的统一、深度以及一致性)。”
当然，在敦促我们通过追问“我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我生活的叙述性统一”以接近这一两难抉择的同时，麦金太尔又论证说，对于这一问题的追问，至少与拥有适于人类的善的生活的个人成功，这是一个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特别答案，是同等重要的。系统地追问这一问题，并且试图用以语言和行动回答它，是保证合乎道德的生活实现统一之所在——对于善的叙述性审问的统一。因为从事这样的追求就等于是对某种善的生活观念的探求，这种观念将使我们能够为我们生活中的诸善排序，并且扩展我们对于美德的理解；但是，这一追求的目标与这一追求本身是不可分离的，在这一意义上，只有在追求的过程中并且只有在应付那些威胁这种计划的事件的过程中，这一目标才会被最终地理解。
因为一种追求会训导一个从事于它的人，有关他自己以及他所追求的东西，麦金太尔可以把适合于人类的善的生活定义为一种致力于对适合于人类的善的生活探求的生活，而不是像人们所指控的那样，在他的定义的核心留下了一个空洞的循环。他现在能够提供另一个经过修正的美德定义：
美德因此可以被理解为那些不仅支持着我们的实践并且使我们能够达到内在于它的诸善，而且也通过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遇到的伤害、危险、欲望和精神涣散，支持着我们对于善的相关追求的部署，它将为我们提供不断提高的自我认识和不断提高的对于善的认识。(AV，P.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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