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城市发展观与城市灾害管理

二、新世纪呼唤全面的发展观

1.灾害经济学的昭示：我国每年灾害损失多达数千亿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是人类谱写的辉煌而又曲折的篇章，特别是后半个世纪，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使人类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与此同时，人类又经历了来自诸多方面的严重障碍，有严重的自然灾害，有因科技发展过程中人的行为而导致的技术灾害、有源于人类的反社会行为而造成的人为灾害。灾害对一国经济是一种潜在的严重打击，根据初步统计研究，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自然灾害活动特别强烈、破坏损失尤其严重的时期之一。世界每年有20%～50%的人口遭受暴雨、洪水、干旱、飓风、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近100年内，发生一次死亡1000人以上的灾害事件数千起，一次死亡1万人以上的灾害事件数百起。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急剧增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高达400亿美元以上。

中国人口众多，受灾体特大，复杂而多变的自然环境和稠密的人口使我国成为生态脆弱的多灾大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既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和彪炳千秋的文化遗产，又留下了伤痕累累和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无数次重大自然灾害频频肆虐的惨痛记录。统计资料表明，1950～1992年的43年间，我国各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共2.6万亿元左右（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死亡60多万人（1959～1961年数据未统计在内）;灾害损失达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5.09%，占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12%以上。相比之下，美国公布的1991年度自然灾害总损失为150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27%和财政收入的0.78%。日本近年公布的自然灾害总损失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0.5%。以上资料表明，相对于总量经济指标而言，我国的灾害损失程度超过了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数倍，可见我国灾害之深重。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增强，自然灾害的损失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进入90年代已达到每年1000亿元以上的水平，仅1996年就达到2300亿元。巨大的灾害损失，不仅直接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冲击了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灾害经济学认为：灾害的损失实际上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种。直接损失是指在灾害中遭到破坏和损害的资产的资本损失（例如，建筑、其他物质基础设施、原材料等），农作物损失通常包括在此类中；间接损失是指商品和服务流程中的损失，包括受损或被毁工厂的低产出，由于道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遭损害引起的销售收入损失，因正常的较为廉价的供应渠道受影响而不得不购买较贵的材料和其他投入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等，也包括因疾病、伤亡的增加导致的医疗支出和生产率损失。另外，灾害还会产生次级影响，主要是指灾害对整体经济业绩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包括外部贸易和政府预算平衡的恶化，政府计划支出的再分配以及债务的增加等，灾害还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结构或规模以及贫困程度和范围。

事实证明，孤立的突发性灾害事件，一般都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毁伤性间接效应，即“二次效应”或“次效应”，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可能远大于事件直接的毁伤。如2002年11月在我国开始流行的SARS疫情，其社会心理恐慌、国际形象受损、投资环境恶化等“二次效应”造成的损失，就远大于防范SARS疫情和救治SARS病人的直接损失。因此，危机管理机制除了要尽力降低危机事件的直接损失，还要尽可能降低产生“二次效应”的范围和强度，尽力降低“二次效应”的毁伤。

针对目前的灾害现状，应尽快建立预防和减轻各种灾害的系统工程，切实从监测、预报、评估、防灾、抗灾、救灾、灾后安置与重建、教育与立法、保险与基金、规划与指挥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灾害管理，切实提高灾害应急管理水平。

2.“第一要务”需要构筑安全屏障(www.xing528.com)

为加快推进发展执政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要求我们要树立全面的发展观。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一次明确提出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进一步树立全面的发展观。

发展党的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加快发展不动摇。党中央所要求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社会相协调的发展。实现这一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着力克服长期存在的“重增长、轻发展”的倾向。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树立全面的发展观问题，实质上是对20世纪以来，由西方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并进而影响世界很多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深刻反思。西方国家推进工业化的最初目标，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资本增值，因而经济利益最大化自然成为发展的惟一追求。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种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单一目标的发展观，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却过度地消耗了自然资源，大面积地毁坏了维系地球生命存在的生态系统，造成了至今让人类仍饱受其害的环境污染，所以，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时，这种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可是，就在西方国家开始转变传统的发展观时，我们国家却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恶梦中醒来。为了把国人从阶级斗争的泥沼中解救出来，同时也为了拯救已近崩溃的国民经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地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而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目标。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大关，比1989年增长了近2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6位。然而，就在我们为经济增长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也十分吃惊地发现，沿袭西方工业化单一发展观形成的“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发展模式，使我们象西方国家一样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1996年，有关部门与国际组织联合研究探讨环境污染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损失，结果表明，1995年仅水和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5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6%～7%。另据有关资料显示，1998～2002年，我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的投入高达5800亿元，占同期GDP的1.29%，是1950～1997年47年间投入总和的1.8倍。对此，我们在为国家改善生态环境感到欣慰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不得已在用“经济账”偿还以往所欠的“生态账”。西方国家在20多年前认识到的“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的教训，今天我们终于体验到了。

