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世界之地，文明的中心点，共有三处：（一）为亚洲东部的中国。（二）为亚洲南部的印度。（三）在亚欧非三洲之交，即所谓西洋文明。印度人在历史上，未曾充分发挥过政治上的势力，所以讲历史的人，大抵把它分做东洋西洋两部。东西洋的文明，中以亚洲中部的高原为之间隔，［不甚读史的人，往往误以欧亚二洲为东西洋的界限，其实不然，水本不足为交通的障碍。界乌拉尔河、里海、黑海、乌拉尔岭虽长而低，高加索山虽高而短，亦不足以为交通的障碍的。所以为历史上东西洋文化的间隔的，实在是亚洲中央的高原。自亚洲的东方到欧洲，有三条路：（一）为北道，经西伯利亚逾乌拉尔岭入欧俄，其地太觉荒凉，从古无甚往来。（二）为中道，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历咸海、里海地带至欧洲，亦只是蛮族侵掠的路。（三）为南道，自天山南路逾葱岭入西亚，则系文明发达之地。但其地太艰险，所以交通不能大盛。］所以其相通，必于海而不于陆。中国和欧洲的交通，是自古就有的，但其互相灌输，不过是枝节的技术问题，（罗盘针、印刷术、火药等，至近世虽能令社会文明焕然改观，然在当时，实不过如此。）未能使社会焕然改观。社会向外发展之力，既尚不大，亦未能使东西两洋发生亲密的关系。所以历史上的中欧交通，握其枢纽的，实在多是印度、阿拉伯及其他西亚诸国人。中国人到欧洲，欧洲人到中国的，究竟不多。这种情形，在未入近世史之前，始终没有改变。中欧的大通既不于陆而于海，则起著先鞭的，必然是长于航海的人。以地理形势论，必属于欧洲而不属于亚洲的东部。（欧洲海岸线最长，内地的每一关，距海岸皆较近。且其文明发达，自古即在地中海沿岸，其国家的富厚繁荣，实与海有甚深的关系。与中国以陆为中心，视海路的发展无甚关系的，大不相同。）这是自然形势所支配，无足为异的。
近世欧人的东来，起于15世纪，即明朝的中叶。其时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所据，（事在公元1453年，即明景帝景泰四年。）欧人出波斯湾东航之路绝。其自亚历山大里亚溯尼罗河入红海的路，则因中经沙漠，颇觉不便，欧人乃想别觅新路。其首先崛起的，当推葡萄牙，公元1486年，即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通过好望角，1498年，即明孝宗弘治十一年，达到印度，又占领锡兰、麻六甲、爪哇诸岛屿。（诸岛屿中，麻六甲最称重要。1511年，即明武宗正德六年，葡人取之，建为重要的军商港。至1641年，即明思宗崇祯十四年，乃为荷兰人所夺。）西班牙人继之，其所遣的哥伦布（Colombo）即以1493年，即明孝宗弘治六年发现美洲。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又以1519年，即明武宗正德十四年环绕地球航行。（麦哲伦本葡萄牙军官，以不满葡人待遇，改投西班牙。1519年，即明武宗正德十四年，以五舟西航南美。明年，越麦哲伦海峡入太平洋，又明年，至菲律宾，以助土酋作战而死。五舟逐渐损失，仅余一舟，以1522年，即明世宗嘉靖元年西归。）西班牙于是征服墨西哥、秘鲁，东占菲律宾群岛，时在1565年，即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菲律宾群岛距西班牙颇远。好望角航路，既为葡萄牙所据，航行麦哲伦海峡，则太觉回远，所以其与本国的关系颇疏，然中国商船，聚集其地的颇多。至葡萄牙都城里斯本，则在欧洲，为东洋货物聚集之地。1581年，即明神宗万历九年，荷兰叛西班牙，时西班牙王兼王葡萄牙，乃禁止荷人出入里斯本。1599年，即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英人自设东印度公司，越二年（1602年，即万历三十年。）荷人继之，葡萄牙航业遂渐为荷人所夺。（荷人立巴达维亚，事在1619年，即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英国在印度，亦逐渐得势。而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通，亦于是乎开始。
