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文化助推中国经济发展

第三章　伦理文化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文明，其中有着许多优秀的伦理道德观念，曾经是支撑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并且还在继续影响着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成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也是推动今天的中国企业持续发展应该认真研究的课题。

第一节　伦理文化与制度安排

伦理文化属于哲学范畴，主要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世代沿袭所形成的习俗、惯例、信仰及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伦理文化应该属于制度安排范畴，随着历史的延续，传统伦理文化的有些内容会逐步地转化成正式制度或者显规则的组成部分，有些则会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或者潜规则的内容继续发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本书所要研究的伦理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包括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惯例、信仰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及道德规范。同其他意识形态范畴一样，伦理文化内容中也有好坏之分，抑恶扬善既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美德，也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原则。本书的研究，旨在弘扬好的伦理文化对企业管理过程主要环节存在的积极影响作用。

正如美国著名的经济伦理学教授诺曼·E.鲍伊（Norman E.Bowie，2006）所指出的那样：市场经济将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每个国家所处的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所具有的独特的制度。不存在一种适合所有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国正在发展的一种市场经济形式，也许最好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它能够在经济及其道德基础方面分享西方的某些成就，诸如康德主义。中国将发展一种最适合其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市场经济形式。……有某些道德律令是必须尊重的，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失灵。

一、“国学”热的历史反思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学术界的辛勤耕耘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开始结出了希望的果实，直接成功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有志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学者和从事管理实践的管理者们，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努力，开始了创新中国管理科学的万里长征。近年来，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号角，进一步唤醒和激发了“国学”热，各种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基于传统历史文明挖掘的种种中国式管理理论探讨，方兴未艾，开始展现出一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景象。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文明中，形成了许多被誉为“国粹”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后人取之不竭的精神营养。其中，以中国古代文字——文言文形式留存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典籍，曾经是中国国民教育的必修课程，称之为“国学”。“国学”浓缩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的思想和文化的精华，在所记载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历史中，唯有道家、佛家、儒家声名卓著，领袖群雄；学术观点著述如汗牛充栋，唯《道德经》（或《老子》）和《四书五经》（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影响寰宇，为传世经典，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和文明的精髓。

一位叫白鲁恂的美国学者这样认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国历史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历史上的主要发展而言，儒学都成为最为有力而且全能的解释。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儒学都可被用来达到诠释的目标。中国早期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取得伟大成就，很方便地可以被归因于儒学的力量。但当中国落后于欧洲之时，它之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也被归罪于儒学……而当中国台湾和韩国首先在经济而后在民主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乐观的解释便以为是因为它们享有共同的儒学文化传统。这构成了当今思考的舞台：中国的儒学遗产是否会即刻为孔子故乡的自由、民主提供基础。”不管这位学者的看法是否完全正确，但是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是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的。

建设以和谐为重要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创新发展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管理科学，必须树立和谐理念，借鉴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些新的理念和理论创新内容，探讨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

不过，正如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李京文教授所指出的：在管理学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的今天，创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成为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课题。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是必要的，但全盘照搬是行不通的。因为，管理学是最具实践性的科学，虽然存在有普遍性规律，但其有效性的发挥，则必须从国情和实际状况出发。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曾经有过两千多年持续发展的封建社会，其中存在许多管理的成功经验和模式，这些应该是我们今天创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基础和宝贵历史营养。同时，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着丰富的管理实践并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因为我们是在有着五千多年历史与文化延续中去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我们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状况出发，在历史的承继，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国外先进管理理论的兼收并蓄中实现中国管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当我们秣马厉兵投入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伟业的时候，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富有意义的。当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人们看到了西方社会的发达和文明，情不自禁地感慨万千，原来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于是乎，学习西方一时间成了一种时髦。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在创造20世纪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巨大物质财富的辉煌成就中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学习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因此也成为首当其冲的重大选择。不过，几经曲折的困惑，使人们不得不沉思和审慎地考虑“拿来主义”真的要不得了，植物嫁接式的引进会产生水土不服，发展中国家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的“范式移植性灾难”也同样出现了。还是革命领袖的教导是至理名言：一切要从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摸着石头过河”，坚持生产力标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要坚持“三个代表”；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与时俱进。近30年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事业，不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走过来的吗？笔者赞成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创新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有三种路径选择：一是“拿来主义”，认为西方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主张照搬照抄现代西方管理学。这种机械式的“拿来主义”做法，在理论上类似于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二是“范式移植”，就是希望通过运用类似于植物嫁接的方式，把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嫁接到中国的实践中来。这种做法考虑到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显然比“拿来主义”要前进了一步。不过，社会和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要比植物生长方面的问题远为复杂，发展中国家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进程中，“范式移植性灾难”的屡屡发生，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棘手问题。因此，这种路径选择的继续，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三是立足于国情现实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做法，致力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挖掘和传承，同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管理学的有益成分，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独成一体。这一路径选择，要有甘坐冷板凳的静心、刻苦钻研传统文化的苦心、努力学习西方管理学的诚心、从国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心，要比其他的研究路径更难“出成果”，需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和勇气。

“国学”热的兴起，说明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传承，显示了优秀传统文化不朽的生命力。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有了对于国粹的弘扬和国学的回归，从而促进了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进行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创新。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莘莘学子，为了实现华夏振兴的追求，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勤学西方的管理理论，忽然有一天发现，原来外国人的许多管理理念和理论，早已经在我们的祖先们的思想和著述中有着丰富的记载。所以，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早在1699年就指出：中国的治国之道强于西方，而西方对于自然的知识强于中国；中国台湾学者曾仕强指出：经营中，运用中国人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的确事半功倍。但是，在这些基于国粹和国学的研究中，一般的是用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与西方的管理理论相印证，而有管理几法之渲染和成书立说；或者是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家之说生发开去，而有所谓道家管理、儒家管理、佛（禅）家管理之论，更有以《易经》之周易八卦的卦理解释而为管理学理论。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和努力对于创新发展中国管理科学无疑是必要和必需的，但是与辩证法的全面、系统要求及兼收并蓄原则有所不一，可能有失偏颇。

国学的意义在于，我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逐渐地找到自我，并将其有价值的东西传承和弘扬，为我所用，弃其糟粕。而不是像20世纪中叶发生的那样以文化革命之名义，行割裂文化之实际。一个民族的过去怎样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这个民族的未来，所谓“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本义即在此。刘军宁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呼唤一场文艺复兴也就成为自然。他说：“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复兴，不是复古。国学复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平崛起与国学复兴可以说是互为条件的，崛起不是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崛起，而是中华民族摆脱一个世纪以来被奴役、被压迫的尴尬境地之后的一种文化自觉，是对中华文化的回归与体认。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独立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振兴再到眼下的国学复兴，这一次是我们真正地走向全面复兴。我们坚信，只要秉持开放且包容的心态，假以时日，那么国学一定可以起到振衰除弊之功效。和平崛起的文化内涵呼唤国学的研究发展与之相互呼应，同时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恰恰是国学理念的精髓之一。

社会生活中的管理或者管理社会的实践，是各门组织技术，是各类管理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在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学科尚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并独立发展的时候，其思想观点往往散见于更大范畴的文化及其种种著述之中。中国古代，种种文化思想，各执一家之言，标新立异，流派繁多。综观百家之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治世之术，林林总总，百变不一。其间什么才是大家共同认可的最为根本的东西呢？因为，只有最根本的作为行为准则的共识才能经久传世、共同遵循，才能有力地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管理创新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长河中，去发现、去挖掘、去总结一种能够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美国著名学者休斯顿·史密斯指出：“宗教告诉我们，人类的机会在于，把偶尔瞥到的洞见转化为长存的光明。”这一见识可以给予我们的研究以深刻的启发，应该是我们研究包括宗教在内的所有历史知识的最重要的追求之所在。

邹牧仑先生的研究认为，任何一个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长久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民族，一定要拥有自己民族的文化道德伟人，他们所信手指引的道路，便开启了一个民族历史长河之起点。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先贤们，以道、释、儒三个主要学派为代表的“文化道德伟人”们“所信手指引的道路”，开启了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历史长河。逻辑思维告诉我们，能够维系同一制度的经济社会数千年的持续发展，其中必然有一个共识性的精神支柱，一个被公认而又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

正如黄如金博士在其学术专著《和合管理》中所认为的那样：从易道开辟了中华民族文化之源，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以道家、释（佛）家、儒家为主要代表，另有法家、兵家、农家、墨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争鸣于世的时期。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佛家倡善忌恶，祈盼于冥冥；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天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联横合纵，唯利是从；阴阳家诡说阴阳，以太极教世。三教九流，百家千子，处心积虑，无非牧民之道，驾驭之术，皆自以为管理原理之ABC。中国古代有管理思想表述的著作，除了以上各家典籍外，还有如《周易》、《尚书》、《孙子兵法》、《周礼》、《礼记》、《管子》、《吕氏春秋》、《史记·货殖列传》等，基本上包括军事管理、社会管理和工程技术管理。历代中国明君贤相、仁人志士都从中吸取治国安邦、安身立命、修身齐家、富国强兵之术。从对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成的解释，到对于社会发展变化的看法、人际关系的交往，以及人的心灵修养和社会文明的培育，融成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和合，都贯彻以“和”与“合”，以致逐渐发展成为后来完整的“和合”原则。

亦如张立文教授在其《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所指出的那样：“和合”是最佳化的文化方式的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和合”不仅是儒家文化价值的取向，而且是道家、墨家、阴阳家和《周易》、《管子》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同时，亦是东方日本文化、朝鲜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古希腊、罗马文化价值的取向。它既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可获得共识。这一共识性的东西就是和合思想。在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中产生的“和”文化，以及后来依此发展起来的和合文化，就是维系持续发展的内在的重要凝聚力。

二、制度安排与伦理文化

本书的研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绩效是至关重要的。制度被定义为一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以及规则的执行安排（Schmoller，1900）。当然，制度的目的是为个人行为沿着特定的方向提供一种指引。就成功地实现这一目的而言，制度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行为准绳，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North，1990）。一种较为全面的观点是，“制度”可以被定义为一组运行规则，它们是用来决定在一些场合谁有资格作出决策，什么行为是允许的或者要被限制的，什么样的一组规则可以被采用，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程序，必须或者不必提供什么信息，应该如何根据个人的绩效制定支付条件……所有的规则包含禁止、允许或者要求某种行为或结果这样一些条件（Ostrom，1990）。诺思指出，制度提供框架，人类得以在里面相互影响。制度确立合作和竞争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

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从技术角度来分析企业，应用生产函数来描述企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转化关系，并由此来解释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创新，则在于引进了制度分析范畴。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使用“无摩擦”的竞争模型和不完全竞争模型似乎不再具有合理性，因为这些模型是建立在零交易费用、完全个人理性和外生的给定制度结构这样一些严格的假定之上的。作为对旧制度经济学的矫正和补充，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与合约理论。在真实的生活中，无论正式的社会规则还是个人合约都不是完美的，个人无法完全理性地行事。特别地，正式约束中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非正式规则来填补的。然而，后者是无法完全地由法律来执行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非正式的惯例产生于正式的、法律上可执行的规则之前。伦理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则，或者说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一直存在于经营活动之中，并且对组织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真实世界中所存在的不完美性，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宪法、法律、合约以及特许证等，必然是不完全的。应该承认并尽可能地应对这种内在的局限性。一些重要制度契约、文件在制定上应该为通过非正式规则的自发发展来迅速适应不可预见性留有一定的空间。采取这种有弹性的做法，就减少了由不确定性和不对称信息所带来的道德风险等问题。

