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咸丰戊午与庚申之役：中国近代史1840-1949

鸦片战争是近世史上中西冲突的第一件事，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是因通商上的隔阂深了，借烧烟而爆发的，论其实，则是中西的文化差异得甚了，自塞而趋于通，不可免的冲突的初步。

通商之事，为官与商大利之所在，而于普通人民则无利，上章已经说过了，因此，官吏既惧外商与人民冲突，引起事端，又溺于利而不能绝。又是时的西人，颇为强悍，倘使严行拒绝，也是要惹起事端的。而又不懂事，习惯于不办事，不能持平处理外人的事件，乃悉将其责委之于商人。商人则乘机图利，剥削外商，而通商上的隔阂，遂成非有大变动，不能改革之局。

英国的对华贸易，本为东印度公司所专。1834年，即清宣宗道光十四年，其专利权才被取消。先是英商和中国的交涉，都由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人负责，中国谓之大班。公行知公司的专利权将被取消，请于总督，说散商不便制驭，请知照英国，再派大班来粤。英人却派了一个商务监督来，其人为律劳卑William JohnlordNapier，既到中国之后，即入居广州的商馆，（行商为英商所备居住之处。）要求会见总督。总督卢坤以旧无此例，命其在请旨得许之先，住居澳门。律劳卑不肯，卢坤以停止贸易相迫胁。律劳卑不得已，退还澳门，旋因患疟而死。律劳卑东来时，英政府训令其和中国官员交涉，须要和善，勿得惹起中国人民的恶感；英民当守中国的法律；其宗旨还很和平。律劳卑深受刺激，才说和中国交涉，非用武力不可。恶化的形势，渐渐的开始了。律劳卑死后，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罗白生Sir George Robinson相继为商务监督，和中国交涉，都很软弱。德庇时时，英商曾联名上书国王，请求改派大员，以武力改良待遇，英政府仍未采用。1836年，即道光十六年，甲必丹义律Captain Elliot代为监督，由行商为之转递禀帖，称其为英国在华最高的长官。明年，总督邓廷桢，奏请许其如大班之例，到省照料，不得逾期逗留。朝议许之。四月，义律始至广州，报告英政府，英政府令其不得再用禀帖。而其时禁烟事起，中国命其禁止商人贩运鸦片，形势颇为严重。义律遂回澳门，建议英政府说：非用武力，不能得平等的待遇。禁烟形势严重，将引起战祸。于是英政府训令东方舰队，保护在华英人的利益。1838年，即道光十八年，英国舰队来粤示威，交涉渐次恶化了。

鸦片输入，远起唐末。然其时系作药用。直至明代，西班牙人将美洲的烟草，移植菲律宾，后遂输入中国。吸食烟草时，有一种将鸦片加入同熬，谓之鸦片烟。（罂粟之名，初见于《开宝本草》。开宝系宋太祖年号，自西历969至975年。其物一名阿夫容。据近人说，即阿拉伯语Afon的音译，故知其为大食人所输入。清世宗《雍正朱批谕旨》：七年，有漳州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远私贩鸦片34斤，拟以军罪。巡抚刘世明亲讯，传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痢必须之品，唯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刘世明以李国治故入人罪，具本题参。可见当时鸦片尚不能离烟草而单独吸食。）后又变为单独吸食，诒害颇巨。雍正时已有禁例。然其时鸦片由葡萄牙人输入，为数并不多，至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而输入始日增月盛。高宗乾隆末年，粤督奏请禁止。仁宗嘉庆初，又申明禁令。鸦片遂变为无税的货，输入转难制驭。道光时输入达3万箱，（烟箱之重量不同，以100斤的为多，价约四五百元。）国民吸食者日多。（刘韵珂写给人家的信，说黄岩一邑，白昼无人，竟成鬼市，虽或言之过甚，然吸食者必不少。）而中国是时，没有这许多出口货与之相抵，只得输出银两，银是清代用为货币的，官吏征收钱粮，盐商卖盐，所收的都是铜钱，及其解交国库，则都须换成银两。银钱相易，前此都有赢余，此时则不克赔累，影响于财政颇巨。于是严禁之议复起。

私运为大利之所在，能否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一切禁绝，颇成问题。［当时鸦片趸船，都停泊外洋，而其行销之畅如故，包买的谓之窑口，传递的谓之快蟹，关汛都受其贿赂，为之包庇。道光六年（1826），粤督李鸿宾专设水师巡缉，巡船所受规银，日且逾万。十三年（1833），卢坤督粤，把它裁掉。至十七年（1836），邓廷桢又行恢复，巡船之受贿如故，而且更立新陋规，每烟1万箱，须另进他们数百箱。不但置诸不问，并有代运进口的。］而对外方面，通商上的症结深了，能否一切不顾，专办禁烟，亦成问题。（做《中西纪事》的夏燮，眼光是很旧的，然而他论禁烟之事，亦说不宜同时断绝通商。且说晁错策七国，削之反速而祸小，不削反迟而祸大，当时情事，适当其反。西人万里而来，不过图利，若使其有利可得，战祸或竟可消弭于无形。可见当时战事，烧烟其名，争通商之利其实，为众所共知。）所以当时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奏，颇主缓和。（乃济仍主开禁收税，但只准以货物交易，不许用银，官员、士子、兵丁禁吸，余不问，且许裁种。）然积弊须以渐除，固是一理，要用迅雷疾风的手段，加以震慑扫荡，然后爬罗剔抉的工作，乃得继之而进行，亦是一理。林则徐在当时，大约是主张后者的，至于对外的关系，则非当时所知，总以为前此办理的不善，由于官吏的畏葸不负责任。于是严厉的行动，就开始了。

邓廷桢

当时朝臣的议论，多数主张激烈，宣宗命疆臣筹议，亦都主张严厉，而湖广总督林则徐，言之尤激。乃派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则徐到广州，强迫英商交出鸦片20280箱，把它悉数焚毁。（当时销毁之法，系于海滩挑成二池，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炭煮之，烟炭汤沸，颗粒悉尽，潮退，开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历23日始尽。外人观者，皆叹其公正无私。）又布告外商：入口贸易的，要具“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的甘结。别国商人都遵令，唯英商不可。旋又有外国水兵，在九龙尖沙村，杀死中国人林维喜。则徐命英人交出凶犯。义律许悬赏缉凶，抚恤死者家属。则徐不许，下令断绝英人接济，并令葡萄牙人逐出英人，不得留居澳门，英人遂退居船上。时英政府尚未决意用兵，而印度总督派船二艘来华，义律乃率之入九龙，强买食物而去。是役也，中国兵死者3人，伤者6人。英商因相持久，损失不资，意见纷歧，义律乃托葡萄牙人转圜，请删甘结中“人即正法”一语，余愿照办。则徐仍不许，而命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兵船强迫英人交出杀林维喜的凶手，战斗之下，中国兵船多伤，退入虎门。则徐遂下令，停止英人贸易。

时英国政府亦倾向用兵，议会中虽分强硬、缓和两派，毕竟以9票的多数，通过对前此的损害，要求赔偿，后此的安全，要求保障。乃调印度、好望角的兵1.5万，命伯麦Colonel Sir Gordon Bre-mer统率前来，以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为议和专使，甲必丹·义律为副使。共有军舰16、大炮540尊、武装汽船4、运输船27，船皆高大，（裕谦言英船宽三四五丈，长二三四十丈，厚尺余，较国内兵船及闽广大号商船，均大至倍蓰。）炮之射程亦远。中国则尚用旧式的炮和鸟枪，兵士亦乏训练，胜负之数，不待战而可见了。