中国和西洋的交通，由来甚早，历代西方的估客，梯山航海而来的不少。近世欧人东来，自然犹以敌意遇之。然（一）历代东西交通，所贩卖的，大概是珍奇之品，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见之自然适得其反。而且交广之地，天高皇帝远，肆意诛求，究难发觉。所以通商地方，或专司通商事务的官吏，特别容易贪污。（二）商人唯利是图，自更无所不至。主人畏客，乃五口通商以后的特别的情形。客子畏人，则千古一辙。在外商无力争持，中国官吏，不能秉公判断的情形下，中国商人，自然要极其力之所能至，以榨取外商。（三）班超对任尚说：能来西域的吏士，必非孝子顺孙。何况远越重洋的冒险家？此辈从其一方面说，自然是个英雄，从其又一方面说，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却很难下个断语。怀抱大志的首领如此，何况其余附随的人呢？当时各商船的水手等，甚有类于海盗的行为。因此，很足以引起大多数对通商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民的反感。（四）中国历代不甚奖励人民向海上发展。因为海上的情形，不甚熟悉，对于海盗不易犁庭扫穴。遂觉其较诸陆上的盗贼，可怕得多。明朝承倭寇之后，此等恐怖心尤甚。又加当时的欧洲人，船炮的坚利，已非中国所及。（《明史·外国传》：和兰：“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烈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所以对于他尤为畏恶，积此四端，遂酿成近世中西交通之始，一种隔阂的情形。
唐宋以降，中国在沿海各口岸，多设有市舶司，明朝在广州亦然。外国商船来的，本来停泊在今中山县南虎跳门外的浪白洋中，就船交易。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移于高州的电白。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又移于现在的澳门。（见《明史·外国佛郎机传》，称为壕境。）后来诸国商人，率多离去，唯葡萄牙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按年纳银500两，租地造屋。自此葡人在中国，遂独在陆上得有根据地。英人以思宗崇祯十年（1637）来澳门，为葡人所阻。自谒中国官吏求通商。至虎门，又遭炮击。英人还击，毁其炮台，旋复送还俘掠，中国亦许其通商。然其时已迫明末，未几，广东军事起，英人商务遂绝。荷兰于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据台湾、澎湖，至清世祖顺治十七年（1660），为郑成功所夺，清朝曾约荷兰夹击台湾，所以许其每隔八年，到广东来通商一次，船数以四只为限。
清初因防郑氏，海禁甚严，然通商本系两利之事，所以台湾平后，海禁即开。（当时广东海禁虽弛，福建人仍禁出海，清世宗雍正五年，闽督高其倬奏：福建地狭人稠，宜广开其谋生之路，如能许其入海，则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为舵工、水手，一船所养，几及百人云云，廷议许之。福建出海之禁始解，观此即知通商之利。）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海关。二十七年（1688），又于舟山设定海县，将宁波海关移设其地。外商以习惯，仍趋重于广东。时税制既不整饬，官吏又私收规礼，卖买则为特设的行商所专。行商入行时，取费颇重，有至二三十万两的，其事业既系专利，并不靠才能经营，所以其人率多骄奢淫佚，亏累之后，则取偿于外商，税收规礼之数，既由其决定，出入口的货价，亦由其专断，外商多恶其垄断。而中国官吏，把收税和管束外人之事，都交托他，所以行商不能取消，外商无可控诉，乃改趋浙江。