道格拉斯·C.诺斯在其代表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中指出，制度与组织存在“共生关系”；“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和制度一样，组织也提供了一个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结构”；同时，组织的演进和经济社会的变迁一样，都表现为制度变迁。组织结构的演进受到制度框架的“根本影响”，交易成本的变化不仅是一定的制度框架变化引起的，而且“还是这一框架下所发展的组织的结果”；“将组织模型化，就是要分析控制结构、技能以及边做边学是如何决定组织在一段时期的成功的。什么样的组织能存在下去，以及它们是如何演进的，这两方面都会受到制度框架的根本影响。反过来它们也影响制度框架的演进。……笔者要强调的是制度与组织的相互关系。组织是在现有约束所致的机会集合下有目的地创立的。这些约束包括制度约束和传统经济理论中的一些约束，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动因是企图实现这些目标”。“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组织的最大化目标是制度框架的条件”；“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可见，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范畴研究企业成长问题，无疑是一种独辟蹊径的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如诺思（1990）所言：“制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基本结构，它已为人们创造出秩序，并试图降低交换中的不确定性。制度加上所利用的技术，决定了交易和转化成本，因而决定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获利性与可行性，它们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接了起来，因此，经济的历史绩效主要是一个制度演进的渐进过程，它只有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才能得到理解。它们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这一相互关系对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的结果的关键。”制度作为确定和限制人们的选择集合，或者是作为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由正式约束（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产权等）和非正式约束（包括伦理道德、习俗及其他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两部分内容组成；从规则的角度，则有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显规则和潜规则之分。

诺思（1990）指出，制度变迁使制度框架的内容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制度变迁的最终路径由以下两个因素来决定：①由制度与组织的共生关系所引起的固定特性——它们已随着这些制度所提供的激励结构而演进；②由人类对机会集合变化的认识与反应所作出的反馈过程”。制度安排则是对于一项特定的制度框架的内容填充。或者按照卢现祥教授（1996）的话来说：一项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最接近于“制度”一词的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制度安排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它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长久的。制度安排一般在制度环境的框架里进行。制度安排可能包括个人，一批自愿合作在一起的人，或政府（一个或更多人的合作）。一般说，制度环境决定着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进程等，但是制度安排也反作用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分为三个层次：个人、自愿联合团体和政府。在人类发展历史的所有制度中，我们可以按其形成主体把制度分为三类：一是由个人独自推进然后大家“仿效”的制度；二是大家自愿联合形成的制度；三是政府强行推行的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作为制度安排内容的是一系列特定的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显规则和潜规则，受制度环境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看，正式约束、正式规则及显规则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要远比非正式约束、非正式规则及潜规则大得多，往往表现出历史的暂时性（如宪法、法律法规、产权制度），大多会随着制度变迁而改变；而非正式约束、非正式规则及潜规则则往往要存在得更为久远，甚至是世代流传的（如伦理道德、习俗、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制度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运用交易成本范畴研究企业的边界及发展问题，它告诉我们在特定经济环境下制度安排必须有着相应的内容。因此组织管理模式中也必须有符合特定制度环境要求的制度安排的内容，首先是由特定的制度环境所规定的各种正式约束、正式规则及显规则，也要有一些相应的非正式约束、非正式规则及潜规则，否则其制度框架就会不稳固，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企业的健康成长。通常，组织管理模式中用于规定全体必须服从和遵守的规则，就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而另外一些用以引导组织成员服从的规则（有的是用文字写就的，比如一些被世代传承的优秀伦理道德；有的是没有用文字写就的，比如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就是一种配套的制度安排，或者说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抑或说是非正式规则，这些非正式制度安排往往还会比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作用要大。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伦理文化一直渗透于经营活动之中，伦理文化对于企业的影响以及被企业所采纳的内容，形成企业伦理文化，构成了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企业伦理文化形成以后，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则或者非正式制度安排（有的直接转化为正式规则或者正式制度安排），对于企业管理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与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成为实现企业持续发展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现代制度经济学既讨论制度，也讨论组织。因此，作为一个特例，新制度经济学还包括所谓的新组织经济学（Moe，1984；Williamson，1991）。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有时它又被称作新组织理论（New Theory of Organization）。由此，本书除了在以下的相应部分探讨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组织行为的相关研究进展，同时在研究方法中也必然要涉及组织行为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与那些受益于制度的人在一起称为组织（North，1990），或者用Schmoller（1990）的术语就是“制度的人性方面”。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组织管理模式中的用以引导组织成员服从的规则，就是一种配套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规、契约、司法等属于正式制度安排，或者说是正式规则；而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和伦理道德，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或者说是非正式规则。发挥诸如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积极作用，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安排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有更大的作用。基于此，研究基于伦理文化基础之上的企业伦理文化，对于完善组织行为和提升组织效率是有意义的。

诺思认为，信仰结构通过制度（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为规则）转化为社会和经济结构。思维模式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就是明显的一例。思维模式是个人认识体系用以解释环境的内部表象。制度是个人认识体系用以建立和管理环境的外部机制（相对于思想机制）。卢现祥的研究认为，共同的文化遗产提供了减少思维模式分歧的方法，并形成了使统一的认识代代相传的方式。历史表明，理想、意识形态、神话、信条和偏见对历史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伦理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是根深蒂固的，积极地发挥利用有助于正式制度安排的效率最大化。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本研究认为，一个企业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自身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所制定的管理条约就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把伦理文化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过程存在的种种影响也看作一种制度安排。但是，在伦理文化这一制度安排中，有些伦理文化的内容（包括传统伦理道德）已经成为共识性的准则被融入了正式约束之中，是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出现的；有些还没有形成共识性的但又在客观上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的内容，因而是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出现的，这种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伦理文化内容因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以及企业家的个人偏好会有不同，并且与以上所说的融入正式制度安排的伦理文化内容一起构成了各个企业不同的伦理文化。本研究认为，所谓企业伦理文化，就是企业家基于个人偏好和企业文化建设需要从社会伦理文化中汲取的一部分精华，结合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凝集而成，是由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两部分内容组成和体现的。本文的研究旨在探讨企业伦理文化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对于加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提升外部形象的意义，以及对于减少交易费用与维护合约以提升企业管理效率的作用。

三、规则演变与伦理文化

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制度被定义为一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以及规则的执行安排（Schmoller，1900）。从严格意义上讲，制度与规则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二者之间又存在必然的联系。为了方便进一步研究，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罗尔斯（1999）认为：“可以把规则——它与原则相反……理解为这样一些准则，它们表达的是把原则运用于一些被公认的和经常出现的场合。规则的遵守、日常生活中对规则的诉诸，对这些进行辩护，就是要表明规则是这样一种准则。”以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定义是：制度——三种类型的交易（指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合在一起成为经济研究上的一个较大的单位，根据英文的惯例，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这种运行中的机构，有业务规则使得它们运转不停；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直到国家我们称为制度。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概念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确切定义，而是把凡是不涉及经济性和数量关系的内容都作为制度因素来进行制度分析。诺思认为制度就是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约束，是指“结构”、“游戏规则”。科斯对于制度的考量只是从产权交易或产权结构和经济组织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如其所认为的就是指一系列关于产权安排、调整的规则，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制度与规则以及“组织形式”似乎是通用的。舒尔茨（1991）则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凡是涉及制约人们行为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规则都属于制度范围。在《辞海》与《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规则所给出的不同解释，都显示了制度和规则二者之间的这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关系。《辞海》对规则的释义是“整齐”、“合乎一定的方式”；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通常是指“规范”，或者是“就某一或某些事项所制定的书面文件”。《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三：其一是指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其二是指规律或者法则；其三是指形状、结构或分布上合乎一定的方式或整齐的意思。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制度和规则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说是一种包容关系。如果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一般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二者可以混同使用。如诺思（1990）所言：“制度变迁在边际上可能是一系列规则，非正规制约、实施的形式与有效性发生变迁的结果。”

按照诺思（1991）的说法：“制度就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既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制度范畴和规则范畴是可以通用的，那么，作为规则意义上的考量，也应该有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之分，亦与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相对应。一般认为，所谓正式规则，是指由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规定的形式加以确立的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规则及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特殊的细则，最后直至个别的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所谓非正式规则，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禁忌、习俗和习惯、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通常是一些不成文的约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的大多是潜移默化式的非正式约束。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在一般意义上，那些内在的不易成文规定的制度就是非正式规则。所以，关于规则分析的意义，应该同制度分析一样可以用于企业伦理文化的考量。因此，根据以上分析，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在作为非正式规则的一般性内容中，比如有些已经形成共识的东西有的实际上被纳入了正式规则的安排之中。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指出，经济社会进步的历史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系列的规则演变过程。正式规则和正式的制度安排对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无疑是必要的，而非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对于维护经济社会的良好运行也存在着一定的作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比正式规则和正式的制度安排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从制度变迁或者说是从规则演变过程来看，非正式规则或者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产生要早于正式规则或者正式制度安排，后者对于前者有历史的包容和逐渐的替代，因此也就产生了我们在以上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为什么有一部分非正式规则或者非正式制度安排会融入正式规则或者正式制度安排的现象。

就制度变迁或者规则起源考察，是先有非正式规则的习俗习惯、伦理道德等行为规范，然后在规则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特别是在国家这一管理组织产生以后，才在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之上制定了一定的正式法律法规和政治制度，也由此才有了作为正式制度安排补充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或如诺思所言：“非正式制度——行为准则、习俗和行为规范——对于良好经济运行来说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条件之一”；“虽然正式规则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但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只能是渐进的。由于非正式制度给任何一套正式规则提供了根本的‘合法性’，因此，激进的革命从来不会像它的支持者所要求的那样，而绩效也与预期不同。而且，采用另一个社会的正式规则的国家（如同拉丁美洲国家采用的宪法与美国类似）会有与其起源国家不同的绩效特征，因为它们的非正式制度和执行特征都不相同”。

因此可以说，非正式规则是正式规则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一定的正式规则则常常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而一定的正式规则建立起来以后，又会逐步形成一些新的行为习惯和伦理观念，会产生一种新的非正式规则。所以，任何正式规则都离不开非正式规则的辅助作用，要依赖于非正式规则的必要补充；而非正式规则作用的发挥则要依靠正式规则的强制性支持，否则是软弱无力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规则的范畴来考量伦理文化与企业持续发展的关系更具实际意义。特别是存在深厚伦理文化氛围的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更有着特别的重要性。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许多优秀内容，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制度变迁、规则演进过程中，历经沧桑而不衰，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民族的心灵，因此，其中有许多内容已经融入一定的正式规则之中，也有许多内容依然作为非正式规则在继续发挥其潜移默化的力量。我们考察伦理文化对于中国企业持续发展的作用，就是要考察规则的力量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各主要环节的影响作用，考察传统伦理文化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为了充分揭示规则对于研究伦理文化与中国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关于规则问题研究的新成果可以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那就是从规则的可成文性和不可成文性角度提出的显规则和潜规则概念及其对相关问题的分析。

