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49：汉族光复运动

民族主义，总是要经过相当的期间，遂能光昌的。中国的受异族压制，实起于五胡乱华之时。其时距民国纪元业已1600余年，然此时的异族，都是久经附塞，或人居塞内的降夷。濡染中国的文化已久，所以其人颇思攀附汉族以为荣，亦有能诚心接受汉族的文化的。其民族意识不显著。至北宋之末，女真兴起而其情势一变，读《金世宗本纪》可见。（自辽以前的异族，无不自托于汉族胄裔的。如拓跋氏自称黄帝之后，宇文氏自称炎帝之后，金以后就无此事了。又如后魏孝文帝，摹仿汉族的文化，不能谓其无诚意。金世宗却竭力保存女真的旧风。两两对照，殊有趣味。此全由其前此与汉族交接的多少，受汉族文化熏陶的深浅而异。）此时距民国纪元亦已800余年。因（一）中国素以平天下为最高的理想。（二）又此等异族的文化，远低于中国，入据中原以后，治法文化，都不能不采用中国之旧。所以还不能十分激起我们的民族主义。然中国人的思想亦渐非昔比了。试看南宋以后，攘夷之论之昌盛，便可见得其后元、清两代，相继入据中原，沦陷的范围，又较女真入据时为广。清朝对待汉人的手段，尤为阴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亦即随之而潜滋暗长，日益发达。此中有两种迹象可见，其（一）为士大夫的誓死不屈，如宋末的郑思肖，明末的顾炎武、王夫之等是。其（二）为民间的秘密结社。士大夫只能指挥谋划，而不能为直接的行动，所以轰轰烈烈的行为，转多出于下层社会中人。

宗教本为结合下层社会，以谋革命的工具。历代借此号召的，都不过与恶政治反抗，或者带些均贫富的思想。（如宋代的杨么。见朱希祖《杨么事迹考证》，商务印书馆本。）到异族入据后，就含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了，如元末的白莲教便是。专制时代，以君主为国家的代表，而前代的国家，大抵是一个民族的结合。所以白莲教徒所推戴的韩山童，要冒充宋徽宗的八世孙。明朝熹宗天启年间，白莲教徒亦曾起而为乱，就没有这等话头了。到清朝却又和元朝一样。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上谕云：“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蛊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不自责其以异族入据中原，反责起义图光复者，将累及前朝的子孙，其立说可谓甚巧。然设使汉族反抗者多，世宗便要把明朝子孙杀尽，这话也就是自写供招了。这不是冤诬他，试看历代帝王诏令中，有这样的话吗？雍正七年，为亡清入关后之86年，汉人仍有起而反抗的，世宗上谕，且承认自康熙以来，图谋光复者，指不胜屈，历代从未若此之众。可见中国民族主义的进步，而一班遗老们，妄称康雍之治，歌功颂德，以为汉人就从此屈服的厚诬了。世宗这一道上谕，是因曾静之事而发的。曾静是湖南人。先是浙江人吕留良也是志存光复的，曾静使人求其遗书，此时静使其徒张熙说岳钟琪，钟琪将其事举发，遂遭逮治。连吕留良也剖棺戮尸。可见得士大夫阶级中，民族主义亦未尝绝，不过直接行动，不如平民阶级的容易罢了。

白莲教在北方，是一个很大的秘密结社。自清朝入据后，其反抗亦讫未尝绝。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教徒传布事觉，教首刘松遣戍甘肃。其党仍秘密传布。五十八年（1793），党魁刘之协，奉王发生为主，诡称明裔。事觉，发生遣戍新疆，之协遁去。六十年（1795）之协等举事，至嘉庆七年（1802）始平，前后共历8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四省。此即所谓川楚教徒之乱。嘉庆十八年（1813），又有天理教之变，其首领林清，至能连结内监，图攻宫城，可见其势力之大。天理教亦白莲教支派，可见其光复之志，始终不渝了。然和亡清对抗的，究以南方为较久，遗老志士，流落其间的更多，所以反清的秘密结社，南方更较北方为盛。

