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龄段学者引用域外文献特征

2.2.2　不同年龄段的学者引用域外文献的特征——以《法学研究》为例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根据学者的出生年月，将作者们分为老年一代、中年一代和青年一代三个群体。具体来说，笔者将出生在1950年以前（包括1950年）的学者界定为老年一代学者；将出生在1965年以前（包括1965年）1950以后（不包括1950年）的学者界定为中年一代学者；将出生在1965年以后（不包括1965年）的学者界定为青年一代学者。本文以中国知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主站点）上收录的所有发表在《法学研究》上关于民法的论文为样本，对其域外文献进行分析。

表2-2-2　不同年龄段学者论文域外文献之引证情况

表2-2-2的数据来源于《法学研究》期刊，表格中针对历年以来（截至2010年）引用了域外文献的论文进行了整理，从该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推论：

第一，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外语能力不一，老年一代学者的外语能力明显弱于中年、青年一代学者。首先，从引用域外原始文献的语种来看，老年一代学者主要引用的是英文原始文献，除此之外，仅有1个日语文献被引用；而且，能直接引用英文原始文献的数量也比较少。中年一代学者和青年一代学者的外语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其引用域外原始文献的语种非常广泛，除英文文献外，学者们还能引用日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原始文献进行研究。另外，老年一代学者直接引用原始域外文献的比例仅为17.0%，而中年一代学者和青年一代学者相应的比例分别为36.6%和51.9%。这种富有差距的比例，说明了老一代学者在引用域外文献时，更多的是参考已经翻译过来的文献。显然，外语能力的差距是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而青年一代与中年一代相比，直接引用原文域外文献的比例又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进一步印证了外文能力“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趋势。(www.xing528.com)

第二，从表2-2-2可知，从学者们引用域外文献的总量上来看，无论是老年一代学者还是中年一代或青年一代学者，在引用域外文献时，都更多地引用大陆法系的文献。其中，老年一代学者撰写论文引用的域外文献中，来自大陆法系的文献的比例是69.8%，中年一代学者的比例是80.2%，而青年一代学者的比例是73.6%。由此可见，虽然现在学术的国际交流日趋频繁，学者们能够获取的域外资料逐渐丰富，但是我国学者的研究在整体上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较为明显。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国的法律体系的日臻完善有直接的关系。我国是制定法的国家，其法律体系、法律传统均更多地受到了大陆法系的影响，因此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确立，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对我国的法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随着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年龄演变，这一比例也呈现了从不断增长，然后又不断下降的倒“V”字型的发展曲线，这也印证了随着学术交流国际化趋势的发展，青年一代的比较视野不断扩散，呈现出对大陆法系文献的依赖递减，对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关注度逐步提升的趋势。

单独分析每一代学者中引用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文献较多的学者，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撰写论文引用域外文献时，与他们的海外留学或进修背景及师承关系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引用大陆法系文献较多的作者。例如，在老一代学者中，引用大陆法系文献较多的作者是谢怀栻教授。谢怀栻教授在1939年后的三年间，曾师从梅仲协教授，接受了严格的大陆法学术训练，他虽然未曾出国留学，但是这3年的学习使得他在德日民法方面有了颇深的造诣。^[7]后来，谢怀栻教授曾在台湾地区工作过一段期间，台湾地区的立法以及学术研究深受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借此机会，谢怀栻教授接触了大量大陆法系国家的学术文献，这无疑对其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又如，中年一代学者中的孙宪忠教授，其引用大陆法系引证文献的比例较大。孙宪忠教授曾于1993年获得联邦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研究奖学金，赴德国（汉堡）马克斯·普郎克外国私法和国际私法研究所留学，主攻物权法、不动产法。德国学习的这段经历让孙宪忠教授成为国内顶尖的德国法研究专家。又如青年一代的韩世远教授，其撰写的学术论文中也引用了大量的大陆法系引证文献。韩世远教授曾于2000年10月至2001年9月在日本法政大学担任HIF招聘研究员；又于2006年10月至2007年9月、2009年6月至2009年9月先后两次赴德国（汉堡）马克斯·普朗克外国私法与国际私法研究所任访问学者，其在日本和德国接受的严格大陆法训练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也很明显。

同样，引用英美法系文献比例较大的学者也大多有直接的海外留学或进修经历。比如，王利明教授曾于1998年8月受教育部的委派，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许传玺教授获得了美国耶鲁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等等。由此可见，学者们的海外深造背景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深远，与之相应的是，赴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往往在撰写论文时更多地引用大陆法系的文献，赴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则更多引用英美法系文献。

第三，单独分析引用原文域外文献的学者，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1）老年一代学者多是引用已经翻译过来的域外文献，而中、青年学者中，能直接引用原始文献的比例明显上升，这体现了引用原始域外文献的学者在年龄上具有逐渐年轻化的特征。（2）引用域外文献的比例与学者的外语能力直接相关。从表2-2-2中“……除英文文献外，引用其他语种的原文文献较多的作者”一栏，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作者都具有一流的外语能力，引用德文文献较多的米健、申卫星、金可可等教授都有赴德国进修的经历，赴海外进修的经历无疑会提高他们的语言驾驭能力。相应的是，渠涛、韩世远教授都有赴日本进修的经历，因而他们日语水平较高；尹田教授具有赴法国进修的经历，因而其能熟练运用法语；徐国栋、薛军、刘家安等人都有去意大利留学或做访问学者的经历，这也使得他们能直接参阅意大利语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大批学者赴海外留学或进修，使得他们具备了较强的外语能力，并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充分运用这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