对于什么是显规则、什么是潜规则，虽然学者们的研究各执一意，一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从字义学的角度来看，所谓显规则，就是指那些可以用文字明确表示的并公之于众的规则；所谓潜规则，则是指那些不容易用文字明确表示、无法公之于众但又是约定俗成的在暗中发挥作用的规则。一个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诸如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产权制度等就属于显规则；而以禁忌、习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形式出现的内容，除了其中的一些优秀内容已经随着历史的需要而融入一定的正式制度安排之外，其余的内容仍然以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形式在继续发挥作用，这些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潜规则。而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的本义，就是指官场行为中的一些不能成文但又在事实上具有很大约束力的内在规则。因此，用之于企业管理实践，显规则就是指那些用文字表达的各种规章制度，潜规则就是指那些不能用文字表达但又事实上在发挥一定约束作用的一些约定俗成的内容。传统伦理文化对于中国企业持续发展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一些优秀内容已经融入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价值准则，成为搞好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指导；另一方面，还在于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一些约定俗成的内容仍然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仅对作为企业主体的全体员工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又因其可以与管理者的偏好相契合而影响和作用于管理的主要过程和环节。

现代西方管理学认为，企业潜规则属于组织行为学范畴。美国管理学者赖特（2003）指出，规则是在组织中，一种被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共同认同的态度、观念、感受、行为，来指引他们的日常工作，规则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见，一个企业的愿景、使命、价值观、发展战略、规章制度等可以见之于文字的内容属于显规则；而从这些文字内容中看不到的但又实际上在影响和作用于员工行为的东西就属于潜规则，主要表现在一些传统伦理文化道德的潜移默化的存在和影响，基本上融入企业文化的整体过程。因此可以说，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可以有形之于文字的包括一部分已经形成共识的传统伦理文化的内容，这些基本上属于正式规则，但也不尽然，因为各个企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还由于企业家的不同偏好与经验积累而会不完全相同。所以，在企业文化中，只有那些被社会公认的传统伦理文化内容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正式规则，而只为个别企业所认可的传统伦理文化内容，应该属于非正式规则。由此考量，潜规则属于一种非正式规则，但二者又不完全等同。新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非正式规则，是对应于社会各领域中各种正式规则而存在的，是对正式规则的一种补充，并与正式规则一起构成了人们行为的约束体系。管理潜规则不仅是对应于管理显规则而存在，也不尽然是对管理显规则的一种补充，而且在许多场合代替甚至超过了管理显规则的作用，比如：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所产生的“一诺千金”的共识就造成了许多情况下的口头承诺对正规的合同文书的替代；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信义”二字塑造的个人形象和信誉度往往超过了银行抵押和金钱的力量；中国企业有许多生意是在茶楼酒肆的杯盏交错中完成的，这也是西方人士无法理解的中国现象，这里就表现了潜规则的意义。如学者胡瑞仲（2006）所言：这两种规则，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但在作用的范围、领域、形式上有所不同。所谓的企业管理潜规则是指在企业管理活动中，自我形成的、为企业员工所遵循的、不需要外界权威组织干预的行为规范……具体地说就是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相对于显规则而言的，为管理实践者所实施并遵循的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行为模式。不过在这一概括中把“价值观、文化传统、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等”都一概笼统地归之于潜规则显然是不确切的，正如以上分析所指出的，在企业的“价值观、文化传统、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等”内容中，为社会公认的部分已经融入了正式规则，那些只为个别企业所认可的内容能够用文字表达并规定实施的也应该是一个企业的正式规则，只有那些为社会所公认而不只是个别企业认可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于“价值观、文化传统、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等”才属于潜规则。

相比较之下，关于显规则和潜规则的研究，比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研究，对于企业管理实践来说更富有实际意义，特别对于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对于中国企业的持续成长更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现实意义。

企业管理的显规则和潜规则共同构成了企业员工行为的约束体系，但二者造成的影响和作用范围以及力度是不一样的。胡瑞仲博士在其著作《管理潜规则》中指出：需要将企业中的显规则进行固化变成员工的一种自发行动；良性管理潜规则可以起到与企业管理显规则同样的作用；中性管理潜规则的作用有好坏之分，要注重向良性管理潜规则的转化；不良潜规则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富了和尚，穷了庙”以致企业成长中的短命和“败局”现象莫不与此有关。同时，在书中还对企业管理显规则与潜规则的相互转化以及对不良潜规则的控制给出了如下的分析：

管理显规则与潜规则同时存在，必然同时发挥作用。在一个企业里管理潜规则与管理显规则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博弈和相互转化，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妥协达到均衡，企业才能健康发展。其转化关系如图3-1所示。

图3-1　管理显规则与潜规则的转化路径示意图

企业中存在有管理显规则和潜规则，而管理潜规则又分为良性潜规则和不良潜规则及二者中间状态的中性潜规则。管理显规则可以转化为潜规则，潜规则同样也可以转化为显规则，只是它们之间的转化路径是不同的。如图3-2所示。

图3-2　管理显规则与潜规则相互转化关系及运作过程示意图

不良潜规则的存在，增大了企业的交易成本，给企业带来了危害。所谓不良潜规则的改良和控制是指对管理潜规则积极因素的吸收、转化，有害因素的遏制、控制和消除。可从其生发、演化等根本途径上解决的问题。从正式规则与潜规则的关系以及控制有效性的角度，规范吏治、遏制潜规则扩张可以有以下几条思路：①从源头上，减少正式规则下的不合理的自由裁量权。②倡导德制，纯化官员队伍。③明晰公域与私域的界限，并置私域于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之下，以减少私利对公权的依附。④使控制主体的设置尽可能地接近自控者，以减少控制“控制者”的级数，提高控制主体的控制意愿。⑤利用规则隔离，使控制系统尽可能独立化。

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要认真挖掘中国五千多年中那些世代相传的优秀传统伦理文化，正确发挥其在中国企业管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同时注意克服一些作为潜规则存在的与和谐社会建设相悖的、对企业管理过程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内容，以有效提高和提升企业管理的效率与效益。从企业管理研究的新视角来说，就是要注重伦理管理的研究与运用。

第二节　经济伦理学与伦理管理

本书的研究类似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经济伦理学，而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视野来探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企业管理过程的影响，以发现传统伦理文化在中国企业管理过程中各主要环节的现实作用，促进中国管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经济伦理学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多门学科知识来分析哲学伦理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及组织行为的影响。所谓伦理管理，是一种建立在经济伦理学理论研究之上的创新发展中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它运用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伦理关怀为基本方式，提倡人性化管理和激励原则，重视商业道德和市场形象，通过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影响作用以有效地提升和放大人本管理的效率和促进企业的发展。

一、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与伦理管理的意义

企业伦理（Business Ethics或Management Ethics），由于翻译的不同，有人将它称为“企业伦理”、“管理伦理”、“商业伦理”或“经济伦理”。企业伦理属于应用伦理学中的经济伦理学的微观部分。

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中的不少人对企业的伦理道德责任持否认态度，认为企业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结构，其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追求最大限度的盈利，盈利率和生产率是衡量企业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慈善事业、雇员关系、资源保护、产品质量等涉及社会责任的问题都不是企业管理者需要考虑的，经营者只对股东负责。认为社会责任行为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而这些成本必须或是以高价转嫁给消费者，或是通过较低的边际利润由股东承担，否则企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危及其生存。基于此，传统理论认为企业无社会责任可言，企业也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一系列企业活动中的丑闻，包括受贿、垄断价格、欺诈交易等。社会公众对此极为不满，反映强烈，要求政府对此展开认真调查。1962年，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个报告——《关于企业伦理及相应行动的声明》（A Statement on Business Ethics and a Call for Action）。同年，威廉·洛德（William Ruder）在美国管理学院联合会（American Assembly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所属成员中发起了一项有关开设管理伦理学必要性的调查，被调查者认为管理伦理学应该成为管理教育的一个重要理论架构部分。Adam Smith的研究对于道德的作用、经济学和实际中伦理问题的相互交叉给予了肯定。Weber（1968）的研究认为，“由行为人的具体情感和感受状态决定”的社会关系对于经济活动赖以产生的一般环境的形成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企业伦理问题受到更为广泛的瞩目。1974年11月，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召开了全美的管理伦理学讨论会，这次大会的举行不仅深化了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关于企业伦理问题的探讨，而且标志着管理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相应的确立。到80年代初，美国企业界曾一度开展过一场有关企业伦理道德问题的大讨论，之后，美国大学的管理学院开设了管理伦理和商业道德方面的课程。继美国之后，重视企业伦理道德的思潮又开始风行欧洲，漫延到荷兰、瑞士、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有关企业伦理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此方面的刊物、教材和专著出版，而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也从某一地区、某一行业转向不同地区企业伦理比较研究，甚至全球企业伦理比较研究，从单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一些学者还构建了企业决策的伦理分析模型，为企业伦理向企业管理渗透开辟了道路。自此，企业伦理学在理论上逐渐开始确立并且成熟起来。在实践中，企业的反伦理行为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和辛辣嘲讽，从而使它经常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严峻的现实告诉企业主们，忽视企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已经危及企业的生存及企业主自身的安全。这时，企业所有者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和自己企业的伦理道德问题，开始重视把企业伦理渗透到企业经营活动中去。

20世纪7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一系列直接或间接涉及企业伦理道德问题的社会性运动对于促进西方国家对企业伦理文化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于加速企业伦理文化的建设都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

“维护消费者权益”运动的直接目标就是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反对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任何欺诈行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先后成立起影响相当大的“消费者协会”之类常设组织，并与有关国家机构、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介建立多种联系；不少国家还正式颁布实施了有关法律，由此形成一种对各类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严密监督、评价和惩处的强大压力。“维护消费者权益”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使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能及时得到揭露并成为社会公众舆论攻击的对象，而且可以使消费者通过一定的渠道和程序向有关企业索赔，甚至起诉企业或使企业受到制裁。显然，消费者运动已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使企业的伦理问题成为涉及企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环境保护运动。据有关调查和研究表明，地球上的自然生态环境已日趋恶化，越来越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业生产所排放的废气、废液、废渣以及声、光、辐射等危害性刺激，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大的危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环境保护运动以及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应运而生，这些都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

此外，工人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对企业主的种种违法和缺德行为作斗争而掀起的工会运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其经济利益影响极大，这种情况使企业主不得不以合乎伦理的标准处理与工人、工会的关系，由此也促进了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和实践。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变化给企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推力，使企业伦理文化问题甚至以加速度的形式向企业逼近。卡罗（Carroll，1993）的研究认为：“回顾过去30年来人们对企业伦理的兴趣，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对企业伦理的兴趣不断加深；二是对企业伦理的兴趣看来是由重大丑闻曝光引发的。”

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兴起、80年代在欧洲兴盛、90年代走向世界的商业伦理学（Business Ethics），从传统伦理道德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及其对企业管理主要环节存在的影响作用的角度，研究了企业的持续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91年，美国参议院颁布了《联邦审判指导准则》，为公司对自身行为是否触犯各种法律进行判断提供了依据。该准则中的一条重要条款给予公司在触犯法律时得以豁免处罚的机会，其前提是该公司有充分证据显示自身确实为开发出“防止和察觉违法行为产生的有效机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建立了公司员工必须遵循的行为标准与模式，设立专门高层机构对整个机制进行监督管理，采取有效步骤推广其达到标准并对员工的接受服从情况进行监控，通过有效激励机制实施这一准则，以及当某种违反标准的行为产生时对该机制进行及时和必要的修正。尽管从法律的范畴只是强调行为与法律内容的一致性，事实上却成为一种动力促使各公司超越法律条文的规定而寻求建立企业内部的道德氛围，从而对企业员工任何触犯法律的动向起到防微杜渐的效果。这种行为的直接结果是公司伦理主管的出现，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对公司道德机制进行整体监控，经济伦理学成为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企业非道德性神话”趋于破灭，企业伦理文化以及企业文化建设，越来越成为提升组织效率的重要手段。

