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文化助推企业持续发展

第七章　伦理文化与企业发展战略

战略管理是现代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指的是进行长远、重大决策的系统方法、策略和行动方式。战略概念借用于军事学术语，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战略的解释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有关战争全局的；比喻决定全局的策略。现代管理学由此借鉴并创新了战略管理理论，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成为战略管理的主要内容。对于企业战略的定义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最具代表的是以波特为代表的传统定义和以明兹伯格为代表的现代定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0）认为：“战略是公司为之奋斗的一些终点与公司为达到它们而寻求的途径的结合物。”传统定义强调的是战略的计划性、全局性和整体性。明兹伯格（H.Mintzberg）在1989年提出，以计划为基点将企业战略视为理性计划的产物是不正确的，因为企业中许多成功的战略是在事先无计划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他将战略定义为“一系列或整套的决策或行动方式”，这套方式包括刻意安排的（或计划性）战略和任何临时出现的（或非计划性）战略。事实上，企业大部分战略是事先的计划和突发应变的组合。现代定义强调的是战略的应变性、竞争性和风险性，重点研究组织的不可预测的或未知的内外部因素约束下的适应性。赫伯特·西蒙认为：“决策是管理的核心；管理由一系列决策组成；管理就是决策。”

在竞争战略指导下的战略分析，主要是通过内外部市场竞争环境的分析，确立组织在竞争市场中的使命和目标，即组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肩负什么样的任务、要干什么和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以为进一步选择何种最适宜的竞争战略及如何更进一步地实施这种竞争战略提供指导。本文的研究关注的是在市场经济新时期，传统伦理文化对于企业发展战略的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的影响作用。

第一节　企业发展战略与价值观

企业发展战略是关系到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和路线的大问题，是企业持续发展必须研究的课题。传统的基于竞争思维的各种竞争性战略，过多地考虑了如何打败对手的路径选择，以及采取哪些竞争手段制胜的计划，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竞争性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规则的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市场经济向新的阶段发展，传统的竞争战略越来越难以奏效，才有了“双赢”、“共赢”的考虑，乃至“蓝海战略”的问世，提出了一种与中国学者所倡导的“和合发展战略”相类似的基于合作考虑的新型战略。这些新的企业发展战略，融入了时代的新要求，特别是注重了传统伦理文化的意义。美国著名的经济伦理学家R.爱德华·弗里曼的力著《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就是从伦理文化的视角研究怎样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整合来制定一种适时应世的企业发展战略，以有效地提升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管理学研究中的这些新的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传统伦理文化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影响作用开辟了新的视野。

一、价值观是企业发展战略的指南

价值观作为对特定范畴所持有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既从根本上决定了行为导向，又是一种内在的行为动力。张岱年先生（2004）认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John A.Howard（1965）＆Jagdish N.Sheth（1967）的研究认为，文化价值观提供了比社会阶层更加综合的社会框架，它包括行为方式、标志、思想和与其相关的价值准则，是个体动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所谓价值观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基石，是因为价值观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与执行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它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组织行为、企业使命等根本性的问题。唐志龙（2004）认为，价值观是关于人们对于生活实践意义的一种判断标准、评价标准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在构成企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企业发展方向、企业使命等以及企业经营理念中，价值观是一种根本性的“判断标准、评价标准和取舍标准”。正是价值观引导着企业的组织行为和发展战略。正如杰克·韦尔奇所指出的那样：使命感将指引你往何处前进，而价值观所描述的则是引领你达到目的地的行动。

管理学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世界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但是，管理首先是一种理念，管理的实质是在一定的经营理念指导下的实践过程。所谓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就是讲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

企业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要反映的是：企业为什么而存在？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是什么？企业应该有着怎样的追求才是最有价值的以及什么样的追求是没有价值的？就是说，所谓企业价值观，就是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价值和意义的一种合乎理性的概括。也正因为如此，企业价值观是一种根本性的“判断标准、评价标准和取舍标准”，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指南，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基石。

企业发展战略的首要内容是企业的发展方向和企业的使命问题，以及保证这一发展方向和顺利实现使命的经营哲学问题，一般要求说明企业发展目标、企业经营目的、企业宗旨以及企业的经营哲学。在拟定这些内容的时候，不仅要有从企业实际状况出发的市场可行性分析，而且不可避免地会融入某些伦理文化的考量。因为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主体来说，无论是作为参与企业发展战略制定的管理者、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还是作为最终决定者的企业家或者说是投资人，其行为都要受到伦理文化的影响。而且，在具体内容的设计中，关于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的考量，越来越融入了伦理道德的因素；用以指导和保证企业发展方向和既定目标实现的企业经营哲学，作为企业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家的经验和个人偏好的结晶，就更多地带有伦理文化的烙印。

企业目标一般是包括战略目标、长期目标和年度目标三个层次有机结合的体系，是对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之上的设计。企业目标是一个反映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涵括经济与非经济目标的系统组合，其组成的本身与实现过程都蕴涵着利益相关者的伦理因素的考量。企业目的是企业发展目标的内涵，也应该包括经济目的和社会目的两个部分。由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规定了管理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由此，企业的生存、发展、获利三个经济目的决定着企业的战略方向。但是，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细胞，在创造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必须保证社会效益，才能实现良好的互动，才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一般来说，企业宗旨是要指明企业长期的战略意向。现在的教科书上一般都用德鲁克所说的“企业的业务是什么”来说明“企业的宗旨是什么”。但是，知识经济的新形势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的最高目的，由企业目的决定企业战略方向的原则出发，企业宗旨的范围也应该有相应的拓展，也就是要在说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顾客、市场和技术等传统业务范围的同时，强调如何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和履行，并且要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企业价值观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导向和决定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企业的经营哲学之中。任何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经营理念、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些经营理念、思维方式是企业家的文化背景与经验、偏好的结晶，以企业文化的方式体现，其中的核心成分就是企业的经营哲学。所以，企业经营哲学可以理解为企业的价值观、基本信念、行为准则以及管理思维模式，是企业文化的高度概括。可以说，企业目标、企业使命和宗旨的具体化，是企业经营哲学运用的对象。企业经营哲学既是确立企业目标、企业使命和宗旨的思想基础，又是实现企业目标、企业使命和宗旨的根本保证。

当今世界成功企业经营哲学的基本要求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以及“顾客是上帝”的优质服务，提倡高质量的产品、高新技术的保证。国内外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一个企业价值观的正确与否是直接关系企业能否健康成长的关键。企业经营哲学的确定与描述，直接表示了企业价值观的正确与不正确、清晰与不清晰，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兴衰成败。而传统伦理文化对于企业经营哲学乃至企业价值观的形成与培育的影响作用，表现在优秀的伦理文化可以产生一种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良的伦理文化则会产生一种消极的阻碍作用。

在管理实践中，对于企业发展方向的阐述，按照西方管理学研究的术语所说是一种对于“愿景”的描述，而所谓“愿景”，顾名思义，就是指愿望和远景。按照管理大师德鲁克的说法，愿景第一重要；最成功的战略是愿景，也就是对于企业发展目标与方向的图景式描述。德鲁克指出：“各项目标必须从‘我们的企业是什么，它将会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引导出来。它们不是一种抽象，而是行动的承诺，借以实现企业的使命；它们也是一种用以衡量工作成绩的标准。换句话说，目标是企业的基本战略。”企业目标包括企业宗旨，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对于企业愿景的有层次的展现，因而不仅应该是能够激励人心的，而且应该是符合实际的。既引人奋发向上又量力而行的目标，才是科学可行的目标；既令人神往又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意义的宗旨，才是值得追求的宗旨。对于企业哲学的概括，就更不能使用哲学研究中的一些玄奥而枯燥的语言，而应该代之以美丽动听的语言和引人遐想的故事性描述。