南方的秘密结社，始终抗清的，当以天地会为大宗。天地会的历史，略见于日本平山周所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本。平山周系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据其说，其会中的传述：谓福建莆田县九连山中，有一个少林寺，相传为达尊神所创，（此当系指禅宗的始祖达摩。故下文使苏洪光再生时，称达摩大师。）已历千年。寺中的和尚，都懂得武艺、兵略。康熙时，或说是乾隆时，西方有个西鲁国造反，官军大败，清主乃悬赏，说有能征服西鲁国的，他要什么，便把什么赏他。少林寺徒党中，有个唤做郑君达的，同128个和尚前往应募，把西鲁国打败。回兵之后，清主问其所欲，诸和尚都一无所欲，依旧还山。唯郑君达留为总兵。此时朝臣中，有两个唤做陈文耀、张近秋的，意图篡位，而怕僧兵的强，乃进谗于清主，说僧兵若怀异志，必非国家之福。清主听信了他，使他俩带兵去剿灭少林寺。翰林学士陈近南谏，不听，遂弃职，归隐湖广。少林寺僧中，有个唤做马仪福的，艺居第七，（会中人讳言七。）而性好渔色，曾引诱郑君达之妻郭秀英及君达之妹玉兰，因此为众僧所逐。怀恨在心，乃引清兵到寺。四面密埋火药，堆积柴草，用松香做引线，放起火来，僧人都被烧死。幸得达尊神遣朱开、朱光两个天使，引导18个和尚逃出。清兵后迫，路经黄泉村，13个和尚战死，剩下5个，唤做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是为会中所称的前五祖。清兵进入黄泉村。有5个人，唤做吴天枯、方惠成、张敬照、杨仗佐、林大江，对他们说：5个和尚已经死了。前五祖乃得逃去。吴天祜等5人为会中所称五勇士。前五祖逃到沙湾口，有船户2人，唤做谢邦恒、吴廷贲，留他们住宿船中，再逃到惠州长沙湾。后面又有追兵，而前面为河所阻。达尊神乃再使朱开、朱光，一持铜板，一持铁板，架作桥梁。前五祖乃得渡过，至宝珠寺，辗转到石城县的高溪庙。食用缺乏，天使又加以接济，到前五祖起行后，寺庙便都消灭了。（意为该寺庙系幻化而成。）前五祖逃到湖广，到了一处地方，唤做丁山，其地有一个小港口。无意中遇见郭秀英、郑玉兰，和郭秀英的两个儿子，一个唤做郑道德，一个唤做郑道芳。此时郑君达已被陈文耀用红绢绞杀，乃同往祭其坟。而清兵适至。郑君达墓中，忽然跃出一把桃剑。柄上刻有反钥复汨四个字。钥字乃清字，汨字乃明字的代替字，天地会中文字都如此。秀英持剑乱挥，斩首无算，遂得脱险。事为张近秋所闻，带兵前来搜捕，郭秀英早得消息，把剑传给两个儿子，令其速遁，自己却和郑玉兰投三合河死了。谢邦恒寻得其尸，把她葬在河边陵上，还替她立了一块石碑。前五祖匿身林中，趁陈近秋经过，突出把他杀掉。陈近秋所带的兵又来追。幸得吴天成、洪大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五个人来救，乃得脱险。此五人即会中所谓后五祖，亦称五虎。前五祖欲复还高溪庙。再过宝珠寺，寺已化为乌有。既无饮食，亦无歇宿之所，困苦殊甚。而忽与陈近南相遇。陈近南自辞职归后，在白鹤洞中研究道教，（会中人相遇，问自何处来？必答言是白鹤洞来。）后又以代和尚报仇，卖卜江湖。至此与前五祖相遇，迎之归家。后以所居狭隘，移于下普庵后的红花亭。一日，前五祖逍遥河上，见水中一物浮来，近视之，乃一大石香炉，炉底亦有反钥复汨字样。另一行，注明其重为52斤13两。（会中白镴鼎之重如此。）五人既得香炉，乃取树枝树叶，以代香烛，注清水以代酒，祭告天地，誓必报少林寺之仇。祭时，树枝树叶忽自焚，前五祖归告陈近南。陈近南说：这是钥代将覆，汨朝复兴之兆，乃即举兵。有一少年，自来投效，两耳垂肩，双手过膝。讯知姓朱，名洪作，为明思宗之裔。乃共奉为主，以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红花亭盟誓，称为洪家大会。至今其会员皆以是日为生日。是夜，天显异兆，南天光耀，作文廷国式四字，遂以为元帅旗。旋东天复发红光，红音同洪，故用以为姓。把洪宇拆开，则为三八二十一，即用以为符号。陈近南乃用一个唤做苏洪光的为先锋，以前后五祖为中坚，遣五勇士至龙虎山中募兵为后备。明日进攻，时清兵方强，洪家战败，退至万云山。遇万云寺寺长万云龙，云龙系浙江太昌府人，本名胡得起。陈近南引其觐见幼主。云龙即歃血为誓，矢志覆钥兴汨。八月二十日再战，云龙手持两棍，日向清军攻击，不幸于九月九日，中箭而死。兵皆溃散。前五祖潜匿。兵退，焚其尸，裹以红绢，葬之山下，陈近南尊之为达宗神。（盖以配达尊神。）相与寻求幼主，不得，陈近南谓钥钥运尚未至覆亡之时。劝诸兄弟暂散，广结徒党，以为后图。数年之后，会众聚集于高溪庙，此时诸头目仅存一个苏洪光，未几亦死。欲举兵，苦于无人统率。忽传苏洪光复生，事缘思宗死时，缢于煤山柏树上。内监黄丞思，冀得附帝以葬。而树无别枝，又不敢与帝同缢，乃缢于帝足而死。寻得帝尸之人，反指为叛逆，弃其尸不葬。游魂无归，达摩大师乃将其附合苏洪光身上，借尸还魂，名之曰天祐洪，为三合军司令，连战连胜，共得七省之地。后来战死于四川。三合军乃四散，七省之地，复为清所据。平山周说：“哥老会及其他秘密社传说，虽各有差异，然其为焚烧少林寺，毙僧多人，以逃出之五僧，作为五祖，图复仇于万一，则均确信不易。”可见此会支派之广。又说：“三合会或称天地会，世人以此名之，会中人亦即以自名，遂成为通称。或曰即三点会。凡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等，皆其支会。”又说：“三合会之成立，在康熙十三年（1674），相传以少林寺僧人，被官焚杀，志在复仇”。案康熙十三年，岁在甲寅，与其所载天地会传说创立之年相合。又此传说中早称郭秀英、郑玉兰投三合河，而其军亦称三合军。二会之即一会可知。又可见其确为此项结合的嫡派。会中历史，久经传述，事迹自不免缪悠。（凡故事口相传述，大抵文学的意味增加，历史的成分减少。况天地会传说，本有影射，并非真实事迹。所以外观几同评话了。）然其姓名似多有寓意，又或非不知文学的人所能杜撰，（洪家之称，谓由天发红光，恐系讳饰之辞，或则传伪所致。其本意，似系指明太祖的年号洪武而言。朱开、朱光、苏洪光等名字，显见其均有寓意。吴廷贲等姓名，即非江湖上人所能造。）其称苏洪光恢复七省，显系影射明桂王盛时，曾据两广、云贵、四川、湖南、江西之事。平山周说：“观其尊信一种秘密仪式，知为僧道所创无疑。”然则说虽缪悠，中必暗藏一段明代志士，兼及方外，图恢复而未成，匿迹民间，广结徒党，以为后图之事。惜乎其无可考了。

陈近南墓

三合会成立之后，反清之事，连绵不绝。据平山周说：其事以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湾林爽文之乱为倡始，此事在当时，是震动全台的。其后嘉庆十四年（1809）清水会会员胡炳耀等17人，在江西崇义县被捕，治以叛乱煽惑之罪。二十二年（1817），三合会会员又增至千余人。有犯事被刑的。二十三年（1818，原误作三十二年），又大败于梅岭。然常称兵以与广东官吏相抗。在江西的会员亦颇多，常干涉行政，地方官极怕他。道光十二年（1832）两广、湖南偶族起事，传言为三合会所煽惑。后徭族退入山中，三合会独当前敌，被杀的很多。二十一年（1841），中英战端既开，三合再起覆清兴明之望，曾与海峡殖民地政府协商。三十年（1850），三合会骚扰两广各地，太平军乃因之起事。咸丰七年（1857）中英衅起，英人在香港预备攻击广东，以800苦工编成教练队，苦工俱系客民，大都属于三合会。其中几个头目，以驱逐满洲之故，曾向英军协商一切。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一章说，“国内会党，常与官府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廷立于反对地位。而海外会党多处他国自由政府之下，其结会之需要，不过为手足患难之联络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反清复明之语，亦多不知其义者。鼓吹数年，乃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据平山周说，道光时，江西、两广、台湾一带，三合会颇跋扈，而以福建一省为酝酿之所，并有挟此主义，自闽广往马来及南洋各岛，或暹罗、印度各地的。无论其为贫病死伤，扶持而入，或为求免诸种压制而入，或为好奇而入，或为种族革命而入，或有所利而入，而皆同抱一倾覆满政府之念，血誓以后，即众志团结。然则邹鲁的话，不过一部分的情形，并不能以此概海外会员的全体了。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在先民创始天地会之时，又安能预料其如此发达呢？不过行其心之所安罢了。然而其发达竟如此，后来孙中山的革命，还是利用会党的。民国纪元，上距天地会创始之年，凡239年，卒奏光复河山之烈，有志者事竟成，先民有知，亦可以含笑于九泉了。（当辛亥光复时，吾乡常州西门外，有吴姓或胡姓，因吾乡人读此二字音相同，故无从知其正字。老而无子，其远祖于明亡时，遗有明代衣冠一袭，命子孙世世宝藏，光复时著以祭告，此人并一衣之而出，谓吾虽无子，眼见汉族光复而死，我的祖宗也可以无遗憾了。此事知之者甚多。惜当时干戈扰攘，未能访得姓名居址，及其先世事迹。观于此，可知抱民族主义的，实不乏其人。）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广东花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即1812年，恰在民国纪元之前百年。天王少尝读书，应童子试，不雠，为塾师，有大志，要想结合徒党，宗教自然是良好的工具，而广东通商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深，所以其所创之教，以基督教为蓝本，（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云：“相传上帝会创于湖南人朱九涛。清文宗曾访拿其人，疆吏覆奏，称其为狗头山取药的妖人。其被捕的徒弟，身有符咒。《平定粤匪纪略记》九涛之言，谓铸铁香炉成，可驾以航海，其人殆为白莲教余党。”）称为上帝教。称上帝为天父，基督为其子，称天兄，自称上帝之子，基督之弟，冯云山首先信之。又得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共六人，结为死党。秦日昌、罗大纲、林凤祥等先后来归。（冯云山，天王同县人，为天王中表。杨秀清，先世广东人，后迁广西，居桂平的大黄江，以制炭为业。萧朝贵，武宜人，天王妹夫。韦昌辉与杨秀清同乡，监生，出入公门，与胥吏结交。石达开，贵县人，颇有家财。秦日昌系苦工出身，罗大纲为广东海盗，林凤祥亦贵县人。）天王虽怀光复之志，然其用意，并不与三合会同。他曾说：“复明似是而非，既光复河山，自当另建新朝。”举兵之后，三合会头目有军械的，多归向他。旋以教义相异，不久即散去。所以平山周说：“世人认天王为三合会首领，实在是错误的。”（道、咸时，三合会在广东举事的，仍揭反清复明的旗帜，亦见《中国秘密社会史》。）

