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一发牵而全身动，鲁酒薄而邯郸围。以今世界关系之密切，虽相去万里，其影响犹将及于我；况乎两国之作战，本因我而起，而又在我之土地者乎？其不能无与于我者势也。今试述日俄战时我国之情形，及此战事与我国之关系如下：
当日俄战时，我国之舆论，盖多袒日。（一）以俄人侵略之情势已著，而日尚未然。有识者固知日胜俄败，亦不免于以暴易暴。然颇冀以此姑纾目前之患，而徐图自强。其无识者，则直以日为可友；而于一切问题，皆非所计及。与今之指甲国为侵略，则指乙国为可友者相同。是则可哀也。又其（一）则由我国历代，对于北狄，因屡受其蹂躏，遂引起一种恐怖心。俄人之情势，固与历代所谓北狄者不同。然当时之人，固无此辨别之力，但以为世界上之民族，愈北则愈强；敌之起于北者，必皆可畏而已。又俄人疆域之广，亦足使不明外情者，望而生畏。故我国舆论，向视俄为最大之敌。鸦片战争时，林文忠即有言曰：“英、法等国，皆不足为中国患。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中日战后，有自署瑶琳馆主者，著《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谓中、日、英、法、德、美）旋又著《俄国形势酷类强秦说》，谓“达达尼尔及鞑靼两海峡，犹战国时之函谷关。秦以此攻诸侯，诸侯亦以此拒秦。必封锁之，世界乃可无俄患。今中日之战，容俄干与朝鲜、辽东之事，则此藩篱撤矣。影响所及，虽美国或且因太平洋之风云，不能保守其门罗主义之旧，安稳独立于西半球；况欧亚诸国，与俄邻近者乎？”此两论刊于乙未（1895）及丁酉（1897）之《时务报》。一时士林传诵，对俄皆觉其惴惴。至日俄战时，此等见解犹尚未变。以为日虽可惮，终不若俄，我可先击却其最强者，然后徐图其次强者也。此亦冀日人战胜之一因也。（当日、俄战前，以俄人为不足畏者，唯一严复而已。以当时之人，真知世界情形者甚少，大抵以旧时读史眼光，推测今日事也。）
日俄战前，俄人之所攘夺者，我之权利也。“我纵不能独力御之，然当日、俄战时，我以攘斥俄人故，而加入日方，既可表示我非蓄缩受侮者流；而日若胜俄，我国亦不至全受日人之指使；若日为俄败，则我即不加入，东三省亦必非我有也。”此等议论，在当日亦有少数人主张之。然其不能成为事实，则初无待事后而始知。何也？我国之政府，久无实力，焉能为此一鸣惊人之举？至民间之议论，非不虎虎有生气，然亦处士之大言而已。使任规划，即未必有具体之方案。况即有方案，而当时舆论，势力极薄，亦必不动政府之听乎？不宁唯是。我国之外交，处于受动之地位久矣；庚子以后尤甚。苟欲与俄开战，岂能无与他国协商。而当时我国之情形何如乎？以日本言，多一助战之国，似当为其所欢迎。然此特全不知世事之说耳。作战须有作战之实力；当时我之兵力，能助日者几何？至粮食物品之资助，则彼既入我境，固可自由征发矣。一经共同作战，则停战讲和，皆须以两国之同意为之，是日受我牵制而不得自由也。中为俄弱旧矣！沿边数千里，处处可以侵入；海疆数千里，亦处处可以攻击；是无端将战线扩张万余里也。日将分兵助我邪？姑无论无此情理；即彼愿为之，亦势所不及。我无日本为助，则势必败。我败，日即胜，亦变为半胜而非全胜；况乎既曰共同作战，终不能不稍分其力以顾我，则备多而力分；日人本可操胜算者，至此亦将不可保乎？种族之同异，虽非是时国交离合之主因；然感情因此而分厚薄，则终不能免。中日联合以战俄，难保不引起黄人联合以战白人之感想。日人是时，方亟求世界之同情，尤非其所敢出也。职是故，当时不愿我加入者，实以日人为最。至于欧美诸国，虽无此等关系，然其所求于我者，赔款耳，通商之利益耳。战事既兴，我财政必竭蹶，赔款或至不能照付。又我加入，则战争之范围扩大，商务必至大为减色。对俄宣战，固与一概之排外不同。然外人不知我内情，又虑因此而引起我国之盲目的排外，于彼之生命财产皆有妨碍。此其所以亦不愿我加入也。内政及外交上，当时之情势如此。