价值观以其导向性的作用在战略愿景的描述中有着根本性的引导和激励意义。这就是本尼斯所讲的“靠梦想团结的管理方式。……所谓梦想，就是预定的目标。”或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在《领导力》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愿景是希望，是梦想，是感悟，是我们的抱负，是强烈地想实现的伟大成就。它们表达的是理想主义。……有了理想，我们也从工作中获得了意义和目的。……愿景能让人卓尔不群，它把我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并留住员工、风险投资者、客户、捐款人或投资者。”所以，愿景或理想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价值指向，是特定价值观的体现。“理想代表着更高的价值取向，代表着在技术、经济、政治、社会和审美上的优先考虑的方面。……阐明理想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实际行动实现理想。”一个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的成功过程，就是一个梦想成真的过程。

当然，人类社会是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的，市场经济的追求及其价值观也在不断地改变。在历史向着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时候，现代西方管理学也逐步开始反省以金钱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倡导以人为本，重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地位，认为人是管理过程的关键因素，企业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人力资本管理是21世纪管理的重点。建立在知识上的经济成为未来的经济形式，企业的真正价值在员工的思维能力中，如果人们对工作无主动感，他们绝不会进行创造性思维。

张国栋博士在其研究论文《霍特的公司治理理论》中指出：所罗门（Robert Solomon）与霍特皆强调群体和道德生活，认为这一方向比那些只讲个体在职场的伦理抉择较能发展出好的商业伦理，只是霍特不愿意像所罗门那样走向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这类学者均认为我们要将商业视为美好生活里不可缺的一部分。生活得好，就是要与周围的人有良好的关系、活得有尊严。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个人是属于群体的（家庭、公司、社会等），个人在群体里扮演的角色或多或少定义了他是谁，人不可能是完全独立和自我定义的个体，群体里的人有不少共同关注的东西。因此，若要谈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就不得不理会我们所属的群体。……这种思想的另一个要点是成功的唯一定义应为最终快乐，而非家财万贯。这不是说大家不用追求赢利，而是我们并非为赚钱而赚钱。追求财富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更丰富、更有自尊。……强调群体的意思不是说商业世界里不应该有竞争，而是说竞争也需要团队合作和遵守规则，就如竞争激烈的足球比赛里，每一球队内的各队员必须要合作无间才能发挥到最大的竞争力，个别球员欲独领风骚的英雄心态不能为球队带来最大的善。另外，这些竞争应该要为社会带来最大的善，而不纯是个人的好处。

二、伦理文化是企业价值观的基石

中国的荣事达集团在继承徽商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鲜明传统伦理文化特色的“相互尊重、互相平等、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诚信至上、文明经营、以义生利、以德生企”32字的“和商”理念，并因此取得了持续发展和优良的业绩。今日集团塑造了“乐百氏”商标，以快乐千家万户的意义为名、为宗旨，围绕品牌的文化特征和造福社会的价值理念，在着力营销健康制品的同时，大力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不断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形象和信誉，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迅速发展。

东西方管理实践中传统伦理文化运用的重新兴起，以及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不仅进一步显示了对企业价值观与时俱进的客观需求，而且充分说明了伦理文化对于企业价值观形成和培育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的意义。

企业发展战略的不同取向，归根结底是由不同的价值观准则决定的。自波特的《竞争优势》、《竞争战略》问世以来，竞争就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无论是企业战略的制定，还是企业战略的实施，都基于竞争思维之上，“成本领先”和“差异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现在，一直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战略手段。

在西方的历史和字典上，逐渐有了充满合作意味的现象和理论，诸如：战略联盟、虚拟企业组织、学习型组织、物流和价值链理论、合作理论和博弈理论……以至到了21世纪开始，“双赢”、“共赢”问世伊始，公开标以合作字样的“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理论又羞答答地相继问世，更有明确排斥竞争的“蓝海战略”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论断，竞争与合作是相反相成和相互转化的，正确认识这一客观存在，是正确把握市场经济和改善管理的关键。

可见，企业价值观中蕴涵有深刻的伦理文化内容，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伦理文化氛围的历史文明古国。因此也可以进一步论证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企业发展战略由竞争价值观为取向走向合作价值观为取向，不仅反映了不同伦理文化的历史扬弃，而且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

三、传统伦理文化对于企业价值观的意义

两位英籍美国学者查尔斯·汉普登特纳和阿尔方斯·特龙佩纳，通过对美国、英国、意大利、瑞典、德国、日本和新加坡等12个国家15000名企业经理人的调查，发现各国企业在其财富的创造过程中都各有“独特的价值观”，“然而在人们背后推动财富创造的道德价值观又从何而来呢？来自那个社会的文化。”世界杰出人力资源管理专家赵曙明教授认为，从企业的生存基础的变化来看，企业家创立企业的哲学和价值观决定企业的使命，企业使命决定企业战略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内容丰富，剔除个中的封建糟粕，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具有积极影响意义的内容主要有：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与以仁为内容、以礼仪为形式的公共治理方式，礼、义、仁、智、信以及由此演变而成的礼、义、廉、耻和忠、孝、节、义的修身要求，执中行权、行事有度的中庸之道，以义生利、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和“和气生财”的生意经，等等，在悠久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延续中一直发挥着经久不衰的影响，无论是对于公共管理还是经济管理过程的决策，对于管理者价值观的形成都存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这许多内容丰富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其中有许多甚至已经演变为组织的正式制度和正式规则，更有许多为不同的企业家偏好所吸纳而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规则或者是潜规则，对于企业的战略形成、企业的各种不同的决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从历史所记载的具有代表性的商帮的经商格言，到中国太极集团的“太极”管理、荣事达集团的和商理念、华西村发展中的传统伦理道德提倡，以及百年老字号瑞蚨祥、同仁堂对于传统伦理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伦理文化对于管理过程的影响和企业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以及由此凝结而成的和合管理思想与管理艺术，虽然至明、清之时，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超越而使西方的管理学日益为世人所崇尚，特别是“五四”运动对于“孔家店”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和合思想文化似乎会被历史所遗忘。不过，还是如哲学大师黑格尔所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凡是为历史所证明的真理是不会为时间所湮灭的。即使在“五四”之后，和合管理思想亦为继起的中国民族工业与众多的企业所沿用，晋商、徽商也赖以继续。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如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样欣欣向荣。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民主管理、群众运动以及著名的“鞍钢宪法”所概括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就更多地建立于以人为本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之上（所以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人民必然是管理的主体），是按照“团结就是力量”的原则办事（所以，一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争取胜利），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保证。其思想内涵与实践，以及新中国初建时期的合作化运动和后来的尽管是失败了的“人民公社”之实践，都凸显了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思想与和合管理艺术。不过要指出的是，这种“失败”，不是“和合”理念本身的失败，和近代社会中国传统和合管理趋于冷淡而崇尚西方管理理论的原因几乎一样，是体制的原因导致的历史性命运。和合管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又能够创新发展，传统的和合文化又重新引起世人的青睐，就是一种历史辩证法的必然，充分显示了和合理念的真理性意义。

十年“文化大革命”之浩劫，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和损失，“破四旧”的冲击几乎又一次使传统的和合思想文化走向毁灭。当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革”噩梦、宣告改革开放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和不断深入，我们的祖国又走向了新的充满活力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在实践中创造着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这就是重新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继承和扬弃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包括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成功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吸收当代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管理理论，在批判继承和兼收并蓄中实现自我。从借鉴全面质量管理、重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到经济承包责任制，再到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破产和兼并、物流管理和价值链管理、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引进和实践，有西方新的管理思想的吸纳，也有中国传统和合管理艺术的新生。全面质量管理离不开全员参与，群众运动和民主管理成为借鉴和营养源；物流和价值链管理，需要环环配合、全体合作；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是以技术创新为中心，同时依赖于组织、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多方面合作为保证的系统工程，其中以人为本与“和合”更是凸显重要。

无独有偶的是，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也充满了许多类似于中国的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成分。西方现代管理学流行的“Y理论”，就充满了以人为本与和合思想。“Y理论”，又名“戛裨鱼”或“温和式管理”，以“仁慈循环”的原则和人情至上、淡化竞争、通过协调达成目标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艺术而在当代管理学领域独树一帜。美国最具优势的信息产业中一半以上的高科技人员为华人，其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奉行华人的经营之道和管理智慧息息相关。日本吉田工业公司（简称YKK）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拉链制造公司，就是实践Y理论的典型，以“一视同仁”、“相处无间”的思想理念指导了成功的管理实践，总裁吉田忠雄认为他的成功完全是“仁慈循环”思想所赐。同样，为西方管理所津津乐道的“Z理论”（或称海豚式管理）及其成功实践，也充满了和合理念，其基本思想是：以善待人和善于待人为基础，追求公平、效率与和谐，用心和脑、刚柔结合地进行领导和管理企业。明尼苏达采矿制造公司就是基于此获得了成功和发展，也因此获得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赞誉。