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广西大饥，群盗蜂起，乡民多办团练以自卫。先是天王偕冯云山到广西桂平、武宣间的鹏化山去传教，归向的人颇多，多系贫苦的客民，而办团练的，则多系较有身家的土著，彼此之间，颇有冲突。教徒亦团结以自卫。到道光三十年（1850），天王遂起兵于桂平的金田村。

洪秀全雕像

清朝派向荣等到广西去攻剿，不利。（向荣系固原提督。又有云南提督张必禄，文宗命其赴广西。旋必禄战死。时广西巡抚郑祖琛，年老讳盗。文宗起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摄巡抚事，赴广西。则徐行至潮州病死。代以李星沅，而以周天爵为巡抚，加总督衔。星沅与天爵不和，又罢之，以赛尚阿督师。）文宗咸丰元年（1851）八月，天王军取永安，建国号曰太平天国。天王即位，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向荣把他们围困起来。明年，太平军突围而出。走阳朔，围桂林。因向荣先期入守，不克。乃北取全州，浮湘而下，为江忠源乡勇所扼，改由陆道入湖南。萧朝贵以一军道湘东，攻长沙，中炮而死。天王等悉众而北。攻长沙，亦不克。乃渡洞庭湖，下岳州，北取武汉，分军下九江、安庆。先是道州举人胡孝先，往谒天王于永安。劝其西居关中。天王举兵后，读书人还未有来归附的，得孝先，大喜，置之左右，与共谋议。而杨秀清忌他。出永安后，把他杀死，诈称为敌兵所杀。天王到湖南后，初议出常德，取汉中，以图关中，后虽未果，然及九江、安庆既下，仍欲弃之北上。乃括所得财帛入武汉，欲出襄樊，以攻潼关。旋虑载重行迟，为清兵所及，而潼关坚不可下。乃仍顺流而下，连克太平、芜湖。太平天国三年（清咸丰三年，1853）正月，遂克江宁。是时天王仍欲出江北，破开封，西都洛阳。或言“明太祖亦起金陵有天下，宜先建国，示天下以趋向”。乃定都江宁，称为天京。案明太祖起兵时，元朝的腐败，又非清朝道、咸时之比。其时群雄崛起，力量亦较此时称兵者为厚。然明太祖定群雄后，仍思暂居南方。后因元朝又有内乱，乃克乘机北伐。这是因旧朝政府，承袭相传的名义，实力究较新起的革命军为强，非将其政治中心摧毁，不易遽令其崩溃之故。清朝此时，守河南的为琦善，其兵力很腐败，以太平军初起时的锋锐，实足以破之而有余。这正是天国与清朝，拼一个你死我活的机会；而太平军顾恋财物，不能舍之疾趋而北，其初起时已不免暮气了。既定天京之后，上下遂流于骄奢淫佚，更伏下一个失败之根。

太平军入天京后，向荣追踪而至，扎营于城外的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琦善的兵，亦移扎扬州，是为江北大营，其兵殊不足顾虑。天王再议图河北，罗大纲说：“欲图河北，必先都开封，否则宜先定南方，以定基本。然后（一）山东，（二）安徽、河南，（三）汉中，三道北出，孤军深入非计。且既都天京，则宜多造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杨秀清以为怯，不听。乃分遣吉文元、林凤祥出河南，胡以晃、罗大纲、秦日昌经营长江上流。文元、凤祥的兵战斗很猛，卒因孤军无援，为清朝所歼灭。这可说是天国的一大损失。［吉文元的兵出浦口，林凤祥的兵出镇扬，二师同会河南。其出军时，天王命其迅速进行，勿贪攻城以致迟延。二人均能奉行军令，势甚飘忽。渡黄河，至怀庆，乃为清军所阻，文元战死。凤祥舍之入山西，旋出直隶。北方天气寒冷，南兵不能耐，耳鼻冻裂，驻军时即炽火，溃烂的十六七，战斗之力遂衰。逼天津而不能攻，清使僧格林沁拒之。凤祥退据静海，时为天国三年（1853）十月。四年（1854），杨秀清遣兵攻破临清，以为之援，又为僧格林沁所破。风祥欲南下合临清之兵，不能达，据连镇，别将李开芳据高唐。至五年正月，而为清军所灭。］唯西上的兵，北据庐州，南取安庆。并进取九江、汉阳，包围南昌及武昌。又分兵北去德安，南取岳州。颇足使清朝震动。（西上的兵，胡以晃取和州，罗大纲取镇江，二师同会于庐州，入英、霍、黄梅。大纲之兵取九江，使林启容守。再西上取汉阳，围武昌，北出德安，南取岳州。天国四年（1854），石达开破桐城，下安庆。后又攻破江西许多州县。庐州为清军所陷，秦日昌复之。赖汉英又攻下皖南。）

时清兵所至丧败，（清两江总督陆建瀛，以舟师守武穴，太平军自武汉东下时，建瀛之兵大溃，江宁遂不能守，建瀛自杀。及太平军再西上，皖抚江忠源死于庐州。鄂督吴文镕败于黄州。杨霈代为鄂督，与湘军陷武汉。太平军再出上流，霈兵亦溃败。其后武汉再陷，清朝乃以胡林翼巡抚。林翼与荆州将军官文交欢，得其助力，清朝遂不之疑，武汉形势，就不易动摇了。）非有新兵的武力，已不足支持残局。论理：自清朝入关至此，业已200余年，其气运已倍于胡元。中国士大夫，该群起而谋光复。然士大夫阶级，本亦是平庸迟钝的人居多。天王所创的宗教，含有西教意味，尤为当时士大夫所反对。是时民族主义，尚未昌盛，敌不过忠君的旧教条。而湘军遂起而为太平军的劲敌。湘乡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在长沙办理团练。国藩知营兵的无用，专用忠实的士人招练诚朴的乡农，又以太平军利用长江，非有水师不足以与之角逐，乃练水师于衡州。太平天国四年（清咸丰四年，1854），国藩出援湖北，初战，败于靖港，愤欲投水，以旁人救援而止。旋其别将援湘潭得利，乃再整军容，进取岳州。时武昌已下，国藩会湖北兵进陷之，并进陷汉阳。湘鄂之兵，夹江而下，太平军又败绩于田家镇，清兵遂进围九江。明年，太平军再出上流，败鄂军，下武汉。国藩命九江围军勿动，自赴南昌，又分兵出崇、通，会鄂军，以图上流。太平军虽解九江之围，然清军卒陷武汉，以胡林翼署鄂抚练兵筹饷，倚为重地，上流的形势一变了。

