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五口通商至甲午战争的时代变革

从五口通商至甲午之战，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自甲午之战以后，可谓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变革之时代。革新之原动力有二：（一）士大夫，（二）平民也。前者恒侧重于政治之改革，后者则较易注重于社会方面，亦易倾向民族主义。前者，康有为等之主张变法维新代表之。后者，孙文之革命代表之。革命之事体较大，久静之社会，骤难大动，故跃登舞台者，以前者为先。

中国学术，本重经世，宋学者尤饶有此种精神，惜其末流，学问失之空疏，又因附和者多，寖成叫嚣之习。空疏者昧于事势，叫嚣者唯便私图，遂至酿成党争，既为明主所不容，亦为舆论所厌恶，学术界之风气，遂一变而为清代之考据，饶有为学问而学问之精神。然与世务，则几无关系矣。物极必变，而清中叶以后，时势之艰难，又有以驱迫之，于是龚自珍、魏源等之学，乃寖寖复重经世，至康有为乃大发扬其光辉。士大夫结合莫便于讲学，清代久悬为厉禁，至其末叶，政治之力既弛，讲学之风复起。康有为讲学于广东，门下颇多达者。甲午战后，有为立强学会于北京，为言官所劾，被禁。其弟子梁启超办《时务报》（一种旬刊之名）于上海，风行海内，变法维新之论遂为开通之士大夫所共赞。清德宗颇聪明，而亦懦弱，为太后所制，不能有为。中俄密约既立，德宗感时事之亟，决意变法图强，不次擢用康有为等，乃有戊戌之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旧党之太后，太后再垂帘，幽帝，杀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有为、梁启超走海外，太后欲捕之不得，欲废德宗，又为舆论及外国公使所尼，遂至激成义和团之变。

义和团者，代表中国极旧之思想者也，其意以为（一）外人之可畏者唯枪炮，（二）外人可拒绝之使勿来，（三）欲拒绝外人，端赖中国人民之团结，因少数客籍必不能敌多数土著也；（四）会党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此等人对于史事，本不明晰，加以是时外力之压迫綦重，对清人之仇恨，遂稍淡忘，反清复明之团体乃一变而为扶清灭洋。在朝廷上，（A）顽固大臣之见解，亦有与此种极旧之见解无殊者，即太后亦不能免；（B）太后因图废立，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载漪欲其子亟登大位，宗戚中亦有欲立拥戴之功者，既为舆论所不与，又受公使之警告，乃冀于乱中取事；（C）疆臣又或不敢有所主张，唯朝命是听，遂至纵容拳民，毁铁路，拆电线，仇视外人，并及华人之习新事物者，后遂攻击使馆，并与各国同时开战；其结果，京城为英美德法奥意俄日联军所陷，太后及帝走西安，仍起李鸿章与各国议和。赔款至4.5亿两；划定北京公使馆界址，专归外人保护；毁大沽及自北京至海口之炮台，许各国在一定地点驻兵，保护自北京至海口之通路，是为庚子事变及《辛丑和约》。其流毒，盖至今未已也。方难作时，东南督抚相约不奉伪命，与各国领事立互保之约。而黑龙江出兵攻俄，三省要地，多为俄所攻陷，挟奉天将军以号令所属。和议起，俄人谓东三省情形特殊，当别议，暗胁中国订立条约，英、美、日等又向中国警告阻止，清廷左右为难，俄人迫于国际舆论，乃与清廷订立《东三省交收条约》（光绪二十八年，1902），约分三期出兵，而仍不践约，遂至激成日俄之战（光绪三十年，1904），俄师败绩，与日议和于美之朴茨茅斯（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俄认日在韩国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之卓越利益。（二）将旅大转租于日，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割归于日，即日人所称为南满洲铁道者也。约中关涉中国之条款，由中日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承认之，并另开商埠多处，日人所设安奉军用铁路，许其改为商用，又许其采伐鸭绿江材木，东北之情形一变矣，而直北与西南，亦于此时多事。