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可扬帆直至者不同，又命明年驱归粤海。时英商务业已盛大，乃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遣马甘尼George Macartney前来，要求改良通商章程。（所要求的为在北京设使，开放宁波、天津，于舟山及广州附近，给与居住之地，并减轻税项等。）时值高宗八旬万寿，清人强指其为祝寿而来，锡以筵宴礼物，给其国王敕谕两道，于其所请求之事，一概驳斥不准。乾隆末年，东南海盗大起，至嘉庆时尤甚。其时拿破仑方图独霸欧陆，发布《大陆条例》以困英。葡萄牙人不听，为法所破。英人怕其侵入东洋，要派兵代葡国保守澳门，乃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助中国剿办海盗为词，向中国陈请。中国听了，自然觉得诧异，严词拒绝。嘉庆十三年（1808），英人以兵船闯入澳门，并派兵300人登岸。时粤督为吴熊光，巡抚为孙玉庭，遣洋行挟大班往谕。（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中国称为大班。）英人不听熊光命，禁其贸易，断其接济。英人遂闯入虎门，声言索还茶价和商欠。仁宗谕吴熊光：严饬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办。熊光知兵力不足恃，始终不肯决裂。乃以退兵为先决条件，许其贸易而去。仁宗怒其畏葸，把熊光、玉庭都革职，代以百龄和韩葑，管理外人愈严。二十一年（1816），再遣阿姆哈司Amhenrst来聘，仁宗遣使往迎，其人挟之，一昼夜自通州驰至圆明园，国书衣装都落后。明日，仁宗御殿召见。英使不得已，以疾辞。仁宗疑其傲慢，大怒，命将其押赴广东，旋知咎在迎迓的人，乃命粤督加以慰谕，酌收贡品，仍赐英王敕谕，赏以礼物。然英人所要求，则一概无从说起了。总而言之，当时通商之局，积弊甚深，而中外之间，隔碍殊甚。断非寻常交涉，所能加以调整。道光季年兵祸，业已隐伏于此时了。
澳门老街区
通商的交涉，隔阂如此，而传教一事，尤为引起纠纷之端。中国历代，外教输入的不少，就是基督教，当唐朝及元朝，亦曾两度输入，然皆无甚影响。到近代，其情形乃大不相同。此由其（一）则挟科学以俱来，（二）则有国力为后盾。以国力为后盾，乃是五口通商以后的事，自此以前，仍系纯粹的宗教事件。
首先到中国来传布基督教的，是旧派中的耶稣会，中国人称为天主教。耶稣会以1552年，即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成立。著名的教士利玛窦Matteo，以1580年，即明神宗万历八年到澳门，久居广东的肇庆，至1598年，即万历二十六年，乃至南京，结交士大夫，旋入北京，朝见神宗。1600年，即万历二十八年，神宗赐以住宅，并许其在北京建造天主堂。当时徐光启、李之藻等，佩服其科学，因亦相信其宗教。而南京礼部侍郎沈漼、给事中徐如珂等攻之，神宗初不听。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死，攻击者愈烈，四十四年（1616），其教卒被禁，教士都勒归澳门。是年，清太祖叛明，四十六年（1618），召其人制造枪炮，教禁亦解。时历法疏舛，而深通天文的汤若望AdamSchaal来华。思宗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荐其在历局服务。十四年（1641），新历成，未及行而明亡。清人入关以后，汤若望上书自陈，诏将其历颁行，定名为时宪书。汤若望和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并任职钦天监。此时的天主教，虽亦有人信其教理，然得以推行顺利的，实在还是靠科学之力。