于是日本公使内田康哉，首先向我国劝告：“于日、俄战时，守局外中立之例。”又通牒英、美、德、法、奥、意，要求其保证俄国不破坏中国之中立。各国皆赞同之。我遂于光绪三十年正月二日（1904年3月13日），向日、俄二国发出如下之文书：
日俄失和，朝廷均以友邦之故，特重邦交，奉上谕守局外中立之例。所议办理方法，已通饬各省，使之一律遵守。且严命各处地方，监视一切，使保护商民教徒。盛京及兴京，因为陵寝、宫阙所在之地，责成该将军严重守护。东三省所在之城池、官衙、民命、财产，两国均不得损伤。原有之中国军队，彼此不相侵犯。辽河以西，凡俄兵撤退之地，由北洋大臣派兵驻扎。各省边境及外蒙古，均照局外中立之例办理。不使两国军队，稍为侵越。如有闯入界内者，中国自当竭力拦阻，不得视为有乖平和。但满洲外国驻扎军队，尚未撤退各地方，中国因力所不及，恐难实行局外中立之例。然东三省疆土权利，两国无论孰胜孰败，仍归中国自主，不得占据。
两国皆覆牒承认。美国又向日、俄二国劝告：“划定交战之地，不侵犯满洲行政。”于是三国公认交战之地限于辽河以东，以其西为中立区域。
当国际法未发达时，学者之论，有所谓完全中立、不完全中立者。今则无复此说。既为中立，即须完全。而中立条件中，“不以土地供给两交战国之利用”，实其尤要者也。今也，日俄两国之作战，皆在我国之地，则我国果得谓之中立矣乎？或引英国国际学者之说，谓“弱小中立国之地，时亦有为交战国所占据者。如英、俄开战，丹麦中立。英、俄或占据其土地，以资利用，丹麦固无可如何。以其无维持中立之实力也。”然彼乃事后之占据，此则划定于事先；彼之占据，纯出强力；我之划地，则由自认；实不得援以为例也。无已，则曰：“彼之据我土地而作战，实为我所无可如何；而我对于二国，实未尝有偏袒一国之意思。”以是为中立云尔。虽然，此实为后来开一恶例。日攻青岛之役，即其显著者也。
战事既起，我国沿交战区域之地，屯兵以防两国之侵入。两国侵轶之事，虽时或不免，（以俄人为多）幸未有大问题发生。及俄人反攻辽阳失败后，出奇兵自辽西中立地侵日。我国不能御。遂以自沟邦子至新民屯之铁道，为中立地与交战地之界。
至于两国战时，或征发我国人民，使服劳役；或则征收其器物；此为无可如何之事。我国民且因此受有损失，外人断不得指此为破坏中立而责我也。当我国宣告中立时，日外部之覆文云：
除俄占领地方之外，日本当与俄国出同样之举措，以尊重贵国之中立。帝国与俄国，以干戈相见，本非出于侵略。若当战局告终，牺牲贵国，藉以获得领土，殊非帝国本意。至在贵国领域中，兵马冲要之区，临时有所措置，则一以军事上必要之原因，非敢有损于贵国之主权也。
此所谓无损我国之主权者，衡以纯正之法理，疑问自然甚多。然既许他人作战于我土地，事实上即无可如何。要之许他人作战于我土地，终不免在国际法上，开一极恶之先例耳。
日俄之胜负，既已判明，交战之事实，遂成过去。我国所当汲汲者，则日、俄战后，我国当如何措置应付之问题耳。当时国内有力之舆论，凡得三说：
（一）谓日俄战事将毕时，我国宜乘机，将《中俄条约》宣告废弃。同时与英交涉，将威海卫收回。俄既战败，其在满洲之权利，终已不能维持，与其转移于日，无宁交还于中。英据威海，本以防俄旅顺。旅顺既由我收回，威海之占据，即失其目的。况当时威海租借之约，本云与旅顺借约年限相同。在法理上，英实无以为难也。日、英方睦，庸不免于联合把持。然俄人嫉妒日、英之心，未尝不可利用。至于日本，牺牲数十万人之生命，10余万万之金钱，诚不能令其一无所获。然当由我自主，就无损主权之范围内，与以相当之权利。不可太阿倒持，由彼为政也。此主以机速之外交手段谋解决者。
（二）为中国速与日本交涉之说。此说谓满洲之地，既由日人夺之于俄，断不能无条件还我。既曰有条件，与其俟彼提出，或竟由彼与俄处分，尚不如由我提出之为得。彼之所愿欲，无损于我者，不妨开诚布公，与之协商。与之争持于前，而仍不免放弃于后，尚不如自始即开诚布公之为得也。此主以光明正大之外交手段谋解决者。（主此说者，多欲援中俄伊犁交涉为前例。）