中国历代之征服外国，看似出于君主之野心，实则思患预防之意多，开疆拓土之意少，所谓守在四夷也。历代管理外国，不外（一）就其通路，加以保护，如汉于西域设都护，以护南北两道是也。（二）择其要点，设官驻兵，以诸属部加以管理，如唐于属地设都护府是也。此皆所以防此等外藩侵犯中国，而非防更有强敌侵犯此等藩属。至近代，则情势迥异矣。然中国之对待藩属，仍系遵循旧法。当是时，欲图改革，亦有难焉者，何也？中国之实力不足，则不能御敌，欲求实力充足，必有所经营布置，而欲有所经营布置，则或非属部所乐，转易引起内讧矣。为中国计，当是时，唯有采用联邦之法，于军事、财政、经济、交通、外交荦荦大端，操诸中央之手，而其余则一听其自由，（一）所求者简，则中央易于为力。（二）变动不大，则藩属不至反对。（三）告以我之措置，又凡事与之和衷协商，则藩属必欣然从我矣。无如此等新政治，非中国秉政者所知。非放任不问，即欲径置诸我管理之下，于是有蒙藏改建行省之议。而不知蒙藏之情形，与新疆及东三省不同也。先是俄人颇欲勾引达赖喇嘛，英人之，乃于光绪三十年（1904）乘日俄战争，派兵入藏，达赖出奔，英人与班禅立约，（一）西藏不许外国人驻兵殖民。（二）土地、道路、矿产等不得抵押与外国或外国人，清廷再三与之交涉，卒于三十二年（1906）立约，承认英藏所订条约为附约，但于约中声明，（1）所谓外国及外国人者，中国与中国人不在其内。（2）英国不干藏政、占藏地。中国亦不许他国干藏政、占藏地而已。先一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为藏番所戕，中国因将川边之地改县，及其末年，用联豫为驻藏大臣，与达赖不协，调兵1500人入藏，达赖出奔印度（宣统二年，1902），清人革其封号。前此达赖对英深闭固拒，藏英交涉，累烦中国之维持调护者，至此，达赖反就英以拒中国，而交涉弥棘手矣。对于蒙古，则清末用三多为驻库伦办事大臣，妄用严厉手段，俄人遂诱活佛独立，并攻陷呼伦贝尔（宣统三年，1911），分崩离析之象益亟。

然为中国之最艰危者，毕竟仍在东北。当日俄战前，侵略东方者为俄人，与俄利害最不相容者，自为英、日，而德、美次之，以德在东方，亦自有野心，而美亦不欲此大好之市场为他国所垄断也。因此而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之英日同盟，日本恃是，乃敢与俄开战，而战时，亦颇得此同盟之力。至战后，则日、俄创南北满之名，隐然划定其势力范围，东北之逐鹿，遂不在此两国之间。《东三省交收条约》既立，中国拟借英款造新法铁路，日人指为南满路之平行线，尼之。中国不得已，如其意，而要求他日若造锦齐铁路，日不反对；后又欲延长之至瑷珲，俄人出而阻挠，美人乃有满铁中立之议。欲合若干国，共同借款与中国，俾中国将东北铁路赎回；在借款未还清时，铁路暂由借款诸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之使用，又因日俄两国共起反对而罢。至革命之年，中国乃有向英、美、德、法银行团订立币制借款及东三省兴业借款之议，以各省新课盐税及东三省之烟酒生产消费税为抵，此盖有深意存焉，惜乎未及成而清亡，而此项借款，后遂递嬗为善后大借款，而四国银行团，亦递变而为六国五国也。（见后）

《辛丑和约》既成，那拉后及德宗复还北京，政权仍在那拉后之手，至此亦觉无以自解，乃复貌行新政，以敷衍人民，然国民此时对清朝业已绝望，于是立宪革命之论大炽。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下诏预备立宪，视预备之成绩，以定实行之期。三十四年（1908），定预备之期为9年。是年，德宗死，那拉后立溥仪，以载沣摄政，后亦旋死。宣统二年（1910）因人民要求，定于3年之后，开设国会，然是时之民意，又非复君主立宪所能满足矣。

中国地分南北中三带，北带本为政治之重心，然遭异族之蹂躏，又水利不修，生业憔悴，在近代，文化反较落后。中带是五胡乱华以来，即为中国文化之保存者，又为全国产业之重心，然其发展，偏重产业，文化方面，政治上、军事上之力量不足。唯南带地势崎岖，交通不便，发达较迟，故社会之矛盾不深，其民气最为朴实强毅。近代对外之交通，西南最早，故其渐染新文化亦较早。清末两大派之改革者，（一）士夫派之康有为，（二）平民派之孙文，（三）及前此虽不成而究为空谷足音之民族革命者太平天国，皆起于南方，非偶然也。