宗教是富有排外性的，虽然借科学为辅助，得以传播，究竟免不了一番剧烈攻击。当时攻击西教最力的，是习回回历法的杨光先。但光先所攻击的，并不是其历法。据他所著的《不得已书》，他所怀疑的：是教士不婚不宦，不远万里而来，疑其必别有所图。他说：制器精者，其军械亦精。任其出入无禁，各省的山川形势，兵马钱粮，无一不为所深悉，异日必成中国的大患。所以他主张宁可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此等主张，在今日看起来，似乎可笑。然在当时，实是应有的疑忌，并不足以为怪的。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他的攻击得胜了。汤若望等均遭罢斥。即以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光先自陈：知历理而不知历法，再三辞谢，当局者不听。反对西教的人说：这是当局者有意陷害他的。到六年（1667），到底因推闰失实，获罪遣戍，不久就死在路上。反对西教的人，又疑其为教中人所谋杀。此等推测之辞，固难据为信史，然亦可见教中人和教外人隔阂之深了。
杨光先既得罪，南怀仁再为监正。清圣祖是个爱好学问的人，对于科学，亦颇有兴趣，生平任用西教士尤多。然其文集中，论及西洋各国，亦说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后来同治年间，设立同文馆时，倭仁上书谏诤，引用此语，谓圣祖的用其法而实恶其人，这不能算是倭仁的曲解，可见圣祖的用意，实与杨光先相去无几，不过不取激烈的措置罢了。此可见西教与中国人之间隔阂仍在，仅因技术上的需要而见缓和。一旦教理上的争辩发生，自然终不免决裂了。(www.xing528.com)
利玛窦等的传教，不禁教徒拜天，亦不禁教徒拜祖宗，拜孔子。他说：中国人的拜天，乃敬其为万物之本。拜祖宗，系出于孝爱之诚。拜孔子，则敬仰其人格，并非崇拜偶像。其人皆习华语，通华文，饮食起居，亦都改照华人的样子。所以中国人对他，不生异教畏恶之感。然他派的教士，颇有不以为然的，讦之于教皇。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派多罗Tonrmou到中国来禁止。圣祖与之辩论，多罗不服，圣祖大怒，将其押赴澳门，交葡萄牙人看管，多罗忧愤而死。（1454，即明景帝景泰五年，教皇命葡萄牙王保护到中国传教的教士。嗣后教士东来的，必得葡王的允许，虽非葡国人亦然。1683年，即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法人始自设教会于巴黎。明年，遂派教士东来。西班牙的教士，则先以1630年，即明思宗崇祯三年到中国，后来向教皇攻击利玛窦一派教士的，就是西班牙人。法国教士也附和他，多罗被派到中国来时，知道和中国人交涉无益，乃自请为总教，希冀教士听他的话，然仍无益。圣祖把多罗送到澳门，命葡人监视，葡人因其为教皇所派，又以主教自居，和他的保护权有妨碍，所以拘禁之甚严。）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教皇解散耶稣会。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又命处不听的教士以破门之罚。于是教士不复能顺从中国的习俗，隔阂愈深了。先一年，（康熙五十六年，1717。）碣石镇总兵陈昂奏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依旧例严禁，许之。世宗雍正元年（1723），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明年，两广总督孙毓珣，因澳门地窄难容，奏请容其暂居广州城内的天主堂，而禁其出外行走。许之。）亦见听许。自此至五口通商以后，教禁解除之前，天主教遂变为秘密传布的宗教。