Adam Smith的研究对于道德的作用、经济学和实际中伦理问题的相互交叉给予了肯定。社会道德（或诚信）不可能简单地产生。在一定限度里，它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一种集体性的办法，但是要做到行之有效，需要花费相当多的实际资源和时间。这种教育也许成本很大，但是对于保持社会的凝聚力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认为，正如传统社会关系是由“根深蒂固的习惯”所决定的一样，“由行为人的具体情感和感受状态决定”的社会关系对于经济活动赖以产生的一般环境的形成也起着一定的作用（Weber，1968）。情感或者传统不可能通过理性的行为建立出来，通常，它是一个时间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考察一下人们之间有关诚信的现象是有益的。没有相当程度上的一般性诚信作为基础，“社会自身将会分裂”（Simmel，1978）。显然，诚信无法——比如通过使用强制力或金钱——被即刻建立起来。诚信是演化过程的产物，而演化是需要时间的。不考虑其他，它需要共同价值观（社会共识）的发展，以及让这些价值观适应新的环境。利用道德情感而不是机械的正式合约，能够更好地解决个人之间较为紧密关系中的承诺问题。对付未来的物质激励的变化，最好的保险方法是加强情感关系。

乔治·斯蒂纳和约翰·斯蒂纳在《企业、政府与社会责任》一书中指出：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基本协定、一种社会合约，如果企业组织得不到社会认可，就无法长期地生存和发展下去。能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成为决定企业能否在全球化运作中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西方近30年来对市场经济伦理反思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对企业组织的认识。企业是经济单位的组织形式，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社会组织方面。随着社会化生产的高度发展，企业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非政府机构。20世纪末期以来，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与公司力量日益增长的实践一道越来越突出了社会对企业责任的期望，使得人们对过去的关于企业组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司不是赚钱工具而是社会公民；公司是道德行为者，负有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正如罗伯特·C.所罗门（2006）所言：企业是人类企业、社会企业。它必须以人的目的、责任和关心作为它持续关注的中心。公司除有必要保持其品牌忠诚和法律责任外，还对其顾客的福利负有责任。由此，使公司的组织行为的讨论增添了许多新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内容。

管理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伦理关怀是企业激励机制的有效方法。基于伦理关怀的员工管理方式对员工个体而言是符合功利主义原则的，能增加员工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同样，员工所组成的整体的和谐性、满意度和幸福感也会加强。在员工个体和整体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增强的情况下，企业员工流失会大大减少，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大大提升。从而，每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都会受益，整体的幸福感会加强。

罗尔斯认为“正义即公平”。伦理关怀管理思想中的公正、公平地对待员工正体现这一美德。伦理关怀管理思想中的“伦理偏爱”原则，符合人们公认的“扶贫帮困”的美德标准。因此说，企业实行伦理关怀的管理方法，不仅体现了管理者的个人高尚的品质，还体现了企业自身的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很高的信誉——这些构成了“企业美德”。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员工的个体素质、道德水平和品质也会大为提高。恪守道德所形成的“企业美德”，对企业的收益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哈佛大学专家的研究认为，企业对员工进行伦理关怀的投入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吸引人、留住人、提高人、用好人，可大大节约企业人员招募、选拔、培训等项活动的成本。

基于伦理关怀的管理方式对员工的利益维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它还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形象和企业的市场信誉。同时伦理关怀管理方式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一种历史趋势。在世界著名的企业管理中，伦理管理已经渗透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许多方面——企业与员工、顾客、社区、社会、环境等方面。美国本特莱学院的伦理研究中心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在《幸福》杂志排名前100家的企业中，80%的企业把伦理价值观融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93%的企业有成文的伦理准则来规范员工的行为。

二、战略转型与中国企业伦理管理的兴起

《蓝海战略》揭示了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基于传统竞争思维的种种企业发展战略之下的赢利空间越来越变小的现象，提出了要通过“整合”与合作以摆脱竞争去开创一个没有竞争的“蓝海”，说明了世界市场经济已经开始发生了新的转型，即过去的，自市场经济开始以来就与竞争战略相伴的竞争性市场经济阶段，即将让位于《蓝海战略》所指出的以“整合”或者说是合作为基本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传统的竞争战略也必将逐步地让位于“蓝海战略”或者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和合发展战略”。

中国学者黄如金在2006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和合管理》中，对市场经济的转型及其战略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双赢”、“共赢”以及所谓“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等战略思维，近年来相继应运而生。然而，企业取得获利性增长的空间都越来越小、竞争白热化、需求和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萎缩的状况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改观。2005年初问世的韩国学者W.钱·金和美国学者勒妮·莫博涅合著的《蓝海战略》，提倡由淡化竞争走向无竞争的新市场——“蓝海”，以为客户创造新价值实现合作与共同获利，使当代西方的正在发展中的“双赢”、“共赢”以及所谓“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等战略思维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开创了现代管理新的战略思维模式。

按照哲学辩证法的认识，事物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具有阶段性，主要矛盾方面决定事物发展阶段的特征，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竞争性要求，导致了“羊吃人”的资本原始积累及路径依赖形成了以“大鱼吃小鱼”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的竞争型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矛盾方面的相互转化使与竞争相矛盾对立的合作因素不断增加，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当企业之间的竞争白热化而市场规则日益完善和透明的情况下，合作日益成为企业获利和持续发展所必需，由完全竞争经过“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的过渡，市场经济就必然由竞争型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转化为以合作型为主导的新阶段。“蓝海战略”还只是一种希望由淡化竞争到“彻底甩脱竞争”去开创“无人争抢的新市场空间”——“蓝海”的理想和努力，因而只能说是由竞争型市场经济向合作型市场经济转化过程的反映。

中国传统和合哲学中的“三分法”辩证思维，可以进一步印证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研究。《老子》中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体现了一种与现在一般所讲的所谓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二分法”哲学思想不同的“三分法”辩证思维。按照《周易》本义及衍义，太极乃阴阳混沌未分之始，故太极为一，“一者数之始”；在宇宙自然界自身运动变易的作用下，由太极而生两仪，《易·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即“一生二”之阴与阳，阴阳之相互作用是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一阴一阳是为易道的核心，道蕴涵阴阳；由阴阳对立、矛盾斗争而生长出阴阳和合之状是为三，是万物生成、生长的根据，即所谓“三生万物”。认为无论是世界万事万物的生成、生长，社会道德的完美构成，社会发展繁荣，人们的安居乐业、健康长寿等之所以然，都是由于中和。这一全新的辩证法思想，不仅为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是对哲学辩证法的丰富和贡献，使人们在传统的“二分法”思维基础之上，又有了一个对于事物发展的第三种状态即“中和”的认识。依此，可以认为矛盾的事物不仅有矛盾对立的双方，而且还有对立的双方矛盾调和时的中和状态，没有这种中和状态，就不可能有事物的稳定发展。竞争型市场经济与合作型市场经济的阶段性发展，就反映了一种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的“中和”状态；而市场经济由竞争型向合作型发展的过渡时期，则是一种阴阳、刚柔相互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竞争性要求与合作性要求相互交织，由矛盾转化的规律性及其矛盾主要方面的势能所决定，竞争性要求逐渐减弱，合作性要求则逐渐提升，二者相互转化的结果就是市场经济进入合作型为主导的新的发展阶段。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必须根据这一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进行随机性调整。如果说，波特的竞争战略是竞争型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蓝海战略”则是体现了市场经济由竞争型向合作型转化过程的企业主导战略，那么，和合发展战略不仅是适应市场经济转型阶段的企业发展战略，而且更是未来的以合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新阶段的企业发展战略。(www.xing528.com)

彼得·德鲁克在《管理学》中指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观、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当是受文化制约的……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世界著名管理大师，不仅明确地把管理与文化联系起来，而且道出了伦理文化对于管理的意义——管理隐藏在价值观、习俗、信念的传统里。

中国在21世纪知识经济来临的时候，开始实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同时也拥有丰厚伦理文化。要同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伦理经济学的研究与伦理管理对于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中国存在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学”热以及中国式伦理管理的兴起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和谐社会建设与市场经济新时期对于传统伦理文化的需要，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为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深入以及伦理管理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如加拿大学者叶智仁的研究认为，以道德的共同理解作基础的政府规章、法律机制和商业道德教育的推展，是中国学术界倡议完善经济生活的三管齐下的手段，也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走过了学习和借鉴、学科建设、挖掘和扬弃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等阶段，现在开始进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行有机结合，并向如何从规范到标准研究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标志和主要内容是如何应对SA8000标准的问题，核心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问题（包括生态环境保护）。

SA8000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经济优先认可委员会（CEPAA，2001年更名为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AI）于20世纪90年代末出台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体系（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的简称。这一标准以保护人类基本权益为宗旨，对企业（组织）内生产环境条件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其中主要包括童工（Child Labor）、强制劳动（Forced Labor）、卫生与安全（Health＆Safety）等问题。自2004年以来，该标准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回应。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连续两位数增长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对产品生产过程与条件不愿意投入更多的物力和财力，特别是众多的中小企业，对劳动者和工作环境条件缺乏重视，以致产生了许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问题，造成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接受和应用SA8000标准，是对中国企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个挑战，也同时是实现更好发展的一个机遇。制定SA8000标准的宗旨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基本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两者是基本一致的，同时，在一些有关具体法规中，中国也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与SA8000标准相适应的内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和理解，贯彻SA8000标准，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接受和遵循SA8000标准的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人道和人权概念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各个国家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正如德国的政治学家施密特所指出的那样：需要展开一场关于全球道德标准的讨论。……人们的文化不同、信仰不同，但归根结底世界上许多人们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而且共同点要大于不同点，如强调自律、义务、责任、分享，强调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笔者在相关研究中曾经指出，文化因素，特别是伦理文化，对于企业于社会责任的认识和履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社会时代以及人们关于企业观念的改变，客观上要求企业除了实现其谋求盈利的组织目标外，还必须遵守法律、符合道德规范，不应以法律和伦理道德为代价去牟取利润。现代企业应履行社会义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妥善协调内部成员之间的以及本企业和相关者，包括合作企业、消费者、社区和公众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最成功的企业是最能为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带来利益的企业，是实现赢利性和道德性的统一企业。欧阳润平女士在其博士论著《义利共生论——中国企业伦理研究》中指出，企业是以利益、契约和义务为纽带，通过商品与资本的创造和经营获取适当利润的协作组织。企业关系既是经济关系也是伦理关系；企业目标既包括经济目标也包括伦理目标；企业信用既包括经济信用也包括伦理信用，二者相互包容和相互促进。伦理道德与企业活动具有内在的相容性，企业性质在于它既是经济实体，又是伦理实体，既具有经济性，又具有伦理性。

美国著名的经济伦理学家诺曼·E.鲍伊在其名著《经济伦理学——康德的观点》（2006）中指出：有些道德律令是任何市场制度都应尊重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有些道德律令是必须尊重的；如果市场要成为可能，那么市场的道德就要求某种类型的道德。假如这种市场是国际性的，就会有一种最起码但又是普遍的市场道德。肯尼斯·J.阿罗在其《公共政策》（1973）中说：经济生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种程度的伦理行为。纯自私的行为其实同任何既定的经济生活都不相容。经济生活中总是存在某些信任和相信的因素。有很多生意都是在口头保证的基础上做成的。罗伯特·C.所罗门在其代表作《伦理与卓越——商业中的合作与诚信》（2006）指出：在我们进入新千年时，全球公司自由企业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对同胞的关心在追赶生意成功的淘金热中是否还能幸存。但是，尽管亚当·斯密和中华帝国的商界是由大小不同的家族企业构成的，今日的商界却愈益听凭大型跨国公司的支配。这样就将一种全新的复杂因素导入了道德及其总体上与商业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相继出版了一批关于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学术著作，如《道德管理的力量》、《凭良心管理》、《道德和商业行为》、《商业伦理》、《经济伦理学》等，同时，几乎所有的管理学教材都有专门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内容，甚至渗透到战略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学等课程中，而且管理伦理和企业伦理方面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弗里曼等在《公司战略与管理伦理》中指出：“追求卓越革命的基本伦理是对人的尊重。这是企业关心顾客、关心质量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理解优秀企业难以置信的责任感和业绩的关键。”管理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