广西群盗张嘉祥，初亦与太平军有关系。后以与天王意见不合，别为一军，降于向荣，改名国棵，向荣衰迟不振，而国棵颇善战，攻陷太平、芜湖，又攻镇江。清提督和春，亦陷庐州，取舒城、巢县。天王召罗大纲入援，大纲率李秀成、陈玉成等兵东下，败清兵。大纲亦受伤，杨秀清忌大纲，使医生将其毒死。大纲多谋善战，且知大体。其死，天国实失一柱石。天国六年（清咸丰六年，1856），秀成、玉成等解镇江之围，北取扬州，回攻江南大营。石达开之兵亦至。向荣败走丹阳，气愤而死。下流军事，才有转机，而天国的内讧又起。

天王自入天京后，把政治军事都交给杨秀清，即章奏亦必先达。秀清荒淫无度，至于造龙车，使侍妾裸曳而行。既专权，阴有篡位之意。是年八月，韦昌辉把他杀掉，并杀其党3000人。石达开自湖北归，加以劝阻，昌辉怒，又要杀掉他，达开知之，缒城而遁。昌辉杀其母妻子女。达开走安庆，发兵靖难，至宁国，而昌辉为天王侍卫所杀。天王命传其首于达开，达开乃留军入觐。或劝天王，留达开辅政，而去其兵柄。达开闻之，不自安，复走安徽。先是李秀成出援桐城，陈玉成出援宁国。石达开的遁走，韦昌辉檄李秀成将其缚献，秀成不听。昌辉怒，又欲谋害其家属。其时反复于清军和太平军间的李昭寿（固始人，本在河南为盗）投降秀成。秀成因之招致张乐行之众，号称数十万。或劝昌辉，说：“如此，秀成必叛，何以御之？”昌辉乃止。昭寿亦劝秀成，因乐行之众，西取关中，跨据陇蜀。秀成踌躇，旋得家书，知父母无恙，乃止。至此，又有人劝石达开，说：“中原未易图，不如入川作刘备。”达开从之。使招秀成及玉成，玉成已行。因秀成不肯，亦中止。而达开遂西行，自此别为一军，和天国无甚关系了。天国初起时诸人物，至此略尽。天京政治，出于天王之兄仁发、仁达，两人都极贪鄙，遂无再振之机。（江南大营再溃时，李秀成力劝诸王及人民，多出金银买粮米。仁发、仁达，视为有利可图，巧立名目，以征其税。商人裹足不前，天京粮食遂乏。秀成谓为天京失守的大原因。）而李秀成以一身系军国之重，支持残局者又8年。

湘军自取武汉后，形势日强。太平天国八年（清咸丰八年，1858）四月，遂陷九江，守将林启容死之。启容坚忍善战，守九江五年。城破之日，无一投降的。曾国藩深为叹服。湘军遂以水师攻安庆，陆军攻皖北，陷庐州。自向荣死后，清以和春代之，张国棵帮办军务，国棵亦乘天国内乱，攻陷镇江、句容，再逼天京。天王召诸将入援，多为清军所牵，不至。唯李秀成守浦口，保障着江北一条通路，而亦不能进取。秀成以陈玉成之兵最强，劝天王封为英王，令会集诸将入援。而玉成不善将将，诸将都不听命。时李昭寿又降于清军，致书李秀成劝降。秀成得书大惊，兵部尚书莫仕蔡方监秀成军，急携其书入见天王解释。而天王已听流言，命封江阻秀成兵。且系其父母。仕蔡至，力谏，乃复悔悟，抚慰秀成，封为忠王，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主将以下，先斩后奏。秀成乃传檄诸将，以九年（清咸丰九年，1859）二月，大会于枞阳，定断张国棵粮道之计。时清江北大营不复置帅，归江南兼辖，（琦善死后，托明阿代之。后复代以德兴阿。陈玉成破扬州，德兴阿被和春劾罢，遂归和春兼辖。）汛地益广，兵数日增，其饷皆出浙西，由两江总督驻常州主持。江南营军，本已骄佚，至是饷无所出，江督何桂清乃命45日发一个月的饷，军心益怨。秀成先与玉成合兵，往援皖北。大败清军于三河集，清将李续宾伏诛，围安庆的兵亦撤退。于是玉成与清军相持于上流。秀成自宁国、广德攻破杭州。会合诸将，还攻江南大营，清兵大溃。张国棵战死丹阳，和春受伤死于常州，天国之兵，长驱取苏、常，直至嘉兴。一月之间，逐北700里，克城60余，兵势又一振。

先是石达开扰闽、浙，清命曾国藩往援，后复命其援皖，国藩回军，复围安庆。及苏、常光复，清以国藩为两江总督。国藩使弟国荃围安庆，而自率兵驻祁门。太平军四面逼之，不克。李秀成既定杭州，分兵出江西。汪海洋等20万众离石达开来归。众遂大盛，多破江西州县，前锋抵武昌境，和陈玉成黄州的兵，隔江相望。时玉成以救安庆不克，分兵取蕲、黄、广济，欲以致国藩的兵。秀成叹道：“英王错了，适足使安庆之围更坚，他有水师以济饷，安肯救此不急之城呢？”时左宗棠入江西，秀成乃还取杭州，（此时满城未破。）复还苏州，期以十二年（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春援皖，而安庆已于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为清兵所陷。是时清文宗已死，穆宗继立。孝钦皇后与肃慎，虽有政争，然未影响到战局。安庆既陷，而军事形势又一变。陈玉成在庐州，为清军所攻，弃之，走寿州，依苗沛霖，为苗所卖，执送清军，被杀。时为十二年（1862）四月。玉成起军中，年19当大敌，24封王，26而死，其兵之强，冠于诸将。与曾国藩相持数年，深为国藩所畏。秀成闻其死，叹道：“吾无助矣。”其时胡林翼亦死。清命曾国藩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事。指挥之责，集于国藩一身。国藩乃荐沈葆桢抚赣，左宗棠抚浙，命李鸿章募淮勇以固苏、松，曾国荃沿江而下，彭玉麟以水师佐之，以窥天京。（时清军队重要的，尚有德兴阿、冯子材守扬、镇，鲍超在宁国，张运兰在徽州，多隆阿在庐州，李续宜在颖州。）

上海在用兵形势上，本是个绝地。自海通以来，而其形势一变。因其后路不易绝，且饷源充裕，而筹饷的人，尚未注意到，颇可倚为战守之资。当太平军入湖南后，清朝一方面，就有倡借用外兵之议的，后来事未果行。（议者谓宁波、上海等处，外人驻有舟师以防海盗，可与商派入江助剿，未果行。江宁破后，向荣以长江水师缺乏，檄苏松太道吴健彰和外人商议，领事答以两不相助，乃已。此时外人的态度，确然是中立的。健彰粤人，初为洋行买办，后援例得官。刘丽川在洋行，亦与之相识，据上海时，其党露刃以胁健彰，领事馆中人挟之去。健彰遂居领事馆中，诡称公出，规脱处分。言官劾其通夷养贼，擅将关税银两运回原籍。奉旨交督抚严讯，奏言无其事。唯以与本管洋行商夥往来酬酢，不知引嫌，避居洋行，捏报公出，遣戍新疆。而向荣请留之效力赎罪。《中西纪事》谓其钱可通神。）其时外人恶清朝之无信。教士闻太平军崇拜上帝，摧毁偶像，对之亦多好感。1853年，英使文翰至天京，谒太平军领袖，建议严守中立。1855年，美使至天京调查亦然。美政府且训令其委员，可斟酌情形，承认天国为事实上的政府。唯法使请其政府中立，未能有效。外人以私人资格，在太平军中服务的亦颇多。太平军利其枪炮，又其人战斗颇勇敢，亦颇厚待之，称之为洋大人，洋兄弟。李秀成部下尤多，然亦未能大得其用。