著《中西纪事》的夏燮于教禁解除以后，服官赣省。先是高安县有育婴会，由教中人胡姓掌管，诸生吴姓将女送入会中，长成后赎取。会例：女婴赎回，须立约，载明仍由教士作主，指配信教之家。胡姓欲以女配己族中信教之人，吴姓欲自行择配，遂至涉讼。其时夏氏奉委办理教案。教士托其代求大府，迅饬瑞州府审结。夏氏诘以收养之女，定要指配教内人，江省安得有此从教相当的男女？又岂能以从教之故，令其远适异域？教士笑道：“江省何县何乡无我教中人，君不知邪？”观此，可知所谓教禁的有名无实。［此节所引《中西纪事），见《江楚黜教篇》。此篇又谓教禁未解时，抚州城外，有法人，在义冢旁赁屋一区，常以黑夜传教。又谓抚、建、袁、瑞、临、吉等处，亦多似此。吴城东菜园教堂，直至道光时，乃为新建知县所毁。又于望湖楼下改设。咸丰五年（1855），为水师统领彭玉麟所毁。］然究不能公然传布，遂起教外人揣测之辞。夏氏引时人的记载，谓佃民有归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又谓归教者有疾病，不得如常医药，必其教中人来施针灸，妇人亦裸体受治；死时，主者遣人来敛，尽驱死者血属，无一人在前，方扃门行敛，敛毕，以膏药二纸掩尸目，后裹以红布囊，曰衣胞，纫其顶以入棺。或曰：借敛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又谓其能制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物，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夏氏亦谓其男女共宿一堂，本师预目其妇人之白皙者，授以药饵，能令有女怀春，雉鸣求牡。又谓近传其有取婴儿脑髓，室女红丸之事。道家修练，其下者流入采补，固邪教所必有。案采补炼金等事，本中国邪教中所谓邪术淫乱之事，秘密的宗教中，亦往往有之，此皆其古时代之留遗，（古人不知生殖之理，以为“生人之质”，能摄取之，必极补养，所以有采补之术。又以为金之质最坚，倘使构成人身的质料亦和金一般坚，则必能历久不坏，所以方士炼丹的，都很看重黄金。《抱朴子·内篇》中，即充满此等思想。男女禁防之严，乃在家族主义成立之后，然当家族主义初成立时，妇女之专属于某男子，只在平时为然，至公众集会时，则仍回复其得与一切男子自由交接之旧。宗教上的圣地，总是公众集会之所；宗教上的节日，亦是公众集会之时；所以历史学家推论卖淫制度的起源，都以为最早的是宗教卖淫。其实这并不是卖淫，不过是原始的两性关系，未曾破坏的罢了。此项习惯，亦遗留甚久。所以所谓邪教中，恒有男女混乱之事。）天主教实无其事。然众不可理喻，而秘密的事，亦不能禁人之揣测。天主教秘密传播，既经过相当的时间，自然会造成此等诬罔附会之辞。信之者既众，其说遂卒不可破，成为后来闹教的一个因素了。
旧一些的书籍，说起当时所谓洋务来，总把通商传教并举。诚然中西初期的交涉，不外乎这四个字。但俄罗斯却不然，他和中国的交涉，是最初便有政治关系的。
中国历史上，侵掠的北族，大率来自蒙古方面。更北的西伯利亚，因其地太荒凉，不能有甚影响。到近世，欧洲的俄罗斯发达了，转向东方侵略，而西伯利亚之地，遂成为亚洲诸国的一个威胁。这也是历史上的大变局。
俄罗斯的起源，在西洋历史上，亦不甚清楚。据说：他们当唐末，居于今列宁格勒之南、莫斯科之北，北邻瑞典、挪威，有唤做柳利哥的，兄弟三人，始收抚种人，立为部落。柳利哥旧居之地，有遏而罗斯之称，遂以为其部落之名。又说：遏而罗斯是橹声。古时瑞、挪国人，专事钞掠，驾舟四出，柳利哥亦盗魁，故其地有此名。（据《元史译文证补》。）此说系属附会，显而易见。据《唐书·四裔传》：突厥之北，有国名驳马，又称弊刺，又称曷罗支。（《唐书》谓驳马之称，由其“马色皆驳”，当系中国人称之之辞。曷罗支当系其本名。）其地北极于海，人貌多似结骨，而语不相通。结骨，又称黠戛斯，即汉时的坚昆，元时的吉利吉思。《唐书》称其牙在青山。青山之东，有水名剑河，剑河即《元史》的谦河，为今叶尼塞上源的华克穆河。（亦据《元史译文证补》。）《唐书》说结骨“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正是高加索人的样子。其北，似即俄旧居之地。此说如确，则俄人本是亚洲部族，移殖欧洲，到近代，才转向亚洲侵略的了。俄罗斯，《元秘史》作斡鲁速。《元史》作阿罗思，亦作斡罗斯。蒙古西征时，为其所征服。属拔都之后统辖。（元太祖长子术赤之子。西北诸部，本多其所平定。）其后拔都后裔分裂。15世纪中，俄人叛蒙古自立。至葡萄牙人通过好望角时，蒙古诸部几于尽为所灭。此时的吉利吉恩人，亦称为可萨克Kazak，（中国旧称为哈萨克。）其酋长月马克yermak附俄，为之东略。征服鄂毕河城的失必儿Sibir，献其地于俄国。时在1580年，即明神宗万历八年。其后托波儿斯克、托穆斯克、叶尼塞斯克、雅库次克、鄂霍次克等，次第建立。1639年，即明思宗祟祯十二年，遂达到鄂霍次克海。欧洲人开拓殖民地，从没有如此容易的。1649年，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俄人建雅克萨城于黑龙江外。1658年，即清顺治十五年，又于其西筑尼布楚城。可萨克的远征队，屡次剽掠黑龙江流域的土人。