（三）则欲以满洲为一立宪王国，由中国之皇帝兼王之，如奥、匈、瑞、挪之例。此说实受外论之影响。当时外论，有欲以满洲为永世中立地者。“盖满洲之地，利权无限；我国既不能自保，又不克以独力开发，则终不免于各国之攘夺。而以满洲地域之广大，种族之错杂，各种问题之纠纷，设使一听各国自由竞争于其间，将不免成为远东之巴尔干半岛。莫如先由有关系之国，以条约明确保障，使为永世中立之地，庶可化干戈为玉帛也。”外人之论如此。我国人士，采择其意。又以（1）满洲之形势，本可独成一区，欲使之独立发达。（2）我国是时，立宪之论方盛。全国同时举办，势或有所为难，清朝又不免于深闭而固拒。欲先推行之于满洲，观其利弊，而中原可资为借鉴；且先推行之于清朝之故乡，亦可以减少满人之阻力也。此说谋在内政上为一大改革，而在外交上，兼可博得国际之同情，以阻一二国鲸吞蚕食之志者。
以上三说，各有理由。当时政府而有精神，外交而有手段，固亦未尝不可采用。然尸居余气之满洲政府，则何足以语此？亦唯束手以待人之处分而已。迨日、俄之和议既开，而外人处分我之时期乃至。
日、俄议和时，我国曾以公文照会二国，谓“和约条件，有涉及中国者，非得中国之承认，不能有效”云。日本报纸，颇议我为好强硬之言，又责我不知彼之好意。我国报纸，则反唇讥之曰：“我国之权利，皆以软弱而丧失；驯致贻友邦之忧。苟使事事皆守强硬之宗旨，非以赤血、黑铁来者，必不放弃，则所丧失之权利，必不致如今日之多；贻友邦之忧，亦不必如今日之甚也。”又曰：“涉及我之条件，当得我之承认，非关好意恶意也。假使日本今日，以好意割让东京于我，不得我之承认，能有效乎？”此等议论，非不言语妙天下。然空言抗议，究何裨于实事哉？《日俄条约》既成，小村全权，乃更来我国。以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2月10日）与我订结《满洲善后协约》如下：
中国政府承认《日俄讲和条约》第五条、第六条俄国让与日本各项。
日本政府承认遵行中俄两国缔结之《租借地及筑造铁路诸条约》。(www.xing528.com)
由此条约，中国遂将前此断送于俄之权利，又断送之于日。案旅、大可转租与否，《中俄条约》无明文。然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之租借，咸与旅、大性质相同。胶约第一章第五条云：“德国将来，无论何时，不得将此项由中国借去之地段，转借于别国。”又第三条云：“中国政府，将该地施行主权之权利，不自有之，而永借之于德国。”旅约第二条云：“租界境内，俄国应享租主之权利。”此“租主之权利，”即德约所云“施行主权之权利”也。然则施行主权之权利在彼，主权仍在于我。愿否将施行主权之权利，另行租借与别一人，系属主权之行动，彼安得租借与人？况乎胶约明定不得转租，事同一律，可以援引者邪？然此时则唯有事实问题，安有从容讲论法理之余地。况夫威海借约，与旅、大期限相同。旅约苟废，威约效力即随之消灭。狡焉思启封疆者，何国蔑有？外交上又生一重困难邪？
《满洲善后协约》又有所谓附约者。其条件如下：
（一）中国政府，于日、俄二国军队撤退后，开下列地方为商埠。
（甲）盛京省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
（丙）黑龙江省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
（二）如俄国允将满洲铁路护卫兵撤退，或中、俄两国另商别项办法；日本之南满守路兵，亦一律照办。又如满洲地方平静，中国能周密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时，日本亦可与俄国将护路兵撤退。
（六）中国政府允将安东、奉天间军用铁路，仍由日本政府接续经营。改为专运各国商工货物铁路。除运兵归国，耽延12个月不计外，以2年为改良竣工之期。自改良竣工之日起，以15年为限，即至光绪四十九年止。届期，双方请他国评价人一名，妥定该铁路各物件价格，售与中国。至该铁路改良办法，由日本承办人与中国特派员妥实商议。