时英政府以在粤交涉，难得结束，命懿律等北上。伯麦乃先封锁广州。至厦门，递送英政府致中国政府的公函。时朝廷因粤省烟禁严，私销者改而趋闽。调邓廷桢为闽督，厦门兵拒英人。英人遂去，北陷定海。至宁波，再送公函于浙抚乌尔恭额，亦为所拒。乃北至天津，投函于直督琦善。琦善许代奏，宣宗亦谕令羁縻。案此时中国兵力的不足恃，政府亦非不自知，但初不料中外强弱相去如此之远。到英船直抵天津，则情见势绌，无可支吾，政策就不得不变了。后来御史高人鉴奏参琦善，说他夸称英夷之强，断非中国所能敌。若非设法善遇，夷船早已直抵通州。此等语，在当时认为别有用心，自今日观之，则不能不承认其系事实。处此情势之下，试问有何办法？朝旨转变，职此之由，当时论者，多归咎于琦善及军机大臣穆彰阿。又说疆臣怕多事，有造作谣言，以动摇朝意的。即使有之，怕也不是当时政策转变的真原因。其时林则徐已署粤督。旋与邓廷桢俱革职，而命琦善以钦差大臣赴粤。

英政府公函中所要求的共六条：（一）偿货价。（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五口通商。（三）中英官交际用平行礼。（四）偿军费。（五）不以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岸商。（六）尽裁经手华商浮费。琦善至广州，乔治·懿律患病，甲必丹·义律代之谈判，要求赔偿烟价。琦善许以银300万两。先是英人想在珠江口占一小岛，以为根据地。至是，乃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许。英人遂进兵陷大角、沙角两炮台。琦善不得已，许开广州，割香港，英兵乃退去。宣宗闻之，再主战议，以奕山为靖逆将军，杨芳、隆文为参赞大臣，调湖南、湖北、云、贵、四川之兵进剿，英人闻之，再进兵，陷横当、虎门炮台，关天培战死。明年（1841）二月，杨芳至，芳系当时名将，亦束手无策。五月，奕山、隆文皆至，进攻英船，不克。英人尽陷城外各炮台。广州形势，已落敌手，不得已，乃命广州知府余保纯缒城出，与英人议和。许于五日内偿英军费600万，将军率兵退至离城60里之处，英兵乃退出虎门。奕山奏称大捷，英人穷蹙乞抚。但求照旧通商，永不敢再售鸦片。朝廷以为无事了。而英政府得义律与琦善所定草约，嫌其于军费、商欠、行商诸端未有切实办法。英人后此的安全亦无保障。乃撤去义律，代以璞鼎查Henrv Pottinger，续调海军前来。七月，陷厦门。八月，再陷定海。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同日战死。英兵登陆陷镇海。提督余步云遁走，江督裕谦，在浙江视师，兵溃自杀，英人遂陷宁波。朝廷以奕径为扬威将军，赴浙进剿。明年（1842）二月，至杭州，分兵同时进攻，不克。四月英人陷乍浦，五月撤兵北上，攻吴淞口。两江总督牛鉴亲往督战，因英人炮火猛烈，知不能敌，退走。提督陈化成战死。英人陷宝山、上海。六月入长江，陷镇江，七月逼江宁。于是朝廷知不能再战，而和议起。

当英人初陷定海时，两江总督伊里布奉令赴浙视师。旋琦善接受英国公函，朝旨中变，命事羁縻。伊里布遂与英人定浙江休战之约。后以家人张喜往来洋船，被参革职。（当时通知外情者太少，此举实亦不得不然。伊里布起用后，张喜仍参与交涉之事。《中西纪事》言其闻英人索赔款，拂衣而起，则亦非坏人。）及奕经进攻不克，浙抚刘韵珂知不能战，奏请起用伊里布。朝命前往浙江军营效力。时耆英以广州将军前往广东，在浙，亦奉旨办理羁縻事宜。至是，乃以二人为全权大臣，与英人议和于江宁。立约凡十三款。其中重要的：（一）割让香港。（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英人得携眷居住。英国得派遣领事官驻扎。（三）英商得任意和华人贸易，无庸拘定额设行商。（四）进出口税则，秉公议定，内部颁发晓示。英商按例纳税后，其货物得由中国商人遍行天下。除照估价则例，酌收若干分外，所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五）英国驻在中国的总管大员，与京内外大臣文书往来称照会，属员称申陈，大臣批复称札行。两国属员往来，亦用照会。唯商贾上达官宪仍称禀。（六）偿英军费1200万两，商欠300万两，烟价600万两。限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交清。英兵驻扎定海、鼓浪屿，俟款项交清，五口开放后撤退。此约大体依照英政府要求。其立意，乃所以破除前此（一）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二）通商口岸随意开闭。（三）税则无定。（四）贸易限于行商。（五）官员待遇不平等之局的。是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西历1842年8月29日。

中英交战之时，英船尝三犯台湾。第一次在鸡笼，第二次在大安港，都搁浅，中国拘获白夷、红夷、黑夷及汉奸160余人。台湾本属福建，时以隔海，许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专折奏事。二人奏言俘获的人解省既不可，久羁亦非计，如夷船大帮猝至，唯有先行正法，以绝后患。报可，于是除英酋颠林等九人，及汉奸黄某、张某等奉旨监禁外，余均正法。及和议成后，订明被禁的英人，及因英事被禁的华人，一律释放。于是颠林等都送厦门省释。英人迫江、浙、闽、粤大吏入奏，说台湾所杀，都是遭风的难夷。诏闽督怡良渡海查办。由达洪阿、姚莹自认冒功，革职了事。当时舆论，很替二人抱不平，说怡良忌其得专折奏事，有意陷害。这也未必其然，当时的情形，非如此如何了结呢？尽杀俘虏，在今日看起来，未免野蛮。当时的心理，则异于是。如裕谦杀英人二名，奏称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留作奴才马缰。再行凌迟枭示。自今日观之，何解于野蛮之讥？然裕谦在当日，亦系正人，姚莹写给刘韵珂的信，说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诸文武即不以为功，岂可更使获咎，失忠义之心？唯有镇道引咎而已。亦殊有大臣的风度。民族隔阂之深，致有此等变态的心理，此岂可以常理论，亦唯有归诸异文化接触时，应有的现象而已。

当姚莹等捕获英人时，廷寄命其将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之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约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切实具奏。林则徐在广州时，奏称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数丈，仅能取胜外洋，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人除枪炮以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便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又其陛辞时，奏称内地茶叶、大黄，禁不出口，已足制诸夷之命。至广州，又奏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其隔膜至于如此，岂在短时期中，能有知己知彼之望？中国当承平时，政治是放任的，兵备是废弛的，上章业经述及。当时广东按察使王廷兰写给刘韵珂的信，说各处调到的兵，纷扰喧呶，毫无纪律，互斗杀人，校场中积尸不知凡几。甚至夷兵抢夺十三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背负，千百成群，竟行遁去，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一二。又说：林则徐查办烟案，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前撤不能复蹈。刘韵珂写给人家的信，亦说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为逆主谋，以及荷戈相从者，何止万人？英兵所至，到处官逃民散，论者称其为入无人之境，而非如入无人之境，社会的情形，积重如此，又岂一日所能转变？然而从五口通商，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崛起抗战，至今还不满百年，我们的转变，也不可谓之迟了。

阴翳蔽天之局，断非片时的微风所能扫荡，于是五口通商之后，事势相激相乘，又演成戊午、庚申之役。（戊午系咸丰八年，1858年，庚申系咸丰十年，即1860年。）

中英和议成后，中国以伊里布为广州将军，以钦差大臣名义，办理广东交涉事宜。道光二十三年（1843），伊里布病死，耆英代为钦差大臣，于是美、法、瑞、挪先后和中国成立通商条约。唯俄国援例要求，仍未获许。（见第三节。）美法之约，都定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瑞、挪之约，则定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其中美约最早，除领事裁判权外，又规定税例变更，须与领事议允，而关税协定，遂于是乎开始。又规定外商运来货物，如未全销，得运往别口，免征船钞；如系原包、原货，并得免其重税，而外商遂得在我国各口岸间，将货物运载往来。又规定外国兵船，巡查到中国各口的，中国须以礼相待，并许采办食物，汲取淡水，修补损坏，而外国兵舰，遂得出入我国港口。后来长江沿岸开放，并因此扩及内河。法、瑞条约，都模仿美约，咸丰八年、十年的英、法条约，除战胜所得权利外，又都以此等条约为蓝本。诸约又都有最惠国条款，得以互相援引，条文即有异同详略，亦无碍于其权利的享受。中国则丧失权利给一国，即系丧失权利给各国。不平等条约，渐次根深蒂固了。