咸丰戊午、庚申两约既成，外人对清朝所得的权利多了，其态度乃一变。然是时清朝对于外人尚多疑忌，未敢径接受其援助。（时法使称愿售枪炮，如欲仿造，亦可派匠役前来。并请在海口助剿。王大臣闻奏，不许。俄使亦言愿派水兵数百，与清陆军夹攻。又称明年南漕有无阻碍未可知。在上海时，有粤商及美商，愿采台米、洋米运京。如由伊寄信领事，将来沙船、钓船均可装载，用俄、美旗，即可无事。诏江、浙督抚及漕督议奏。漕督袁甲三，苏抚薛焕均言不可听。曾国藩请温诏答之，而缓其出师之期，总署奏亦谓然。又谓初与换约，拒绝过甚，又恐转生叵测。宜设法牢笼，诱以小利。法夷贪利最甚，或筹款销其枪炮船只，使之有利可图，冀其匿就为用。请令曾国藩酌量办理。代运漕米一节，由薛焕招商运津，华夷一体，无须与该夷会商。）至危机渐及上海，而其情势又渐变。外人助清军平乱，始于太平天国四年（1854）。先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新加坡陈玉成设三合会支部于厦门，名之曰匕首会。为清官所捕杀，黄威代领其众。天国三年（1853），占据厦门，自称明军，后以饷械不足退去。而刘丽川据上海。据《中西纪事》：丽川在起事前，曾托领事温那治先容于太平军。（温那治遣轮船二溯江西上，至镇江，为清船所获。得温那治与太平军书，并洋枪火药，及刘丽川奏折。温那治书言“三月间在南京，蒙相待优厚，并为照顾贸易之事。我兄弟同在教中，决不帮助官兵，与众兄弟为仇。今寄来火器若干件，火药若干斤，即祈早为脱售”云云。时两江总督为怡良，咨粤督穷治此案，卒亦未果。）然太平军对于丽川，并未曾切实联络。丽川亦不能有所作为。四年（1854），英、法兵助清兵攻之。五年（1855）正月初一日，丽川亡走，为清兵所执杀。(www.xing528.com)

江南大营既溃，巴夏礼到天京，请勿加兵于上海。提议划界百里，彼此各不相犯。此实天国利用外援之好机会，而天王不许，巴夏礼一怒而去。时上海商人设立会防局。有一个美国水手，唤做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因译人丁吉昌介绍，往见苏松太道杨坊，（坊亦本系商人，吉昌系诸生，从教士习西文。家近苏州，遭难，乃立志与天国为仇。）许其攻下松江，给以银3万两。华尔募潜逃水手百人往攻，不克。再募菲律宾水手百人前往，美人白齐文H·A·Burgevine亦在其内，乃克之。时英海军大将以华尔诱其水手潜逃，控之于美领事，美领事禁华尔于舰中。华尔泅水而逸。其时苏抚薛焕及布政使吴煦，均在上海。议欲再募菲律宾人，苏州人王韬说，募洋兵费多，不如募中国人，而用洋人统带，教练火器，从之。于是华尔、白齐文，募华兵500守松江。太平军攻上海，会同英、法兵败之。诏赏华尔四品衔，（后加至三品。白齐文亦得赏四品衔。其后外国水陆队及经理税务商人，屡有传旨嘉奖的。）名其军日常胜。太平天国十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上海官绅筹银18万两，雇英国轮船7艘，往迎淮军。至三月杪而毕至。诏李鸿章署苏抚，（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常胜军归其节制。李秀成自昆山进攻。淮军及常胜军连败，英、法兵亦败，太仓、嘉定、青浦次第光复。松江亦将破。此时倘能聚集兵力，将上海问题彻底解决，仍不失为太平军的一个机会，而无如天京吃紧，天王又诏李秀成入援。

时曾国荃以天国军粮均来自巢县芜湖一带，将其攻破。又破太平府，进逼雨花台，天京危急。李秀成乃退兵苏州，使弟扬王世贤先将兵2万入援。秀成以敌军有长江济饷，而其营垒坚不易拔，欲先取宁国、太平，断其饷道。而天王以天京粮少，虑不能守，仍促其入援。秀成不得已，率兵进京。八月，国荃军大疫，秀成、世贤猛攻之，历46日，不能破。世贤献计：“攻扬州、六合，括其粮至军。夹江攻国荃，再分兵攻曾国藩于安庆，致国荃往救，然后乘虚攻之。”秀成从其计。出兵江北，欲合张乐行之兵。至六安，闻乐行已死。再用世贤计，回袭清江，想倒击扬州、六合，然后袭通、泰以连苏、杭，则镇江清军，不击自退。镇江既下，可通饷道达燕子矶，则国荃不足虑矣。然所过皆成邱墟，军无所得食，而国荃又攻破雨花台，不得已还救。时为天国十三年（清同治二年，1863）六月，至浦口，船少兵多，不得渡，为杨岳斌（初名载福）、彭玉麟水师所截击，丧失大半，秀成兵力遂衰。既归天京，请天王亲征赣鄂，天王不许。秀成言苏、杭不守，则天京愈危，力请往援。天王虑粮乏，秀成括家资，又借贷以助饷，然后行。

先是华尔攻宁波，城破，华尔亦受伤而死，（诏于松江、宁波建专祠。）白齐文代将其军。曾国荃为李秀成所攻，李鸿章屡命其往救，白齐文不听，至上海索饷，不得，殴伤杨坊，夺银4万两而去。李鸿章告美领事，夺其职。改用英人，其人无将略，屡战皆败，会英政府许其将校服务清军，乃改用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定其军额为3000。白齐文降李秀成，劝其弃江浙，北据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使清水师无所用，外人亦不能相助。苏州诸生王畹亦献计；“以水师出通、泰，掠商船，使货物不能入上海，其时华人避难上海租界数十万，必凶惧。外人必惧而求和。否则令精兵数千，伪为避难者，入居租界。夜中猝起焚劫。外人必逃登军舰。我乃起而镇定之，招之使还，外人亦必与我妥洽了。”秀成均不能用。戈登会清军陷常熟，又陷昆山，于其地设大营。使丁吉昌入苏州，说纳王郜永宽，永宽遂杀慕王谭绍光而降。永宽降时，由戈登为之保任，许以不死。而淮军将程学启将其杀掉，戈登大怒，要攻击李鸿章，后未果。英政府闻清军杀降，取消其将校服务于清军的命令。常胜军因此解散。（戈登加提督衔，洋弁受宝星的64人。时法人在宁波练洋枪队，召募华人十余，由德克碑D.Aigue BeHe统带。曾在余姚、绍兴一带助清军作战，旋亦解散。）然苏州失后，太平军军心大乱。无锡、常州俱不能守。左宗棠又攻下浙江诸州县，并陷杭州。天国事势，遂无可挽回了。