在中国，伦理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社会文化都呈现出伦理型的特点。中国的管理活动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所以更应该重视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挖掘与研究。彼德·圣吉在中文版《第五项修炼》的序言中特别指出：“你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物本原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

“伦”、“理”这些字早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就出现在早期的历史文献《周易》、《尚书》等著作中，当时这些字大都单用，还未将“伦”和“理”连在一起。到了战国末期，《礼记·乐礼》中说：“乐者，通伦理者。”才开始将“伦”、“理”两字连用。我国思想家不仅很早就重视对道德问题的研究，而且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说仁义，讲道德”，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之一，他们之中许多人的著作中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探讨伦理道德问题。例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儒家管理思想，充满着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先见之明；“义以生利、义利统一、以义制利”的思想构成了儒家的义利统一观，充分说明了义与利的统一，与目前企业伦理研究中关于企业的本质是营利性和伦理性的统一不谋而合；儒家提倡“仁爱”原则，这是儒家伦理的精华，它强调个体对全体的责任和贡献；“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和合，即团结的重要，要求营造家族、家庭、社会以及国家中和谐的人际关系；“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互敬互爱、诚实守信、廉洁奉公、恪尽职守、爱国爱民等，都是中国传统伦理管理所提倡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企业伦理作为一门新科学理论如同管理科学一样，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日益受到理论界的重视。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和作用、原则和规范，以及道德评价、人生观及道德理想、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等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一致认为，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人的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是中国古代首倡的理念。人又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要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伦理文化对中国企业管理有着特殊意义。在中国，为儒家、道家、佛家文化所共同提倡的传统和合文化中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管理伦理思想，值得认真挖掘与研究。

三、弘扬国粹与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新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需要，在中国兴起的弘扬国粹与“国学”热，有力地推动了对于经济伦理学和伦理管理的研究，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对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及其道德观念的高度重视以及研究的兴趣。

美国著名的经济伦理学教授罗伯特·C.所罗门（Robert C.Solomon）在其名著《伦理与卓越——商业中的合作与诚信》中指出：通常的论证说，中国的儒家思想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障碍。传统纽带、儒家（孔子）的道德教义被认为是与由近代商业所鼓励的理性和利己心的特性不相容的。但是，最近理查德·约翰·卢弗拉诺的《可敬的商人：中华帝国末期的商业与自我修养》（Honorable Merchants：Commerce and Self -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一书继卡洛·金兹伯格和斯图尔特·霍尔的研究而提出了有关中国的这幅图景可能同西方有关对商业的两千年偏见一样都是错误的。到帝国末期（1550年至辛亥革命开始），中国已经有了一种多样的商业化了的经济，中产商人出于自己的目的而采用了儒家的价值体系。大中型市镇的地方零售商和未通过科举考试的小型家庭企业的经营者也接受儒家文化的所有教诲。由受儒家影响的教育开始，对商人的忠告就是勤勉、变通、慷慨、克己、真诚、可信、认真、互惠和开明的利己心。采用这些受儒家影响的理想，中产商人谋划自己成为地方社会的正直的成员，因而积累的不仅仅是财富而且还有可敬性。因此今天我们西方许多人期望中国成为传统道德与资本主义不断创新的整合典范。不管这位学者的期望如何，但是所表达的关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还是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有了对于国粹的弘扬和国学的回归，从而促进了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挖掘进行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研究的创新。

不过，正如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李京文教授所指出的：在众多为着中国管理科学创新发展的努力中，我认为有些状况是应该讨论清楚的。比如，有的研究只是注重于对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注释和介绍，希望作为在中国实践的指导；或者是加上中国的现实情况做验证，其结果还是说明了所引进的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功用，这些都没有能够实现“本土化”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有的研究注重于辩证法的运用，尽管管理实际中的辩证法运用是重要和必需的，不过辩证法只是管理艺术诸多方法中的一种，而且管理方法并不能等于管理的全部。管理首先是一种理念，管理方法是在一定管理理念指导下，为了顺利实现管理系统工程及其既定目标的工具性选择。《光明日报》2006年5月29日“理论周刊”在发表黄如金博士撰写的论文《和合管理：创新中国管理科学的探索》时所加的“编者按”中指出：“在创新发展中国管理科学的过程中，国内学者多年来力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合理内核与基本框架。本书认为，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曾经支撑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持续发展，由此形成的传统和合管理有着值得继承的合理成分。作者多年来对传统的和合管理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致力于打造体系完整并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合管理理论。作者指出，和合管理把‘以人为本’与‘和合’作为叠生的价值准则，二者相辅相成，不仅形成了和合管理的更为坚实的价值观体系，而且可以使和合管理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和合文化之上的和合管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实的适应性，尽管在理论研究上是一家之言，但是和合管理理论创新，对于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合理内核与基本框架应该说是作出了建设性的努力。”

在中国五千多的历史文明长河中，以儒家、道家、佛家文化所共同提倡的传统和合文化最为悠久流传。“和合”哲学思想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成为支持和管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今天创新发展管理科学、构建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营养。如张立文教授所指的：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精神就是和合，它不是某家派的文化精神，而是儒、道、墨、法、阴阳、释、兵、农诸子百家的普遍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便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合、人与社会的和合、人与人的和合、人自身心灵的和合，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和合。

美国著名学者休斯顿·史密斯认为：“假如有一个名字老跟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孔子了。中国人尊称他为第一教师（译注：至圣先师）——并不是说在他之前没有教师，而是指他位列第一。没有人说他一手独立造就了中国文化，他本人就贬低自己的原创性，而声称自己只不过是‘信而好古’而已。不过，这样的指称当然是把自己说得太低了，但也表现了他所提倡的谦虚和含蓄。因为，孔子显然不是中国文化的创作者，却是它最重要的编纂者：甄别过去，强调这些，贬低或删除那些，整个地加以重组和注释，将其文化凝聚在一个焦点上，使它2500年来都保留着鲜明的特色。”

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之“天地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等理念，曾经深深影响着被称为“伟大的立法者，欧洲的孔子”的西方古典经济学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Fransois Quesnay，1694~1774）。米拉波（Victor Riqueti Mirabeau，1715~1789）在魁奈逝世的演说中指出：“孔子的整个教义，在于恢复人受之于天，而为无知和私欲所隐蔽的本性的光辉和美丽……他以特别聪睿的耳朵，亲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纯产品’的秘密。”魁奈把道德秩序纳入自然法则的范围，认为人类在道德领域与自然领域一样，存在着完全独立于人的意愿的客观法则。这被认为是继牛顿发现支配物质世界的和谐秩序的伟大法则之后，在道德秩序中发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并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天理”等术语来表达自然法则概念。魁奈的这种天人合一式的思维方式，被称为：“企图把天道和人道合而为一，把作为正道的，或如中国人称为世道的自然秩序，和实际的秩序合而为一（这一方面，中国也许提供了最宏伟的实现这个目的的实例），都是出于想得出一个可说明世界的综合一切的数学公式，同时对于宇宙现实求得出一个综合一切的看法。在这一点上，他的心理是和中国人相通的。”他的弟子博多在其《经济哲学》一书的导论中说，中国的哲学家，“从远古便被最高深的真理所贯彻，他们称之为法则或‘天道’。他们的一切措施，都根据于这一个原则：‘顺乎天意’”。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东西方所能够共同认同的。

亦如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曾揭示儒教文明的精髓时所言：“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许多由人们思考出来的道德原则和训诫中，这个朴素的通俗的原理是最好的，最真实的，同时也是最明显而且最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个原理诉诸人心，它使自己对于幸福的追求，服从良心的指示。当你有了所希望的东西，当你幸福的时候，你不希望别人把你不愿意的事施于你，即不要对你做坏事和恶事，那么你也不要把这些事施于他们。当你不幸时，你希望别人做你所希望的事，即希望他们帮助你，当然你无法自助的时候，希望别人对你做善事，那么当他们需要你时，当他们不幸时，你也同样对他们做”，这就是“健全的、淳朴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是渗透到血和肉中的人的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诉诸自我内在的道德情感，以善意和爱心与自然、社会、他人相共处，是成己成人、成人成物之德。伏尔泰（Francois Marie Voltaire，1694~1778）赞扬儒教说：“行孔子之道的时代，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时代，最令人向往的时代。”当代管理大师彼得斯亦认为：“有效的共同价值观是一个源泉，它能够带来领导艺术，也能带来同行和客户对你的公司、产品以及服务的褒奖”；“如果我们能够谨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准则，我们就一定能够更加有效地与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客户，处理好一切事情！”

欧洲心理学家荣格（C.G.Jung）认为：“如果人类世界有智慧可言，那么中国的《易经》，应该是唯一的智慧宝典。我们在科学方面所得的定律，十有八九都是短命的，只有《易经》沿用数千年，迄今仍有价值。”

1998年春，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教授受中国科学院邀请到中国讲学时指出：美国的管理学已经走向了死胡同，只是一些不协调的一般性知识，缺少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中国的朋友们请我来讲管理学，本来还是可以讲一下的，可是，昨天我到了承德的避暑山庄，看到了乾隆皇帝的“四知书屋”中匾额上的“刚柔密大”四个大字，我就感到不好讲了……当我知道你们的大皇帝用“刚柔密大”这四个字把国家管理得那么好，我认为这四个字就是中国，也是全世界管理的百科全书；不仅是中国管理学的灵魂，还是世界管理的典范。不管是管理国家、公司、企业、机关，还是军队，这四个字就是管理学的百科全书。

作为西蒙教授的好朋友、时为现场翻译的北京工业大学尹毅夫教授，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时我是翻译。这之后，我到承德的避暑山庄做了专门的调查，并进一步作了研究。“刚柔密大”四字是源于《易经》。《易经》中是“知柔、知刚、知微、知彰”，故而，乾隆皇帝命名他的书房为“四知书屋”。一定要清楚，这“四知”的顺序是不能倒逆的——先柔后刚，柔能克刚；先知微后知彰。柔与刚，微与彰，均是辩证统一关系。中国人常常把先柔后刚的顺序弄拧了。微与彰，就是微观与宏观，彰就是彰大、彰显。应该是先有微观才有宏观。我们又常常弄拧了——先宏观而后考虑微观，这样，难免落入空想和虚无，落不到实处。“知柔、知刚、知微、知彰”，应该成为现代企业家、管理者的座右铭。