清朝的先世，辗转于今依兰、长白之间，（依兰旧三姓，长白旧兴京。）其地本不过今辽、吉一隅，黑龙江下流，清朝称其地为东海部，实在到太宗时代，才渐次征服的。然清朝对于黑龙江流域的实力，自较俄国为强，特因中原未定，无暇顾及东北，俄国的探险队，遂得乘机侵略。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尝致书尼布楚守将，请其约束边人，并交还逃酋罕帖木儿。（什勒喀河外土酋。因俄人侵掠来降，怨清人待遇薄，复奔俄。）尼布楚守将许之，然不能实行。1675年，即康熙十四年，俄皇遣使到中国来，议通商画界。圣祖答之以书。又因俄人不通中国文字，未有结果。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既平，圣祖乃决意用兵，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船。并筑齐齐哈尔、墨尔根两城，置十驿以通饷道。二十四年（1685），命都统彭春以陆军1万，水军5000围雅克萨。俄将奔尼布楚，清兵毁其城而还。俄将途遇援兵，复还其地，筑垒以守。明年，圣祖又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以兵8000围之，未下。先是圣祖因荷兰人致书俄皇，及是，俄皇的复书适到，允许约束边人，划定疆界，请先释雅克萨之围，圣祖亦许之。乃派内大臣索额图等，和俄使费耀多罗会议于尼布楚。时清使从兵甚多，而俄使从兵颇为单薄，会议决裂，势将启衅。俄人知不能与清敌，乃如清人之意以和。议定条约：西以额尔古讷河，东以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入黑龙江的，都属中国，岭以北属俄。再毁雅克萨城而还。此时俄人的侵略东方，全是可萨克人所为，俄国国家，因鞭长莫及，不能为其后援，故其势不能与中国敌。画界问题，虽已告一段落，通商问题，尚未解决。康熙三十二年（1693），俄使伊德斯Ides来，圣祖许俄商三年一至北京，人数以200为限，留住北京的俄罗斯馆，以80日为限，而免其税。旋因俄人请派学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又为之设立俄罗斯教习馆。
内蒙古在明末，即被清人征服。外蒙古喀尔喀部，则到康熙年间，还不过羁縻。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噶尔丹侵喀尔喀，喀尔喀三汗溃走漠南，（车臣、土谢图、札萨克图三汗。三音诺颜汗本隶札萨克汗，后来清朝嘉其功，因使独立为一部，喀尔喀自此始为四部。）圣祖命科尔沁部假以牧地，为之出兵击破噶尔丹。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自杀，三汗还治漠北。自经此次战争后，外蒙古全然服属于清。蒙俄疆界，亦即成为中俄疆界问题。雍正五年（1727），两国在恰克图订立条约。自额尔古讷河以西，至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乌带河地方，为两国间瓯脱之地。以恰克图、尼布楚为互市之地。高宗乾隆二年（1737），命停止北京互市，专在恰克图，恰克图更形重要了。乾隆二十年（1755），准噶尔为清廷所破，天山北路，全入版图。二十四年（1759），又平天山南路，葱岭西北诸国，朝贡服属的很多，于是中国西北境，亦生与俄国交界的问题，然迄未从事划分。直到咸丰年间，黑龙江外割让以后，才渐次订约。
乾隆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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