孙文之革命思想，萌芽于中法战后，光绪十八年（1892）始立兴中会。中国之社会本较散漫，唯会党略有组织，故初图革命时，所思利用者为会党。然会党虽含有革命种子，究之江湖豪杰之意味多，不甚足用也。日俄战后，文以赴日留学者多，乃如日本，改兴中会为同盟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士人之加入者始多，此等士夫，虽云在野，而于中国政治上实饶有声势，后来入新军中运动者亦此曹。于是政治军事上之重心，稍暗移于革命党之手。辛亥之岁（1911）武昌起义，其势力非复前此偏隅起事之比矣。顾新军之力，虽较会党为强，然欲藉武昌之义师，以推翻清朝，则实力究嫌不足。各省虽云次第光复，其力亦未足以会师中原也。其时清朝早已徒有其名，而怀挟野心之袁世凯遂乘机顿兵，与南方议和，而迫清室于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退位。孙文先已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职南京，实力既未足勘定北方，乃不得不为调停之计，让位于袁世凯。民党中人，欲使世凯就职南京，免在北京为旧势力所包围，不克。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公开之政党，称国民党。孙文知政治一时无清明之望，欲退居在野之地位，专办实业，而国民党不能听其指挥，在国会中，政府与国民党之议员，遂立于对立地位。袁世凯专务排除异己，政治既不清明，对外交涉，尤多失败。清末之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恐排除日、俄之不妥，劝其加入，变为六国银行团，承借中国政府之政治借款。美国总统以其要挟太甚，命其国之银行团解散，又变为五国团。民国二年四月，中国以关盐余之全数为担保，成立善后大借款2500万镑。是举也，于北京盐务署设稽核所，产盐地方设分所，审计处设稽核外债室，实启财政部分监督之端。然（一）北方兵力本较强，（二）财力亦较充足，（三）人民是时尚未能尽了解新说，国民党不能宣传政见，反以叫嚣取厌于人，是时之新势力，遂不为民情所与。起于上海、南京及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广东五省之二次革命，遂告失败。袁世凯乃无所顾忌，迫胁国会，选为总统，旋解散国民党，国会因之不足法定人数，遂于明年加以解散，改《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约法》，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国会既已解散，无人能监督外交，而蒙藏之交涉，遂均于屈辱中解决。先是，革命消息传至西藏，藏人起而驱逐驻兵，达赖返藏，藏人进兵川边，川滇出兵剿办，已获胜利，而英人提出抗议，不得已改剿为抚。三年四月，与英人定约于西摩拉，英人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而中国承认外藏之自治权。内外藏本无此名词，徒以红线画于地图上而已，而此所画界线，又为我所不能承认，其事遂成为悬案。俄人亦与外蒙立约，允代其保守自治，不许中国派官、驻兵、殖民，而别订《商务专约》，攫广大之权利以去。四年六月立约，俄承认中国在外蒙之宗主权，中国承认其自治权，十一月，并认呼伦贝尔为特别之区域。三年六月欧战起，日与英攻陷青岛，日人并占胶济铁路及青岛海关。明年，我国要求撤兵，英兵即撤退，而日人提出五号二十一条之要求，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我于九日承认，后于五月二十五日立约，外交之失败如此，人民自难心服。袁世凯顾图帝制自为，嗾其党羽，设立筹安会，妄云从学理上研究国体问题，电各省军民长官及商会，派代表入京，在京又有所谓公民团者，请愿于参政院，要求变更国体，参政院主开国民会议解决。及开，全体赞成君主立宪，于是委托参政院，推戴袁世凯为皇帝，世凯遂加以接受。于是蔡锷起护国军于云南，北方兵力虽强，顾无为世凯效力。贵州、广东、广西、浙江、湖南先后独立，陕西、山东亦有民军起事，英、俄、法、意、日又提出警告，世凯不得已，于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消帝制；而护国军要求世凯退位，彼此相持不下。六月六日，世凯死，此问题乃告解决。(www.xing528.com)