美国著名学者休斯顿·史密斯认为，佛教开始于一个摆脱了迷乱、瞌睡、日常知觉像梦般妄想的人。它开始于一个醒悟来了的人。佛教把“无常”、“苦”和“无我”作为存在的三项特征：“苦”是生命特征的基本点，“无我”则是超脱解欲的药方，“无常”认为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与前一刻的它相同的，是认识存在的基本准则。佛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教自公元纪年前后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协调着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家一派，并形成了一些各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佛教以“因缘和合”诠释世界万物的生死存亡机理，佛经中留下了不同学派的许多以和合为显语阐发“因缘和合”原理的概念，如“和合相”、“和合生”、“和合性”、“和合因”、“和合二谛”、“和合离散无常”等。禅崇尚智慧和才能，认为唯智慧和才能可以实现由静到动的转换，才有阴阳一体、刚柔相济、动静相间的“无为”、“变易”与“日新”的发展变化过程。正如成中英先生所指出的：“禅的特点以慧能为标准，基本上是不执著于象、心、某一定点。定，此处不作冥想，禅定是一种意见或主见，必须澄心静虑方能达到自我思想解脱。佛教最高境界是不执著，作为无所求、无所得境界，有超脱作用，心完全不受任何东西束缚，达到不带任何成见、不带任何情绪的空灵世界。这种禅在生活中有净化作用，生活中仍要有动作、现象。《易经》在此提供了很好的原则，生生不息使生命具有生气、生意，使人享受生的境界。故而，由静而动、由动而静是一个生命进化与生命发展的必然。”

从易道开辟了中华民族文化之源，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以道家、释（佛）家、儒家为主要代表，另有法家、兵家、农家、墨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争鸣于世的时期。中国古代有管理思想表述的著作，除了以上各家典籍外，还有如《周易》、《尚书》、《孙子兵法》、《周礼》、《礼记》、《管子》、《吕氏春秋》、《史记·货殖列传》等，基本上包括军事管理、社会管理和工程技术管理。从对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成的解释，到对于社会发展变化的看法、人际关系的交往以及人的心灵修养和社会文明的培育，都贯彻以“和”或“合”，以致逐渐发展成为后来完整的“和合”原则。和合是最佳化的文化方式的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和合不仅是儒家文化价值的取向，而且是道家、墨家、阴阳家和《周易》、《管子》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它既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三节　中国企业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细胞，研究伦理文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影响，最根本的是要深入到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进行考察。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如果从明清之际商品经济萌芽开始算起的话，经历了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不同时期。纵观中国不同企业在不同时期成长的历程，可以看到的是，凡是曾经发展良好的企业，特别是许多老字号的“百年老店”，都是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熏陶分不开的，充分显示了伦理文化对于中国企业持续发展的特殊意义。

一、关于企业持续发展的比较研究

德国经济学者利希霍芬说：“世界上有两个公认最聪明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重儒轻商、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在长期内压抑了商业经济的生长，但是社会发展的必要还是导致了商业经营活动的产生和在困难环境中的坎坷发展，以致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可避免地萌生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出现了能够延续数百年的闻名于世的几大“商帮”，演绎了中国历史上商业王国的曾经有过的跨朝越代的传奇。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商人，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商人、商品和商业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商人可以存在于任何微小的缝隙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活动的大天地，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遇到适当的机会便会勃发出旺盛的生机，以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商人可以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形成并广为流传的几大商帮的成长和实践过程，及其成功之道，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影响很深。

晋商为中国近代十大商帮之首，曾经称雄商界500年之久，以至于晋商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商人。晋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其时晋南就有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繁华景象。至秦汉时期，太原、平遥、平陆、汾阳等地亦成为商贾云集的商业重镇。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韩愈曾经有诗形容：“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宋元时代边境贸易的发展，给晋商带来了大发展的机遇，山西商帮开始逐渐形成，开始了晋商近一个世纪繁荣发展的历史。晋商留给历史的，不仅是其在成功发展的实践中，创造了“东伙制”这种类似于现代股份制的商业组织形式，也不仅在于以雷履泰为代表的晋商创造了票号，开创了中国最早的金融业和国内最早的国际金融贸易，而且在于晋商留给后人的更为宝贵的东西——晋商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如当时的祁县富商乔致庸总结经商之道时所说，“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这也是晋商成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晋商的成功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主要为：重商立业、信义至上的价值观；慎待相与、合作共济的管理策略。

在历史上能够与晋商相媲美的是徽商。自明朝开始到清朝中后期，徽商有着雄踞中国商业巅峰300余年的辉煌历史。其活动范围曾经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史有“遍地徽”的美誉。徽商对于历史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的商业辉煌曾经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在于其树立的“儒商”形象，在于其将儒家思想融入到经营管理实践中并形成的儒商精神、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徽商坚持儒家的“和为贵”，是“和气生财”的忠实实行者，故史有“和商”之称。徽商热心公益事业和济困扶贫，体现了儒家的“仁者爱人”精神，也表现为如现代企业责任追求的开创。

有着悠久历史的陕西商帮，也以其曾经雄踞商场数百年的成功历史，实践和丰富了传统的和合之道。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有过专门的记载：“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陕西商帮对于历史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在经商实践中创造的“东西制”的经营管理形式，一种“雇请帮手，合伙经营”的类似于现代的合伙经营股份制度，投资人为“东家”（即“财东”），经营者为“西家”（即“掌柜”；其中，“领东掌柜”还以人身参与股份分红，“水牌掌柜”则专事经营而不以人身参与股份分红），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和委托经营，而且，还在于其在经商实践中结晶而成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合作为本，合伙为要，以诚信而立的管理策略。

生成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和孟子家乡的山东商帮，也曾经在明清时代称雄于四方，有着对孔孟之道和合理念的成功实践。创办至今已经400余年仍然生机勃勃的“瑞蚨祥”绸布店，就是“和气生财”的历史写照。沃尔玛公司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生前曾经大加赞赏地说：“我创立沃尔玛的最初灵感，来自中国一家古老的商号，它的名字来源于传说中的一种可以带来金钱的昆虫。”这个老字号就是“瑞蚨祥”，老山姆所言的“可以带来金钱的昆虫”即是《搜神记》所载的“蚨”，又称“青蚨”。山东商帮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其留给后人的充满儒商精神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诚实取信、和气协调的价值准则。

在与中华民族传统和合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的亚洲的许多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更多的和合文化原生性的影响：一些国家的公司旗帜上直接缀有体现和合精神的徽标；公司的使命和价值宣言中写有反映和合文化的格言；公司的实践中更多地运用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崇尚合作、诚实守信、刚柔相济、中庸之道、与时屈伸的管理艺术；许多企业的成功都与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理念与管理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企业的成功发展就深受中国和合文化的影响，日本人认为“和”，就是义理人情，即人与人的关系；新京都学派的梅原猛把以宽宥态度处理人际关系概括为“和”；甚至日本还以“大和”为民族之称谓，尽管其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中存在着名不副实的矛盾之处。日本著名的松下公司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而不衰，就是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理念及其管理艺术，作为松下公司成功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晶——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所著的《松下经营管理文集》中，通篇充满了对于《论语》、《中庸》等中国传统和合管理思想的代表作的认知。正如一本反映MBA学习体会的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历史有时候真的搞笑：正当我们拼老命学习老教授们引进的西方管理理论和具体方法的时候，年轻的教授们却从西方的成功企业那里得知，所有这些成功的管理思想，都是从中国学来的，而且早就开始学习了！中国人学美国经，美国佬学日本仔，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藤肇却指出：‘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和《道德经》，孔子和老子的教训给他们的激励影响之后，实例多得不胜枚举。’日本学者村上孚说：‘日本式管理的诀窍恰恰是善于激励，而这种诀窍有不少是渊源于中国的古典思想的。’后来，连美国人也看到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因特异（Good Year）轮胎公司董事长彼得奥在中国台湾原生橡胶公司参观访问时就明确指出：‘孔夫子讲道理，日本人实践道理。’”

西方管理学对于中国和合理念的真正认可，应该说是从梅奥试验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行为科学的创始人梅奥，在芝加哥西方电气公司所属的霍桑工厂，进行测定影响生产效率诸因素的实验，由此提出了工人是社会的人，而非单纯追求金钱的经济人。金钱并非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社会的、心理的动力对生产有很大影响；生产率升降取决于工人的态度，即“士气”及其得到满足程度的函数，取决于企业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关系的协调、和谐。这一试验不仅确认了协调、和谐的重要意义，而且也给管理学带来从以事物为中心的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之转变，从而为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在以后的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竞争成为主要内容，但“和”、“合”思想与行为从来没有泯灭和消失，而且如我们以上所分析的那样，“和合”理念越来越成为管理的导向和准则。由竞争合作理论、合作竞争理论，到“蓝海战略”理论，以及西方许多公司管理实践，就是这一转化过程的写照。

美国3M公司之所以被《幸福》杂志评为“最受企业界钦佩”的企业，是因为有经营管理的十大法则：①建立一种合作文化，鼓励每一位员工吸收他人成果，为己所用；②测算企业成果，45家子公司时刻跟踪并测算一系列反映其经营成果的数据，尤其是新产品开发；③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技术人员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有极大的自主权，鼓励以20%工作时间研究个人计划；④以自身的优势保住顾客，销售商与公司技术部门、消费者保持联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⑤庆祝成功不犹豫，人并不是一心想着奖金和加薪，隆重举行表彰最有创造力人员的仪式，并吸收到公司正规“科学院”里来，给他以荣誉；⑥倾听各方面意见，不管建议是谁提的或微不足道的，能说“不”，说得越快越好，避免计划重复；⑦保持人员稳定，人员精通公司工作方法，并且有一种公司精神；⑧任命最佳的驻外管理人员；⑨稳定增加科研和开发经费；⑩保持企业自身特性，坚持企业获得成功的法则或原则。在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合作文化不仅被规定为其经营管理的首要法则，而且类似于“和”、“合”思想的观点贯彻十大法则的始终。

曾经在宝洁、百事等有成功经历，后来把小餐馆哈里·莱姆斯登创造为世界著名品牌，而又成为人民酒店主席的英国管理学家约翰·巴尼斯与理查·理查森（曾经与约翰一起并购和创造哈里·莱姆斯登，后一起创办了柔道营销公司）在他们的经验结晶的《柔道营销》中指出：我们在当时发现一种思维方式，现在我们将其称为“柔道营销”；“合作”是成功的柔道营销的关键。“柔”代表灵活，“道”代表方式。《柔道营销》的第一章：打好基础。如果你想说服那些你需要他们的金钱或力量支持的怀疑者，你就必须充满激情地相信你的愿景。第二章：选好伙伴——巧用他人之力。与正确的人合作与正确的顾问和投资人合作。第四章：壮大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的支持者的价值。赢得大众并不容易！可是，你一旦成功，你就将成千上万的免费大使转向你的事业一边。柔道营销就是将大众的力量转化为你的优势。古罗马人是这一艺术的积极倡导者。在其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合作”是成功的柔道营销的关键，与“和”、“合”思想相类似的观点是贯彻始终的价值准则。