当时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今天，不仅在西方管理学的如“Y理论”、“Z理论”等许多理论流派的著述之中充满了许多类似于中国的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成分，同时在今天又进一步为战略联盟和共赢的理论与实践所发扬光大，因为战略联盟和虚拟企业更依赖于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

如以上所说，今天正风靡西方世界的全新主张——“蓝海战略”的管理思想，就更充满了许多类似于中国的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成分。如“蓝海战略”所言：“价值创新是蓝海战略的基石。我们把它称做价值创新，是因为，在这种战略逻辑的指导下，你不是把精力放在打败竞争对手上，而是放在全力为买方和企业自身创造价值飞跃上，并由此开创新的无人争抢的市场空间，彻底甩脱竞争。”而一部反映中国管理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和合管理》，在进行历史的扬弃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与和合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观体系，是21世纪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根本指导，从而为市场经济新时期中国企业实现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支撑。

今天苏商创建的春兰、森达、雨润、苏宁、远东等一批行业巨头，浙商创办的奥康、夏梦、正泰、万象、万丰、吉利企业集团，粤商创办的万科、TCL、华为、招商银行、恒大、美的、腾讯、志高等著名企业，不仅正在延续着商帮的历史传奇，而且还以其创造的种种企业精神，如苏商的创新的精神财富——“苏南模式”、“苏宁模式”所体现的合作精神，春兰、森达、雨润、远东等所彰扬的“实业”思想，波司登、红豆等显现的质量与诚信；或如浙商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向世人宣扬的一种基于传统“合”之美誉之上的“活”——灵活、活跃、活力，“敢”——敢作敢为、敢闯敢干，以及对于“合”的新诠释——合作、联合、整合、合力、和合；或如粤商的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以及善避风险的权变精神，更或是如瑞蚨祥、同仁堂那样继续演绎着“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中国式企业发展战略，都进一步告诉我们必须要重视，传统伦理文化对于企业价值观形成的意义，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效益的意义，而对于有着浓厚伦理文化氛围的中国企业，更应该认真研究和积极有效地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功用。为此，有必要再引用诺曼·E.鲍伊（2006）的说法：有某些道德率令是任何市场制度都应尊重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有某些道德率令是必须尊重的；如果市场要成为可能，那么市场的道德就要求某种类型的道德。假如这种市场是国际性的，就会有一种最起码但又是普遍的市场道德。

第二节　企业发展战略与经营理念

一般来说，经营理念是一个企业经营态度和思维方式的概括，反映着企业家和管理者的商业观，表明企业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去谋求利润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利润。因此，一定的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在一定的经营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不同的经营理念会有不同的企业发展战略选择和不同的企业发展战略实施。这些差异，有许多是由于受到了传统伦理文化因素的不同影响。

一、经营理念是企业发展战略的主导

任何一个企业的管理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经营理念指导下实施企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一个企业的经营理念，实质上来说就是这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准则。一定的管理价值观是一定经营理念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之所以说经营理念是管理的灵魂，就在于管理价值观的导向性作用。如松下幸之助所言：“正确的经营观念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底。”美国的一位领导科学学者米尔顿·罗肯奇把理念定义为内心的信念。信念作为“内心的信念”——一种信仰性的观点是理论形成的先导和行为导向。因此，理念作为理论的基础性内涵，对管理实践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按照美国学者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的说法：“理念是指路航标，是指导人们日常工作的一套准则。只有理念明确才能知晓东西南北。理念越明确越容易坚持走既定的路线。在面临困难、情况不确定的情形下，更需要这样的指导。”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认为，理念的现实意义在于：“理念是我们个人的‘底线’——理念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的道德判断，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反应，我们对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投入程度等。理念为我们每天要做出的各种决策设定了坐标。与理念相反的意见很少能付诸行动，即使付诸行动了，也不会很投入地去做。理念是行动的指南——理念决定着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说不，什么时候说是，反映出我们自己的真实意图。……理念是授权——如果我们清楚自己的理念，就更能控制自己的生活。理念清楚就不需要当权者指引方向。如果知道什么样的手段和目的最重要，人们就能够独立行动；也能够分清楚个人理念与组织和社会理念的不同，从而可以做出相应的决策。理念是动力——理念能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做某些事，并激励我们一直做这些事，促使我们去追求某个目标。在我们坚持不懈、斗争不止、奋勇向前的时候，理念是飘扬在前的旗帜。在我们需要补充力量的时候，我们求助于自己的理念。只有理念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做值得吗？”

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这是为了强调管理的实践性，而不是说不需要对管理实践过程的经验教训作理论性的总结，更不是否认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任何一种实践都需要理论的指导，正确的理论是进行正确实践的先导和指南，是一种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理性保证。管理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其更富于实践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种管理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经营理念指导下的实践，否则只能是一种盲目的实践，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同时，任何一种管理实践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恰当而高超的管理艺术去提高管理效率和效益；只有在一定的经营理念指导下，结合恰当而高超的管理艺术的运用，才能顺利地实现既定的管理目标。

在社会生活群体中，理念有个人理念、组织理念和社会理念之分，当个人理念、组织理念和社会理念相当明确并且和谐一致的时候，个人和组织的努力程度或者说投入程度最高，从而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顺利发展。在一个具体的组织中，比如一个企业，当个人理念、组织理念高度明确并且和谐一致的时候，个人或者员工对工作具有最高的投入程度，从而能够最有效地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在《领导力》一书中还列出了“理念对工作投入程度影响”图来加以验证（见图7-1）。

该图说明了，个人和组织理念高度明确的人具有最高的对工作的投入程度。由此可以推知，优秀的伦理文化对于正确理念的形成以及工作努力程度有着正相关关系。正如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在《领导力》一书中所指出的：“有了共同的理念，人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当个人、群体和组织的理念同一的时候，能产生巨大的能量。……研究表明，如果公司拥有强大的组织文化，并且组织文化是以共同的理念为基础，其业绩会大大超过其他的公司。……收益的增长快4倍。……工作的创新高7倍。……股价提高快12倍。……利润高750%。”尽管这些数据只是基于美国企业的推算，但也应该表明了一种普遍性的倾向。

图7-1　个人理念明确程度

经济伦理学和管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不仅只有当个人理念、组织理念和社会理念相当明确并且和谐一致的时候，个人和组织的努力程度或者说投入程度最高，从而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顺利发展，而且，也只有当个人理念、组织理念和社会理念高度明确并且和谐一致的时候，企业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可见，社会的进步和顺利发展与企业的持续发展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由此也必然推动着企业经营理念的创新发展。在管理过程中提倡集体主义和团队建设，就是要使个人理念服从于组织理念，而要真正做到个人理念服从于组织理念，使得个人理念、组织理念高度明确并且和谐一致，实践证明仅仅依靠权威和行政的力量是不够的，在许多时候伦理道德的灌输起到了关键作用。

任何一门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特别是社会科学，都有着相应的创新理念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思想内核。因为有了充满生命力的思想内核，才能成长为理论的常青树。西方现代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问世，按照传统的意见是已经走过了“古典学派”、“人际关系学派”和“管理科学”三个阶段。不同的学派理论，都有其相对不同的创新理念。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以竞争思维为基础的。因此，过去的所有这些基于竞争性理念之上的企业发展战略，都是竞争战略。到了20世纪末期，波特的《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使企业的竞争性发展战略走上了顶峰，所谓“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即使是进入21世纪以后，有了战略联盟、双赢、共赢战略思想以及所谓的“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理论，也仍然没有能够脱离竞争的考量。只是随着“蓝海战略”的问世，才使得西方管理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生的内容。