所有办理该路事务，中国政府援照《东清铁路条约》，派员查察、经理。
（七）中日两国政府，为增进交通运输起见，准南满洲铁路与中国各铁路接续联络。
日、俄停战后，战地双方的军队指挥官会面
（九）已经开埠之营口，暨虽允开埠，尚未开办之安东县、奉天府各地方，划定租界之办法，应由中、日两国官员另行妥商厘订。
（十）中国政府，允设一中日合办材木公司，以采伐鸭绿江右岸之森林。
（十一）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以最惠国之例待遇。
以上各条款，无一不扩充权利于《日俄条约》以外。日人谓不乘机牟利，亦未免食言而肥矣。日人于此次战役，所牺牲者诚巨。谓其能丝毫不享权利，夫固情理所必无。然必欲一袭俄人之所为，则未免于以暴易暴。我国政府，何难据理力争，另行提出条件，与之商办？于三省可开放者开放之，主权必不容放弃者坚持之。非徒为我国保权利，亦所以弭争乱之原，而保世界之平和也。而乃束手无策，唯命是从，此则庸懦误国之罪，百口莫能自解者矣。
由此条约所生之结果，则日、俄二国以长春为界，瓜分我国之铁路，而南满、北满之名词生焉。日本既获得南满，乃得陇望蜀，更垂涎于内蒙。俄人被限于北满，则亡羊补牢，思取偿于蒙、新。于是东蒙之名词，继南满而生；外蒙之交涉，并新疆而起，皆势所必至也。（辽东西自古为中国郡县，合关东三省而称为满洲，已觉不词。犹可曰：清当入关以前，据辽东西者亦若干年，而盛京且为其陪都也。若南、北满之名词，则亘古未闻。蒙古自古以大漠为界，分漠南、漠北，即今所谓内外也。而日人偏自造一东蒙之称，不亦异乎？）日人既攫得南满之权利，则事事模仿俄人之所为。光绪三十二年五月，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资本2亿元。其半出自日本政府，即以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充之。又其半，名为听中、日两国人入股，实则中国人无一入股者）此即俄人之东清铁路公司。七月，又设立关东州都督府，其权限亦与俄之关东省总督无大出入。而又设总领事于奉天，其权限与其本国之知事相同，此则变本而加厉者也。满、韩铁路连接，为日俄交涉条件之一。日人必欲达此目的，故于日、俄战时，赶速造成安奉军用铁路。虽曰为运输计，亦以为交涉地也。我既许其改造，则日本之目的遂达。此路照附约，本应于光绪三十二年动工。而日人延至宣统元年，始行着手。转以交涉，于六月二十一日提出最后通牒，径行兴工，开自由行动之恶例。营口、安东、奉天各商埠，由两国派员划定租界，文本明白。乃民国十五年（1926），我国欲撤废奉天“洋土货专照”，日、英、美领事，竟曲解此条，谓奉天府所辖地面，即为商埠范围。岂不异哉？（洋土货专照，为光绪三十三年总税务司所条陈，经税务处批准者。以当时东三省商务未兴，为招徕外商计，领有此项专照者，均可免其重行征税。其章程本云试办，并有“嗣后如有窒碍，仍可变通办理”之语。今东省交通便利，商贾争趋。以有此项专照，故我国所失税款甚多。民国十五年，奉天欲将此项专照撤废，先从事于整理。乃照会各国领事：“自是年十一月一日起，领此项专照者，均须注明商埠之名，不得泛指一城一县，如沈阳、安东等类。其有持赴非商埠区域者，即作无效。”日领吉田茂，遽偕英领威尔泌孙，美领索哥敏，向省署抗议，谓“依据满洲附约第九条，奉天府所辖地面即为商埠范围，不得故意缩小。如有所改变，必须两国官员，会同办理”云云。其曲解条文，至于如此，亦可异矣。我国虽力向抗议，然撤销专照之事，卒因此延未实行。）陆路关税减轻，为俄人所享之特惠。我国初与外国通商时，不甚计及征税之利益；并以陆路交通不便，特示宽大。今则东北一隅，铁轨四通，实为全国之冠。而犹留此特殊办法，为外人侵略之利器。