二、儒学治国与文化兴企

中国传统和合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建立一个和谐、协调、稳定发展的理想社会，对此，在《礼记·礼运》篇中有一个概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郑玄注曰：“大同”之“同”，“犹和也”，所以，大同世界就是大和世界。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代表性的道、儒、法家思想，都主张由和合而建立大同世界或大和世界，所不同的是，道家由天道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提升自然主体的进路，来求得人与自然、天与人的和谐，由此而实现其小国寡民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和谐社会。儒家主张由人道之“修身”、“仁政”、“爱人”实现人与经济社会的和谐，以提升道德主体的进路，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由此实现或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豕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的安居乐业的小康社会。法家虽然主张依法行政，唯法是从，但亦讲和合，讲主从之和，只不过是突出了通过严刑峻法来解决矛盾冲突，以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如前面我们的分析所指出的，先秦的诸子百家，尽管观点相杂，但和合可以相契，共同培育了中国古代和合文化之精髓，发展到后来，《礼记》所云之大同社会，即成为古人所祈求的和谐理想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儒家的和合管理。儒学治国之要，就在于其以和合理念为指导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以仁爱为中心的管理理论和管理艺术。在历史上，集和合思想大成的孔孟儒学，建立了一整套以以人为本与和合为基本的价值准则，以“仁政”为内容、“礼仪”为形式，以中庸之道为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基本策略的管理模式，并以一定的法律制度安排为保证和辅助。所谓“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为了保证理想的和谐社会的实现，相应的分配制度安排极为重要。中国古代儒家提倡的和合管理中的分配制度安排，对于维持社会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均富贵，等贫贱”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农民起义的政治主张，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和合管理的一种努力。孔子指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国家，不担心财富的多少而害怕分配不均等，不担心一时之贫困而害怕不安定。只要能够做到分配均等就终不会贫困，只要以和待人就一定不会失去百姓，只要安定团结国家就不会有危险。当然，“不患贫”之说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有相悖之处，因为贫困向来就隐藏着不安定的因素，是不利于和谐社会实现的，这主要是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的片面认识。而且，收入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也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贫富悬殊的分配制度的辛辣鞭挞。但是，由和而求安定，由和而主张分配均等的思想，以及以后依此建立和实行的尽可能缩小收入差距的分配制度，对于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支持作用。这种“均富贵，等贫贱”思想主张，可以追溯到老子所主张的效法天道的均衡协调精神，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另外，“患不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主张，还反映了中国古代人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这是与和合理念及其和谐社会理想相联系的。

儒家倡导的和合管理模式可以说是世界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持续最长，而且曾经取得很大成功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其中有着值得弘扬的和合管理经验与精华。中国封建社会在近代的没落，传统的和合管理模式也因而受到批判和冷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封建制度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入是主要因素，当然其中也有着值得研究的和合管理的缺陷与不足。然而，中国传统和合管理的“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和合管理理论和实践，对于今天的公共管理和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实现理想的和谐社会，由和合文化生成的和合哲学思想成为指导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实践和合管理的三步曲。“修身”是第一步，为准备阶段，是通过学习和合思想文化以及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以掌握和合管理的本领；“齐家”是第二步，为练习阶段，小试“仁爱”，同时用之以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来实现家庭和睦；“治国平天下”是第三步，为实践阶段，推行“以人为本”之“仁政”，实施以和合理念为主导的选才用能和政绩考核制度等一整套社会管理机制，教民以和合为念的伦理道德规范，由此促进并维系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当然，中国古代社会之和合管理三步曲，并非是各自独立的过程，各种过程常常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唯“以人为本”与“和合”理念是根本的和贯彻始终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所倡导的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精神，成为促进和合管理、提升和合管理水平的重要保证。

从中国传统和合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扬弃，可以看到的是，其对于“大同”和谐社会的追求，贯彻“人为贵”、“民为重”的“以人为本”价值观与“和为贵”的“和合”价值观准则，强调人才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与重视人才的德才兼备要求，以及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对于从政者的德、勤、功、绩之综合考核制度。正是这些基于当时的实践需要而生成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正是以所谓的“仁政”为主要内容，以礼仪教化为基本形式形成的传统和合管理，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持续发展。剔除忠君愚从、压抑人性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等封建糟粕因素，其中的一些积极向上的伦理道德观念，特别是和谐社会理想、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准则以及由“和”至“合”的“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管理模式与路径选择，以及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选才用能、政绩考核的人才机制和共同富裕的分配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公共管理，都是值得研究、继承、弘扬和借鉴的宝贵历史遗产。

伦理文化是一种历史性积累。在今天，伦理文化的提升对于企业文化力的提高乃至社会文明进步都具有重要作用，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我们为着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的重要历史时刻，吸取中国传统和合管理中伦理道德之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更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儒学治国之要的启发，联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文化兴企的关键是正确发挥伦理道德的积极作用，规范组织行为和提升组织绩效，提升人力资源的创造性功能，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尽管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传统管理更多的是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宏观治理之术，但是这种对于社会的管理或曰公共管理中所蕴涵的和合管理理念，不仅支撑了“仁政”的实施，在教化上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长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为待人接物、处理事务的基本原则和自觉遵循的法则，而且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是以形成了流传至今仍然焕发勃勃活力的“和气生财”之“生意经”。

先秦时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时期，也是经济社会急剧变化的发展时期，由此也出现了许多经商成功的史例。根据历史记载，先秦庄襄王时为相的吕不韦起初就是一个商人，其经商的成功之道就是和与合，就在于广泛整合各种社会关系，后成为秦之宰相，他的经营之道也广为效法。在据说是其编著的《吕氏春秋》中，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也可以说是其经商经验的理论升华，虽以“兼儒墨，合名法”之杂家著称，但其中更多的是充满了对于和合理念的认知。比如，《吕氏春秋》以“合”为万物产生的根源，其曰：“夫物合而成，离而生，知合知成，知离知生，则天地平矣”，这里的合即天地阴阳的和合；“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混混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汉高诱注，“章犹形也”，即合而成物之形是普遍的必然现象；“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可见所言合亦和合，认为万物的产生、成长是对立因素的和合。《吕氏春秋》不仅为当时秦国统一天下和国家治理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对于和合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造就先秦各家“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思想基础之所在。

和气生财，并不排斥竞争对手之间的明争暗斗，而是要求合理的经营之道，反对尔虞我诈，和气才能有合作，合作才能有更多的发财机会和更大的获利空间，生财之道才会更宽阔。因此，合作制胜才是上上之选，所谓“有财大家发，有钱大家挣”的愿望才能更顺利地实现。

综观之，无论是宽厚存心、创新图强的晋商，贾儒合一、合作进取的徽商，以智求财、和善为本的西商，大柔大刚、忠诚立质的鲁商，还是审时度势、与时屈伸的洞庭商帮，其价值准则、行为规范、经营理念、管理艺术，都与儒家的和合哲学有着密切联系，都是中国传统和合管理在商业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运用，以人为本、和合为要成为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以德为先、以和为贵、崇尚合作、诚实守信是普遍遵循的规则，创新进取、与时俱进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甚至“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格言直接成为经商的信条，“和气生财”更成为普遍的共识和必须遵守的经商之道。当然，这里的“和气”是“和为贵”的具体化与实际运用，是为了“合伙”、“合作”做大做强生意，是为了体现“顾客乃衣食父母”的感情投资，是由“和”至“合”赢得市场的“生财之道”。

“商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企业的雏形。在“商帮”兴盛的历史中，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精华以人为本与和合理念，构成了基本价值准则，“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路径选择演绎了中国历史上“商帮”的空前繁荣和发达状况。从历史所记载的具有代表性的商帮的经商格言的审视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于企业价值观以及企业成长的历史性意义：

晋商——买卖不成仁义在；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宁可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勤俭为黄金本；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

徽商——以义为利，利缘义取；财自道生；唯诚待人，人自怀服，任人御物，物终不亲；以长取人，不求完人；以诚待人，用人不疑；以利激人，重赏勇夫；以爱容人，饶人之过；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不勤不得，不俭不丰；唯勤唯俭，是勉是师；居安逸而志在辛勤，处盈余而身甘淡泊；凡与人交接，务宜察言观色，必要避恶向善。

西商——学艺业，贵择师伴；太贱不卖，太贵不买，买者信不过不卖；万货先观后做，因市制宜，顺时趋市；指亲戚，靠邻里，不如自家学勤勤；买要随时，卖毋固执；货真价实好为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

鲁商——做生意一不能亏良心，二不能对不起朋友；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动不违时，财不过用；先小人后君子，当面点钱不薄人；顾客乃衣食父母；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取与无伤廉惠，行藏自合中庸；商道即是人道，人脉就是钱脉；慷慨助人，好事临门；助人者自助，自助者天助；义贾仁商天相助，金山碧海日边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生意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

洞庭商——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把握时机，见机而动；薄利多销，有利就行；人无笑脸，休要开店；和颜悦色，和气生财；脱货求财说好话，切莫开口就伤人；忠厚不折本，刻薄不赚钱；买卖人做，成败天知；艺乘旺时恐衰，财骏发时防败；鱼无水等死不可以存生，店无客冷清不可以兴隆；会经营满面春风迎贵客，善接待满腔热情送嘉宾。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几大商帮最后衰亡的原因，除了其自身没有能够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外，主要是与中国近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联系在一起的，一部电视剧《乔家大院》深刻而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不过，也有例外的、跨越历史的坎坷仍然生机勃勃持续发展着的超级“百年老字号”企业，留给世人更多的赞叹和向往，吸引人们去探索个中奥秘——创办至今已经400余年曾经让老山姆钦羡不已的“可以带来金钱的昆虫”的“瑞蚨祥”老字号绸布店，在今天中国北京最负盛名的商业中心王府井大街上仍然生机勃勃；创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已经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同仁堂”药店，不仅成就了“国药第一品牌”为世人所信仰，而且发展成为国务院确定的全国120家企业集团试点单位……这些跨越朝代数百年、经久不衰地持续发展着的中国企业，无论是“瑞蚨祥”的和商精神，还是“同仁堂”的“同修仁德，济世养生”，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管理的内在魅力，都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于企业实现持续发展作用的历史写照。

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落后于人，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和规则都是与外国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以致为世界推崇备至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更是无缘问鼎了；无独有偶，在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中，同样没有中国人的声音和被公认的成果。有的倒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状况——为中国人自己长期所不重视的中国古代老祖宗的宝贵文化遗产，当然也包括以上我们所言的以和合文化为指导的传统和合管理思想，在国外反而广为流传，甚至被管理有术的日本、美国等国家誉为必学之内容和重点研究的课题。

中国的以和合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传统和合管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科学的历史并不仅仅是由西方文明写下的，早于西方管理科学问世的数千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创造了和合管理理论和实践的辉煌。中国只是到了明末清初以后，西方的工业文明超过了中国的农业文明的时候，作为社会科学中最具实践性要求的经济学（在很长时期内包含着管理学）在中国应运而生，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深入发展的需要，才开始有了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的问世和以后的各种管理学派的出现和发展。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于人，也导致了曾经创造过中国古代文明的和合经济思想与和合管理被世人所忽视。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中，经济学、管理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久不息地焕发出令人心醉神迷的光彩。因此，崇尚西方文明，包括崇尚西方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甚至是西方的所有一切，一时间成为一种时尚和趋势。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日渐呈现停滞颓势，以西方为代表的当代经济学、管理学的缺陷和不足逐渐暴露，特别是管理学出现“危机”的状况下，由于我们处于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转折关头，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理念和实践之精华，进行与时俱进的扬弃，无论对于我们今天创新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和有效地进行和谐社会建设，还是克服西方管理科学的缺陷和不足，或者说是有效渡过现代管理科学发展中的“危机”，都是极为必要的，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著名学者成中英先生所指出的：“1699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W. Leibnitz，1646~1716）在《中国最新事物》一书的‘序言’中特别提道：中国的治国之道强于西方，而西方对于自然的知识强于中国。所以他希望西方传教士们在向中国传授自然知识的时候，不要忘记把中国的治国之道传回西方。……国家是一个集体组织，企业也是一个集体组织，二者的不同在于国家是全面性的生活，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而企业只是以经济发展为终极目标。但是，有关治国之道的政治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文化，完全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活力和更高的境界。简言之，现代的企业组织，已经处在民主、和谐、开放的环境中，如果又能够运用宏观的管理理念和价值观念来完成其价值目标，那就更加符合开放社会的需要，真正走向高度和谐、高度繁荣的真善美的人类社会境界。为什么几个世纪以前西方启蒙思想家赞叹不已的中国治国之道，近代以来却走向衰落，既为西方人所否定，也使中国人失去信心了呢？为什么它非但不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反而使中国一步一步地落后了呢？这同与之紧密结合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如果把专制制度与管理制度分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及其所孕育的管理之道，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创新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意义，在于其是生长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宝贵文化遗产和历史文明基础之上的管理理论，它弘扬和继承了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精华，吸收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的经验教训，以以人为本与和合哲学思想为价值观准则，立足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之实际，创新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和土壤之中，是适合于中国管理实际的管理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中国式管理的现实意义，在于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相互一致、相辅相成，符合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和合哲学思想为指导的和合管理有望弥补我们以上分析的现代管理学中的缺陷和不足，有利于管理效率的改进、提高和实现，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和合管理的延伸，对于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经验教训与路径选择