李秀成

苏州失陷后，李秀成弃无锡而去。秀成逆料丹阳、常州俱不能守，与屯丹阳的格王陈时永同进天京，力劝天王乘敌围未合，出图赣鄂。否则奉太子出以图恢复。天王都不听。而天京附近险要，续有陷落，江、浙郡县相继失守。秀成知事无可为，乃决计死守天京，与国同尽。是为天国建立后十四年（清同治三年，1864）正月，至二月而天京之围合，城中粮尽，都吃草根树皮。秀成日夜登陴抚慰，人无怨言。时曾国荃设局招抚难民，秀成劝其民往求生。人民无愿去的，自杀的日数百人。秀成卒请于天王，将其众放出一批。天王忧愤成疾，四月，驾崩。太子瑱福即位。时年16，秀成辅政。六月十六日，天京失陷。太后赖氏，以幼主托秀成，投御河而死。秀成奉幼主归别其母，太子母麾之去，自投缳。世贤解救之。于是秀成奉幼主，世贤奉其母，突围而出。至方山，秀成为村民所获，送之曾国荃军。秀成以史馆实录尽被清军焚毁，手写太平天国事迹，每日7000余字，共10日而毕。此即清人所谓《李秀成供状》。世间所传的，全被清人改易，非其真相了。秀成旋被清军杀害，时年40。

秀成广西滕县人，和陈玉成同乡。起小卒，随罗大纲、胡以晃军，以晃举为将。自天京内讧后，朝政紊乱，军事亦散漫，全赖秀成一人支柱，面折廷争，有古大臣风度。运筹决策，临敌指挥，尤无愧于古之名将。其人实为文武全才，非湘淮诸将所能及。其不嗜杀人之风，尤使湘淮军诸将号称儒生的，对之生愧。秀成破江南大营后，礼葬张国棵。破杭州后，礼葬巡抚王有龄。满城中的满兵，均释弗杀。得苏、常后，乱民肆行抢掠，旬日未止。左右请剿办。秀成说：“人民苦于兵戈，以至如此，何忍加兵？”自带几十个人，巡行乡镇，乱民千百人，持兵相向。秀成说：“我是忠王。”加以抚谕。皆释兵罗拜，一日而乱定。召官吏千余人至，抚慰之，命其愿留者留，愿去者听，没有川资的，都发给他们。农民失业的，给以牛种。贫民则给以资粮，散库钱10余万缗，粮万余石。后来去苏州时，男女老幼，无不流涕。在方山时，为村民所获。一人手剑要杀村民，秀成还止之道：“此天绝我，毋伤良民。”村民中一人曾于秀成出军时供担役，还跪而自罪，说“此忠王也，爱百姓厚，吾侪当护之。”要送秀成到湖州、广德间太平军中。后因人多不能自主，乃卒被执送清军。（时秀成遗宝带一条于山庙中，使村民回取之，已为他村民所得，互争，遂挟秀成送清军。）其爱惜军民如此。天京失陷时，饥军10余万人，无一个肯投降的，良非偶然。曾国藩奏疏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可见其非厚爱天国者粉饰之辞。大业虽终于颠覆，然留此一段悲壮的事迹于历史之上，可使汉族的民族主义放万丈的光焰。而忠王的人格，亦永垂于天壤之间，为后人所矜式了。秀成次子荣发，骁勇有胆略，年15，随父军中，杀敌当先，屡立奇功。秀成以为护军。年16，统兵万人，屡战辄胜，军行常自断后，随幼主至徽州，兵败，孑身逃走，为左宗棠炮船所得。有一队官，系秀成旧部，说“这是恩主”，把他藏匿在杭州。宗棠军多秀成旧部，送以资粮的不绝。宗棠初以其年少不问，后闻其英鸷得人心，乃杀之。时年19。

忠王的仁义如此，返观清朝，则其嗜杀，殆非想像所能及。1862年，英使普鲁斯Frederick A.Bruce曾约总署大臣文祥、董恂到使馆面谈。说“如赦贼罪，给与公文，承认由其作保，保全降人生命，天国即可自减。”其参赞威妥玛，并述天王之兄洪仁玕之言，说“官军如此乱杀，实于天国有益。”而恭亲王竟不许。李鸿章下苏州后的杀降事件，以今日之眼光论，固属野蛮，即以旧时的道德论，亦为不仁不义，而上谕称其办理甚为允协；曾国藩在日记中，亦称其眼明手快。鸿章受到外人批评后，反说“这里是中国不是欧洲。”其致彭玉麟书，谓常胜军“往往破贼，而不能多杀贼，故须我军偕往，以辅其不逮”，岂不骇人听闻？李秀成归天京后，无锡即投降清军，鸿章又杀其首领。守常州的护王陈书坤，因此决计死守。李鸿章亦明知之。他写给曾国藩的信，说“苏锡之役，歼数逆首，自是粤酋死拒困斗，绝无降意。护酋早欲投诚，兹乃招聚广东悍党，婴城自守”。然其写给郭嵩焘的信，仍说“苏州遣回降人千余，皆可杀者”。这除说他是好杀外，更有何理可说？鸿章曾告曾国藩，说“粤人即不尽杀，放归亦无生理。”忠王劝曾国藩，不宜专杀两广之人。国藩亦谓“其言颇有可采。”然仍杀戮无忌，诚不知其是何居心？（天国四年，曾国藩在大冶战胜，奏称“各营生擒逆匪124名，仅与枭首，不足蔽辜，概令剜目凌迟”。当黄威退出厦门时，清军入城市，肆意劫杀，童稚亦不能免，刀钝不能用，则骈搏而投之河。英领事通牒劝阻，不听。乃命两军舰泊于香港，若将干涉者，租界及船埠周围，才得免祸。其余各地，则有一日所杀，超过2000人的。）当道光三十年（1850）时，两广各地，三合会蜂起。至太平天国四年，广州几被包围。其军队颇有纪律，亦能善待外人。然清军转得利用外国旗帜，运饷以接济广州，广州因得不破。旋三合会涣散。其军中一首领，率众大半走广西。清军乃渐得势。其明年，广州城外十数村镇，悉被清军攻破，屠杀动辄千百。其余各县亦然，或以500人为一团，械送省城，或以万人为一群，拘之城内，日杀七八千人。平山周说：“广东生灵，伤于清军之手者，百余万人。”及英、法兵占广州，石达开自湖南走广西，三合会乘机复起。天国八年（1858），大首领陈清康率众屯于广州之北。拟俟英、法军退起事。后其主力仍入广西。清军乃贿买其副首领陈政，政杀清康以降。清官欲冒战胜之功，杀三合会员2000余人。自是十年之间，三合会员在广东及其邻境的，被捕悉处极刑。然其遗族逃到香港的，仍宣传反清复明主义。血，到底是不能洗血的啊！