英人既得香港，以璞鼎查为总督，旋代以德庇时。先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高宗曾有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广东省城之谕。此时国交情形既已大变，旧例自难固执，而粤民排外方甚，仍执此谕以拒英人。嫌官吏办事软弱，动辄与官龃龉。此等积久的隔阂，既非旦夕所能化除，外人又战胜恃强，无可商洽，官吏办事，甚觉为难。二十六年（1846），中国赔款既清，耆英要求英撤舟山之兵，德庇时与耆英乃再定约于虎门。申明入城的事，可以延缓，而不能废止。并订明中国永远不以舟山群岛让给别国。若遇他国侵伐，英国应为保护，无庸中国给与兵费。此为中国声明领土不割让之始，后来所谓势力范围，多系以此表示。二十七年（1847），英人往游佛山的，被镇人掷石击伤。德庇时以兵船闯入黄埔，声势汹汹，要求于两年后开放广州。耆英不得已，许之。是年，耆英内召，徐广缙代为总督，叶名琛为巡抚，二人都是有些虚侨之气的，不知外情，而好徼名，交涉就更要恶化了。

道光二十九年（1849），港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以入城之期已届，要求实行，徐广缙亲自登舟劝阻。粤人疑文翰将劫广缙为质，民团数万，聚集两岸，呼声震天，文翰惧，乃罢入城之议。广缙奏闻，朝意大悦。诏封广缙一等子，名琛一等男，均世袭；其余文武官员，均照军功例从优议叙，并著嘉奖粤民。英政府闻其事，谓粤人排外，实由中央政府主持，感情愈恶。明年，宣宗死，子文宗立。时中国舆论，本不以和议为然。文宗初立，颇有图治之志，自然要受其影响。于是割穆彰阿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五品顶戴，以六品员外郎候补；并昭雪达洪阿、姚莹。中国的政情也一变了。

咸丰元年（1851），徐广缙移督湖广，叶名琛代为粤督。时太平军渐盛，清朝不愿对外多生枝节，亦饬其交涉慎重。然名琛负虚气，以为西人不过虚声恐吓，置之不理，即无他技。凡事辄以傲慢态度出之，而又不设防备。先是英约无修改期限，而美、法之约，则定以12年为修改之期。其时税则，系据五口开放前物价订定，大体为值百抽五。开放后物价减低而税则如故，外人都想改约。咸丰四年，英国条约，已届12年之期，乃援美、法条约，请求修改，美、法条约尚未期满，亦遣使助之。函告叶名琛，名琛不许。英美二使乃求见两江总督怡良，怡良为之奏闻。上谕不许。二使北上，至大沽，时怡良正移督直隶，赴津与之交涉，英使提出条件。（所需求的为：公使驻京，英人得在内地居住置产，开放天津，修改税则，准许鸦片进口，免除厘金，使用各式洋钱等。）上谕谓其荒谬已极，所议遂无结果。二使报告本国，谓非用兵力，修约难望成功。咸丰六年（1856），英法美三国再向叶名琛要求，名琛仍不许。美使又至上海交涉，亦无结果。而是年适又有亚罗船Arrow事件发生。是时中国沿海船户，颇有藉外国旗号为非的。（桂良等在上海，曾照会英美法三使，说“上海近有船户，由各国领事发给旗号，此等船户向系不安本分，今恃外国旗号为护符，地方官欲加之罪，踌躇不决，遂至无所不为，案犯累累。上海如此，各口谅均不免。拟请贵大臣即饬各口领事：嗣后永木准以贵国旗号，发给中国船户；从前已给者，一概撤销”云云。可知此时确有依靠外国旗号，为非作歹之事。）亚罗号亦系华船，在香港注册，业已期满，而仍扯英国旗号，停泊省河。中国水师巡缉，拔下其旗，捕去12人。英领事巴夏礼H.S.Parkes商于港督包令John Bowring，要求道歉送还。叶名琛初以其中3人实系海盗，许还9人，巴夏礼不可，提出最后通牒，名琛乃遣员将12人送还，巴夏礼以其未曾道歉，不受，遂炮击广州。包令谓名琛必然让步，自至广州，预备交涉，而名琛不屈如故。包令大失望，因未奉政府命令，不能作战，乃复退兵。粤民遂烧英、法、美商馆，冲突之事时起。时法国教士马赖Pere Auguste Chapdelaine在广西西林被杀，英国方商于美国，欲共同出兵，迫胁中国改约。及亚罗事件报至，下议院反对用兵。英政府将其解散，改选后，遂通过向中国要求改约及赔偿，不得则开战。于是英以额尔金Lard Elgin，法以葛罗Baron Gros为使，率兵前来。英政府之意，原令专使北上，与中国政府交涉。而香港英人力言粤人之暴横，请攻取广州，以挫其气。二使乃对叶名琛提出开放广州，赔偿损失的要求。名琛不许，广州遂为英、法所陷，名琛被虏，（咸丰九年即1859年，死于加尔各答。）时为咸丰七年（1857）九月。清朝闻之，革名琛职，代以黄宗汉。

时俄使普提雅廷Count Putiatin以在天津与中国交涉，不得要领，亦至香港。（见下节。）美国亦遣列卫廉William B.Reed米华。四使乃同致照会于中国大学士裕诚，请派全权至上海会议。请两江总督何桂清代递。裕诚复英、法、美，令至广东听候查办。覆俄使，申明不得在海口通商，令赴黑龙江与该处办事大臣妥议。四使不听，相偕北上。咸丰八年（1858）三月至天津，直督谭廷襄奏闻。清朝遣使往议，以非全权见拒。四月，英、法兵遂陷大沽炮台，旋以俄、美居间，以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往议，与四国各定条约。是为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英法两约：订明（一）彼此互派公使。英约并订明由大学士、尚书中特简一员，与英国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商办各事，此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由设立。（二）英约开牛庄、登州、（后因水浅，改开芝罘。）台湾、潮州、琼州。沿江自汉口以下，开放三口。（后开汉口、九江、镇江。）法约多淡水、江宁，而无牛庄。（三）税则定值百抽五。英约十年估价一次，（须在满期前6个月知照，否则再行10年。）法约七年，后在上海，以另款改与英同。（四）英商运货往来于内地及口岸间的，应输税项总数，由领事备文询问各关监督，关监督应即照覆。彼此出示晓谕。英商愿在首经子口及海口一次完纳者听。其额为值百抽二点五。（五）许英人持照往内地游历通商。（六）英、法、美约并许传教，而法约中又有许往内地之文。（英约第八条许传天主耶稣教。法约第十三款但言天主教。美约云“耶稣教即天主教。”）（七）英另定专条，由中国赔偿商亏100万，军费200万，付清后乃将广州交还。（后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交还，其时赔款实尚未清。据上谕，系法使调停之力。）法于《补遗条款）中定赔款军费总额为200万。美约与英、法有异。当谭廷襄将美国条款奏闻时，上谕：贸易口岸，准于闽粤两省，酌添小口各一处。至于大臣驻扎京师，文移直达内阁礼部，赔款焚劫船货等，不能准行。议约时，美使遂将此等条款删去，所以美约无赔款、通商口岸，只有台湾、潮州两处。驻使有要事，方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派出平行大宪酌议。每年仍不得逾一次，到京后须迅速定议，不得耽延。虽有此款，仍不得因小事轻请，但英、法、美三约，既有最惠国条款；而美约又订明，他国条约，更开他口，美人亦得居住贸易；他国使臣驻京，美国即无庸更议，一体办理；则英法费干戈而得之的，美国并不烦兵力，而坐享其成了。