企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取决于一定理念指导下的企业发展战略，因此可以说，企业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过程就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是企业发展战略实施所要求的发展方向和相应的方式方法共同勾画出来的路线图。路径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企业发展战略的正确实施，因而是企业能否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影响和决定路径选择的主要因素就是由企业发展战略所要求的发展方向和方式方法。所以，寻找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适宜的方式方法，就成为保证企业发展战略的正确实施以及实现企业持续发展所必须认真探索的问题。

在竞争战略指导下，企业战略的实施必须沿着竞争性的努力方向。因为，由竞争理念生成的以竞争为导向的企业发展战略，坚持认为只有优胜劣汰的竞争才能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坚持贯彻竞争胜出的思维和如何竞争胜出的设计，所以，企业为了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只能是一种竞争性的方向和相应的竞争方式方法，甚至为了竞争的需要而无所不用其极。由质量制胜和优质服务，到“成本领先”、“差异化”、“多元化”，都是不同战略方向的定位，与此相应而生的“大鱼吃小鱼”和“小鱼吃虾米”、价格联盟、企业兼并、战略联盟、虚拟企业、学习型组织，甚至弄虚作假、假冒伪劣、尔虞我诈、暴力相向，都成为保证竞争方向和竞争成功的方式方法。这些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方式方法，一方面是为了竞争战略实施的需要，是为了保证竞争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由于其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而增加机会成本与交易成本，从而产生事与愿违的赢利递减局面。这种利益递减的结果，是与竞争战略、竞争发展方向的初衷背道而驰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随着市场经济的新变化，对竞争战略及其规定的发展方向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种种竞争方式方法的效用性必须重新审视，竞争性路径选择已经不再能够继续发挥原来的维系企业持续发展的功用了，适应市场经济新状况的企业发展战略，以及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都必须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

今天，“蓝海战略”风靡西方，不仅是相对于竞争战略的创新发展，而且也是西方现代管理基于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的一种为了企业持续发展的新的路径选择。不过，如《和合管理》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蓝海战略”及其路径选择，是一种淡化竞争、回避矛盾的做法，与适应市场经济转型需要的战略定位及路径选择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它毕竟反映了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需要和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在市场经济的任何发展阶段，包括今天的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以及未来的以合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竞争因素都会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竞争因素与合作因素交织存在，此消彼长，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合作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并通过合作性努力来克服不良竞争的消极结果，才能使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断降低而有效地胜出。在此意义上，“蓝海战略”的“价值创新”的努力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说到底，“为买方和企业自身创造价值飞跃”的“价值创新”之实现，就是一个由“和”到“合”的合作制胜过程，如果改变了其拒绝矛盾、回避竞争的思维，遵循和合管理的包容竞争、化解矛盾的和合理念及其生成的和合战略，“和气生财，合作制胜”就成为企业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持续发展的一种既从实际出发而又合乎理性的正确路径选择。“和气生财，合作制胜”作为适应市场经济转型需要的企业发展路径选择，是一种发展方向和相应的方式方法的有机组合，“合作制胜”的结果是合作的各方共赢，它既是方式方法——“合作”，也是目的和方向——“胜”，是“和气生财”的最终体现——“合作”由“和气”所致；而“和气生财”则首先是实现“合作制胜”的方式方法——“和”，因为由“和气”才能致“合作”，但也同时是一种目的和方向——“制胜”，“制胜”是“生财”的归宿。当然，具体的做法则是要遵循“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路径选择，去寻找各种可能的合作因素、合作渠道与探索各种可行的方式方法，才能在新的市场经济中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在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和卓有成效的实践以后，我们在学习和引进、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重新认识到了中华民族传统“和合”文化及其管理模式、管理艺术的历史意义，并且在回归“国粹”的呐喊与努力中进行“和合”文化与“和合”管理的扬弃。诸如，江苏华西股份有限公司坚持以优秀的传统伦理文化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人力资源管理开发，从而创造了由一个不足千人的贫困乡村变为一个“乡村中的都市”、年产值达400亿元人民币之巨的神话式奇迹。许继集团贯彻实际上是基于中庸之道的“执权行中，与时屈伸”的所谓“二分之一”哲学，讲究适度、渐进、协调、合作，因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的继电企业，发展成长为继电行业的排头兵。太极集团更是直接以《周易》的精华内容“太极”命名，坚持和弘扬以以人为本与和合理念作为价值准则的所谓“太极管理”，取得了公司的持续而长足的发展。近年来，中国有许多著名的企业都把其成功之道归结为从传统的和合文化及其和合管理中吸取营养。诚如中国台湾管理学大师曾仕强所指出的：“经营中，运用中国人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的确事半功倍。”蒙牛集团的总裁牛根生认为：“经营管理上的‘中国倾向’是一个客观存在。”

今天之苏商、浙商、粤商对和合之道的发扬光大，进一步凸显了和合理念的时代意义。在历史的实践中苏商向来以“实业报国”而闻名，在历史上曾经与晋商、徽商、粤商、浙商齐名，为中国的五大商帮之一，特别是在中国近代的“商业救国”的历史大潮中，苏商张骞、荣德生创办的实业更是民族工业的典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吴仁宝为代表的一大批乡镇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苏南模式”，以及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发展以来创建的春兰、森达、雨润、苏宁、远东等一批行业巨头，更是令人刮目相看。而新苏商重新崛起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在新发布的财富劳斯莱斯500富人榜中，苏商就有35人，仅个人财富就近300亿元人民币），而且更在于其创新的精神财富——那就是“苏南模式”、“苏宁模式”所体现的合作精神，春兰、森达、雨润、远东等所彰扬的“实业”思想，波司登、红豆等显现的质量与诚信，都使苏商所具有的“以实见长”、“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的传统美誉在市场经济新时期发扬光大。

浙商在历史上曾经以“合”字见长，以“合”字成功，亦以“合”字扬名。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奥康集团创造的中外合作的“第三类模式”，温州商人的五湖四海式的全球性开拓，以及由王振滔、陈孝祥、南存辉、鲁冠球、陈爱莲、李书福等一大批商界精英们创办的奥康、夏梦、正泰、万象、万丰、吉利等业界巨头，几乎所有的指标都可以证明浙商乃当今中国第一之创富集团。浙商今天的天下闻名，不仅在于其是中国第一创富集团，也不仅是因为其全球性的事业发展，而且更在于其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向世人宣扬的一种基于传统“合”之美誉之上的“活”——灵活、活跃、活力，“敢”——敢作敢为、敢闯敢干，以及对于“合”的新诠释——合作、联合、整合、合力、和合。

粤商在历史上曾经以“潮商”之名称雄商场，是与晋商、徽商、苏商和浙商齐名的五大商帮之一。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粤商更是以其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以及善避风险的权变精神，在创造深圳神话和珠江三角洲的崛起中发挥了巨大而关键的作用。尽管曾经参与开创中国的“财富时代”而声名显赫的第一代企业家，如白云山的贝兆汉、万宝的邓绍深、科龙的潘宁等代表人物已成过眼云烟，但是大浪淘沙之后，以王石、李东升、任正非、马蔚华、许家印、何享健、马化腾、李兴浩为代表的商界巨头，及其麾下的万科、TCL、华为、招商银行、恒大、美的、腾讯、志高等著名企业，正在延续着粤商的传奇和进一步彰显其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以及善避风险的权变精神，并且正在创新和实践合作、和合理念。

诚如TCL董事长李东生所言：“二十年前不看西方经营管理书，那是无知；二十年后还只看西方经营管理书，那是无能。”随着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的全球化影响的扩大，“和气生财”已经被普遍认可，并且正在逐渐改变着传统的以竞争为主导思想的市场营销。黄如金博士200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应邀参加由法国蒙波利耶大学主办的第二届“经济信息管理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式的和合管理及其诚信问题研究》的演讲，引起了与会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各国学者的普遍反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和合”理念正是目前西方国家所缺少的，也正是它们所需要的，如果在经营管理中能够遵循“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和合管理”之道，将会有效地减少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而增加赢利。西方学者们在会上长时间的饶有兴趣的提问、讨论，以至于会后见面时用中文热情地喊着“和合”并竖起拇指致意，这是对东西方长期文化冲突过程中新生的也许是人类一直共同存在的关于“和合”价值取向的认同，体认着“和气生财”的重大现实意义。

无论是江苏华西股份有限公司坚持以优秀的传统伦理文化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人力资源管理开发，从而创造了由一个不足千人的贫困乡村变为一个“乡村中的都市”、年产值达400亿元人民币之巨的神话式奇迹；还是太极集团以《周易》的精华内容“太极”命名，坚持和弘扬以以人为本与和合理念作为价值准则的所谓“太极管理”所取得的长足发展；或者是今天之苏商创建的春兰、森达、雨润、苏宁、远东等一批行业巨头，浙商之王振滔、陈孝祥、南存辉、鲁冠球、陈爱莲、李书福等一大批商界精英们创办的奥康、夏梦、正泰、万象、万丰、吉利使浙商成为当今中国第一之创富集团，粤商之以王石、李东升、任正非、马蔚华、许家印、何享健、马化腾、李兴浩为代表的商界巨头，及其麾下的万科、TCL、华为、招商银行、恒大、美的、腾讯、志高等著名企业正在延续着的粤商的传奇，甚或是如“瑞蚨祥”、“同仁堂”那样一些超级“百年老字号”所创造的持续发展的神话，在令人刮目相看之余，让人去重新审视和探询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生机勃勃地成长的秘诀，探索中国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道路选择。这些企业生机勃勃地成长，或者历经数百年而经久不衰地持续发展的秘诀，就在于或如苏商的创新的精神财富——“苏南模式”、“苏宁模式”所体现的合作精神，春兰、森达、雨润、远东等所彰扬的“实业”思想，波司登、红豆等显现的质量与诚信；或如浙商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向世人宣扬的一种基于传统“合”之美誉之上的“活”——灵活、活跃、活力，“敢”——敢作敢为、敢闯敢干，以及对于“合”的新诠释——合作、联合、整合、合力、和合；或如粤商的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以及善避风险的权变精神，更或是如“瑞蚨祥”、“同仁堂”那样一些超级“百年老字号”所长期遵循的“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理念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都是对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之道的发扬光大。

所有这样一些成功企业持续成长的经验，和那些在历史上已成过眼云烟的所谓“流星企业”的失败教训，以及今天美国华尔街几大投资银行的相继倒闭或被收购，都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中国企业的成长根植于五千多年传统历史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上，必须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从中国的国情实际、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实际、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际出发，一方面要借鉴西方的先进管理理论及其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更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挖掘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优秀内容，正确发挥传统伦理文化的积极作用，在新的历史实践中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和管理理论，才能有效地保证中国企业的健康成长。即使是任何外国企业，也必须进一步认清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总趋势，认清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审时度势地更新理念和采取新的相应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