天京失陷后，李世贤奉幼主到广德。侍王陈炳文，初与康王汪海洋俱守杭州，至是走江西。扶王陈得才，初属陈玉成。玉成败后，自湖北走豫南，入汉中。是年夏间，回救天京，至安徽，闻天京已陷，自杀。世贤尚未之知，劝攻湖州的堵王黄文金，同奉幼主，合海洋、炳文的兵出湖南，北连陈得才。文金必欲破湖州以泄愤。湖州破而清兵大至，文金中炮死。世贤奉幼主入福建，至延平。时汪海洋亦至福建，两军相距仅30里。世贤军为清将席宝田所破，与秀成子荣椿俱走海洋军求救。幼主随难民行，误投敌军，为清营官苏元春所得。元春要将他释放，而事为席宝田所知，将幼主取去，有人对宝田说：“你的祸不远了，曾国藩奏称洪氏无遗类，你却擒获了幼主，他怎肯和你干休呢？”（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云：李秀成言天王家人皆死，实为免祸之计。左宗棠获其养子，知其母、妻、幼子，均免于难。见左氏《奏疏》，据闻其子收养于外人，今尚存在。）宝田乃将幼主送交沈葆桢，为其所杀。世贤匿民间，奉秀成母以终。陈炳文为汪海洋所杀，海洋以是年十二月，战死于广东嘉应州。石达开自别为一军后，出没于安徽、江西、福建之间。太平天国九年（1859），败于南安，入湖南，又为巡抚骆秉章所败，入广西。明年，入广东，出没湘、粤间。十一年（1861），入四川。清以骆秉章为四川总督御之。达开入贵州，十二年（1862），再入四川，转入云南。十三年（1863），再自云南入四川。将渡大渡河，为清兵所扼，又贿土司绝其退路。达开对手下的人说：“吾一人自赴敌军，尔等可免死。”乃张黄盖，服黄袍，乘白马，从数人入清军。至成都，见骆秉章，说：“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清人磔达开于市，而使诸将围歼其兵2000余人。

太平天国自起兵至灭亡，前后共历15年。兵锋所至之地，共17省。（内地18省，唯甘肃一省未到。）但得城多不能守。所恃为根据地的，实止自天京至九江、武汉的一线，及皖南北若干州县。其后九江、武汉皆失，仅恃安庆与天京相犄角，而皖南北亦日受攻击，形势就更危险了。太平军在军略上的失策：（一）未能于初起时全军北上，与清人争一旦之命。（二）在南方又未立定规模。（三）初起时藉长江的便利，未久即下天京，后来水师之利反为清人所有。至其军队，初起时确甚优良。广西军人，强悍善战，其纪律颇严，并无奸淫杀掠之事，所以人民颇为欢迎。清张德坚撰《贼情汇纂》称：“贼至则争先迎之，官军至皆罢市。此等情形，比比皆然，而湖北为尤甚。”可见光复军兴时，箪食壶浆的盛况。此时太平军军队未甚多，其首领的骄奢淫佚亦未甚。所破州县，到处都有蓄积，取之已足敷用。人民亦有自动进贡以求免祸的，故其财政宽然有余，无事诛求。其后财政渐窘，军队中旧兵渐少，胁从渐多，军纪亦渐坏，掳掠焚杀之事，遂不能免。天国四年，曾国藩奏疏云：“前此官军有骚扰之名，贼匪有要结之术。百姓不甚怨贼，不甚惧贼，且有甘心从逆者。自今年以来，贼匪往来日密，抢劫日甚。升米尺布，掳掠罄空。焚毁屋庐，击碎瓦缶。百姓无论贫富，恨之刺骨。”军纪的好坏，影响于民心的向背和士气的盛衰，这确是天国失败的一个大原因。

至于政治，则天国诸人都起下层社会中，知识不足，所以其所定制度，多极可笑。大凡下层社会中人，都抱有均贫富及平等的思想，起事之后，乃表现于其宗教及政治制度中。上帝会规制，入会的男称兄弟，女称姊妹，一律平等。天京建后，创立田制，分田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田一亩等于下下田三亩。）各地方有无相通，（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又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振此荒处，彼处荒亦然。此即所谓移粟移民。）民年十六则受田。自食有余，概归公库。二十五家立一库，婚丧等事，均用库中款项。军士有得财货的，则概归天朝圣库。又立女馆，凡处女、寡妇及从征军士眷属，均居于其中。禁烟、禁酒、禁赌。又禁女子缠足。禁妾媵及娼妓。并禁卖买奴婢。其思想不可谓不正。案当隆古部族时代，人民生活，本有一定规则，此时内部安和，而对外亦能讲信修睦，即孔子所谓大同。其后各部族接触日多，渐以兵力相争夺。战败的，固夷为农奴及奴隶。战胜的，亦因其生活日流于淫侈，并且专以争斗为事，（读《礼记·文王世子》篇可知。这一篇是述古代公族，即国君的同族的生活的。）而其风纪日趋于败坏。此即所谓封建时代。然部族时代良好的规则，仍有存留，民间生活，仍有其合理的轨范，即贵族亦不能不俯就其范围，此即古人所谓礼。（古代的所谓礼，并非指应对进退等，此乃所谓仪。知仪的，古人亦谓其不能冒称知礼。《左氏》议论鲁昭公的话，即其一例。所谓礼，实指大众生活的轨范。如凶荒札丧之岁，贵人的生活亦不能不贬损；丰登之年，大众的生活仍不能奢侈等便是。所以《礼记·礼器》说：“年虽大杀，众不框惧，则上之制礼也节矣。”）所以此时的生活，尚非全不合理。封建制度完整之世，孔子亦称为小康。封建时代之后，再加以资本的侵蚀，生活的轨范，无人留意及之。即有觉其不安，欲去其泰甚的，其所欲建立者，让步已至极点，然仍不能实行。此实为社会不安的根本原因。此等病根，上中流社会中人，因其处于压迫地位，生活较为优裕，往往不能觉得。只有下层社会中人身受切肤之痛，会有矫正的思想。历代借宗教以煽惑人民的，除迷信的成份外，总尚略能改正经济制度，示人民以生活的轨范，即由于此。（如汉末的张鲁便是。可看《三国志）本传《注》引《典略》。）这个并非迂阔，实可说是社会真正而且迫切的要求，但其事经纬万端，断非径行直遂的手段所能有济。起于草泽的英雄，思想虽纯，而学识不足，运用其简单的思想，直率的手段，想达到目的，无怪其不能有成了。天国诸人，宗教思想颇为浓厚，凡事皆欲称天以济之。故其国称天国，京称天京，军称天军，法律亦称为天条。军行所至，辄设高台讲演，谓之讲道理，又印行讲道的书颇多，那更陷入极端的观念论了。尝开科以取士，所命题目，亦极可笑。（其命的题目，有《贬妖穴为罪隶论》等。案天王尝有诏，贬直隶省为罪隶省。）其官制，则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又有丞相、军师、录尚书事等名目。外官有州牧、郡守、县令，又有行省。军制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又有监军、总制、将军、指挥、点检等名目。今古杂糅，一望而知为乡曲学究所定。此等制度，亦多未能实行。实际的政治，则因天王入天京后，百事不管，朝内又无能主持之人，以至紊乱。总而言之，天王之为人似只长于宗教，而短于政治及军事。天王手下，亦无此等人才。只有一个李秀成，而用之太晚，且不能专。实为太平天国失败最大的原因。且如天王的宗教思想，在当时，决不能得多数人的赞同。民族革命之义，如能始终标举，是可以引起一部分人的归向的。太平军出湖南时，亦曾发布讨胡之檄，后竟未曾再提，而仍欲推行其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政教，即此就可见得不认识环境，难于有成了。然事虽失败，毕竟替民族革命播下了种子。到孙中山革命时，其余党还有存留海外的。

当太平天国和清军在江域相持时，直、鲁、豫、苏、皖间，又有捻党。捻党的起源：有的说是乡民逐疫，“裹纸然膏”，后来因而行劫，故称为捻。有的说皖北人称一聚为一捻，因称为捻。二说未知孰是。其起源颇早，清仁宗嘉庆年间，河南巡抚已经奏定“结捻”三人以上，加等治罪了。然此时所谓捻党，人多势盛之时，偶出攻打州县，官军到又回原居，和平民无异，并不正式和官军对敌。到天国兴起后，而其势乃渐盛。其渠魁张乐行居雉河集，（即涡阳县，捻平后设县。）李兆受居霍邱。清官令人民筑寨自保。诸寨既无力抵抗捻党，而官军又残暴，乃依违于两者之间。又有本系土匪，亦借团练为名的，局势复杂。寿州苗沛霖，本系诸生，后为练总，反侧于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曾受天国之封为北平王，尤为跋扈。