改订税则会议，因物价纪录都在上海，约定于上海举行。乃派桂良、花沙纳至沪，与何桂清共议。这一年，广东人民在佛山设团练局，在籍侍郎罗惇衍、翰林院编修龙元禧、给事中苏廷魁主持其事。令耆老通饬民间：受雇于外人的，限一月内辞职。否则收其家属，无家属的系其亲属，辞归的共2万余人。团练尝袭击广州，不克。和议成后，罗惇衍托言巡缉土匪，请缓撤团练。桂良等至沪，英人要求撤黄宗汉职，惩办惇衍等三人。时广东人有伪造廷寄，说英法心怀叵测，已密饬罗惇衍相机剿办的。乃发上谕，严拿伪造廷寄的人，夺黄宗汉钦差大臣关防，以授何桂清，后遂以桂清为五口通商大臣。［事在咸丰九年（1859）三月。］自此中外交涉，渐自广东移于江苏了。是年十月议定《通商章程》，英、法相同。规定外商运货，往来内地及口岸间的，均在首经子口及海口完纳。用照会将移文询问的办法取消。又规定中国得邀请英人帮办税务，任凭中国总理大臣邀请，毋庸英官指荐干预。法、美二约亦同。鸦片：当耆英在江宁议和时，曾请英人严禁，到广东后，又以为言。璞鼎查说不如收税。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中美条约》，曾订明美人向不开辟的港口私行贸易，或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的，听中国地方官员自行办理治罪。美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二十七年（1847）的瑞挪条约同。然虽有此等条约，中国烟禁在表面上亦且加严，实际均无效力。鸦片输入，战前不过二三万箱者，战后反增至6万余箱。1855年，即咸丰五年，英人公正的，曾上书英王，请禁英船英商贩运鸦片来华，为英国政府所驳斥。列卫廉来华时，美政府命其助中国禁烟。列卫廉到华后，调查情形，遂未遵办。当咸丰五六年间，东南各省，已纷纷抽厘助饷。此年的《通商章程），乃称鸦片为洋药，定每百斤税银30两。且订明条约中的税法，及许英人往内地通商，均与洋药无涉。嗣后修改税则，亦不得按照别货定税。从此鸦片就变成合法进口之物了。

《天津条约》虽经订定，实在是很勉强的，当时台谏部寺连衔谏止，而侍讲殷兆镛一疏，言之尤激。论者所最忌的，为京师驻使、长江通商、内地传教、游历各条。桂良等在沪议通商章程，上谕屡命其设法挽回。且以营口逼近京畿，又为东三省货物出入总汇，意欲将其取消。这自然是办不到的。英、法二约，均订明在北京交换，此时又欲令其在沪。至咸丰九年（1859），乃许其入京换约，但仍须限定随从人数。时英国亦颇意存挑衅，其使普鲁斯Frederick W.A.Bruce来换约，英政府命其必须进京，且必须航行白河。适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请其改走北塘。不听，闯入白河，开炮攻击炮台，为守兵所败。诏诘其开炮之由，然仍许在北塘换约。时法、美二使，皆与英偕，英、法二使均不听，折回上海。唯美使遵命，在北塘换约而去。这大约因为美约本未规定换约地点之故。上谕言“换约本应回至上海，念其航海远来，许即在北塘海口互换”，欲以此风示英、法，那又是隔膜的了。

此时中外兵力的不敌，清朝亦明知之，况值太平天国军事正在吃紧之际，所以仍留北塘为款使之地，以图转圜。(www.xing528.com)

上海华商杨芳，亦阴与英商接洽和平办法。英商提出，（一）津约仍旧，（二）增加兵费100万两，（三）许外兵一二千到天津，（四）撤去大沽防兵等条件。这无疑两国商人都是受意于官宪的。上海道又与法国翻译官磋商：减少兵费，免除撤防。由何桂清奏闻。而清朝见英兵败后，无所动作，以为其技止此。又图乘机挽回威望。上谕遂言：普鲁斯先行背约，咎由自取。若果悔罪求和，应将《津约》听何桂清裁减，仍在上海定议。唯许援美国之例，减从入京换约。于是上海方面的接洽，又成画饼。

时英人议论，亦以英使强航白河为非，而英政府主张强硬。仍以额尔金，法亦仍以葛罗为使，率兵前来。照会中国政府：（一）道歉，（二）公使驻京，（三）赔偿兵费，（四）入京换约。仍由何桂清代递，上谕将其驳斥。咸丰十年（1860）英、法兵北上，过舟山，见其无备，陷之，以储军备。时僧格林沁误听人言，谓洋兵登陆，可以马队蹙而歼之，撤去北塘防兵。六月，英、法兵自此登陆，僧格林沁驻守新河。英、法兵进攻，僧军大败。七月，大沽口南北炮台俱陷。诏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僧兵驻张家湾，大学土瑞麟以京旗兵守通州。都统胜保自河南召回，亦助瑞麟驻守。英兵进陷天津。朝命桂良和直督恒福至津议和，英法二使派员与议。巴夏礼亦在其中。提出（一）开放天津，（二）增加赔款，（三）带兵入京换约等条件。议不谐，二使声言径往通州。清朝再派怡亲王载垣往议，照会二使回津，二使不听。诏将其羁留在通，毋令折回。既会议，载垣许其开放天津，入京换约。二使又欲觐见皇帝。载垣以其不肯行三跪九叩首礼，不敢许。而又有人言其欲逃。载垣遽命僧王捕拿。僧王遂将巴夏礼执送京城，监在刑部监里。（此时被拘的，英人26，法人13，及释出时，英人还剩13，法人只有5名，余均死亡了。）英、法兵进攻，僧兵大败。胜保出战，又败。八月，英法兵遂陷通州。文宗以恭亲王奕为全权大臣议和，仍不谐。文宗遂逃往热河。英、法兵据圆明园。胁北京守臣，释放巴夏礼，开放永定门。英、法兵于二十九日入城，九月五日，英兵焚毁圆明园，奕避匿不敢出。旋因俄使伊格那提也夫Ignatief居间，且力任保护，乃出面议和，与英、法各订条约：（一）增加天津。（二）许华人出洋作工。（三）割九龙司与英。（四）《英约》改商欠为200万，军费为600万两。《法约》改赔款为800万两。（中以700万为兵费，100万赔偿在粤损失。）（五）《英约》言英使在何处居住一节，戊午年（1858）九月在沪会商定之议，作为罢论，将来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公使驻京一节，中国所竭力争持的，都归于无效了。

天津法租界

长江通商后，镇江、江汉、九江各关，次第设立。总署遂与英使议订《长江通商章程》十二款，《纳税章程》五款。穆宗同治元年（1862），又续订《长江通商章程》为七款。洋商由上海运洋货进长江的，在上海纳进口正税。至江口后，如完一子口税，则发给税单，离江口入内地，不再另征。否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其运土货进长江的，在上海纳出口正税，及长江复进口半税。如系别口来的土货，已在该处完出口税，上海交复进口税的，则出口正税及长江复进口半税皆免，而均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不能援洋货完一子口税不再另征之例，洋商在长江口岸入内地买土货的，或本商自去，或用其本国人，或用内地人均可。唯须向海关请领买货报单。（单内注明该货某日到某子口，应运通商某口，并填注本商姓名，或本行字号。）其自长江口岸运至上海：如系洋商自贩之货，在江口完一子税，即可过卡。其货若已由内地人交过各内地税，则长江各口皆不税，俟进上海时，乃完长江出口正税。并存一半税于银号。如三月内原包原货（原包谓无拆动，原货谓无抽换）运往外国，则将所存半税发还。如在沪销卖，或逾限未出口，即将所存半税入账，作为复进口税。或限内出口，而有拆动抽换情形，除将半税入账外，仍须另纳出口正税。（以上章程，除长江应收出口正税及复进口半税，均在上海完纳，与别海口不同外，其余办法，南北各海口，均照长江一律办理。）英商船只准在镇江、九江、汉口之处贸易，沿途不准私自起下货物。英船分为两项：（一）为由镇江上江，暂做长江卖买的大洋船，以及各项划艇，风蓬船只，须将船牌呈领事官，由领事官行文江关，由关发给护照。（二）为由上海入江，常做长江卖买的内江轮船。则领事官转请江海关发给江照，以六个月为期。其装载土货，亦先完正税半税。到上海后，如在三个月内出口，则半税发给存票，以抵日后所完之税。此项章程，直至德宗光绪二十五年（1899），方行改订。许有约各国商船，在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八处，往来贸易。并准在不通商的大通、安庆、湖口、陆溪口、武穴起下货物。其往来搭船之处，则只准搭客暨随带之行李上下。商船分为三项：（一）由镇江上江，暂作贸易的出海大洋船。（二）由长江此口赴长江彼口，或由上海赴长江各口常川贸易的江轮船。（三）为划艇、钓船及华式船只，大轮船过镇江以上，及江轮船、划艇、钓船，均须请领长江专照。雇用华式船只，则须请领专牌，均由税务司发给。出口税在装货之口，进口税复进口税在起货之口完纳。诸船均须于出口之关，请领总单。若进口时所卸之货，不及总单所载之数，唯该船主是问。这是中国内河航权丧失的历史。

