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下的美德与社会角色

亚里士多德与美德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作为其反动的荷马世界，由于他们在一个合理限定或者高度确定性的社会结构所占据的位置，个人被认为是拥有某种固定的角色或者身份。其结果，对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应该如何行动的理解，直接来自于他们的角色知识；由于知道了这些，我们也就会知道一个人对他人负有什么义务以及他人对他负有什么义务，他们与他的关系是由其在相同的家族、家庭以及社会等级中所占据的位置所决定。美德作为一个术语出现在这里，这一术语指示的是允许一个人履行其所负有的义务，并且在他履行那些义务时就会在他的行动中体现出来的优良品格。此外，由于知道了他应该如何行动，知道了他所承担的角色，荷马时代的个体也知道了他究竟是谁；拒绝或者使他自己远离那一角色的观点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等于是剥离了他的身份。因此，正当的行动源自于一个人的身份，因为其身份是由他的社会角色定义的，在荷马社会，道德与社会结构是一回事或相同的事情；换句话说，情感主义的自我根本不是自我，评价问题就是(社会的)事实问题。

亚里士多德把他自己理解为荷马传统的一部分；上面刚刚提到的几点提供了他的伦理学追问框架，不过，它们并没有把它的确切形态固定为亚里士多德据以在这一领域里绘制他自己的有着重大差别的地图的某种形式的界标。例如，亚里士多德把美德的概念以及道德的概念与特殊的社会角色的紧密联系分离开来，而不把它与任何角色分离开来，在他看来，相关的角色是“人类”而不是“国王”或者“儿子”。人类被理解为有着特殊的本质，这一本质为他们设定了特定的目标和目的；而美德便是那些使他们走向特别意义上的人类终极目的的优秀品格。然而，那些美德并不仅仅是实现某种单独指定的目标状态的手段。

构成这种适合于人的善的东西就是一种彻底的过得最好的人类生活，美德的运用是这种生活必要的和核心的部分，而不仅仅是为实现这样一种生活的初步运用。如果不参照美德，我们也就无法充分地描述适合于人的善。(AV，P. 140)(www.xing528.com)

总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道德不可能运用于政治共同体之外；它们在一种圆满的人类生活中的发展和实现，要求这种生活是在城邦内部度过的，是与其他从事一种旨在过上善的生活的共同计划的人们一起度过的。只有城邦国家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才允许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诸如勇气、忠诚以及友谊这样的美德，既构成了这种共同体自我保存的基本条件，也是生活于共同体以内的人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的基本的组成部分。这便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必须是政治的动物的意义所在。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他提供一个亚里士多德伦理观的重构版本的企图，特别是那种与美德以及有关以旨在拥有善的生活的公共背景的需求相一致的核心角色，这一有关亚里士多德身份主题的麦金太尔翻版的极其简短的概括将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所以认为现代道德必须是完全重建的亚里士多德版本，麦金太尔(至少)有两个理由。首先，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类终极目的的自我理解依赖于他形而上学的生物学，那些第一科学的诸多理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用——事实上，这种信用流失的原因在于，它们已经变成有关人类终极目的的绝对理念的启蒙计划的局部解释。麦金太尔因此必须说明，这种对于人类本质的目的论理解能够被证明为合理的，或者不依赖这种形而上学假定是必要的。其次，亚里士多德极其强调城邦对于道德的构成性作用，但是雅典的城市国家却在历史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它不可能令人信服地在20世纪重生；所以，麦金太尔必须找到一条没有纯粹假定乌托邦式的社会与政治改变的前提下援用道德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的道路。

他的这一重建试图通过展开三个核心概念——实践的概念、人的生活的叙述性统一的概念以及传统的概念——来应付这两个方面的挑战：特别是第一个概念和第三个概念，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全部三个概念都是想要提供一个有关道德的理性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美德的概念保持着核心的地位。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三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