理论产生于实践，理论对实践又具有指导作用，而理念本身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理性思维之升华，更是继续进行成功实践的活的灵魂。在这一过程中，理念就是理论创新的火花。说理念是理论创新的火花，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想象，但又绝不是一种盲目的空想，而是一种基于理性的遐想，是对于历史的总结，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理性思维之升华过程。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也正在于管理创新，而管理创新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是理念创新，没有对变化中的市场经济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前瞻性洞察及理性思考，就不可能有新的理念产生，这种对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前瞻性洞察及理性思考过程就是一种理念创新过程。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历史性进程，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各种不同的状况，面对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各种不同的状况，必须有相应的理念创新去引领管理创新，才能维系和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不可能有一种固定的或者统一的管理模式，因而也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任何有效的管理，都必须伴随着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变化的管理创新，而管理创新则首先是管理理念创新。只有有了管理理念的创新，才能有适应新的变化了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的管理模式创新，才能有战略管理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市场营销创新、企业文化建设创新，也才能有适时应世的管理艺术创新。

或者如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的模型中，理念是指罗肯奇定义中的手段——该如何完成工作。……愿景，说的就是领导者及其追随者要在长期中达到的目的。航行在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惊涛大海上，人们需要愿景的存在，但他们也必须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行为。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可能在大海中迷失方向。”

二、伦理文化与企业经营理念

在一般的表述中，经常有经营理念和经营观念的不同说法，实际上这是两个可以表达同样意思的概念，或者是由于翻译用词的不一，亦无须更多的考证（如前面所引用的松下幸之助的话“正确的经营观念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底”，就是翻译为“观念”）。也许可以把它们看做是两个联系非常紧密的概念，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有着较多的重合之处，因此在许多场合是可以通用的。但是在实际运用中，一般地多把经营理念对应管理全局，而把经营观念对应商业营销过程。《现代汉语词典》对于观念的解释是：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有时指表象）；而对于理念则无专门的词条进行解释。从顾名思义的认识考虑，观念既然只表示“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有时指表象）”，那么理念则可以理解成为是一种更为理性的观念，这种更进一步的理性观念才能对企业管理过程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也才能凸显价值观作为其核心内容的现实意义。

一般来说，经营理念是企业家和管理者的实践经验和个人偏好的产物，表现一个企业的经营态度和行为准则，反映着一个企业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去谋求利润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取利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松下幸之助认为“正确的经营观念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底”。

理念作为一种理性认识和理论基础，既来源于实践，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因此，从市场经济的总体发展过程来看，企业的经营理念在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竞争性理念和合作性理念两大类。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说是自从市场经济产生以来的企业经营管理，都是竞争性理念支配和左右着企业的全部经营管理活动。这种竞争性理念的基本表现，可以用“大鱼吃小鱼”的形象语言来表述，为了实现企业的赢利目标而打败竞争对手甚至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直到波特的《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把企业的这种竞争性理念推向了顶峰。服从于辩证法规律，企业的竞争性经营理念在发展到巅峰之后，必然要走向其反面，即与其对立统一的合作性理念的考量。所以，在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中才有了所谓“竞争合作”、“合作竞争”，乃至“蓝海战略”的新思维；在中国和东方，也有了“和合”经营理念的探讨和创新发展。无论是西方“竞争合作”、“合作竞争”，以及“蓝海战略”经营理念，还是中国的“和合”理念，都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这些反映合作性经营理念的不同考量，其基本表现都可以用“和气生财，合作制胜”这句话来概括。“和气生财”是源自中国历史文化的生意经；“合作制胜”既是中国传统管理的历史经验，又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实践要求。不过，直到今天为止甚至以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性考量和竞争战略仍然处于重要地位，因为按照辩证法规律，竞争性因素与合作性因素的此消彼长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在这样一个新旧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交替的转化和转型时期，正确处理好竞争性因素与合作性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积极而恰当地使用合作性经营理念，是有效地克服竞争性经营理念颓势效应和争取市场主导权的现实需要。

历史和现实的研究都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企业经营理念，其形成和发展都与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作用密切相关。(www.xing528.com)

大自然生物界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之进化规律，似乎也被移植到了市场经济之中。一切向钱看，一切为了钱，为了钱可以使用一切可以想得到的手段，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甚至出卖肉体和良心。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了放大，财富像滚雪球似的甚至是以几何级数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一切都要拜竞争所赐，是竞争成就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所以，竞争规律似乎成了市场经济的唯一规律，竞争思维成了市场经济的思维定式，竞争战略成为企业必须遵循的发展战略。因为，“羊吃人”的启示说明只有“大鱼吃小鱼”式的竞争才能积聚资本、放大资本；“吃人”就是竞争，竞争就是打败对手；只有“吃人”才能在竞争中获胜，只有在竞争中胜出才能多赚钱、赚大钱。

自“羊吃人”的资本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开始，竞争成为市场经济的同义语，“大鱼吃小鱼”的竞争几乎成为市场经济的定律。可以说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以来，甚至到现在，竞争一直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是市场经济不可回避的现象，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竞争走向竞争，成为西方管理学及其实践的全部历史。如果说，任何一门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特别是社会科学，都有着相应的创新理念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思想内核，那么，历史以及市场经济内在的种种因素，使竞争理念成为西方管理理论贯彻始终的思想内核，竞争思维成为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基础。

在对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竞争性理念的历史考察中，不难发现西方传统伦理文化的痕迹。由于一部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就是神学基督教统治的历史，因此传统伦理文化更为直接的影响可以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中发现。尽管基督教提出了“爱”与“善”的伦理原则——《圣经·马太福音》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这是诫命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法律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的门徒彼得在将耶稣一生的行为进行浓缩而成的墓志铭上写道：“他到处在行善事”；但是，却把这种对于“爱”与“善”的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放在精神世界和来世拯救上，强调“谦卑”、“忍让”、“顺从”，推崇以神为中心的禁欲主义，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对抗邪恶而要把另外一边脸转过来让它打（或者是传教士通俗所说的：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不要抵抗，再转过右脸来让他打），认为只有“谦卑”、“忍让”、“顺从”才能体现“爱”和“善”，继而才能在来世实现“爱”和“善”。尽管到了14世纪末期以后兴起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性论思想，否定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的禁欲主义，继承了“爱”与“善”这种好的一面的伦理道德观念，但即使是代表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的加尔文思想，仍然承袭了中世纪基督教教义所推崇的“谦卑”、“忍让”、“顺从”观点，认为人们是否能够得救，是否已经被上帝选定，其他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那就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的权威，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职业劳动就包含了这个特性。甚至到了西方近代被推崇为是对与错的终极标准的“自然法”（Natural Law）的重要代表人物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也从对人的机械唯物主义认识出发，认为人类具有动物似的心理动机与欲望，由于人类天性中的竞争、猜忌和追求荣誉的本性，必然争夺利益。

以上所有这些传统伦理文化所反映的基本思想，提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成长、成熟全部过程贯彻始终的竞争性经营理念的精神支柱。所以，血淋淋的“羊吃人”的资本原始积累，可以被说成是为失业者提供谋生机会和谋生手段的一种“爱”和“善举”，失去土地的农民要“忍让”、“顺从”去接受这种“爱”和“善举”，否则最高权威的法律就要加以制裁。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揭露这种“羊吃人”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金钱至上思想造成的，在金钱万能思想的支配下，人们为了获得金钱，造成了各种欺骗、盗窃、抢劫、暴乱、暗杀、变节和毒害等罪恶，使人们的道德日益堕落。但是，对于如何消灭这些罪恶，他们只是建立于一种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空想之上。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学者理查德·扎克斯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一书中把资本家的财富称为“赃钱”，最具代表性的洛克菲勒家族帝国“是建立在不择手段的经营策略上的”，“……至少是在许多家族的坟墓里，你一定会发现某种诈骗正在某个地方腐坏”；而“贪婪的资本主义”的财富即使是在标榜“自由、民主、博爱”的美国也是与使用童工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违反人道的事情竟被称为“善举”——“是为了消灭闲置人员和减少国家负担的办法”。“撒旦找到某些危害的事情，仍然等着闲置的手来干，”那些牧师们这样说。“人们最好在年轻时在脖子上戴上牛轭比较好。”既然，人类具有动物似的心理动机与欲望，由于人类天性中的竞争、猜忌和追求荣誉的本性，必然争夺利益，生物界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规律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大鱼吃小鱼”的竞争规律也就是必然的了；上帝认为要“忍让”、“顺从”去接受这种“爱”和“善举”，人们就只有乖乖地听凭竞争性经营理念的摆布了。