自欧人东航以来，中西之间种种隔阂，至五口通商之役而爆发，经过咸丰戊午、庚申两役，而作一小结束，短短的20年间，中国权利丧失的，不知凡几，这真是可以痛惜的事。但亦是无可如何的。因为此时，中西的文化，隔阂太深了，冲突终不可免。中西文化的隔阂，关系最大的：（一）为国际法上见解的悬殊。（二）则人民骤与异文化接触，而又激于累败之辱，不免发生褊狭的排外心理。（三）中国和外国交涉，向守厚往薄来之戒，对于利益，不甚注意，于此时的局势，亦不相宜。此时的要务：在于（一）消除妄自尊大之念。（二）及盲目排外的感情。（三）而对外则不丧失权利。此非深知此时的局面，为旷古所未有，一切旧见解、旧手段都不适用不可行，在当时如可能呢？所以交涉的失败，只是文化要转变而尚未能转变当然的结果，并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人。圆明园为清世宗在藩邸时赐园。即位后，亦于其中听政。累朝继续经营，法人称其建筑之精，珍奇之富，为欧洲之所无。一旦化为劫灰，实为我国有关文化的建筑古物，遭受损失之始。此后战事之所破坏；古董商人之所贩卖；以及各地愚民因外人收买之所毁损，更不知凡几。此次抗战以来，沦陷区域整批的毁坏、抢劫、盗窃，更其无从说起了。几世几年的菁英，一朝化为乌有，言之岂不可痛？但须知：（一）文化的进退，视乎其社会的情状，是否安和，物质所表现的文明，实在其次。（二）即舍此弗论，以现在文化的状态，虽有宝物，亦必不能终守。此岂独今日为然？亦岂独中国为然？（三）所谓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一方面固然代表学术技艺，一方面也代表奢侈的生活。后者固绝不足取，即前者，就已往的社会论，并不过一部分人能参与此等工作，大多数人，都是被摈于其外的。今后社会的组织果能改变，合全社会人而从事于此，已往的成绩又何足道？所以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等，能保存固当尽力保存，如其失之，亦无足深惜敢以此为国民进一解。

中国历代对于属地，系取羁縻政策的，政府或设官以管理其通路，如汉朝的西域都护是；又或驻扎于几个要点，如唐朝的都督府是。此等官吏对于服属的部族加以管理，有违命或互相攻击或内乱之事，则加以制止。防患于未然，使其事不至扩大而成为边垂之患，此即所谓守在四夷。但中国的政情，是以安静为主的。不但向外开拓，即对于边疆的维持，亦不能费多大的国力。所以对服属的部族真个强盛时，中国所设的管理机关，就只得撤退。再进一步，就患仍中于边垂了。历代的武功，除西汉一朝去封建时代近，其君主及人民都略有侵略的性质外，其余如唐朝及清朝，实都不过如此。看似武功煊赫，拓土万里，实则都是被征服者的衰乱，并不是中国的兵怎样的强。总而言之，开疆拓土，甚至于防守边垂，在中国政治上，实向不视为要务。在如此情形之下，驾驭未开化的蛮族，尚且不足，何况抵御现代西方国家的侵略？所以中西交通之后，中国的属地和属国，必要有一度的被侵削。这也是前此的政情所限定的，并非任何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失策。

历代对西北的发展，实力所及，在天山北路略以伊犁河流域、在天山南路略以葱岭为限。自此以外，则因道里穹远，山川阻深，实力不能及，仅为声威所至了。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荡平准部，平定天山北路。二十四年（1759）翦除大小和卓木，平定天山南路。其时葱岭以西，以及伊犁河域以外之国，如哈萨克（即吉利吉思）、布鲁特、浩罕、布哈尔、基华、阿富汗等，都来归附，是为清朝极盛之时。清朝对于此等地方，自然仍沿历代羁縻之策，不过遣满洲大臣驻防而已。而俄国的势力，却向亚洲西北部，逐渐发展。至道光三十年（1850），遂叩我西北的门户，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通商。俄国的交涉，在清朝是归理藩院办理的，此时理藩院议许伊犁、塔尔巴哈台，而拒绝喀什噶尔。遂由伊犁将军奕山，和俄国订定通商章程，两国贸易都免税，严禁赊欠及缉失物、交逃人之约。还是乾隆以前在满、蒙方面交涉的旧眼光，然而东北的风云，已日益紧急了。

清朝对于东三省，是看做他们的发祥地，把其地封锁起来，不许汉人移殖。然徒从事于封锁，却不能尽力经营。（要经营不得不用汉人，一用汉人，封锁的计划，就破坏了。）所以当西力东侵时，东北一隅，实力格外不充足。这也是历代以无动为大，加上清朝自私政策的结果。当《尼布楚》、《恰克图》两约订立时，俄人对于东方的情形，赤不甚深悉。道光二十七年（1847），穆拉维约夫Muravieff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派员探察，才知道库页是岛，前此俄人误以为是半岛，则航行黑龙江，必经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期甚长，今知库页之为岛，则可由鞑靼海峡，鞑靼海峡是不冻的，而且可容吃水15英尺的大汽船，黑龙江价值倍增了。伊犁、塔城通商之年，俄人遂定尼科来伊佛斯克为军港。（即庙街。）越二年（1852年，清文宗咸丰二年）占据德克斯勒湾，又进占库页岛。东北的风云益紧了。明年（1853），俄人和土耳其开战，英、法将援助土国。穆拉维约夫要在东方设防，乃西归觐见俄皇，极陈当占据黑龙江。当《尼布楚条约》订定时，俄人本以为出于迫胁，心怀不服。至此，遂议定和中国重行划界。而俄国的外交部，不以穆拉维约夫的举动为然。行文中国，请协定格尔必齐河上流边界。明年，吉林将军将其奏闻。上谕派员查办，于是吉、黑、库伦，同时派员会勘。此时若能迅速定议，自是中国之利。无如所派之员，或以冰冻难行为辞，或以约会相左为解，辗转经年，卒无成就。而俄与英、法开战，俄皇遂以极东全权授穆拉维约夫，得径与中国交涉。穆拉维约夫乃行文中国政府，说因防守太平洋岸起见，要由黑龙江中运兵，请求派员会议，划定边界。使者至恰克图，中国不许其进京，穆拉维约夫就径由黑龙江航行。瑷珲副都统见其兵多，不敢拒绝。咸丰五年（1855），穆拉维约夫和黑龙江委员台恒会见，借口为防英、法起见，黑龙江口和内地，必须联络，请划江为界。台恒示以俄国外交部来文，说该文明认黑龙江左岸为中国之地，何得翻议？穆拉维约夫语塞，乃要求航行黑龙江，而境界置诸缓议。时朝命吉、黑两将军及库伦办事大臣照会俄人，说此次划界，只以未设界牌地方为限。然实际上黑龙江北之地，逐渐为俄所占，清朝仍不过命吉、黑两将军据理折辩，并由理藩院行文俄国，请其查办而已。