黎元洪

清室至道咸时，实已不能自立，所以能复延数十年之命运者，实皆湘淮军诸将帅为之效力也。故自号中兴以还，寝成外重之势。湘淮军诸将帅至光绪朝稍凋落，唯李鸿章最老寿，隐然为政治重心，继起无人。袁世凯乃以诡谲之姿，强承其乏，其才本不足为首领，况复见解陈腐，妄思帝制自为，终以自贼邪？然袁世凯在，究尚有一形式上的首领，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不能公然叛变。及世凯死，则形式上之首领也失之，而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争思割据地盘，篡窃政权焉。此盖历史上数千年来军阀割据之局之复演，社会之情状不能骤变，政局之形势自亦不能骤变也，顾国家则深受其害矣，自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与日本均思变法自强，中国之能讲求外情，且在日本之先，顾日本之维新成功甚速，中国则累遭顿挫者，日本是时正自分裂而趋于统一，中国是时则适自统一而趋于分裂，此为近数十年强弱不同之大原因。其原因全在政治上。昧者或谓其民族性有优劣，则大误矣。社会全为环境所铸造，人之性质程度，不论其为何种何族，均相等。世岂有环境变而处于环境中之人能久而不变者邪？袁世凯既死，黎元洪以副总统入京代理，恢复《临时约法》，召集袁世凯所解散之国会。以政治论，以法律论，全国本可相安，顾元洪非北洋系中人物，所谓北洋系军人者，遂群思排挤之。六年，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梁启超说国务总理段祺瑞参加欧战，冀可提高国际地位，于是始而抗议，继而绝交，更进而谋对德宣战。而国会中人，加以反对，总统府中人，亦有与国会相结者。段祺瑞一方面，乃又有收买所谓公民团者，迫胁国会，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激起国会方面之反对。时北洋系中之人物，以安徽省长倪嗣冲最为狂悖，而其督军张勋，则自谓能效忠于清室。段祺瑞召集各省区督军、都统在京开会，各督军、都统乃攻击国会所定宪法草案，分呈总统、总理，要求不能改正，即加解散。旋同赴徐州开会。未几，黎元洪免段祺瑞职，安徽遂离中央而独立，各省区纷纷继之，元洪无如何，令张勋入京，共商国事。勋至天津，胁元洪解散国会，然后入。七月一日，勋奉溥仪在京复辟，黎元洪走使馆，令副总统冯国璋代理；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祺瑞誓师马厂，十二日复京师。元洪辞职，由冯国璋代理。复辟之役，盖非张勋一人所为，道路传言，皆谓在徐州开会时，张勋提出此问题，多数省区皆签字赞成，故张勋敢于以少数军队入京，冒天下之大不韪。段祺瑞持正之功，为不可没矣。然祺瑞与南方积不相下，复激成护法之役。

国会之解散也，广东、广西宣言，不受非法内阁干涉，重要政务，径行秉承元首。云贵及海军第一舰队继之。民国既复，南北本可从事调和，而南方谓民国业中断，可仿元年之例，召集参议院，于是国会开非常会议于广州，议决军政府大纲，选举孙文为大元帅，后又改举政务总裁七人，以诸部长为政务员，赞襄政务会议，以行军政府之职权。北方则召集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及选举法，由之产生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南方乃由旧国会委托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以摄行总统职务。先是南北颇有战事，徐世昌就职后，下令停战议和，八年二月，开和会于上海，至五月，卒决裂。

是时之外交，亦更形败坏，冯国璋入京后，即对德宣战，段祺瑞之政策，目的已达，本可一意进行，乃又急于内争，欲以武力征服异己，于是名为参战，实仅招募华工赴欧而已。是时北洋系又分裂为皖直两系，段祺瑞大借日款，以练参战军，而未曾用诸参战。七年，俄国革命后，单独对德议和，协约各国，有出兵西伯利亚之举，我国亦派海军随之，又与日本订立《共同防敌海陆军协定》，日兵之入吉、黑者遂多。八年一月，欧洲各国开和会于巴黎。先是日本与英、法、俄、意秘密交涉，须于战后保证其接收德国在山东之权利，彼乃承认我参战，四国皆惧而从之。而章宗祥与日人订立《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契约》，附以照会，许胶济铁路所属确定后，由中日两国合办，复文中有欣然同意字样。至是，中国要求青岛由德交还我国，日本则主张由彼接收，英、法因有约在前，不得不袒日，美总统威尔逊虽赞成我之主张，而以章宗祥之复文，事在七年九月，其时欧战已停，日本不能再迫胁中国，遂至无能为力。事闻于中国，舆情大愤，学校罢课，商店罢市，要求惩办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三人，所谓五四运动也。而山东问题，卒如日意解决，我国遂未签字于对德和约，仅有总统以命令宣布对德战争已止。唯对奥和约，我仍签字，故仍为国际联盟之一员焉。自欧战起，俄国无暇东顾，蒙吁请取消自治，呼伦贝尔亦随之，是时本为我收复外蒙之好机会，而段祺瑞以其心腹徐树铮为筹边使，仍用高压手段，遂再引起蒙人之离心。俄人当民国八九年时曾两次宣言，放弃旧俄帝国，用侵略手段在中国取得之土地及特权，我亦未能与之交涉，此皆段祺瑞当国时外交之失败也。