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中的不少人对企业的伦理道德责任持否认态度，认为企业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结构，其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追求最大限度的赢利，赢利率和生产率是衡量企业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慈善事业、雇员关系、资源保护、产品质量等涉及社会责任的问题都不是企业管理者需要考虑的，经营者只对股东负责。认为社会责任行为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而这些成本必须或是以高价转嫁给消费者，或是通过较低的边际利润由股东承担，否则企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危及其生存。基于此，西方传统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无社会责任可言，企业也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

20世纪后半叶，麦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的出版，使西方的竞争管理理论走向了顶峰。但是，历史似乎开了个玩笑，很快地所有这些竞争理论和竞争战略却越来越不那么灵光了，钱越来越难挣了。到了20世纪末期，特别是21世纪初，一些转而寻求合作的理论思考和战略探索如战略联盟、团队建设、学习型组织、双赢、共赢、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等相继问世，但是究其实质仍然没有脱离竞争思维的轨道。只是到了2005年3月，W.钱·金的《蓝海战略》公开提出：要彻底甩脱竞争，开创新的无人争抢的市场空间——蓝海，昭示着西方管理学研究将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经济伦理学得以兴起，以社会责任为主要考量的伦理思想，开始融入了企业经营理念，并逐步成为当今企业求得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的经营理念。

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如果可以从中国现代企业的雏形——商帮算起的话，从近代商帮曾经兴盛一时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经营理念中所含的传统和合伦理文化的烙印：晋商以“和合”信用天下而开创票号旺业，徽商以“和合”开辟市场而成就历史形象，都是贯彻了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为基本内容的经营理念；还有那些跨越历史的坎坷仍然生机勃勃持续发展着的超级“百年老字号”企业，留给世人更多的赞叹和向往，吸引人们去探索个中奥秘——创办至今已经400余年曾经让老山姆钦羡不已的“可以带来金钱的昆虫”的“瑞蚨祥”老字号绸布店，创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已经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同仁堂”药店……这些跨越朝代数百年经久不衰地持续发展着的中国企业，无论是瑞蚨祥的和商精神，还是同仁堂的“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以及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如以上所分析的“苏商”、“浙商”、“粤商”、“鲁商”等几大现代“商帮”的重新崛起，海尔集团的国际化发展、荣事达集团的“32字方针”、江苏华西创造的超常规发展奇迹等，许许多多中国企业实现的持续发展，同样的是在于贯彻了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为基本内容的经营理念，也都在于像海尔所提倡的那样：把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关心员工，使他们自尊、自信，积极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众志成城，利能断金。

三、竞争需要与利益相关者考虑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其一产生开始，甚至到现在，一直是与竞争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为了竞争的需要和赢利的考虑，企业竞相改进技术和管理，各种为了降低成本的技术发明和管理措施相继问世，都成为效益和效率的推动力。因此，为了竞争的需要，为了商业赢利，可谓是用尽了各种可以想得到的竞争手段——欺行霸市，阴谋诡计，尔虞我诈，甚至暴力相向，无所不用其极……“大鱼吃小鱼”的生物圈现象，就是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的生动写照。20世纪中后期，波特的《竞争优势》、《竞争战略》把竞争的考量推向了最高峰，竞争理念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无论是企业战略的制定，还是企业战略的实施，都基于竞争思维之上，“成本领先”和“差异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现在，一直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战略手段。

更为明显可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在西方的历史上，逐渐有了充满合作意味的现象和理论。

按照哲学辩证法的认识，事物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具有阶段性。主要矛盾方面决定事物发展阶段的特征，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竞争性要求，导致了“羊吃人”的资本原始积累及其路径依赖形成了以“大鱼吃小鱼”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的竞争型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矛盾方面的相互转化，使与竞争相矛盾对立的合作因素不断增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企业之间的竞争白热化而市场规则日益完善和透明的情况下，合作日益成为企业获利和持续发展所必需，由完全竞争经过“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的过渡，市场经济就必然由竞争型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转化为以合作型为主导的新阶段。“蓝海战略”还只是一种希望由淡化竞争到“彻底甩脱竞争”去开创“无人争抢的新市场空间”——“蓝海”的理想和努力，因而只能说是由竞争型市场经济向合作型市场经济转化过程的反映。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市场经济发生了阶段性转型对企业发展战略提出的新的客观要求。

我赞成《和合管理》的观点：竞争型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以利润为根本目的，以打败对手的竞争方式方法为主要手段，所以竞争战略成为企业获胜的发展战略。合作型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以和合方式方法为主要手段，以“合作制胜”为主要路径选择，所以和合发展战略成为企业持续发展战略。如果说，波特的竞争战略是竞争型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蓝海战略”则是体现了市场经济由竞争型向合作型转化过程的企业主导战略，那么，和合发展战略不仅是适应市场经济转型阶段的企业发展战略，而且更是未来的以合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新阶段的企业发展战略。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由竞争战略一统天下，到“蓝海战略”问世，进一步验证了“阴阳和合而万物生”之和合理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思想、三分法辩证思维，特别是《和合管理》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认识。

竞争理念及其指导下的竞争战略，是为了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满足一己私利，因此为了竞争的需要而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采用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对抗性的损人利己的手段。为了打败对手，“大鱼吃小鱼”成为必然现象。伴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新发展的需要，西方管理学研究中产生了一种基于利益相关者考虑的新的战略管理理论。

在诸多“双赢”、“共赢”战略思考之上诞生的“蓝海战略”，所主张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利益相关者考虑的新型的企业发展战略。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在《蓝海战略》一书中提出：要摆脱竞争造成的血淋淋的“红海”，努力开辟一个没有竞争的“蓝海”，希望通过某种“整合”，或者说是寻求某种方式的合作，重新找到一种新的赢利方式和扩大赢利空间。“蓝海战略”所主张的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合作实现共赢的思想。“蓝海战略”的核心措施是其所倡导的所谓“价值创新”，即“全力为买方和企业自身创造价值飞跃”，这一“飞跃”是通过“企业把创新与效用、价格、成本整合一体”来实现的，如作者所言：“企业通过剔除和减少产业竞争所比拼的元素节省了成本，又通过增加和创造产业未曾提供的元素，提升了买方价值。随着时间的延续，优越的价值带来高销售额，成就规模经济，从而使成本进一步降低。开创‘蓝海’，就是要压低成本，同时提升买方所获得的价值。这就是如何为企业自身和买方实现价值上的飞跃的根本所在。”这里的“把创新与效用、价格、成本整合一体”，以及“如何为企业自身和买方实现价值”，就是一种“合作”与“共赢”，就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考量。

中国学者的《和合管理》所提出来的和合发展战略，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利益相关者战略，其战略思维之精髓——“和气生财，合作制胜”，并不是完全排斥和否认对手之间合理而必要的竞争，而是强调和重视“和”与“合”在经营中的重要性，是突出共赢；提倡以“和”求“合”，通过合作达到双赢。这是一种在包容矛盾、化解竞争的努力中，通过由和至合、由合制胜式的路径选择，去实现企业的利润和消费者效用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共赢。为此，“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战略考量的核心思想，就是“更关注企业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与其他利益团体和谐共存的问题，更关注在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实现双赢或共赢的目标”。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日益呈现出来的以竞争为主要特征向以合作为主要特征的转型过程中，没有“蓝海”，只有合作；或者，准确地说，没有一般理解意义上的纯粹的“蓝海”，就没有纯粹的合作，竞争还存在，甚至在当前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竞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竞争战略还要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不过是合作方式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意义，合作因素越来越多地增长，即使是将来合作方式、合作因素取代了竞争而占据了主导地位，竞争也会依然存在，甚至还会在某种情况下对合作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更现实和明智的选择是，在今天和合管理思想已经开始显现重要意义，或者说“蓝海战略”已经初步表现其积极成效的时候，谁能够最先理解、掌握了利益相关者方法的意义，谁就能够深刻认识和把握有中国特色和合管理思想的精髓，谁就能够最先享有利益相关者战略的巨大效率和效益。