捻党虽据数省，其最大的根据地，则尤在安徽。清朝迭派大员进攻，都无效。［清朝初命周天爵驻徐、宿，旋代以袁甲三，驻颍、亳，又命牛鉴驻陈州，而以河南巡抚英桂总其成。太平天国五年，即清咸丰五年（1855），罢袁甲三，命英桂进攻安徽。明年，又起甲三助英桂。至七年（1857），胜保督安徽军务后，仍命袁甲三管苏、鲁、豫三省事。均无功。］太平天国七年（清咸丰七年，1857），命胜保总督安徽军务。张乐行走依李兆受。兆受伪降，苗沛霖亦阳受抚。然其蟠踞恣肆如故。胜保所带马队，且有降于捻党的，捻党行动益敏捷。天国九年（清咸丰九年，1859），出击山东，还道河南，攻周家口。十年（清咸丰十年，1860），陷清江。清漕督等皆遁走。是年，英、法和议成。清命僧格林沁移兵而南。初战亦不利，后乃从鲁南入苏北，进至亳州。天国十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苗沛霖合太平军攻颍州，为湘军所败。陈玉成走依沛霖，沛霖将其执送清军，被杀。安徽局势稍定。而陈得才合捻众入陕西，攻商、华。胜保及多隆阿奔命。胜保旋遭逮治。降捻宋景诗因之叛于邰阳，声称为胜保诉冤，自山西入直隶，附从者甚多。清调刘长佑督直，到明年，才把他打平。是年，僧格林沁亦陷雉河集，杀张乐行。又杀苗霖林。乐行从子宗禹入鄂豫。又明年，陈得才回援天京。至英、霍间，闻天京已陷，自杀。遵王赖文光、鲁王任柱，（柱本名化邦，亳州人，最勇猛善战。据《太平天国战纪》：僧格林沁伏诛后，宗禹等共矫天国幼主诏，封宗禹为沃王，柱为鲁王。）均与宗禹合。于是捻党得天国之名将以指挥之，而其用兵的方略一变。

遵、鲁二王和张宗禹既合，再道湖北入河南。天京陷之明年（清同治四年，1865）入山东。时清倚僧格林沁为主力，而僧无将略，专恃蒙古马队，和捻党相驰逐。步不及马，驽马不及良马，其队伍遂参差不齐。军行不赍粮秣，专责成州县供应，州县因兵荒不能具，则剽掠于民间，因行淫杀。人民控诉的，僧格林沁概置不理。人民恨之切骨。捻党知其如此，专引之东奔西走，以疲敝其兵力，而僧格林沁不悟。是年，两军相遇于曹州。宗禹弟小黑，年19，与任柱猛攻之。僧军发炮，弹如雨下。小黑及任柱不顾，令马队脱衔猛冲。僧兵大败，僧格林沁伏诛。捻党之诛僧格林沁，事见罗惇层《太平天国战纪》。此书系将韦昌辉嫡子以成所著《天国志》删润而成，于天国亡后所记事极疏略。盖由无记注，专恃传闻记忆而然。然僧格林沁的伏诛，系两军争斗中的一大事，所记捻党一方面的军情，该不会有误。况且《战纪》说僧格林沁系堕马为乱兵所杀，宗禹兄弟至，又刃碎其尸；而清薛福成所撰《僧格林沁死事略》，亦说其死在麦塍之中，身受数伤；二说符合，可见《战纪》之不诬。僧格林沁是科尔沁郡王，因攻捻晋爵为亲王的。科尔沁是蒙古诸部中最早投降清朝的，清人与之世通婚姻。清朝的宗旨是要封锁东三省及蒙古地方，合满蒙二族之力，以制汉族的。僧格林沁一军，尤为当时清朝所倚恃的劲旅。任柱、张小黑，功虽不成，然能歼此渠魁，亦足以寒猾夏者之胆了。

曾国藩

僧格林沁死后，清朝命曾国藩督直隶、河南、山东军务。曾国藩说：捻党已成流寇，与之驰逐非计。主张“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乃以徐州、临淮关、济宁、周家口为四锁。自沙河、贾鲁河，北抵汴梁，南接运河，筑成长墙一道，（自周家口下至正阳关守沙河，上至朱仙镇守贾鲁河。朱仙镇经开封抵黄河，掘濠而守。）实行其所谓“圈制”之法。而捻党的厄运乃渐至。捻党将其汴梁一段防线突破，进攻运墙，不克，乃分为二：任柱、赖文光东行，张宗禹西上。天国亡后二年（清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李鸿章继其任。左宗棠督办陕西军务。明年，东捻突破运防。清军反守运河西岸。旋又扼之胶莱河及潍河之东。其潍河一段，仍为捻党所突破，然卒不能越运河而西，乃自鲁南入苏北。清军云集，任柱死于赣榆，赖文光在扬州被执，东捻亡。西捻入陕西后，渡渭而北，入延、绥，自宜川渡河。下河东，入豫北。天国亡后四年（清同治七年，1868），入直隶。左宗棠随之而东，李鸿章亦北上会攻，令直隶人民筑寨自保，实行坚壁清野之法。又沿黄、运二河，自天津至茌平，筑长墙以蹙之。西捻乃被困于黄河、徒骇河之间而灭。案《太平天国战纪》说：僧格林沁死后，捻党议仍入汉中。左宗棠扼河筑长墙拒之，乃仍入汴。文光等聚谋，言“敌军甚众，江南我兵绝迹，不如渡黄河，直捣燕京，成则取其国都，不成死耳。”乃履冰而过，清兵逐之，一战大败。任柱、小黑皆死，宗禹不知所终。此其记事自极疏略，然赖文光等当日有直捣燕之志，事当不诬，不过有志未遂耳。赖文光逃扬州被获，《战纪》并不讳饰，则其谓张宗禹不知所终，事或得实，而清朝一方面的记载，谓其赴水而死，恐实不足信了。

综观捻党，自太平天国灭亡以前，和天国灭亡以后，其用兵的方略绝不相同，即可知其纵横驰骤于直、鲁、山、陕、豫、鄂、苏、皖八省，使清朝的君臣为之旰食者数年，实由天国的名将指挥驾驭而然。当天京沦陷，幼主殉国之后，而天国的余威犹如此，可见天国初起时，不能悉众北上，及其后天王不从李秀成之言出征赣鄂的可惜了。清朝攻击捻党时，其残暴仍与其攻天国时无异。曾国藩奏疏说：“官兵骚扰异常，几有贼过如篦，兵过如洗之惨。民圩仇视官兵，于贼匪反有恕辞”。西捻再入直隶时，左宗棠写给他儿子的信说：“大名、顺德、广平一带，和山东、河南接壤各处，民团专与兵勇为仇，见则必杀，杀则必毒。”清人所自言如此，倘使其敌国方面，有人执笔记载，未知又当如何？太平天国和捻党，不免有残暴的行为，我们诚不能为讳，然至少并不甚于清兵，则是事实。而从前论史的人，都把这一个时期的破坏，专归罪于天国及捻党方面，真可谓清朝的忠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