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飞扬与落寞：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最近读介绍梁漱溟先生的《飞扬与落寞》。感慨万千。

梁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本。他既有着“为生民立命”而改造中国的社会关怀，又有着“为往圣继绝学”而复兴传统的人文情怀，因此经常陷于“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矛盾之中，徘徊于“志”与“事”之间。他有着说不尽的“飞扬”：以中学毕业生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当教师；30岁不到，就以一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风靡文坛。他也有着讲不完的“落寞”：一生进行着孤独而辛苦的思考，艰难而劳碌的奔走，总是“不合时宜”，最后还是“志事终难两偿”。这样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有人说他是“最后的儒家”，有人说他是“浪漫的补天者”，有人说他是“中国的脊梁”，而他自己则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梁先生的教育生涯。24岁的梁漱溟在蔡元培慧眼识才的大力推荐下，进入北京大学。他不卑不亢，没有任何的慌乱与紧张，而经常是侃侃而谈，甚至是咄咄逼人。关于印度哲学和东西文化的两本著作，让他稳稳地站在了北大的讲坛上。七年以后，他发现自己的理想不是做一个纯粹的“学问家”，而是要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寻求中国问题的答案。

他首先想到的是办学。很快，他担任了山东曹州省立第六中学的校长。他提出应该采取师生小团体的灵活教学，学生应该全面发展，应该具有民主平等的思想。因为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办学的计划很快失败了。1925年春天，梁漱溟带着十多位曹州的学生来到了北京，在什刹海附近开始了他的另外一种教育——“朝会”。他在回忆这个具有古代书院特征的朝会时曾经兴奋地说：“冬天，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地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止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朝会”后来成为他设计的一项重要的学校制度。而《朝话》一书，则记录了他在每次朝会上的讲话。

1928年，在考察了陶行知的晓庄乡村师范学院以后，梁漱溟谢绝了李济深邀请他担任广东省教育专员的任命，出任了广东省立一中的校长。他在学校采取了许多改革的举措，如废除学校杂役，老师和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成立消费协社，取消商店；自己制定行动规则条文，自己遵守；教学上学生自修为主，老师指导，等等。半年以后，校长由他的学生接任，但是改革的方案不变。

离开广东以后，梁漱溟先生先后考察了黄炎培在昆山的徐公桥实验区、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翟城村乡村建设研究院。然后来到河南辉县，在百泉村治学院担任了教务长。但是由于中原大战，很快又被迫停止。梁漱溟的办学梦想一直没有真正实现。直到1931年6月，在韩复榘的鼎力支持下，他才在山东邹平正式建立起乡村建设研究院。但是，这个研究院，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社会改造，或者说是以村民教育为主的大社会教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探索再一次被迫终止。从此，除了1946年在重庆勉仁学院担任了短暂的教习外，他就再也没有从事过学校教育。(www.xing528.com)

梁漱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他敢于拒绝毛泽东邀请他在政府担任职务，他敢于在政协的大会上公开叫板毛主席，在批斗大会上问他有何感想，他的回答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更为有趣的是，在批斗大会上，他竟然可以悠闲地打起太极拳，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梁先生的身上看到我们的影子。在80年代，我在写《中华教育思想研究》的时候，就曾经为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教育家而感动，为他们努力实践的行动精神而感动。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梁先生就已经成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人生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新教育实验，也许就有着梁先生乡村教育思想的血统。

也许，我们的人生没有飞扬只有落寞，我们也永远不会后悔。因为，我们思想过，我们行动过。

也许，先生在轰轰烈烈的人生之后，需要这样的宁静。