第三节　伦理文化与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执行

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充分说明，市场经济由竞争性战略考量走向合作性战略考量，是适应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和战略转型而相继问世的战略联盟、学习型组织、双赢、共赢、竞争合作、合作竞争乃至“蓝海战略”的新思维，以及中国式的和合管理思想，都越来越凸显了传统伦理文化对于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这些基于利益相关者方法的战略思维，为市场经济新时期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应该认真思考和解决的新问题。

一、竞争战略与利益相关者战略

“蓝海战略”是新世纪全球性影响较大的创新理论，被公认为是对传统竞争理论及其竞争性战略的扬弃。关于“蓝海战略”与竞争性战略的比较研究，除了《蓝海战略》的作者W.钱·金等在书中的阐述以外，国内外也有着大量的研究著述。中国学者黄如金博士在其学术专著《和合管理》中，用相当多的笔墨进行了研究，特别是与中国式的和合管理之间的比较研究。本研究则重点从在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研究中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者战略思维的角度，以及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影响和中国式和合管理的比较研究，考量伦理文化与企业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竞争战略指导下的战略分析，主要是通过内外部市场竞争环境的分析，确立组织在竞争市场中的使命和目标，即组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肩负什么样的任务、要干什么和要达到什么目的，以为进一步地选择何种最适宜的竞争战略及如何更进一步地实施这种竞争战略提供指导。如果说，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假设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最大化价值原则和利己主义指导，是导致竞争成为市场经济长期以来的唯一性选择的更深层次的原因，那么，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又重新倡扬自由竞争。

总之，是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规定了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由此，经济利益目的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企业的主要目的，企业的生存、发展、获利三个经济利益目的决定着企业的战略方向。当然，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细胞和经营性组织，创造利润以求得发展是一种本能的需要，以最小的投入求得最大的利润是符合经济学原则的体现企业经营能力的理想要求，也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中国传统和合管理中也明确提出了管理的利益要求。《孙子兵法》中明确地把获利作为战略决策的根本标准，认为“智者必虑，必杂于利害”，“合乎利而动，不合乎利而止”，“非利不动，非得不用”。《辞海》注解：利，有利益、利润、顺利、富饶等多种意思。其首意之利益，则是指好处。利润也为“利”之重要意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即有“逐什一之利”的说法；《北史·烈女传》载：“及承祖为文明太后所宠贵，亲姻皆求利润，惟杨独不欲。”孙子这里所言之“利”，显然是指对于战事发展的好处，因为中国传统和合管理主要是对于国家事务和军队事务的管理，所以起初和合管理所言之利就是讲的对于成就事业的好处，不能完全等同于经济利益，不过从战略管理的宏观视野来看，其所言之“利”可以有着更广泛的意义，就像由传统公共管理领域的“和合”理念演绎为商业领域的“和气生财”一样，也必然延伸到经济活动之中。《史记·货殖列传》就有着经济利益性的语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有所谓“无利不动”、“不做亏本的买卖”等经商用语。

可见，为谋利润而经营是天经地义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也无可厚非。但是，企业的目的并非是仅仅为了赚钱，还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谋取利润更为合乎理性。竞争作为谋取利润的一种手段尽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然而“大鱼吃小鱼”式的血淋淋的竞争从来都受到诅咒和唾弃。历史的辩证法告诉人们，市场经济中并非只有竞争，竞争向来都是与合作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而且双方处于不断的相互转化之中。所以，时至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对于合作理论的研究成为热点。

管理学是一门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新兴学科，不仅要运用经济学原理和规则作为分析工具，而且要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知识。从综合分析的考量，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和经济细胞，不仅要创造利润发展自身，而且要运用所创造的利润支持社会发展；不仅要从社会索取，而且要回报社会。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视野来看，当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主要趋势的时候，企业如果仍然局限于一己之利就未免过于自私了，也是企业提升市场形象和信誉所不容许的，社会责任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更高目的。中国传统和合管理中就有着类似社会责任的要求，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忠报国”等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在“道德人”假说越来越被管理学的研究所接受的今天，斯密所说的“每个人在努力地运用其资本以实现产出的价值最大化，通常，他既非旨在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何种程度上促进哪种利益。他关心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安全和得利。然而，此时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成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局。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往往比他在真正地有意于这么做时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的定理也应该改写，因为那仅仅是在竞争规律主宰下的写照。经济社会的进步，使得道德人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安全和得利”，尽管经济利益的目的和追求依然存在，但是，“每个人在努力地运用其资本以实现产出的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他已经知道是“旨在促进公共利益”，他此时往往是受着一只“看得见的手的”引导，在此种状况之下，合作越来越成为必需和更合乎理性的选择。可以说，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知识经济社会，最有希望的企业就是使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高度统一的企业，就是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目的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回报社会、最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

当产业和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规则越来越完善和透明的时候，势均力敌的企业之间在规范的市场规则下，无论采取“差异化”还是“成本领先”战略，企业取得获利性增长的空间都越来越小。因为，追求“差异化”战略意味着相应地增加成本，而以“成本领先”为导向的战略又限制了企业所能获取的利润率，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竞争白热化，而需求却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何才能从血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如何才能启动和保持获利性增长？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双赢”、“共赢”以及所谓“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等战略思维，近年来相继应运而生。然而，企业取得获利性增长的空间都越来越小、竞争白热化、需求和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萎缩的状况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改观。2005年初问世的韩国学者W.钱·金和美国学者勒妮·莫博涅合著的《蓝海战略》，提倡由淡化竞争走向无竞争的新市场——“蓝海”，以为客户创造新价值实现合作与共同获利，使当代西方的正在发展中的“双赢”、“共赢”以及所谓“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等战略思维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开创了现代管理新的战略思维模式。

正如以上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新发展，以“双赢”、“共赢”思想为代表的合作性战略考量，特别是西方的“蓝海战略”和中国的“和合管理”，实际上都与当代经济伦理学关于利益相关者方法的战略管理思想相通相融，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基于利益相关者方法的战略管理理论，认为在战略制定和执行的全过程要兼顾所有任何一个影响公司目标完成或受其影响的团体或个人，包括雇员、顾客、供应商、股东、银行、政府，以及能够帮助或损害公司的其他团体或个人的利益要求，关注企业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与其他利益团体和谐共存的问题，关注在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实现双赢或共赢的目标。“‘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被提出来，是作为修改经理们的概念图谱的一种方式。这个概念援引了战略规划、系统理论、公司社会责任和组织理论方面的研究，它的发展可以作为将广泛的基础研究聚集在一起并对它们进行阐释的一般凝聚力。组织环境能够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加以解释这一事实说明，这个概念可以作为开发战略管理方法的保护伞。”而从利益相关者考量的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执行，除了依靠组织的权威和行政力量之外，伦理道德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意义，以至于被形容为市场经济中“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如爱德华·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价值观可以成为一种控制机制，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如果公司的主导文化是一种‘为利益相关者服务’的文化，那么不论奖励制度如何，总经理都会明白，他们的任务是出去与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团体进行交流、协商，这些团体包括从顾客、供应商到批评界和媒体。并且，他们也会明白，公司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去做这些外部工作。利用价值观念作为控制机制必须瞄准作为和不作为的真实成本和收益……而不是可见成本和收益。”

二、利益相关者战略与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战略

既然利益相关者考量成为市场经济新时期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那么，从实际出发选择和制定适时应世的企业发展战略，是在市场经济新时期保证企业持续发展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爱德华·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的“中文版序”中指出：“21世纪将被打造的全球大公司都会关注‘那些能够影响一公司的目的并受一公司目的影响的群体和个人’，即利益相关者。正如中国和中国公司已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行为者一样，经理人对利益相关者的注意现在也变得更为重要了。”如果说“蓝海战略”的利益相关者考量是所谓的价值创新，那么，无独有偶的是，爱德华·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的“中文版序”中也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把经济活动理解为是一种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工具。