时北方皖直两系矛盾日深，而奉天张作霖亦思入关发展。九年，直系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方，时参战军已改为边防军，冲突于近畿，边防军败，段祺瑞乃辞去职权，于是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副之，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并节制热察绥三区。边防军驻外蒙者，为蒙人所攻，内地置诸不问，库伦遂为俄白党所陷。南方之军政府内部亦多问题，孙文等皆离广州，陈炯明初以粤军驻扎福建之漳、泉，是年十月还粤。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宣言，撤销军政府，徐世昌据之，下令接收。孙文等否认，回粤再开政务会议，十年四月，国会选文为总统。五月五日就职，乃将军政府撤销。吴佩孚资格虽浅，而以实际论，则为是时直系之中心人物，佩孚亦抱武力统一之见解。湖南军队攻入湖北，王占元战败去职，佩孚击湖南军，却之，进占岳州，遂继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十一年四月，直奉战起，奉兵败退出关，东三省省议会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总司令，吉、黑两督军副之，与中央脱离关系。于是段祺瑞蛰居天津，而皖系人物，到处活动者仍不少，卢永祥尚据浙江，遂成为皖奉两系与南方结合，以倾直系之局面。

先是十年十一月，美国召开太平洋会议于华盛顿，内分限制军备、远东问题两组。限制军备问题，英、美、法、日成立《海军协定》，《英日协约》因此作废。后来英、美、法、日、意又成立《海军协定》（1923），又立《海军公约》（1930），规定英、美、日三国之海军比例为5∶5∶3，其期限均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为止。故论者均称是年为世界之危机也。远东问题，中、美、英、法、意、日、荷、葡、比九国订立公约，又立《九国中国关税条约》。《九国公约》列举四原则：（一）尊重中国之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二）与中国以完全而无障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稳固之政府。（三）确立并维持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四）不得利用现状，攫取特殊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巴黎和会以后，山东问题，日本求与我国直接交涉，我国主张提交国际联盟，及是，亦即在华府会议外解决，于十一年一月订立条约，青岛由日人交还，胶济路限期15年，由我赎还。其本于二十一条之要求所立之条约，中国要求作废，日本不可，但声明将第五号要求撤回，以租税担保之借款，及南满、东蒙借款，开放于国际银团，共同经营。其后乃由参众两院通过，咨请政府，于十二年照会日本，声明作废焉。库伦之白党，于十一年七月，为远东共和国所诛灭，外蒙古先已在恰克图立有政府，至是遂移于库伦，以活佛为皇帝。十三年活佛死，乃改为共和国焉。是岁，中国与苏俄订立解决悬案及暂行管理中东路两协定大纲，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尊重中国之主权，中东路许我出资赎回，订于一个月后开会，决定办法。其后延至十四年八月始开，而是时东三省对中央独立，会议遂无结果。苏俄与奉天别立《奉俄协定》。要之，自第一次欧战停后，外交上颇有可乘之机，而我国忙于内争，未之能乘也。

直奉战后，十一年六月初二，徐世昌辞职。是岁六月，十五省督军请黎元洪入京复职，补足任期。元洪既入京，取消六年六月解散国会之令，国会再开，亦无甚成绩。是时直系内部复生分裂，曹锟左右谋举锟为总统，与奉系言和，因是与吴佩孚不睦。十二年六月，北京军警包围总统府索饷，黎元洪出走，国会遂举曹锟为总统，于十月十日就职，并制定宪法，于是日公布之，然人皆视为沐猴而冠也。吴佩孚勾结陈炯明，谋倾南方政府。孙文初在桂林筹备北伐，十一年四月，将大本营移于韶关，陈炯明走惠州，五月北伐，六月，粤军叛，文走上海。岁杪，在广西之滇军及桂军讨陈炯明，炯明再走惠州，文回粤，以大元帅名义主持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