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道德的困境
根据麦金太尔的观点,当代道德与政治文化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他的《追寻美德》(After Virtue)在一开始便评论到,现代自由民主充塞着有关流产是否正确、在核时代威慑理论的正当性以及真正正义社会的结构这样一些问题的争论,并且仍然没有对于这些问题广泛一致的答案出现。然而,麦金太尔感到担忧的不仅仅是这一种争论发生或者它们尚未达成结论这一事实;他担忧的是,这些争论所采取的形式使得它们永远不会得出合理的结论。
这是因为,参与者的道德立场在根本上是不一致的。当一个人工流产权利的拥护者试图证明其观点的正当性的时候,对她来说,最有可能的便是突出那些把她导向这一结论的更为基本的和一般的前提;那些前提本身被追溯到更为基本的信念和价值,直到使我们达到为她整体的道德观念提供基础的那些主张为止。然而,当这些真实的基本前提遭遇反对者的基本前提的时候,事实证明,要估价它们的相对价值或者有效性是不可能的;在他们自己立场的范围内,每个人的观点都合理地产生于她自己更为基本的前提,而这些前提本身却是相互之间不可通约的。每一个人所援用的概念都不能译解为相反观点所援用的概念:诉诸于权利的前提与诉诸于普遍性或者心灵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根本没有一个能够使这些概念得以相互比较的拱型框架,也没有一个得到证明的合理优势。
这种不可通约性决定了任何人对于基本前提或者框架的选择都无法被她的对手的那些前提证明为正当合理的;在一个既定的框架内,结论从那些前提推导出来,可是那些前提本身却是毫无根据地定义的——它们是允许合理性证明的东西,因此它们自身无法被合理地证明或者破坏。援用一个与另一个人相反的前提或者框架也因此是某种对理性评估不敏感的东西;所以,框架不同的对手之间的争论也是无法实现理性终结的。总之,如果一个人的框架选择的合理性无法被另一个证明,那么,那个人也就无法对他自己证明这种合理性。这是一个纯粹和完全不可证明的——纯粹的个人偏好问题。
然而,有关当代道德论争的任意本质的这一理解,被那些试图解释和证明其道德观点合理性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面具掩盖了起来。由于我们的对话保留着有关做某种事情的个人理由与非个人理由之间的明显差异,我们向他人提出的有关做那些被我们认为在道德意义上应该的事情的理由便属于后一种理由。个人理由的一个实例就是类似于“做那件事,因为我希望你做”的事情,通过说这样一种事情,而我没有给我的对话者任何去做我所要求的事情的任何理由,除非她有某种其他的理由去做我所希望的事情——如,如果我处于某种相对于她的权威的位置上,或者她是我的一个亲戚。非个人理由属于某种类似于“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你的职责”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无论给予那一行动的理由是否是与讲话的那个人完全无关的好理由,还是她与她的对话者关系如何——它都以非个人标准或者判断依据的存在为前提,这些标准适应于所有人,而无论他们的环境、愿望或者期望如何。正是后一种语言才是人们为了证明一种特殊的道德判断的合理性时诉诸于它的典型语言。(www.xing528.com)
简而言之,根据麦金太尔的观点,道德判断的实际过程表明了个人意志与他们任意承诺之间的冲突,但是这种争论发生于其中的语言却唤醒了非个人标准的存在,依据这种标准,这一类分歧可能会得到理性的仲裁。根据一种被称为“情感主义”(emotivism)的道德哲学流派的观点,这一悖论是很容易解释的:道德判断的本质是而且永远是人们的个人情感或者态度的表达,并且试图以能够使他人的情感与你自己的情感结盟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表达;意在援用非个人标准的语言运用实际上是不真实的——它不过是一种导致广受欢迎的(sought-after)再结盟的有效方式。
麦金太尔发现,有关这一悖论的上述说明并不充分。由于以下的理由,它不能被理解为一个有关道德判断的意义的论题。首先,它没有以一种非循环的方式解释道德话语所表达的情感的确切本质。如果人们要问这都包括什么种类的情感,只说“赞同情感”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赞同情感可以有许多种,而进一步描述那些情感的唯一方式似乎应该是将其表述为“道德判断情感”,这不过是这一分析想要解释的那一术语的重提。其次,情感主义似乎从一开始就在从事着一种毫无结果的任务,因为它的分析合并了两种表达,其在语言方面的功能(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恰恰是二者之间的反差与差别所决定的。实际上,它瓦解了个人与非个人理由限定之间的差别,并且由此而忽略了那些似乎在意义上有着重要差别的东西。有关这一错误的原因是在麦金太尔的第三个批评中发现的,总之,情感主义混淆了意义与使用。情感主义是一种有关语句意义的理论,但是,除非是在特殊的场合下使用,情感或者态度的表达在表达意义上是一种功能而不是它们的意义。一个老师可能会通过在他的班上尖叫“7×7=42”来表达他的失望,但这与他所说的话的意义却毫无关系。
简言之,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有道德判断意义的理论,情感主义是虚假的,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一种有关这种话语在当代道德文化中的运用的理论,它却是真实的。根据麦金太尔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发生的是,意义与道德话语的运用已经变得极端的不一致:当下,我们把它们当做一种表达我们基本的随心所欲的情感和态度模式来使用,可是,我们以这种方式使用的话语意义仍然保存着前历史时期的痕迹,在这一历史时期,非个人标准是可靠的,因此,在它们再也不能兑现的情况下,它们的当下运用要诉诸于那些标准。我们现实的文化在事实上是一种情感主义文化,但它不可能永远是这样的文化。
就是这一诊断支配着《追寻美德》一书的结构;因为它为麦金太尔设定了一个双重的任务。首先,他必须充实他有关现代文化已经浸透着情感主义态度和实践的主张;其次,他必须对那一文化的历史加以考察,以便理解它何以会成为情感主义的,并且由此评估使它恢复到一种道德判断能够重新要求客观性与非个人性的状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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