五口通商以后，俄人亦援例要求，而清朝不许其在海口通商。咸丰七年（1857），俄使普提雅廷Putiatine到天津，请求划界。朝命折回黑龙江办理。（《上谕》：“中俄接壤，唯乌特河一处，未曾分界，从前委员会议，因该国持论未能公允，是以日久无成。今该使既系该国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云云。中国此次交涉，是全然依据条约办理的，但其时实力太薄，条约已无从维持了。）时俄已以界务任穆拉维约夫。普提雅廷遂南行，与英、法、美使臣会合。明年，英、法兵陷大沽，穆拉维约夫乘机照会黑龙江将军奕山，约其在瑷珲会晤。于是奕山为全权大臣，和穆拉维约夫定约于瑷珲，割黑龙江北属俄，而以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此约汉文云：“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此松花江三字，明系注语，即指黑龙江而言，中国人因谓下文“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的松花江，亦系指松花江口以下的黑龙江。说依据条约，俄人实无在松花江中行船的权利。然据钱恂《中俄界约斟注》，则谓满、蒙文，俄文和英、法文各本，均无上两松花江字，而下文确有之。）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克，原住的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管理。［此即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亦申明黑龙江左岸中国人住的地方，及中国人所占渔猎的地方，俄国均不得占据，仍准中国照常渔猎，重立界牌，以后永无更改，并不得侵占附近各地。嗣以华、俄居民垦田交错，互起争端，曾于光绪六年即1880年，九年即1882年两次会立封堆，确立界址。清朝复以平原界堆，容易迁移，于光绪十三年，即1887年，派李金镛去和俄国交涉，重划界址，掘濠为界，纵约200余里，横约七八十里不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即1900年，义和团事起，俄人驱逐各屯居民，聚在大屋中，多被烧死。幸免的百余人，都凫水逃归江右。二十八年，即1902年，俄国所立《东三省撤兵条约》，虽有“允将东三省各地交还中国治理，一如未占据之先”之语，然其地迄未交还。此注略据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中华书局本。］此约既定，侍讲殷兆镛参奏奕山，以黑龙江外五千里之地，借称闲旷，不候谕旨，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就条约观之，诚如殷氏所论。然据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则奕山当日未尝不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当时的形势，是万不能和俄人开战的，边备废弛，兵力衰颓，由来已久，断不能令身当交涉之冲的一个人独尸其咎。

普提雅廷

普提雅廷南行后，旋与英、法、美三使俱至天津，仍请添设通商口岸。清朝称，恰克图和伊犁、塔城，已有三口，若再在五口通商，则共有八口。他国要求，无以折服。命谭廷襄在五口之中，选择两口，至多三口，旋亦许其一律。及桂良到津，遂与俄国定约。其中重要条款：（一）以后行文，由俄国外交部径达军机处或特派的大学士，彼此平行。俄使与大学士、督抚亦平行。遇有要事，得自恰克图或就近海口进京。（二）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通商。他国再增口岸，俄亦一律，并得没领事。（三）陆路通商，人数不加限制，俄人居京城学习满、汉文的，亦不拘年份。（按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库伦大臣奏称：俄罗斯学生，已届10年，请派人前来更换云云，则前此以10年为期。）（四）许在海口及内地传天主教。（五）派员查勘边界。（六）京城、恰克图公文，由台站行走。以半月为限，信函亦得附带。运送应用物件，三个月一次，台站费用，中俄各任其半。（七）又有最惠条款。咸丰十年（1860），伊格那提也夫又在北京续订条约：（一）尽割乌苏里江以东。（二）交界各处，准两国人民随便交易，都不纳税。（三）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钱恂《中俄界约斟注》云：“按《新疆识略》，边徼卡伦，向分三等：历年不移，而设有定地者，是谓常设卡伦。驻卡官兵，有时在此处安设，有时移向彼处，或春秋两季递移，或春冬两季递移，或春夏秋三季递移者，是谓移设之卡伦。有其地虽有卡伦，而有时过时则撤者，是谓添设之卡伦。卡伦之设，本只游牧人私行出入，初无关于界址。故常设之卡伦，至近者距城或不过数十里。咸丰十年（1860）之约，指明以常驻卡伦为界。同治初元，将军明谊与彼官勘界。彼坚执常驻二字。明将军再四辨论，总署亦与争持，谓中国卡伦，向无常驻不常驻之分，必当以最外卡伦为界。无如边徼规制，彼中习见习闻，竟不克挽回。而乌里雅苏台以西之界遂蹙。”按此约立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大阿勒台山迤北，塔尔巴哈台所属塔尔巴哈台山、阿拉套山迤北，及伊犁所属卡伦，均有向内移徙的，见第四条。又塔尔巴哈台所属民庄五处，则限10年内徙，见第十条。］雍正六年（1728）所立沙宾达巴哈界牌，西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的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四）兴凯湖至图们江，订于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会立界牌。沙宾达巴哈至浩罕，则不限日期。（五）恰克图照旧到京。所经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六）库伦设立领事。（七）俄商来的，每处不过200人，须有本国边界官路引。（八）中国商人，亦可往俄国内地通商，并得在俄京或他处设立领事。（九）开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除不许赊欠之例，领事和地方官平行。（十）犯罪争讼，各归本国治罪。（十一）边事向唯库伦大臣和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伊犁将军和西悉毕尔总督行文办理。今增阿穆尔、东海滨两省固毕尔那托尔和吉林、黑龙江将军行文，均平行。恰克图事，由驻恰克图部员和恰克图边界廓米萨尔行文。要事由东悉毕尔总督行文军机处或理藩院。（十二）恰克图到北京书信，每月一次，限20日。物件二月一次，限40日。商人愿自行雇人送书信物件的，准先报明该处长官，允行后照办。此两约失地数百万方里，自《尼布楚条约》订立至此，共历170年。

咸丰十年（1860）条约定后，东北疆界，中国依约，于其明年派仓场侍郎成琦，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又派右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克，和俄人勘定界址，都立有界约。其西疆之界，则穆宗同治三年（1864），由伊犁将军明谊和俄订立界约，划定沙宾达巴哈至浩罕界上的葱岭的疆界。其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属境于同治八年（1869），塔尔巴哈台属境于九年（1870），由荣春、奎昌与俄人勘定，亦都立有勘界记，唯伊犁属境，未及勘定，而为俄人所据，遂启回事定后的重大交涉。

咸丰十年条约中，由恰克图照旧到京一语，意自不谓京城得行销货物。而俄人曲解条文，要求在北京通商。恰克图、库伦、张家口、通州等处，又借口陆路费重，定税不能照海口一律，又要在蒙古各地随意通商，张家口设立行栈领事。经过关隘，概免稽查。总署力与辨论。卒于同治元年（1862）定《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一）两国边界百里内贸易，均不纳税。（二）中国设官的蒙古地方，及该官所属各盟，亦不纳税。不设官处，须有该国边界官执照，乃可前往。（三）赴天津的，须有俄边界官并恰克图部员盖印执照，限6个月在天津缴销。仍止准由张家口、东塌、通州径行抵津。（四）张家口不设行栈，而准留货物十分之二销售。税皆三分减一。留张之货，不销的准其运赴天津，不纳税，如在津由水路至南北各口的，所减三分之一税，仍须补足。由津及他口运入内地的，亦照纳子税，在他口贩土货运津回国的，除在他口按例纳税外，在津纳一复进口税，在天津、通州贩土货回国的，完一子税。贩别国货的，如已完过正税、子税，则不重征。如未完过子税的，亦应照补。亦均限6个月销照。此章订明试行三年。四年（1865），俄人提议改订。五年（1866），许其天津免纳复进口半税，余展至二年后再商。至八年（1869）乃改订二十二款。（一）俄欲删原约中张家口不得设立行栈一语，中国不可。许将货物酌留十分之二，改为酌留若干。而更添不得设立领事一语。酌留张家口的货，仍交正税，不销的运赴天津、通州时，还以三分之一。（二）原约俄商赴蒙古贸易的，有“小本营生”四字，许其删除。原约但云“无执照者罚办”。此改为“行抵中国一边卡时呈验”，其绕越偷漏的罚则，亦均减轻。（三）在津贩卖复进口土货，由陆路回国的，如在原口已完清全税，一年之内不再重征。并将暂存天津的复进口半税，给还存票。（嗣后天津复进口税，中国与各国一行拟改，俄亦一律改定。）其余悉同原约。此约以五年为期。中国当日，对于商务的盈亏，不甚注意。税入尤所不计，所怕的是俄人遍历各地，窥我虚实。直到后来伊犁交涉时，所斤斤顾虑的，还在这一点。然其时情见势绌更甚，并此时所订定的，亦不能维持了。