《九国关税条约》，欲以“秉公调剂”四字，裁抑一二国独享之特权，而迁延至今，犹未收效，岂不重可慨邪？（陆路通商，始于俄国。咸丰以前之条约，均为无税。光绪七年，收回伊犁，重订《陆路通商章程》。订明“两国边境百里内，为无税区域。俄商运货物至天津、肃州者，照海关税则，三分减一”。其后《东省铁路条约》第十条，及条例第三条，皆规定“中国于铁道交界之地，设立税关。由铁道输出入之货物，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一”。铁路竣工之后，中国迄未设立税关。及《满洲协约附约》中国许开商埠多处，俄人恐中国在开放之地设立税关，于彼特权有损，乃要求中国协定北满税关章程。三十三年（1907）六月，两国派员议定大纲。明年六月，由吉林交涉局与俄总领事按大纲订立章程。“两国边境各百里内，仍为无税区域。由铁路输入之物，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一。其输入东三省者，通过税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二。输入内地者，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一。”日本援之。于民国二年（1913）五月，由日使伊集院与总税务司安格联，订立《满韩关税减轻协定》，由“满洲输出新义州以外，及由新义州以外输入满洲之货物，皆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一。输入满洲之通过税，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二”。十一年（1922）一月八日，大总统令：“中俄条约及通商章程内规定之三分减一税法，暨免税区域，免税特品各种办法，自本年四月一日起，毋庸继续履行。”我国即知会日本，要求废止《满韩关税协定》。而日本援引《满洲善后协约附约》第九条，谓“英、法在缅、越，亦有减轻关税办法。日本此项权利，系根据最惠国条款而来。只能由九国关税条约，秉公调剂”云。案中、法陆路通商系根据光绪十二年（1886）《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十三年《续订商务专条》。中、英滇、缅间，则根据光绪二十年之《中英续议滇缅条约》。规定减税之率，各不相等，而要不若日本在满洲所享权利之优。日本在满洲所享减税之利益，实足使他国之货物，无从与之竞争，以他国无从朝鲜输入货物者也。故《九国关税条约》第六条，“规定中国海陆边界，划一征收关税之原则，即予以承认。特别会议，应商定办法，俾该原则得以实行。”即所以对付日本此等特殊利益也。该条约又云：“凡因交换局部经济利益，许以关税上之特权，而此特权应行取消者，特别会议得秉公调剂之。”则因我国与英法之约，皆有互惠条款，实与日本无涉也。）凡此皆由此约直接所生之恶结果也。其间接所生之结果尚多，不暇备论。请读第九章，便可见其大略。
日俄之战，又有影响于我国之内政者，则立宪之论是也。是役也，日胜而俄败，而日之政体为立宪，俄之政体为专制。我国民方渴望立宪，遂以政体之异，为其致胜负之最大原因。其说确实与否且勿论。而日俄之战，实与我国主张立宪者以极大之兴奋，要求立宪者以有力之口实，则无疑之事实也。于是清廷不能拒，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其后遂下诏预备立宪。行之不得其道，卒致酿成革命焉。我国政体之改变，原因虽多，而日俄战争亦为悬崖转石中，加以助力之一事，则众所公认也。此事非一本书所能详。读者但取中华民国开国史而观之，自可窥见其中之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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