树立全面的发展观，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也是抗击“非典”斗争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国内外的经验都已表明，经济增长固然是社会进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但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公共卫生体系，特别是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借此，中国人民曾经送走了很多疾病“瘟神”，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40多岁提高到60年代的60多岁。这说明，即使在相对贫困的条件下，促进社会发展也可以极大地提高民众的福利。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受单一发展观影响，很多公共服务部门的职能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扭曲，无论是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还是劳动保护部门，都要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都要让位于GDP增长，进而导致我国社会事业发展欠账甚多。根据有关资料，我国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已由1991年的2.4%下降到2000年的1.71%，在公共卫生费用支出方面中国属于世界最低一档，非洲最穷的国家都比中国的人均卫生费用支出高出1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第188位。

我们所讲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个人的基本福祉和社会的协调运转。它既要考虑发展的最终后果，也要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重视，包括从可持续性和协调性的角度着眼，来看待人的各种利益和活动，来处理各个地区、领域、部门、行业和群体的关系。社会发展必须将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把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多维要素纳入发展的视野。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虽然可以造成一时的经济繁荣，但其引发的资源破坏和生态透支，以及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最终还需要我们用更大的代价来补偿。今天我们虽然可以自豪地说，国家有经济实力上南水北调这样世界级大工程，但数千亿元的投资又何尝不是对已被破坏的华北地区水资源的巨大补偿呢？

强调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不只是历史和现实的警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我们正面临着不断加大的发展难度。考察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难度系数可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发展的自然平台，二是人类活动的强度。就前一个层面的情况看，我国发展所依赖的自然平台是比较差的。世界上国土面积大于700万平方千米以上的国家共有6个，依次是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当用40余项指标对上述6个国家进行比较时发现，中国主要资源的人均数量以及环境、人口、生产能力等状况几乎均处于后列，这对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譬如，我国65%以上的国土面积是山地丘陵，33%的国土面积是干旱荒漠区，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存和生活。另外，中国大陆的平均海拔高度为1470米，是世界大陆平均海拔高度830米的1.83倍。物理学中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重心越高越不稳定，而我国就是在这块土地上耕种、发展、进行基本建设的。基于上述情况，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发展成本（特指基本建设成本）是1.25∶1,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成本的难度系数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再就第二个层面情况看，人类活动强度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的索取和对生态干扰的程度。人类活动强度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引发自然灾害的频率不断增加，据统计，中国自1500年前的隋朝到现在，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已从年均1.8次增加到3.9次。人类活动强度的另一个表现是每年搬动、运移岩石和土壤的数量。中国目前一年的总强度是381.7亿吨，平均每人每年33吨，而世界上每人每年的平均数是18吨。可见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以上两个方面发展难度系数看，中国目前都面临着艰巨的发展任务。一方面是发展的成本高、难度大，另一方面又必须加快发展，以便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这种现实迫使我们必须选择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如果延续传统的以破坏资源和生态为代价的单一经济增长式的发展，我们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走向再也无法发展的绝境。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目标，实现这一发展目标，要求我们必须打破“重增长、轻发展”的思维模式，牢固树立全面的发展观，不仅要追求GDP即人造财富的增长，而且要注重“绿色GDP”的增长即可持续发展，更要关注“人文GDP”即人自身的健康和全面发展，实现这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和同步增长。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唯经济论英雄”，只把经济指标增长视为政绩的片面认识，对那些把经济指标搞上去了，但却造成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欠账，严重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资源的地区及其领导者，必须象考核经济GDP那样考核其“绿色GDP”和“人文GDP”的完成情况，并以这三个方面论其政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全面的发展观，自觉推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