咸丰八年、十年两条约，把传教事项，明文规定，这也是中外交通以来的一件大事，自此至光绪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教案常为中国的大患，前后共历40年。今略述教禁解除的经过和教案中最严重的同治九年（1870）天津一案如下。

自雍正元年（1723），将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以后，教士在中国已无复开堂传教的权利。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条约，许美人在五口设立礼拜堂。然这只是许其自行礼拜，并非许其传布。是时法人屡向耆英请开教禁。二十五年（1845）耆英为之奏陈。部议准其在海口设立天主堂，华人入教者听之。法人仍不满足，耆英奏请许其要求，以资笼络。二十六年（1846），上谕令“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自此教禁遂算解除。然尚无外国教士得入内地传教的明文。而法国神父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遽往广西西林传教。咸丰六年（1856）为知县张鸣风所杀，成为法国用兵的一因，已见第二节。八年条约，既许各国传教。法约补遗条款中，又规定张鸣风革职，革职后须照会法使，并须将革职事由，载明京报。是为中国因教案处分官吏之始。十年法约，又规定赔还前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廓等件，交法使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自此外国传教士往内地传教才有条约上的根据，并且得置产业。（教会在内地置产，同治四年，即1865年，总署与法使议定章程。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续有厘订，其中主要的条件，为内地的教产属于教会，私人不得购置。）以后欧洲来华的教士，遂都由法国保护；往内地的执照，亦由法公使发给；有教案亦由法公使独当交涉之冲。直至光绪十七年（1891）德人谋破坏法国保护教士之权，才照会总署，说德国在华教士，由德国自行保护。旋因教案启衅，占据胶州湾。中国人说外人的传教，带有侵略性质，也无怪其然了。

教禁甫开，而教案即起。其事在同治元年（1862）。是时法国人分遣教士，游行各省，将至湖南，长沙、湘潭一带的教民，相与夸耀，以为扬眉吐气，复见天日。因此激动湖南士绅的公愤，撰成公檄，流传入赣。赣省的士绅，又从而传布之。遂至酿成两省的教案。其事详见《中西纪事》的《江楚黜教》篇中。他省亦时有教案，连绵不绝，至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其严重达于极点。

此案因当时天津有迷拐小孩之事而引起。先是，法国教士在天津的三叉河建立教堂，谓之仁慈堂。其中的女教士，出钱收养贫儿。及是，拐匪武兰珍被捕，供称教民王三将迷药给他。而是时仁慈堂孩童适患疫病，死的颇多。民间遂谣言教堂迷拐孩童，剖心挖眼，并义冢上尸骸暴露的，亦指为教堂所弃。崇厚时为三口通商大臣，和天津道周家勋等会同法国领事丰大业M．Foutanier带武兰珍到堂调查。兰珍语多支离，和原供不符，事已明白。祟厚允即出示辟谣。而其回署时，人民观看的，和教堂中人言语龃龉，互把砖石相击，人民遂集众围困教堂，势将滋事。丰大业跑到崇厚署中，咆哮忿詈。崇厚抚慰他，不听，拔枪射击祟厚，不中，把器物毁坏。崇厚初时避去，后因丰大业要走，又自己出来留他，劝他不必冒险。丰大业不听，走出，路遇天津知县刘杰，又拔枪射击，把刘杰的仆人打伤。人民见之大怒，将丰大业打死。又鸣锣聚众，把教堂焚毁，教民教士，死者数十人。其时江苏等省，亦有教案。外使遂认津案为外人全体的安全问题，共同提出抗议，形势严重。清朝命署理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法国代理公使罗淑亚Comte de Roche-chouart要求将刘杰和天津知府张光藻、提督陈国瑞议抵。法国调兵船到津。中国亦命督办陕西军务李鸿章带兵驰赴京畿。起刘铭传统带铭军，并命沿海沿江督抚戒备。添派丁日昌赴津会办。未到时，先令兵部尚书毛昶熙赴津。（旋崇厚使法，即以昶熙署三口通商大臣。）未几，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曾国藩回两江本任，仍命将津案奏结后起行。当国藩到津时，士大夫间议论蜂起。有劝其劾崇厚以伸民气的。有要鼓励天津人民，驱除洋人的。有要联英、俄以攻法的。国藩力持镇定，奏称“自道光庚子以来（道光二十年，1840）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此时如其开战，“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乃将张光藻、刘杰，按刁民滋事，地方文武不能弹压镇抚例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滋事的人民，正法的15人，定军流之罪的4人，徒刑的17人，共出赔偿抚恤之费46万两，派崇厚赴法道歉，作为了结。（曾国藩办理此案，在当时很为舆论所不满。然其气概自有足多的。当其疏劾天津府县时，都中士大夫多诒书相责，国藩唯自引咎而已。其致总署书，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其实当时的情势，何能因此与法国开衅？他写给朋友的信，说“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诒忧于君父”，这正是他忍辱负重之处。他虽看似软弱，然崇厚要徇外人的要求，将府县议抵。他却坚持不可，说“外国论强弱不论是非。如其立意决裂，虽百请百从，仍难保其无事”，亦可见其审慎之自有限度。当他到天津去时，写信给两个儿子，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恐致激成大变。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效命疆场，今年老病躯，危难之际，断不吝于一死，自负初心。恐邂逅及难，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云云。这实在是一张遗嘱。其办理津案时，亦奏称“臣自带兵以来，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事急，病虽深，此心毫无顾畏。断不肯因外国要求，尽变常度。”其致崇厚书，则言“祸则同当，谤则同分”。均可见其浩然之气，名誉生死，都置度外，而唯行其心之所安。办事者必有此等精神，才可以担当大事。畏首畏尾，视私人的利害重于国家的安危，其究也，必致事败坏而身名亦随之决裂。古人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吾人的办事，亦正是如此。事君也是要办事的，并不是事奉一个人。）这一年，恰值普、法开战，法兵大败，所以此案得以如此了结，否则还有更严重的可能性的。