在这种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工具的使用过程中，也就是在基于利益相关者方法的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实践中，首先要明确所谓利益相关者是指所有任何一个影响公司目标完成或受其影响的团体或个人；在确定公司发展方向和选择价值准则的时候，要考虑到代表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顾客、供应商、股东、银行、政府，以及能够帮助或损害公司的其他团体或个人的利益要求，关注企业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与其他利益团体和谐共存的问题，关注在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以便实现双赢或共赢的战略发展目标；在制定和执行这一发展战略的时候，要分析、审计和规划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利益要求，特别是要认真处理好特殊利益相关者战略计划和利益相关者综合战略计划的设计与安排，并且要在全过程运用价值观作为控制机制。可以清楚地看到的是，在这种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工具的使用过程中，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考量，实际上就是一种融入了社会责任的伦理道德的管理新思维；而所谓的利益相关者方法，实际上与“蓝海战略”提倡的利益“整合”以及“全力为买方和企业自身创造价值”的思想相一致，更与中国式的和合管理思想有着更多的思想渊源以及现实意义上的相通、相融、相同的地方。

在市场经济新的发展时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和管理学的竞争思维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活动，在效仿西方的以竞争为主题和基本指导的战略管理过程中，也逐步有了所谓“有钱大家赚”的思维及其方式方法，“和气生财”的祖训重新回归，诸如电视剧《乔家大院》所展示的中国古代“晋商”的“和合”理念与“和合”战略受到了空前的赞赏和普遍的认同。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实现了历史性的扬弃。特别是当经济社会发展到如西方学者所言的应该开创“蓝海”的时代，或者说当市场经济发展到市场规则更加透明、完善，产业和企业竞争趋于白热化的时候，合作需求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以人为本与和合理念在历史的升华中更加具有管理学上的普遍意义，成为战略管理的核心指导思想。

中国式的和合管理认为，以“和合”作为战略管理过程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在战略管理过程始终贯彻“和合”理念，从“和合”的愿望出发，经过“和合”之努力，最终达到共赢的目的。因此，必须淡化竞争思维，不要老是想着如何去打垮对手、吃掉对手，因为在市场规则越来越透明、完善的情况下任何非理性的竞争手段都是不允许的，任何企图打垮对手、吃掉对手的努力都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激烈的竞争只能是增加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从根本上或者从总体上来说无利于企业获利空间的增大。所以，只有“和合”而想、“和合”而行，努力开创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和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才是切实可行的。当然，以“和合”作为战略管理过程的核心思想，并不是一味地妥协和退让，因为商业竞争还客观存在，市场经济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和合”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摩擦和竞争，“和合”是经过摩擦的克服、矛盾的化解而努力争取得来的，关键是要有“和合”理念与相应的方式方法，要看到一味竞争对于增大获利空间的可能性的减少，认识到“和合”对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以及实现共赢的有效性。在竞争依然存在、新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正在逐步开辟的情况下，贯彻“和合”理念，以“和合”为战略管理过程的指导，必须学会运用“和合”方式方法来正确处理“和合”与竞争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在进行战略分析的时候，企业使命和目标的设计要有和合与共的内涵与社会责任的追求，对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分析要着眼于与利益相关者相“和合”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分析，以有效进行有利于“和合”的资源优化配置；在进行战略选择的时候，对多种战略方案进行“和合”可行性的探讨以及最利于“和合”发展的战略方案确定；在进行战略实施的时候，要坚持“和合”原则，努力化解各种不利于“和合”的摩擦和矛盾，最终实现由“和”至“合”、由“合”制胜的战略目标。

和合管理把“以人为本”与“和合”作为叠生的价值准则，“以人为本”是内在的原则，“和合”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不仅形成了和合管理的更为坚实的价值观体系，而且使和合管理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所以，和合战略管理过程，不仅要遵循“和合”理念，而且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人是管理活动的中心，是管理过程的首要和决定性因素，“和合”首先是人际关系的“和合”，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没有人际关系的“和合”，就没有人、财、物的优化配置，也就没有有效的发展；没有“以人为本”，企业只能因此而落入为赚钱而赚钱的俗套，就不可能实现与时俱进和企业的最高目标——社会责任。

以人为本是和合管理贯彻始终的价值准则，也是和合战略管理过程的基本原则。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首创“以人为本”价值理念。从易学的视人为高于万物的“五行之秀气”和“万物之灵”，到儒家的“以德为先”、“天地间，人为贵”，国家治理应该“以民为重”，以至于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使之与“和合”理念相佐而成为中国传统管理独具特色的叠生价值观体系，才有了和合管理支撑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延续，也才能够有今天的适应现实发展的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为历史证明而且还在继续被演绎，成为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经久不衰的定律。

在历史向着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时候，现代西方管理学也逐步开始反省以金钱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倡导以人为本，重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地位，认为人是管理过程的关键因素，企业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人力资本管理是21世纪管理的重点。建立在知识上的经济成为未来的经济形式，企业的真正价值在于员工的思维能力。

在和合战略管理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原则，要求在进行战略分析的时候，企业使命和目标的设计要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对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分析要着眼于利益相关者的根本利益；在进行战略选择的时候，对多种战略方案进行可行性的探讨的最终选择是最利于员工全面发展的战略方案；在进行战略实施的时候，更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努力化解各种不利于“以人为本”的因素。同时，要始终注意“以人为本”与“和合”原则的有机结合，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和合管理独有的价值观体系的积极效应。

赵曙明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有一段意义深刻的话：从企业的生存基础的变化来看，企业家创立企业的哲学和价值观决定企业的使命，企业使命决定企业战略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管理者应该经常静下心来想想这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而行？企业需要赢利，企业的使命必须超过金钱，低级的使命不能造就卓越的组织，提高员工的满意度、顾客的满意度成为企业追求的目标，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从企业发展源泉变化来看，在经营环境日益动荡不定的条件下，企业发展的源泉在于企业能够不断地认识到企业面临的问题和环境的变动给企业带来的发展机遇，能够不断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和支持这一方案的资源。问题的发现、解决和企业环境变化的适应，都依赖组织知识的学习能力，所以知识能力和学习能力是未来企业发展的源泉，曾经主导企业的货币资本将被知识资本所代替。从发展的战略变化来看，总体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企业发展战略集中在资源的争夺，在这以后一直到90年代企业发展战略集中在市场的争夺，而90年代以后主要表现在企业能力塑造上，开始关注时间的缩减，开始注重创新。从企业发展战略的角度需要考虑这些变化。另外，从企业的组织形态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企业十分强调核心技术、核心能力，并通过人力资源的管理营造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能力。在这种背景下，任务小组、虚拟组织、动态联盟、网络组织的形成将成为未来新的组织形式，业务的外包、联合、分并成为经营中的经常活动。未来组织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建立学习型组织，这种组织是可以不断创造知识、应用知识和转移知识的组织，组织自身知识的获取依赖于员工的学习和知识的转移；员工创造性思维，依赖于员工思维和活动的空间，员工之间沟通是建立相互信任和学习的重要方式。而沟通的便利方式就是广泛利用计算机，通过信息通信设备和互联网，学习、训练、培训成为企业日常工作组成部分，学习和培训对员工来说是组织义务和企业战略管理的组成部分，继续学习、持续学习成为员工学习的主要方式。因此，在贯彻以人为本的战略管理过程中，员工发展计划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内容，促进员工全面发展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主要任务。“和合”则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最佳选择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三、伦理文化与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战略的执行

企业战略规划的现实意义在于指导企业发展实践，这是一个战略实施或者说是战略执行过程。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执行问题与组织的绩效有着密切的联系，执行力与绩效呈正相关。因此，一旦制订了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战略规划，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进入战略执行过程，组织必须开始执行规划，如何顺利实施这一规划就成为企业能否顺利运营的重要环节。如果说，战略管理的关键是为企业确定发展方向，这是战略规划的意义，是要回答“我们代表什么”的问题，那么，战略执行过程则是为了保证既定的战略方向和目标的顺利实现，是战略管理方法的正确选择和运用，这是战略实施的意义，是要回答“我们要做什么”的问题。

