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伦理学（代序）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年轻的博士撰写的学术专著——《伦理文化与企业持续发展》。在洋洋洒洒四十余万言的字里行间，处处都可以看到作者的辛勤和努力；在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探讨中，表现的是中国年青一代学者的严谨治学精神；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中，时时闪现的思想火花体现的是中国年轻学子的拳拳报国之情。
正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企业持续发展问题，一直是企业管理研究的重点课题。从传统伦理文化的角度研究当代企业的持续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新课题，应该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正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在认真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有着悠久历史文明和浓厚伦理文化氛围的中国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悠久流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提升有着历史性的渊源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奋进、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对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作者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来探讨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对当代企业持续发展存在的重要影响作用，因此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作用的事情。
追溯理论研究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关于企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的。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发展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成长阶段的认识、从企业规模调整的角度介入的。后来的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问题的
研究打破了新古典理论的局限性，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了企业成长理论的分析，从而为企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企业成长理论的真正开山之作。彭罗斯的贡献是将新古典经济理论所抹杀的管理功能重新引入经济分析，把管理功能作为塑造公司远大目标、预见各种变化、制定竞争战略和发现未来机会的解释性变量，使企业成长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来者在彭罗斯研究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基于资源的观点和基于能力观点的企业资源理论两大流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关于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至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理论盛行，提出了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的观点，从而开始了对人的因素的关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弗鲁姆的期望价值论、麦格雷格的X-Y理论、布莱克和穆顿的“管理方格”理论等是主要代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源”的概念，又开辟了研究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新视角。(www.xing528.com)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美国兴起的经济伦理学（Business Ethics），又从传统伦理道德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及其对企业管理主要环节存在的影响作用的角度，研究了企业的持续发展问题。如肯尼斯·J.阿罗在其《公共政策》（1973）中说，经济生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种程度的伦理行为。纯自私的行为其实同任何既定的经济生活都不相容。经济生活中总是存在某些信任和相信的因素。20世纪末期以来，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与公司力量日益增长的实践一道越来越突出了社会对企业责任的期望，使得人们对过去的关于企业组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司不仅是赚钱的工具而且是社会公民；公司是道德行为者，负有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
自世纪之交以来，西方学者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蓝海战略”，以及中国学者的“和合管理”理论的相继问世，使企业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基于伦理道德的考量，从“和谐共存”、统筹兼顾与企业存在各种利害关系的团体和个人的利益需要出发，否定竞争性经营理念和“大鱼吃小鱼”式的损人利己手段，提倡“整合”、统筹利益相关者的需要，通过某种“联盟”或者“合作”方式，最终使得利益相关者都能够相得益彰，实现“双赢”、“共赢”和共同发展。“蓝海战略”提倡的是通过“彻底甩脱竞争”和要素“整合”，去开创“蓝海”这样一个“无人争抢的市场空间”，从而实现其所谓的“价值创新”，或者是“新的利润和增长的契机”。中国学者黄如金博士的“和合管理”理论，则是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挖掘和传统管理的历史扬弃中创新发展的一种中国式的管理理论，提倡遵循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准则，通过“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路径选择来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西方学者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蓝海战略”，以及中国学者的“和合管理”理论，在改变着现代管理思维模式的同时也给我们新的启示：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当代市场经济正在向着淡化竞争和追求合作的阶段转化，伴随着这种转化过程，通过要素“整合”去实现“新的利润和增长的契机”是一种现实的选择；通过“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路径选择来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更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现阶段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
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伦理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社会文化都呈现出伦理型的特点。彼得·圣吉在中文版《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的序言中特别指出：“你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物本原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正如黄如金博士在《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中所指出的那样，逻辑思维告诉我们，能够维系同一制度的经济社会数千年的持续发展，其中必然有一个共识性的精神支柱，一个被公认而又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管理创新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长河中，去发现、去挖掘、去总结这种能够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当代经济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给予中国学者的新启示就是，有着五千多年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要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奋斗中实现新的繁荣与振兴，必须在认真挖掘传统伦理文化精华中，寻找中国企业的持续发展之路。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以儒家、道家、佛教文化所共同提倡的传统和合文化最为悠久流传。“和合”哲学思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成为支持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今天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促进企业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营养。
黄昊宇博士的《伦理文化与企业持续发展》一书，是从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特有的影响角度探讨企业的持续发展问题，可以说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管理伦理学的探索，其中有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内容和成果。例如，由开篇之处对于企业持续发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范畴的重新界定，提出研究伦理文化与企业持续发展关系的新命题，到伦理文化在企业管理的主要过程和主要环节——组织行为、企业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开发等方面影响的深入研究，以及从理论探讨到典型案例的分析等。本书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伦理文化对于企业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为中国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的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选择。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企业的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企业管理实践中所形成和培育的企业持续发展能力。所谓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顾名思义，就是指能够推动和保证企业健康成长的能力，由于市场环境条件的不同，企业的这种持续发展能力在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在竞争性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主要表现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在合作因素越来越凸显或者合作性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主要表现为当代经济伦理学所提倡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形成的一种合力，“蓝海战略”通过要素“整合”开辟的新发展能力，或者如中国学者所论证的一种和合发展能力。而且，无论是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还是在合作性市场经济中，企业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培育和提升，都与伦理文化的影响作用有着内在的联系，特别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表现得更为显著。
《伦理文化与企业持续发展》一书中的创新性思想火花可谓是随处可见，说明了作者的精心研究和认真努力。这些努力，拓宽了中国式的企业持续发展理论，丰富了对创新有中国特色管理伦理学的有益探索。
当然，作为一种创新性的研究，《伦理文化与企业持续发展》一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成熟的地方，比如在论证过程的严密性、语言表述的准确性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特别是从作为对有中国特色管理伦理学的探索来说，在理论体系的构造上，其科学性和系统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不断完善。因此，在为我们年轻的学子取得研究成果而感到由衷高兴的时候，我还要提出需要不断努力、不断进取、不断提高的忠告。创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伦理学是一项开创性的系统工程，任务光荣而艰巨，需要有志之士坚持不懈地努力和携手合作。《伦理文化与企业持续发展》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希望作者能够继续奋发向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中国管理科学的创新发展做出新的奉献。也期望有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专家参加到这一队伍中来，为提高我国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为振兴中华，共同努力。
2008年10月2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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