天主教教堂

教案的起源，固由于天主教被禁止后，秘密传播者若干年，有以引起教外人的猜测，（见第三章第二节。）然其间实有一更深远的原因，优于其后。剖心挖眼等谣言，我小时候尚听到过，然其时谣言虽盛，实亦无人深信。上层社会的士大夫，到底不是毫无凭证的言语所能使其深信不疑的。下层社会中人，则素无组织，可以为一哄之市，而不能坚决有所作为。倘使当其聚哄之时，有人从旁劝谕，官吏再略加禁遏，风潮也就平息了。从前的教案，所以每由极细微的事情，甚或是全无根据的谣言，扩大而成为聚众滋事的案件，实由于发动之时，只有从旁鼓动的人，绝无劝谕禁止的人。（亦有少数明白的人，知其事之无益有损。然在此等情形之下，无从开口，即开口亦无效力。）其所由然，则因对于洋人，对于西教，先存一憎恶之念，此等心理之养成，由于（一）世界未交通时，每一民族，都有以本族为中心，而厌恶卑视外人的心理。（二）又宗教本有排外性质，中国人虽说信教不甚，排斥异教亦不甚，究亦不能全免。（三）合此两因，加以败北的耻辱，西人东来后，如杨光先辈的疑忌，至此不啻以事实为之证明。于是群怀怨恨之心，剖心挖眼等谣言，就易于流行了。（四）而自教禁解除之后，教中人的举动，亦有以激之。西人来传教的，只知道物质上的施惠，向中国的愚民，加以劝导，而不知道民族心理上此等深奥的原因。及其激成教案之后，则又一味靠强力压迫，以为如此，必可以使中国人畏惧，而不再滋闹，（如津案，后来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对李鸿章述当时英使之言，说倘将天津地方全行焚毁，即可保后来无事。直至庚子拳乱，和约中要规定闹教地方停止考试，还是此等见解。）而不知事实适得其反。佛教的输入，其初或亦系施诸愚民，然不久即行于士大夫之间。（信奉佛教，见于正史最早的，是后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英，稍后的则是后汉末年的笮融，事见《后汉书·光武十三王传》及《陶谦传》，其迷信的色彩都很深。）基督教之初输入，亦颇有此情势，士大夫是社会的表率，一切举动，实行虽多由于平民，而其发纵指示，则恒出于士大夫。倘使咸、同以后，传教之土仍能守明代的遗规，注意于士大夫方面，则其成功必可较多，冲突必可较少。无如此时西人来传教的，已不能如前此的教士、久居中国，有一番预备工夫，通华语的已少，通华文的更少，亦不能深悉中国的风俗。虽亦有译书及设立学校等工作，然其学校所教的，实无甚深义，所译的书，亦不足引起华人的兴味。西教在士大夫之间，遂绝无地位，平民信教的，则多数是社会上落伍之徒。须知沿袭闭关时代的旧习，见了外国人，即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憎恶之念，固非开通人士之所为。然人总是中材居多数，中材总是为一时风气所囿的，超出乎风气之上，而不为其所囿，固然难能可贵，够不上风气，而不为其所囿，则是不足贵，而且是可鄙贱的。此二者毫厘之差，千里之缪，断不容混为一谈。即如同治初年的教案，长沙、湘潭的教民，当国蹙师熸之日，不怀愧忿之念，反有欣喜之情，此等人，如何够得上做国家民族的一分子？在当时，如何不要激起一般人的反感？所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其遭遇反对，其太注意于下层社会，以致招致了一班民族性较为缺乏的人，亦不能不尸其咎。（《中庸》说“不诚无物”，而倚势凌人，尤足以引起人家的反感。《中西纪事·猾夏之渐》篇说：嘉庆中叶，缉拿白莲教徒，两江总督百龄，缉得教次方荥升等，令从其教者，但跨十字架，吃猪肉，便可免死。荥升及一女尼朱二姑娘竟不肯。这决不是什么纯粹的基督教，然其中亦必含有基督教的分子无疑。此时的教徒，其信教是真诚的，果有此等真诚，则其教虽为法令所禁，仍能见谅于社会。历代有许多被禁之教，仍能延续若干年的，这必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到基督教得以公然传播之后，教士只知道以多收教徒为功，而不计来者的动机如何。且如不祀祖先等，在我们的见解，原未必遂以为非。然在当日，能接受此等条件的人，则非极高而有独见之士，即系落伍而够不上吸收水平线以上的中国文化的人。极高而有独见之士，社会上能有多少？何况即有此等人士，其行为还往往履蹈中庸，而不能与其理想相副呢！当时奉教的人，其多文化上落伍的人，更无疑义了。当时入教的人，（一）以讼案希冀教士为之说项。（二）及欲倚势凌人者实多。如乡间酬神演戏及修庙等事，教徒都不肯参与。论者指为民教不和的一原因。其实所以招致教外人反对的，并不因其谨守教规，而由于其傲慢，甚至强横而又带有刁狡的态度，这也是我所亲见亲闻的事。古语说：骄谄只是一事。此言确有至理，因为唯不自重其人格，才会蔑视他人的人格，所以此等恶劣的教徒，见了西教士，其态度格外驯谨。教士不知，就误信为好人了。这也是西教士对于中国社会，似了解而实不了解之处。天主、耶稣两教，天主教教规较严，和中国人民隔绝亦较甚，而教案亦以对天主教为较烈，即其明证。）至于教士遇有词讼及其他案件，动辄袒护教民，干涉地方官的行政，那更是令人民身受其祸，而觉其为切肤之痛的了。自光绪庚子以前，教案的时起，中国士大夫的顽固，平民的愚昧而易盲动，官吏办事的糊涂敷衍，是万不能不负责任的，此层我亦无异议。但在今日，知此义者已多，无待论列。至于教案的背后，更有一种深远的原因，则知者较少，所以略抒其说如下。我们试看，当日曾国藩赴津时，孝钦皇后面谕他，说百姓焚毁教堂时，得有人心人眼，呈交崇厚，而崇厚将其销毁，命曾国藩密查。（《中西纪事·猾夏之渐》篇云：道光二十五年，部议准海口设立天主堂，华人入教者听之，唯不得奸诱妇女，及诳骗病人眼睛，违者仍治罪。可见此说一时甚流行，孝钦皇后亦系为此等见解所惑。曾国藩奏称：“仁慈堂查出男女，讯无被掳情事。挖眼剖心，全系谣传，毫无实据。焚毁教堂之日，众目昭彰，若有人心人眼等物，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又称：“津民所以生愤，则亦有故。教堂终年扃闭，莫能窥测，可疑者一。中国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可疑者二。仁慈堂死人，有洗尸封眼之事，可疑者三。仁慈堂所医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可疑者四。堂中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可疑者五。”可见与大众隔绝之事，易启疑窦了。张之洞著《劝学篇》，已在光绪戊戌之岁，尚对挖眼剖心等谣言加以辨驳，可见其时尚有流传。然此时距庚子不过数年。庚子以后，教案就几乎绝迹了。倘使大众真以此等说为真实，哪有如此容易之理？可见谣言虽有，不过是一种鼓动的资料，真以为确实而因此坚决行动的，并无其人。）当同治元年（1862），江西闹教时，巡抚沈葆桢自愿挺身任之，且称此为国家二百年养土之报。其时中国预备修订条约，命中外大臣筹议。崇厚覆奏，有天主教无异释道之语，醇亲王奕深恶其言，奏称“没齿鄙之”。奕固然顽固，也是身当政局之冲的人，并不是什么住居乡僻，不通世事的乡愚。孝钦后、沈葆桢更不必论了，而其见解如此。这就可见当日中西的隔阂，别有一民族上深远的原因，而知识的锢蔽只是其浅焉者。而知识亦正由此等心理为之障碍，以至于锢蔽。天下风起云涌之事，断没有在短时间之内，能够烟消火灭的。然自光绪庚子以后，教案竟不大听见了，真个给外国人的兵威惩创了，惧怕了吗？夫岂其然。中国人的知识，到此忽然开通了吗？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不过经此次变乱之后，知道盲动的无益，民族心理，转向别一条路上去发挥罢了。这也可见得从前的教案，并不专是宗教问题，而别有一次民族的精神，潜伏在内了。［同治元年江楚黜教时，郭嵩焘致书曾国藩，谓唱之者为无识的儒生，附和之者，则愚民乘势钞掠为利。这诚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后来教案连绵不绝，乘势钞掠，怕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然有三点，亦须辨明的，（一）乘机钞掠的，只是少数奸民，与多数人民无涉。（二）奸民有时是事后加入的。初发动时，群众的动机，实系纯洁。（三）其始终纯洁，并无钞掠行为的，亦未尝无有。吾幼居武进，武进城内之有教堂，似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戊戌变法之年，1898年以后。自此以前，已有一次，教民想到城里来建筑教堂，给一个姓穆，或者是姓莫的聚众阻止。武进城中，此两姓俱有，而武进人读此两字音相同。吾于此事，仅得诸传闻，故不能知为何字。这个人本亦是武断乡曲，不为乡里所齿的。然此次之事，却动机纯洁，行为亦极有秩序。他是在法律上得到一个据点，即寻到了一点教中人的错处，然后发动的。所以教徒竟无如之何，而在城内建造教堂之事，为之迟延者若干年。此人因此颇为乡里所称许，他亦竟因舆论的称许，而从此改邪归正了。此次之事，即始终无钞掠等举动，武进先辈，多能道之。］

因教案的时起，总署议订管理教士章程，凡八条，（一）停止收养孤儿，或严行限制。（二）教堂祈祷，不得男女混杂。（三）教士不得干预官吏行政，侵犯中国有司之权。（四）教民滋事，曲直须凭地方官作主，不得有所包庇。（五）教士护照须载明经行地方，不得任意遨游。（六）奉教的须查明身家来历。（七）教士与有司往来，应有一定礼节，不得妄自尊大。（八）从前教堂基址，已成民居的，不得任意索取。将其照会驻京公使，英、美赞成其原则，而不尽同意其细则，事不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