在现代管理学所研究的战略管理中，战略实施是执行战略规划、运用恰当的管理方法落实和实践战略规划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对企业人、财、物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来完成既定的目标和任务的过程。这应该是中国传统管理所讲的由“预”到“立”的实现过程。这一实现过程不是一个简单地照本宣科、依照战略方案的内容对号入座式的机械运动，而是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由精神变物质的有机转换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实现由商品——货币之“惊险”的跳跃，需要管理者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去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舍此不能完成这一“惊险”的飞跃。

即使有了再好的战略决策，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基于利益相关者方法的战略管理的考量出发，“如果一个组织要有很高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的能力，三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分析——理性、程序和交易层面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协调’”。这里的“理性”层面，是属于战略指导思想的内容，即企业价值准则与企业使命的选择和设计的考量。“程序”层面则是属于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及其阶段性发展计划方面的内容，即企业战略规划的制定的考量。而“交易”层面，就是企业战略实施方面的内容，即战略执行过程的考量。“交易层面的分析是战略管理的底线，组织在此层面‘参与’外部环境。它也是组织‘做生意’的层面。”这个“做生意”的过程，就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所讲的由商品——货币之“惊险”的跳跃，达到企业发展的既定方向和目标。

战略实施的顺利进行，不仅需要管理者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去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而且需要对战略执行过程进行实时的监督或控制，“与制定战略和执行战略相比，控制战略同等重要。船长不但要确定航程，还要时时监督船只是否在航线上行驶，最初的航线方向是否仍然正确”。这就要求选择和运用恰当的管理方式方法，才能“事半功倍”而避免“事倍功半”。

爱德华·弗里曼指出：“交易层面是组织进行的一系列行为，以建立并保持它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它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们怎样进行我们的战略和计划所准许的行为？’然而，另外一个术语是‘战略执行’，即实施和监督战略任务，直至任务完成。……监督或控制传统上是通过对预算差异的分析，仅仅被应用于组织的操作方面。下面这句老话——‘我们做计划是为了加以控制，我们加以控制是为了做计划’导致计划和控制成了连续性和循环性的概念。战略管理生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控制概念，即监督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度’，其中仅仅一部分是做差异分析。”爱德华·弗里曼在这里首先指出了战略制定与战略执行的关系——“我们做计划是为了加以控制，我们加以控制是为了做计划”，制定战略规划是要控制企业发展方向和目标；“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就是“‘战略执行’，即实施和监督战略任务”，为了保证既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又必须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控制。因为，任何文字上的计划和理论一样，在实践过程中都会由于千变万化的经济社会环境而发生偏差，这样就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出即时的调整，也就是战略执行过程通过“对预算差异的分析”进行监督或控制的传统做法。但这只是战略执行中监督或控制的一部分内容，更重要的是通过恰当的管理方式方法的灵活运用，来保持“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度”。这个“协调度”的选择和把握，既是实现利益相关者考量的需要，更是战略执行效率的关键。

现代管理学所强调的权变管理和即时管理，是战略执行过程经常运用的管理方式方法，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对战略实施中通过“差异分析”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战略规划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战略执行中的偏差做出即时的调整和给予必要的控制，以保证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和战略执行的效果。中国式管理把动态调控看做是战略执行过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管理艺术，它不仅与权变管理和即时管理有着许多相通和相同的地方，而且是基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扬弃。动态调控原则认为，在战略实施中，由于纸上的方案与实际情况可能发生的错位，战略实施除了严格落实战略方案和既定的计划外，还必须随时根据实际需要和变化了的情况，进行动态的即时调整，这就是中国传统和合管理所倡导的“践墨随敌”的调控原则和“奇正相生”的变化原则。

动态调控的基本策略和重要管理艺术，在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中有着丰富的内容，从易道的“无为无不为”、“日新”、“变易”、“阴阳和合”、“刚柔相济”，到儒家的“与时屈伸”、“因势而行事”，还有兵家的“兵形像水”、“践墨随敌”、“因形用权”，中国传统管理的动态管理原则表现为一种类似的“权谋”思想。儒家的中庸之道，就集中体现了一种执中行权、因势利导、张弛有度、与时屈伸的管理“权谋”。熟练运用中国传统管理艺术的动态管理原则，对于提高战略实施的效率，以及提升现代管理所讲的权变管理和即时管理的效果，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古代军事管理中的权谋管理艺术，经典性地表现在“践墨随敌”的调控原则和“奇正相生”的变化原则之中。所谓“践墨随敌”的调控原则，就是指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由于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必须要注重信息的搜集，及时了解各种变化中的情况，以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整既定的战略方案。如《孙子兵法》所云：“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所谓“奇正相生”的变化原则，其含义十分丰富，“奇正”是指军队作战时的变法和常法，明攻为正，暗袭为奇；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采用特殊战法为奇。《孙子兵法》言：“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意思就是说统帅全国军队在遭受到进攻时保持不败的原因，是在于奇正等方法用得恰到好处。可以说，奇兵、正兵、奇法、正法等都是“践墨随敌”或者说即时管理中的备选方案，这种备选方案越多就越能够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变化。《孙子兵法》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其意就是讲的作战的情形不过奇正两种情况，然而奇正的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奇正之相互转化就像圆环一样永远没有尽头，在作战中能够运用奇正变化之术就能够实现出奇制胜。

战略管理过程的成功，不仅在于能够把握先机、与时俱进地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也不仅在于战略执行过程的“差异分析”以及“先见之明”、“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等考量及其管理艺术，更在于能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因为市场情势千变万化，所以必须有“与时屈伸”、“因势而行事”、“践墨随敌”、“因形用权”的管理艺术的灵活运用，才能有“组织既定战略方案”的“成功贯彻和落实”。

战略执行的效果贵在执行力。根据动态调控原则的实践要求，执行力应该主要包括管理者的组织能力、调控能力、应变能力以及团队的响应程度与合作程度，同时还应该包括管理者与员工的努力程度。管理者的组织能力、调控能力、应变能力是领导力研究的内容，团队的响应程度与合作程度是团队建设的任务。管理者与员工的努力程度，关系到人本管理过程的素质教育，更与正确的激励机制有关，所以激励管理成为常用常新的管理艺术。激励管理艺术的成功应用，在于综合运用各种正向的和负向的激励手段，并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对象。爱德华·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强调：“激励制度不限于现金奖励，职位晋升、赞扬和最佳工作选择都在其列。如赫茨伯格所揭示的，在一个组织内部，完整的奖励和激励集合是相当复杂的，然而，所列出的奖罚措施也必须与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程度大致相当。”

为了提高战略管理过程的执行力，在运用价值观作为“控制机制”的同时，还必须注重严格的奖惩制度即必要激励与约束机制对于管理实施的作用，才能有效地运用中国式的以人为本与“和合”方式方法去激发人的积极性。孟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认为要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就天时、地利、人和之比较而言，人和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当然，天时、地利、人和之同时具备和有机结合更是应该努力争取的。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企业战略管理过程，人的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和严格的奖惩制度的运用，是提高战略执行力的重要选择。

在市场经济新时期，在企业的战略管理的全部过程，都必须重视有利益相关者的考量及其方法的运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也就是要有以人为本与和合原则的选择与实践，才能顺利地实现“双赢”或“多赢”，才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正如爱德华·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所指出的那样：“经理们要与利益相关者成功地打交道，关键是他们要从‘双赢’方法的角度考虑问题。在现实世界里，很少有只有赢家和输家这种情形。即使是在严格意义上的竞争性市场中，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如果一旦赢得了游戏，淘汰了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没有乐趣可言了，还必须去应付反托拉斯诉讼官司。只要存在冲突，就有某种程度上利益的对抗，但是并不因为各方存在着某些利益的冲突，就一定存在利益的全部和完全的冲突。忽视那些有利益重合的方面是件得不偿失的事情。负责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经理们必须不断地思考另一方怎样成为赢家。偿付利益相关者的通货是什么？也许是‘曝光’或者‘媒体的注意’，或者也许是‘迫使公司进行改变’。我们能否拿一些东西去与这些通货交换？如果可以的话，成功交易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在制订战略计划时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试图制定使双方都满意的提案和反应方面是弥足珍贵的。经理们将自己的报酬通常按照经济学的标准转给利益相关者的天然偏见必须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